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重歸一統 第三十七集 非常君臣

劉備病逝於永安後，繼位的劉禪只當名以上的國家元首，把所有的軍政要務都交給了諸葛亮，蜀漢政權從此進入「諸葛亮時代」。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劉禪和諸葛亮也是一對非常君臣。那麼，他們的關係究竟如何？在這種特殊的關係背後，又有什麼歷史的隱秘呢？
　　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rì（公元223年6月10rì），劉備駕崩於永安宮，臨終前「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蜀漢政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個時代是可以稱之為「諸葛亮時代」的。因為劉備的託孤，托出去的不僅是他兒子，也是整個蜀漢政權。這對於諸葛亮來說，可謂機遇和挑戰並存。一方面，他可以開始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另一方面，他必須面對諸多難題。我們知道，諸葛亮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什麼是政治？政治就是關係。或者說，就是處理好各種關係。諸葛亮要處理的關係至少有四種，即君臣關係、同僚關係、盟友關係和敵對關係。這些關係都很重要，但按照帝國制度，首當其衝的還是他和劉禪的君臣關係。
　　這裡面顯然有諸多問題。因為劉備的託孤太特別，既有「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的時代，又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安排，確實非同一般。因此我們就有了第一個問題：劉禪執行了劉備的遺囑嗎？
　　答案是肯定的。《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顯然，劉禪不但執行了劉備的遺囑，還有加碼。我們不妨一項一項來做個解釋。
　　一，封武鄉侯。武鄉，前人解釋為南郡的武鄉谷，繆鉞先生說是錯的，應該是琅琊郡的武鄉縣。因為諸葛亮是琅琊郡人，所以把琅琊郡的武鄉縣封給他；正如張飛是涿郡人，就封張飛為西鄉侯。西鄉和武鄉都是縣。西鄉縣在今běi 精市房山西南，武鄉縣西漢時蜀琅琊郡，後來撤銷，所以張飛和諸葛亮都是縣侯，不是鄉侯。有人說，琅琊郡武鄉縣並非蜀土，怎麼能封？這其實也是當時的一種制度，叫做「遙領」。比如劉備的兒子劉永封魯王，劉理封梁王，都是。後來孫權也用這樣的方式封建諸王。這樣封，有兩個意義。一是抬高受封者的地位，二是表明自己是天下之主。對於蜀漢政權，則還有一個意義，即表明自己是正統。
　　二，開府治事。開府，就是建立府蜀，自辭僚屬，也就是建立屬於官員自己的、相對dú lì的辦事機構和官僚體系。西漢初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這「三公」都是開府的。後來的大將軍，也開府。曹操恢復丞相制度並且自任丞相，是開府的；劉備任命諸葛亮為丞相，卻不開府。這裡面差別很大。開府，就有相對dú lì於皇權的相權，不開府就沒有。所以這件事情的意義最為重大，後面還要再說。
　　三，領益州牧。我們知道，所謂「蜀漢」，其實就是益州。蜀漢丞相管的地方，和益州牧管的地方，沒有什麼區別。那麼，丞相而兼益州牧，豈非多此一舉？當然不是。儘管從地理範圍看，蜀漢就是益州；但從國家體制看，蜀漢丞相是中樞政要，益州州牧是地方官員。前者擁有的是中央行政權，後者擁有的是地方行政權。這兩個職務的許可權是不一樣的，任務也是不一樣的。州牧是「牧民」的官，丞相是「牧官」的官。當然，州牧也「牧官」（管理太守、縣令），但丞相卻不「牧民」。因此從制度上講，是兩個不同的職務。
　　但是劉禪卻把這兩個職務都交給的諸葛亮。這就很有意思。我們不妨來總結一下：封武鄉侯，是賦予諸葛亮尊貴地位；開府治事，是授予諸葛亮dú lì相權；領益州牧，則是授予諸葛亮牧民之權。這就等於是把整個蜀國從上到下都交給諸葛亮了。
