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重歸一統 第四十一集 以攻為守

魏延一案中有一個不解之謎，那就是諸葛亮在臨終前，為什麼要做出不利於魏延的撤軍部署。這個部署真與兩人的軍事路線分歧有關嗎？諸葛亮北伐時，為什麼不採納魏延的「子午谷奇謀」？在這個分歧的背後，有什麼不能公開的隱情？諸葛亮數出祁山，勞而無功，卻仍然鍥而不捨地進行北伐，又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上一集我們講了魏延一案。此案的限制，現在大致上已經清楚，即魏延的「作亂」不是「謀反」，而是「內訌」。其直接責任人，是楊儀和魏延自己。但是，諸葛亮也有脫不了的干係，因為他在臨終前做了一個奇怪的部署。據《三國志?魏延傳》，諸葛亮病重時，召開了一次秘密的「榻前會議」，與會的有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人。諸葛亮交待，自己死後立即撤軍，讓魏延斷後。如果魏延不服從命令，就不管他，部隊徑行開拔。
　　這事十分可疑。眾所周知，當時北伐軍中，除諸葛亮外，魏延的地位是最高的，任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封南鄭候。南鄭候是縣候，爵位最高；大將軍是失職，軍銜最高；假節就是有尚方寶劍，權威最高。按照常規常理，接替諸葛亮指揮全軍行動的，當然應該是魏延。然而諸葛亮卻指定了楊儀。楊儀是什麼職務？丞相長史加綏軍將軍。丞相長史就是丞相府秘書長，其實是大管家。綏軍將軍則是不統帥部隊的「光桿司令」，實際上是軍隊里的文職人員。也就是說，諸葛亮的這個部署，是軍權不交給軍人卻交給文人，不交給高官卻交給低官，不交給「副統帥」卻交給「秘書長」。如此顛倒錯亂，難道不奇怪嗎？
　　於是我們就要問：一，諸葛亮為什麼不用魏延而用楊儀？二，他召開的這個「秘密榻前會議」為什麼不通知魏延參加？三，諸葛亮為什麼料定魏延不會服從命令。而且要求部隊不管魏延自行出發？這裡面最奇怪的是這一條：「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誰都看得出來，這簡直就是置魏延於死地，或者逼他謀反，至少也是準備拋棄他嘛！其中利害，諸葛亮不會不知道。那麼，他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
　　也有三種解釋。《三國演義》的說法，是諸葛亮料定魏延會造反。這當然能夠解釋所有的疑團。但這是小說家言，靠不住的。事實上，沒有哪個嚴謹的歷史學家會採用這個說法。就連對諸葛亮推崇備至的那些學者（比如餘明俠先生），也都認為所謂「魏延謀反」實為「當時的一大冤案」（見《諸葛亮傳》）。所以，此說不能成立。
　　但是，魏延不謀反，諸葛亮就有麻煩——統帥拋棄副統帥，你說這是什麼事？所以，某些既認為魏延冤枉又維護諸葛亮的歷史學家，就主張《三國志》所載並非事實。比如呂思勉先生的《三國話史》就認為，諸葛亮病危時，並沒有制定退兵計劃就突然去世。所謂「靈延斷後，姜維次之」是楊儀的計劃，不是諸葛亮的計劃。撇下魏延徑自開拔，自然也是楊儀的主張，不是諸葛亮的主張。諸葛亮壓根兒就沒說過「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的話。按照陳邇冬先生《閑話三分》的猜測，這話很可能是楊儀等人假傳「丞相遺命」。
　　這當然也講得通。魏延不在身邊，孔明死無對證，「丞相遺命」之類的「口諭」，還不是由著楊儀信口雌黃？而且，這種說法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一了百了，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可惜，這只是猜測，只是推理，一點證據都沒有。
　　於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第三種可能：諸葛亮確實召開了秘密的「榻前會議」，也確實做了「令延斷後，姜維次；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的部署。至於諸葛亮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一個不利於魏延的部署，張作耀先生《劉備傳》的解釋，是諸葛亮對魏延不信任。為什麼不信任呢？因為他們「在軍事戰術上有分歧」。
