兵敗猇亭之後,劉備便在次年四月病逝於永安宮。去世前,他妥善地安排了後事,傳位於劉禪,託孤於諸葛亮,還說了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的話。對此,歷史上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那麼,劉備說這番話,其目的和想法究竟是什麼?在白帝城託孤的背後,有沒有諱莫如深的難言之隱呢?
蜀漢章武二年(公元222年)閏六月,劉備兵敗猇亭,退回永安縣,駐蹕白帝城。這時的劉備,既心力交瘁,又身染疾病,而且一病不起。劉備知道,自己已將不久於人世,便開始有條不紊地安排後事。所謂「後事」,主要是蜀漢政權交給誰。依照世襲制,皇位當然要傳給劉禪。但那時劉禪才十七歲,還是未成年人,才能似乎也遠遠比不上劉備。這就要有人輔佐,劉備選定的是諸葛亮和李嚴。這一點,《三國志?先主傳》說得很清楚:「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託孤之後,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rì(公元223年6月10rì),劉備駕崩於永安宮,享年六十三歲。
劉備的託孤,在三國史上是一件大事,因為它把劉備集團和蜀漢政權不太長的歷史一分為二:前期。領導人是劉備;後期,主心骨是諸葛亮。這個分期,是永安宮託孤三直接結果。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劉備病重的時候,特地將諸葛亮從成都召到永安「屬以後事」,而且說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話。劉備對諸葛亮說,先生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君才十倍曹丕),一定能夠安邦安國,成就大業(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因此,請先生酌情處理。如果劉禪還行,請輔佐他(若嗣子可輔,輔之)。如果這孩子不成器(如其不才),先生不妨自行其是(君可自取)。諸葛亮聽了,淚流滿面,泣不成聲地說,為臣一定竭盡全力輔佐皇上(臣敢竭股肱之力),忠貞不貳報效國家(效忠貞之節),直到獻出自己的生命(繼之以死)。劉備便又下詔訓示劉禪,今後要像對待父親那樣對待丞相(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這就是著名的「永安託孤」,歷史上的爭論也由此而起。
最先表示肯定和讚揚的是陳壽。陳壽在《三國志?先主傳》的評語中說,劉備此舉是古往今來君臣關係中最大公無私的典範(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為什麼呢?因為劉備把整個國家和親生之子全都託付給了諸葛亮(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自己一點想法都沒有,已經到了毫無保留和沒有二心(心神無貳)的程度。我想,陳壽這樣說,無非因為劉備把話說到了「如其不才,君可取之」的份上。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陳壽沒有明說,我們不能亂猜,但一般都理解為如果劉禪「扶不起來」,就請諸葛亮取而代之。那麼,這在一個以君主世襲為天經地義的時代,就不但難得,而且堪稱偉大了。因為這意味著巴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為了國家和人民,寧肯犧牲自己這個家族,放棄天賦的和神授的權力。這當然是大公無私(君臣之至公),當然是空前絕後(古今之盛軌)。
但問題是,這可能嗎?
我的看法是不可能。第一,中國歷史上從無此例。無論劉備之前的秦皇漢武,還是劉備之後的唐宗宋祖,從來就沒有一個皇帝會因為自己的兒子不中用,就把江山社稷讓別人的。他們rì之所想,都是如何保證自己家族的統治,子孫萬代綿延不絕。這是歷朝歷代所有皇帝的共性,劉備怎麼可能是例外?第二,就算劉備是一個例外,我們也不知道他的這種想法從何而來。因為中國歷史上只有「改朝換代」的帝王思想,並無「輪番為治」的mín zhǔ觀念。劉備如果有,豈不成了華盛頓?第三,就算劉備想當華盛頓,諸葛亮也不敢當亞當或者傑弗遜,因為沒有人認為這種替代是正當的。孫權權曹操代漢,曹操就說孫權不懷好意;劉備讓諸葛亮「自取」,難道不也是把諸葛亮放到火上去烤?何況曹操只不過架空皇帝,就被罵作「漢賊」;諸葛亮如果當真取代劉禪,又會被看作什麼?