　　事實上諸葛亮不但位極人臣，而且大權獨攬。據《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劉禪繼位後曾明確表示：「政由葛氏，祭則寡人。」這話什麼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軍政要務都由諸葛亮處理，自己只擔任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如果這話不見於正史，不一定靠得住，那麼，《三國志?諸葛亮傳》所云「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總是事實。
　　這就幾乎和曹操一模一樣。曹操的頭銜和職務是什麼？武平侯（縣侯）、丞相（開府）、領冀州牧。諸葛亮呢？武鄉侯（縣侯）、丞相（開府）、領益州牧。這真是何其相似乃爾!不同的是，曹操的頭銜和職務至少有一半是自己弄來的，只有武平侯是漢獻帝自願封的，諸葛亮的頭銜和職務卻都是出自先帝和後主的本意。
　　但是自願也好，被迫也好，劉禪和劉協這兩個皇帝，在本質上沒什麼兩樣，都是「橡皮圖章」。於是我們就要問第二個問題：劉禪的感覺如何？
　　我的看法是不爽。有證據嗎？有。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諸葛亮去世後，各地人民紛紛要求為故丞相立廟，不被批准。人民群眾只好在大街小巷「因時節私祭」。於是有人提出，處處立廟固然不必，立於成都則未嘗不可，然而「後主不從」。這事鬧得很僵，實際上已造成朝野對立，幸虧後來有人出來打了圓場。他們上表劉禪說，崇拜聖賢追思功臣，是古往今來的美德。何況諸葛亮功勛蓋世，王室倖存實在靠了他老人家。再說讓人民群眾在街頭巷尾、田間地頭「巷祭」、「野祀」，也不像話。當然了，丞相的廟建在成都也確實不太合適，因為昭烈皇帝的廟在這裡。怎麼辦呢？辦法是就近（因近其墓），在定軍山諸葛丞相的墓前立廟（立之於沔陽）。同時規定，所有的人要祭奠諸葛亮，都只能到這座廟裡面去（限至廟），不能再隨隨便便「私祭」。也就是說，廟，還是要立的，但不能立在成都，更不能全國各地都是，只能建於丞相墓前。祭祀，也是能搞的，但不能想祭祀就祭祀，也不能隨便在什麼地方，只能到漢中的丞相廟裡去。劉禪這才同意（於是始從之）。
　　上表的人是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不是什麼頭面人物。而且，細讀這封表章，也不難看出他們是何等苦心婆口、討價還價、委曲求全。先是以古人為例（周人懷召伯之德，甘裳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後是為劉禪開脫（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最後提出一個後主可以接受的方案：規定只能在諸葛亮的墓前立廟和祭祀。你想，諸葛亮的墓遠在漢中的定軍山，又有幾個人能去？當然比禁不住的「全民私祭」更能讓劉禪接受。由此不難看出，劉禪對這事是多麼的不痛快。
　　有人說，劉禪不批准為諸葛亮立廟，是有依據的，這個依據就是禮法。《襄陽記》說得很清楚，「朝議以禮秩不聽」嘛！這話不通！習隆他們的表文怎麼說?大漢王朝四百年，因為一點點小德行小功勞，就樹碑難道皇皇大漢從來就是不講禮儀規範的？既然小善小德尚且可以塑像建廟，諸葛丞相如此大恩大德，為他立廟怎麼就犯規了？再說了，劉禪也未必是什麼守規矩的人。孔明去世後，丞相制度就被他廢除，北伐中原也被他統治，怎麼就不能為諸葛亮破一個例？說穿了，就是他心裡不願意，小心眼而已。
　　因此我們要問第三個問題：劉禪為什麼不爽？
　　也有三個原因。第一，形同軟禁。劉禪這孩子繼位以後，估計就再沒出過宮。直到諸葛亮去世後一年多，也就是建興十四年（公元236年）的四月，才去都江堰看了一次岷江，被陳壽鄭重其事地記錄在案（見《三國志?後主傳》）。眾所周知，都江堰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作為蜀漢王朝的一國之君，去視察一下是完全應該的，卻也遭到批評。胡三省注《資治通鑒》的時候就說，諸葛亮不在了（諸葛亮既歿），劉禪就跑出去遊山玩水（漢主游觀），居然沒有人能阻止他（莫之敢止）。可見諸葛亮在世時，他是不敢去的。或者說，如果他想去，諸葛亮是要阻止的。劉禪當皇帝的時候十七歲，到諸葛亮去世的時候，也才二十九歲。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年齡？這樣的年齡，成天關在宮裡，能不鬱悶嗎？再說了。一個將來要親政的人，難道就不該出去了解一下國情嗎？所以陳邇冬先生說「很為劉禪叫屈」。
　　第二，不免挨訓。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準備北伐，臨行前上表劉禪，這就是有名的《出師表》。《出師表》當然是千古高風的華章，我們每個人讀了都要深受感動佩服不已的。但有一個人可能例外，那就是劉禪。因為諸葛亮這篇表文的口氣，完全是訓小孩子。什麼「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什麼「不宜偏私」、「不宜異同」，都不怎麼好聽。或許有人會說，不好聽又怎麼著？忠言逆耳么！對不起，你搞錯題目了。我這裡不是要討論諸葛亮說得對不對，而是要討論劉禪聽了爽不爽。諸葛亮的話當然是對的，但劉禪聽了不爽，怕也是可能的。何況諸葛亮在說這些話時，還動不動就抬出「先帝」來。你看短短一篇《出師表》，提及「先帝」就多達十多處，可見平時也是「先帝」不離口的。我要是劉禪，心裡就不爽。什麼都是我爸如何，那朕呢？
　　第三，難以親政。我們知道，諸葛亮只是顧命大臣，不是攝政王，更不是皇帝。他的任務只是輔佐劉禪，不是代替劉禪。所謂「託孤」，只不過新君年幼，這才要托。新君成年以後，就應該讓他親政。何況劉備說得很清楚：「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麼，劉禪如果「才」呢？當然就不能「自取」了。但是，我們看不到諸葛亮有還政於君的打算，也不知道在他的計劃中，什麼時候才能讓劉禪從一個「見習」皇帝變成「在職皇帝」。劉禪三「實習期」好像總是不滿，總是不能「轉正」。請問，如果你是劉禪，高興嗎？
　　形同軟禁，不免挨訓，難以親政，這三條加起來，估計劉禪是不爽的。於是我們就要問第四個問題：諸葛亮為什麼不肯還政於君？
　　通常的說法是劉禪太差。扶不起來的劉阿斗么！把屬國交給他，還不完蛋？那麼，有證據嗎？有。四個證據。第一，親信小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說也罷。而且，劉禪的親信小人，恐怕早有預兆，否則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就不會大講先漢後漢如何如何了。
　　第二，不戰而降。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據《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注引《漢晉chūn秋》，劉禪準備投降時，他的第五個兒子、北地王劉諶極力表示反對。劉諶對他的父皇說，就算我們窮途未路必敗無疑，也得君臣父子齊心協力背水一戰以身殉國，才對得起先帝呀！然而，劉禪不聽，劉諶只好跑到劉備的廟裡痛哭一場，殺了全家然後自殺。有劉諶做比較，劉禪不更顯得窩囊嗎？
　　第三，忘恩負義。據《三國志?後主傳》及《趙雲傳》裴松之注引《雲別傳》，景耀三年（公元260年），劉禪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黃忠都有份。關羽追謚為壯繆候，張飛追謚為桓侯，馬超追謚為威候，黃忠追謚為剛候，偏偏沒有趙雲。後來，由於姜維等人打抱不平，才在第二年追謚趙云為順平候。趙雲是劉備集團的大功臣，更是他劉禪的大恩人。追謚故人，居然不念趙雲，還要別人體恤，豈非忘恩負義？
　　第四，沒有心肝。據《三國志?後主傳》及裴松之注引《漢晉chūn秋》，劉禪投降後到了洛陽，被封為「安樂公」。司馬昭設宴招待他，席間特地演奏了蜀國的樂舞（為之作故蜀技）。「凄涼故蜀伎，來舞魏宮前」，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所以「旁人皆為之感愴」，只有劉禪「喜笑自苦」。這一表現，就連司馬昭也看不下去。司馬昭對部下說，一個人沒有心肝，怎麼可以到這種地步（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又一天，司馬昭問劉禪：你很想念蜀國吧？劉禪說，這裡快樂得很，不想念蜀國（此間樂，不思蜀）。這實在太不像話。於是，隨劉禪入洛陽的舊臣郤正（郤音xì）就去對他說，下次再問，主公就說先人的墳墓在那裡，沒有一天不想念，然後把眼睛閉起來。後來，司馬昭又問這個問題，劉禪就按照郤正教的那樣說那樣做。司馬昭聽了大為懷疑，說我怎麼聽著像是郤正的話呀?劉禪馬上睜開眼睛，說你猜對了，就是他（誠如遵命）！結果所有的人都笑（左右皆笑）。你說劉禪是不是沒有心肝？
　　但是這些說法也都可以商量。第一，歷朝歷代的皇帝，哪個身邊沒有小人？漢文帝有沒有？昭烈皇帝劉備的身邊，難道就沒有？比如那個法正，就有很多人認為他是小人，很讓諸葛亮傷腦筋的。再說劉禪也並非只是親信小人。諸葛亮、蔣琬、費禕、董允，號為「四英」，前赴後繼地輔佐劉禪。劉禪的朝廷，難道不是「賢人內閣」嗎？