因此,後世就有不少人對陳壽的說法持相反意見。最先質疑的是晉代的孫盛,他認為劉備的託孤簡直荒唐(備之命亮,亂孰甚矣)。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孫盛對此發表了很長的一段議論。在他看來,託孤的關鍵在於選准了人,而不在於怎麼說。如果選對了人,就用不著這麼說,因為你不說話對方也會忠貞不貳(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果選錯了人,就更不能這麼說,因為這等於打開篡位叛逆的途徑(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所以孫盛說,古往今來,沒有這麼託孤的(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只不過劉備的運氣好,碰巧劉禪是個缺心眼的,不會胡思亂想(幸值劉禪暗弱,無猜險之性),諸葛亮威望又高,鎮得住(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這才沒鬧出事來。要不然,早就滿城風雨,人心大亂了。
現在看來,孫盛的批評還是比較客氣的,只不過認為劉備「失言」而已。所以,近人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在反駁孫盛時,就認為劉備擔心的是「嗣子不肖」,焦慮的是「成業之傾敗」,想到的是要「發憤授賢」,怎麼可能有那麼多花花腸子彎彎繞,憑什麼要懷疑他心存詭計(何疑為偽乎)?
這當然也是一種說法,而且不無道理。但必須指出,所謂「情之所出」也只是猜測之詞。畢竟,我們不是劉備,誰也不能肯定劉備就是這麼想的。既然盧弼可以猜疑,別人當然也可以。比如張作耀先生的《劉備傳》,就認為劉備別有用心,而且「其意甚明」,那就是變著法地逼著諸葛亮表忠心。張先生認為,劉備對諸葛亮其實是「懷有很大疑慮」的。為了保證兒子的皇位穩如泰山,他不惜「把諸葛亮逼到沒有迴旋的餘地」,只能跪下來淚流滿面地賭咒發誓。正如王夫之《讀通鑒論》所言,劉備把話說到那個份上,諸葛亮除了把心掏出來給他看,還有什麼辦法能消除疑慮呢(非剖心出血以示之,其能無疑哉)!因此,劉備的這番托國之辭並不是「心神無貳」,反倒是「yīn懷詭詐」。
顯然,這裡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八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對此,今人方杯辰先生另有說法。方先生《三國志注釋》一書說,「君可自取」的取,不是取代的意思,而是選取的意思。「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如果那孩子不成器,先生可以自行選取處置的辦法。其實辦法也很簡單,就是從劉備的其他兒子當中另外挑選一個當皇帝。也就是說,劉備賦予諸葛亮的,是廢立之權,並非要他自立為君。
這是有道理的。第一,除劉禪外,劉備至少還有兩個兒子,即魯王劉永和梁王劉理,有得挑。第二,據《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注引《諸葛亮集》,劉備臨終時曾把魯王劉永叫到跟前,對他說,朕死了以後,你們兄弟要「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公事而已」。這和劉備對劉禪說的話如出一轍,也可以理解為已把劉永視為「第二梯隊」。第三,賦予諸葛亮以廢立之權,已是十分破格,算是信任到家了,不可能再說把皇位也讓出去的話。
所以,我認為方先生的解釋是講得通的,至少也是一家之言。按照這種精神,劉備確實把家和國、兒子和政權都托給了諸葛亮,也確實是「心神無貳」,是「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諸葛亮對劉備所說的那一段話,當然也不是因為被逼到了牆角,不得不「剖心血以示之」,而是發自肺腑的感激涕零。因此,我在前面沒有將「君可自取」翻譯為「先生可以取而代之」,而是翻譯為「先生可以自行其是」。實際上,賦予臣子自行其是之權,這在當時,已經是黃恩浩蕩,而且恩重如山了。
但是,我們仍然有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如果劉備的本意,只是賦予諸葛亮以廢立之權,並非讓他取而代之,那麼,他為什麼要提曹丕?曹丕既不是什麼「顧命大臣」,更不是什麼做臣子的「好榜樣」。眾所周知,曹丕此時,可是已經把漢獻帝趕下了台,自己當了皇帝的。劉備前面說「君才十倍曹丕」,後面又說「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就只能讓人這麼理解:曹丕可以做的,你這個才幹十倍於曹丕的人也可以做嘛!朕讓你做,儘管做就是!
第二個問題是:劉備的這種說法,並非史無前例,孫策託孤時就對張昭說過。據《三國志?張昭傳》裴松之注引《吳歷》,孫策的說法是「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這可真是無獨有偶!當然,孫策說的是「自取之」,劉備說的是「自取」。那麼,難道一字之差,就有天壤之別嗎?