　　第二，不戰而降也可以討論。歷史上不戰而降的並非只有劉禪，劉璋也是。難道劉璋不戰而降就是棄暗投明，劉禪不戰而降就是喪權辱國嗎？講不通吧？當然，劉禪和劉璋還是有區別的。劉璋說得很清楚：我們劉家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沒給人民帶來什麼好處，反倒讓老百姓遭受戰爭之苦，實在於心不忍！這就值得肯定。劉禪卻沒有這個境界，他考慮的是保全問題，因此原本準備逃跑。只是因為跑不掉，才投降。所以，劉禪的不戰而降沒什麼可取之處。但蜀漢亡國也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不能因為他是亡國之君就把他說得一無是處。
　　第三，不追謚趙雲也有原因，原因就在劉備稱王時只封了四號大將：前將軍關羽、右將軍張飛、左將軍馬超、後將軍黃忠，沒有趙雲，也沒有「五虎上將」一說。事實上，趙雲終其一生，也未能做到「名號將軍」。劉備在世時，是翊軍將軍。劉禪繼位後，做到征南將軍、鎮東將軍，後來又因「失利於箕谷」而被貶為鎮軍將軍。所以，趙雲的地位一直不如關、張、馬、黃。劉禪按照四員大將的名單和規格來追謚已故將軍，正是繼承了其父的做法。這當然是委屈了趙雲，也確實忘恩負義。但這筆帳得先算在劉備頭上，不能只罵劉禪宜人。何況劉禪最後還是追謚了趙雲，應該說是從善如流，何必厚非？
　　第四，劉禪在司馬昭面前的表現確實噁心。即便是亡國之君，也不該這樣窩囊，這樣沒有骨氣，沒有心肝。劉禪降魏十三年後，吳帝孫皓降晉，被封為「歸命侯」，級別比劉禪低一等。據《晉書?武帝紀》，孫皓到了洛陽，登殿拜見晉武帝司馬炎。司馬炎讓他坐下，並對他說，朕設此座等待足下，已經等得很久了。誰知孫皓倒驢不倒架，鴨子死了嘴巴硬，反唇相譏說，臣在南方也設此座以待陛下！常言道，敗軍之將不敢言勇。孫皓作為一個亡國之君，面對受降者，竟然如此張狂，至少比劉禪的表演更有「審美價值」。
　　但是，劉禪雖然窩囊，卻絕不弱智。他只是沒有骨氣，並非沒有顏面。說白了，他是裝瘋賣傻。劉禪很清楚，作為亡國之君，他是永遠也回不去了，能保全性命就是好事。他也清楚，要保住性命，就不能讓人覺得自己有復辟之心，就連想念蜀國也不行。正如《三國志集解》引于慎行所言：「思蜀之心，（司馬）昭之所不yù聞也。」因此，他必須表示自己「樂不思蜀」。而且，他還必須表示，即便有了思蜀之心，也是別人教的，自己學不像。結果，「左右皆笑」時，他這個「安樂公」就「安樂」定了。因為他那一句「誠如尊命」，不但證明自己並不思蜀，還證明自己缺心眼兒，可謂「一舉兩得」。做到這一點其實極難。試想，劉禪在照著郤正所教說了做了以後，如果司馬昭不問「何乃似郤正語邪」這句話，又該怎麼辦？這就說明，劉禪要麼由膽，敢賭這一把；要麼有智，算準了司馬昭會問。無論何種情況，都證明劉禪不是草包。
　　其實，對於劉禪的智力，諸葛亮是有過評價的。據《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注引《諸葛亮集》，劉備臨終前曾有遺詔給劉禪，說丞相感嘆你「智量甚大」，進步也快（增修過於所望）。果真如此，朕也就放心了。諸葛亮不會拍馬屁，劉備也不是護短的人，此說應該可靠。或許有人說，這是諸葛亮安慰劉備，屬於「善意的謊言」。這當然也有可靠。但再誇張，也不至於「智量甚大」。也就是說，劉禪頂多是平庸，不是弱智。
　　事實上劉禪並非弱智之人。尹韻公先生的《劉禪與諸葛亮》一文，就曾用兩件事說明這一點。第一件事，是諸葛亮去世以後，劉禪就不再任命丞相，以免自己再次大權旁落。劉禪的做法也十分精彩。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劉禪任命蔣琬為尚書令，接替諸葛亮「總統國事」。建興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任命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恢復了漢武帝以後的制度。延熙二年（公元239年）。任命蔣琬為大司令。延熙六年（公元243年）。任命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也錄尚書事。大司馬蔣琬主管行政，兼管軍事。大將軍費禕主管軍事，兼管行政。兩大權臣權力較差，相互制衡，各有側重。這樣一種高明的政治格局和權力分配，豈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而且，據《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蔣琬去世後，劉禪乾脆「自攝國事」。如此這般不動聲sè地從輔臣手中奪回君權，又豈是弱智的人幹得了的？