第三個問題是:即便劉備的本意,只是賦予諸葛亮以廢立之權,這在當時也是嚇死人的事。東漢末年,行廢立之事的人是誰?董卓。將現任皇帝趕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的人是誰?曹丕。因此,所謂「自取」,不是當曹丕,就是當董卓,這是諸葛亮能做的事嗎?方北辰先生說,劉備的意思當然不是讓諸葛亮當董卓,是讓他當霍光。霍光是西漢權臣,漢武帝臨終時曾託孤於他。霍光則既盡輔佐之忠(輔佐昭帝十三年),亦行廢立之事(廢昌邑王劉賀,立宣帝劉詢)。但霍光死後,其家族卻遭致滅頂之災。包括霍光的夫人在內,霍家人幾乎被斬盡殺絕。可見就算是當霍光,也很恐怖。將心比心,換了我們,也會嚇得魂飛魄散,一身冷汗,只能匍匐在地,說「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看來,無論將「君可自取」這四個字理解為取而代之,還是理解為自行其是,是讓諸葛亮當霍光,還是讓他當曹丕,對諸葛亮都會產生巨大的壓力。因此我們就要問:劉備是「故意施壓」,還是「無心失言」?或者說,是「真心相托」,還是「暗中設套」?
這當然只有劉備自己清楚,但也並非不可猜測。實際上,無論陳壽的「心神無貳」,或者盧弼「情之所出」,也都是猜測。他們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毫無隔閡。臨終託孤,當然是披肝瀝膽,坦誠相待了。但是,這些可愛的先生們忘記了一點,那就是:關係再好的君臣也是君臣,對臣子再信任的君主也是君主。何況,劉備還不是一般的君主。他的江山,是他自己打下來的;他的為人,也被稱為「天下梟雄」。因此,他的心思,恐怕沒有書生們想像得那麼簡單。
最懂君主心思的,應該說還是君主。因此,康熙皇帝的評語,就值得注意了。據《御批通鑒輯覽》,康熙也看出劉備話裡有話,話外有音,而且深表鄙視,不以為然。康熙說,昭烈(劉備)平時不總說自己和諸葛亮魚水情深嗎?諸葛亮的忠貞不貳他難道不清楚?為什麼託孤之時還要說這種疑神疑鬼yīn陽怪氣的話(猜疑語)?康熙的結論是:三國時代的人,都是那種德行,十分可鄙(三國人以譎詐相尚,鄙哉)!
康熙的這個結論。也就聊備一格罷了。其實,劉備的託孤之辭哪裡是什麼「三國陋習」?準確地說,是「帝王心思」。這種心思,就連不是帝王的孫策也有。因為孫策雖然不是皇帝,卻實際上是君主,而且是自己打江山的君主。這樣的人,是絕不甘心自己打下來的基業落入他人之手的。可惜,正如陳邇冬先生《閑話三分》所言,孫策和劉備的運氣都不好。兩個接班的人,孫權十八,劉禪十七,都還未成年(皆未及冠)。年紀輕輕,就做那些驕兵悍將開國元勛的「主子」,鎮得住嗎?這就不能放心。不放心,就要託孤。所託之人,也不能隨便,一要關係好,二要威武高,三要能力強。關係不好不能托。威望不高能力不強,託了也沒有用。但是,一個人,威望又高,能力又強,就不會趁著孤兒寡母坐不穩江山,自己取而代之嗎?托也不是,不託也不是,這就為難。為難的結果是只有攤牌。或者用陳先生的話說,是「把話當面說透——透底」。怎麼個透底呢?「如其不才,君可取之。」話說到這個份上,誰都沒話可說了。
這是很高明的一著。前面說過,關係再好的君臣也是君臣,對臣子再信任的君主也是君主。何況,正如陳邇冬先生所言,對於孫策、劉備這樣的「英雄之主」來說,最信任的人往往同時也是最猜疑的人,因為彼此之間實在太知根知底了。這一點,為君的心理清楚,為臣的心裡也清楚。如果大家都憋在心裡,就會產生隔閡和懷疑;而在託孤之時,是萬萬不能有隔閡和懷疑的。這就不如把話說開,說頭。說開說透了,雙方釋然,各自放心。劉備放心去死,諸葛亮放心去做,豈不兩全其美,於公於私都有利?當然,這種「高明」是站在「古代立場」上說的,不是「現代視角」,但也只能如此。你總不能要求劉備去當華盛頓吧?