　　第二件事是：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征討公孫淵。這在蜀人看來，無疑又是一次北伐的好機會。然而劉禪給蔣琬的指令，卻很沉著冷靜。據《三國志?蔣琬傳》，劉禪說：遼東三郡發生的反曹事件，就是當年陳勝、吳廣的起義呀！看來上天是要滅亡曹魏了。請愛卿整治行裝，獎率三軍，進駐汗珠。等到吳國的軍隊也開始行動（須吳舉動），東西兩方相互呼應（東西猗角），魏國內部又出現問題時，就可以發動進攻了（以乘其釁）。好一個「須吳舉動，東西猗角，以乘其釁」！其實就是告誡蔣琬不要輕舉妄動，以免重蹈前人勞而無功的覆轍。弱智嗎？否！
　　由此可見，劉禪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差。他之所以顯得很差，是因為他的父輩（劉備、諸葛亮）和對手（孫權、司馬懿）太強，自己又是一個王國之君。如果是一統天下的承平時代，他當個「守成之君」還是可以對付的。
　　於是我們必須繼續追問：諸葛亮為什麼要大權獨攬，不肯還政於君？
　　有一種說法是劉禪沒有執政經驗。比如《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就說諸葛亮「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閑通嫻。所謂「未閑」，也就是不熟習。劉禪沒當過皇帝，當然是不熟習政務的。那麼，如果「閑」了呢？再說了，你不讓他實習、實踐，他怎麼「閑」得了？所以此說不通，或只能勉強做出解釋。
　　我猜測，諸葛亮這樣做，可能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風追漢初，虛君實相」。我在《帝國的惆悵》一書中講過，西漢初年中央機構的設置，在中華帝國的歷史上要算是最好的。其最為合理之處，就是區分了「宮廷」與「朝廷」，或「皇權」與「相權」。皇帝是國家元首，主要起象徵國家統一的作用；宰相是zhèng fǔ首腦，帶領官員實際管理國家，並負政治上一切實際之責任。打個比方說，皇帝好比是董事長，宰相好比是總經理。皇帝授權而不複雜，宰相負責而無主權，一旦國家有事，皇帝就能夠以授權人的名義責問宰相和zhèng fǔ，宰相和zhèng fǔ也不能不承擔政治責任。這樣，宰相領導的zhèng fǔ就有可能成為「責任內閣」或「問責zhèng fǔ」。諸葛亮主政期間的蜀漢就是這樣。《出師表》說：「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這就是既有「授權」又有「問責」了，是最好的。反過來，皇帝親政並不好。皇帝自己授權，又自己行政，則一旦國家有事，也就無人負責，無責可問，是不好的。所以必須「虛君實相」，即劉禪所謂「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可惜，諸葛亮一去世，就人亡政息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第二是「任重道遠，不敢放手」。《出師表》說：「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這是實話。諸葛亮是一個極其負責任的人。他總怕事情做不好，也總是不放心別人。寧肯自己累，也不肯放手。也許，在他眼裡，劉禪還是孩子，怎麼能把國家交給他？
　　第三是「內外交困，危機四伏」。《出師表》說：「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這也是實話。事實上，諸葛亮全面接管蜀政時，蜀國的情況並不容樂觀。北有曹魏，東有孫吳，蜀漢政權內部表面上一團和氣，實際上矛盾重重。而且，正是這錯綜複雜的內部矛盾，使諸葛亮面臨巨大壓力，必須小心翼翼處理他和同僚的關係，解決一系列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也只有他能夠處理好。這恐怕也是他不能輕易就還政於君的原因之一。
　　那麼，蜀漢政權內部又有什麼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什麼？諸葛亮又是如何解決的呢？
　　請看下集：難容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