或許有人會說,你說的君臣關係、帝王心思,那是一般而言,劉備和諸葛亮就不能是特例嗎?要知道,他們的際遇,前有「三顧茅廬」,後有「永安託孤」,正可謂肝膽相照,休戚與共,豈能一概而論?這其實也是歷史上許多人的共識。比如裴松之在《諸葛亮傳》的注文中就說「觀亮君臣相遇,可謂稀世一時」。據《三國志?先主傳》,劉備也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既然如此,託孤之時,又怎麼會有猜疑,怎麼會要透底呢?
看來,我們還得說說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
那麼,劉備和諸葛亮關係究竟如何呢?確實曾經是「稀世一時」,但那只是「相遇」之初;確實曾經是如魚得水,但也只是在赤壁之戰前。後來就難講了。《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得很清楚,三顧茅廬後,劉備和諸葛亮經常促膝談心,雙方「情好rì密」,以至於「關羽、張飛等不悅」。赤壁之戰前,諸葛亮出使東吳,折衝樽俎,促成孫劉聯盟,幫助劉備克敵制勝,渡過難關,還擁有了荊州的江南四郡,自己也被任命為軍師中郎將。這一階段,可以說是劉備和諸葛亮的「蜜月期」。
但是,從赤壁之戰(公元208年)到白帝託孤(公元223年),整整十五年,我們很少看見諸葛亮的身影,也很少聽見他的聲音。劉備入蜀,帶的是龐統;進攻漢中,帶的是法正。諸葛亮的工作,或者是「調其賦稅,以充軍實」,或者是「鎮守成都,足兵足食」,再就是和張飛、趙雲一起帶兵入蜀「共圍成都」,給人的感覺好像是已經好像是已經「退居二線」。
當然,這並不說明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有什麼問題。恰恰相反,諸葛亮這時的地位,類似於當年的蕭何。據《史記?蕭相國世家》,劉邦打天下時,蕭何也跟著南征北戰,諸將謂之「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但事後論功行賞,劉邦卻將蕭何定位第一。劉備稱帝以後,諸葛亮在大臣中也是位居第一。實際上,前期手荊州也好,後期守成都也好,都是責任重大。因為荊州和成都是劉備的根據地、大本營,非有老成謀國、穩重可靠的人看守不可。調集賦稅、足兵足食也同樣重要,因為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沒有糧餉,杖是打不成的。何況,按照陳壽《進〈諸葛亮集〉表》的說法,諸葛亮的才能特點,是「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那麼,讓善於理民的諸葛亮留守大後方,讓善於奇謀的龐統、法正隨軍出征,不正說明劉備知人善任嗎?所以沒問題。
不過,赤壁之戰後,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確實有點微妙。
我們知道,諸葛亮是為劉備做過戰略規劃的,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照理,赤壁之戰後,劉備有可能實施這一戰略規划了,諸葛亮應該大顯身手才是。然而不知為什麼,諸葛亮卻變得沉默了。入蜀,是龐統的極力慫恿,而且出謀劃策;進攻漢中,是法正的極力主張,而且出生入死。所以,龐統戰死,劉備「痛惜,言則流涕」;法正病故,劉備「為之流涕累rì」。為劉備出力更多,和劉備情感更深的,似乎是龐統和法正。
這倒也沒什麼。諸葛亮是做規劃的,並不一定要執行;龐統和法正跟著劉備南征北戰,情感rì深也在情理之中。奇怪的是,關羽征襄樊,劉備征東吳,事實證明都是錯誤的決策,諸葛亮為什麼不反對?當然,關羽伐魏時(公元219年),法正還在(任尚書令,兼護軍將軍),不妨多聽法正的。但劉備征東吳時(公元221年),龐統早死,法正亦亡(卒於公元220年),諸葛亮為什麼還是一言不發?我們只知道,據《法正傳》劉備兵敗猇亭之後,諸葛亮長嘆一聲說,如果法孝直(法正)在,就不會這樣了。他一定能阻止皇上,不讓皇上東征(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算東征,也不至於敗得如此之慘啊(必不傾危矣)!
這就是諸葛亮對猇亭之戰的態度,也是我們能夠在史書上找到的惟一記載。那麼,它是諸葛亮事後的反省嗎?恐怕不是。如果是,豈不當真成了「事後諸葛亮」?實際上,諸葛亮是有難言之隱的。眾所周知,諸葛亮的戰略規劃,是主張「結好孫權」,並且認為孫權「可以為援而不可圖」的。從這一點看,他不大可能贊成伐吳,然而他沒有說。為什麼不說?一種可能是他也不甘心丟失荊州,或者對猇亭之戰抱有僥倖心理。但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他知道說了也沒有用,不如不說。
那麼,後一種可能有證據嗎?有。證據就在諸葛亮自己的話:「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言外之意也很清楚:第一,劉備只聽法正的。如果法正反對,劉備就不會伐吳。第二,法正不在了,劉備就誰的話也不聽,包括他諸葛亮。顯然,法正和諸葛亮,與劉備的關係是不同的。劉備對諸葛亮只能叫「相敬如賓」,對法正才是「言聽計從」。這恐怕也是關羽征襄樊時諸葛亮一言不發的原因之一。
還有一件事也能說明兩人的關係之微妙。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劉備稱帝後,諸葛亮被任命為丞相,並以丞相的身份錄尚書事,假節,張飛死後又兼司隸校尉。表面上看,無論身份、地位、權力,諸葛亮在蜀漢政權群臣之中都堪稱第一,而且無可比擬。但請注意,諸葛亮這個丞相是不「開府」的,「開府」是劉備去世之後。我們知道,東漢沒有丞相,丞相是西漢的制度,其特點是可以「開府治事」。所謂「開府」,即開建府署,設置署官,也就是有自己的直屬辦事機構和下級官員。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丞相有dú lì於「皇宮」的「相府」,也有dú lì於「皇權」的「相權」。所以,曹操恢復丞相制度並且自任丞相,其實就是要從漢獻帝手上分權。那麼,劉備任命諸葛亮為丞相卻又不「開府」,恐怕就只能如張作耀先生所言,理解為「隱含著劉備的無奈和擔心大權旁落以及對諸葛亮的不完全信任」。也就是說,劉備對諸葛亮,並非「無限信任」或者「完全信任」,而是「有限信任」或者「有保留的信任」。
諸葛亮與劉備關係發生微妙變化,如果僅僅因為劉備「喜新厭舊」,倒也無妨。可怕的是兩人的政治理念發生了衝突。眾所周知,諸葛亮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之一,就在於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利益。諸葛亮是有理想的,這理想就是「復興漢室」。這個理想,貫穿了他的一生。劉備有沒有理想呢?原先或許是有的,但後來忘記了。忘記的時間,王夫子《讀通鑒論》說是在得到了荊州和益州之後(乃分荊州得益而忘之矣)。這個時候,他就只有利益沒有理想了,這才不伐魏而伐吳。所以王夫子說:「先主之治見矣,乘時以自王而已矣。」什麼「漢賊不兩立」,不過是自己稱王稱帝的招牌。
劉備忘記了自己的理想(或者原本就沒有),諸葛亮沒忘。然而尷尬的是,這種微妙的變化誰都不能說出來。劉備要裝著沒忘的樣子,諸葛亮也不能戳穿或者提醒。於是只好心照不宣。諸葛亮埋頭苦幹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情,劉備則依靠法正去攫取更多的理由。
問題是現在法正已經死了。謀臣當中,龐統、許靖、劉巴、馬良死了;武將當中,關羽、張飛、馬超、黃忠也死了。剩下有威望有能力的,除了諸葛亮,只有趙雲和魏延。魏延倒是很受劉備信任,所謂先主出征,文有法正,武有威嚴,但總不能託孤於魏延吧?能夠託孤的,也就只有諸葛亮,何況此時諸葛亮的職務已是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還兼司隸校尉。但此刻的君臣關係,已不同於先前,這才有了開頭的那一幕,也才有了「摻沙子」的方案——「尚書令李嚴為副」。這個李嚴,原本是犍為太守,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十月被任命為尚書令。這時,是兵敗猇亭之後四個月,永安託孤之前六個月,顯然是劉備的特意安排。關於這個安排,běi 精大學教授田餘慶先生另有說法,我們以後還要講到。
以上是我對「永安託孤」的看法,而且僅僅是猜測而已。無論如何,劉備是託孤於諸葛亮了,諸葛亮也接過了蜀漢政權這副擔子。這對於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而言,既是他實現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的機會,同時也意味著重大的責任和巨大的壓力。顯然,作為一個政治家,要治理這片國土,鞏固這個政權,首先就必須處理好種種關係。那麼,諸葛亮是怎樣做的,我們從中能夠得到哪些啟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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