　　這個說法有證據嗎？有。《三國志?魏延傳》說，每次出征（每隨亮出），魏延總是要向諸葛亮請兵（輒yù請兵萬人），讓他單獨率領一支隊伍走不同的路線，兩路出擊，會師潼關（與亮異道會與潼關），就像當年韓信替劉邦打天下那樣（如韓信故事），而諸葛亮也總是不答應他（制而不許）。於是魏延便認為諸葛亮膽小怕事（謂亮為怯），因懷才不遇而憤憤不平（嘆恨己才用之不盡）。
　　魏延與諸葛亮存在分歧還有一個實例，那就是所謂「子午谷奇謀」。我們知道，蜀軍從漢中北進中原，必經秦嶺，而跨越秦嶺的路線則有三條。一條是東面的子午谷通道，全長六百多里，出口即長安；一條是中間的駐谷通道，全長四百多里，出口即武功；還有一條是西面的斜谷通道，全長五百里，出口即郿國（郿縣），斜穀道中段有一條西北向的支道，叫箕谷。從箕谷出散關，就到了陳倉。建興六年（公元228年）chūn，早已抵達漢中的諸葛亮決定發起進攻，開始他的第一次北伐。走哪條路，就成了問題。
　　據《三國志?魏延傳》裴松之注引《魏略》，當時諸葛亮是召開了軍事會議的，會議地點是在南鄭。在會上，魏延第一次提出了百分兩路的主張。具體地說，就是由他自己率領五千精兵，再加搬運糧草的五千人，從褒中出發，沿秦嶺而東，順子午谷而北。不用十天，就可以到達長安。與此同時，諸葛亮也率大軍走斜谷，挺進郿國、陳倉。魏延說，鎮守長安的，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楙（楙音mào）。這是一個沒有用的公子哥兒（怯而無謀）。聽說末將神兵天降，肯定嚇得掉頭就跑（必乘船逃走）。長安城裡並沒有什麼像樣的官員（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錢糧卻很充足，末將足可抵擋一陣。等丞相兵到，兩軍會合，咸陽以西和就搞掂了嗎（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諸葛亮不聽。
　　這就是所謂「子午谷奇謀」。這是「諸葛亮時代」的一段有名的公案，也是史學家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很多人都想不通諸葛亮為什麼不採納魏延的建議，出奇兵走子午谷打曹操一個措手不及。其實，魏延的建議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分兵（魏延率領萬人走子午谷，諸葛亮率領大軍走斜谷），二是奇襲（直搗長安）。因此，此案也包括兩個問題。一是諸葛亮為什麼不讓魏延分兵，二是諸葛亮為什麼不走子午谷。
　　先說分兵。分兵其實很正常。劉備和關羽就常常分兵，《隆中對》也說「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魏延自己也說「如韓信故事」。可見魏延是把諸葛亮擬於劉邦、劉備，把自己看作韓信、關羽，並無不忠，也並無不妥。此其一。其二，諸葛亮也不是絕不分兵。據《三國志?諸葛亮傳》，他後來的決策，就是揚言要從斜谷攻郿國，並且派趙雲和鄧艾佔據箕谷，自己卻親率大軍進攻西邊的祁山。所以，分兵並非絕不可行。但諸葛亮派趙雲、鄧艾不派魏延，就讓人覺得他對魏延不信任。
　　這個說法可以討論。因為第一，趙雲和鄧艾率領的只是「疑軍」，並不一定非派誰不可。何況這時趙雲的地位也不比魏延低（兩人均在建興元年封為亭侯，趙雲的職務是中護軍、鎮東將軍，魏延的職務是丞相司馬、涼州刺史）。派趙雲不派魏延，不能說就是對魏延不信任。第二，從魏延的履歷看，諸葛亮對他還是重用的。畢竟，魏延是劉備賞識的人，正所謂「先主重臣」。劉備在世時，他已經從牙門將軍、鎮遠將軍，一直做到鎮北將軍，諸葛亮接手後，又封都亭侯。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進駐漢中，任命魏延為前部指揮官（督前部），兼任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建興八年（公元230年），又晉陞他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爵位也升了兩級，從亭侯（都亭侯）晉陞為縣侯（南鄭侯）。另外，據《三國志?劉琰傳》，劉琰與魏延鬧矛盾，被諸葛亮責備的還是劉琰。所以，此說不大講得通。
　　再說子午谷。這也是歷史上爭論頗多的一個問題。爭論的焦點，多半在魏延的奇謀是否可行。一派認為，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計，實在可惜。眾所周知，對於諸葛亮的這次北伐，曹魏方面是毫無思想準備的（略無備預）。等到蜀軍出現在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就同時「叛魏應亮」，結果「關中響震」，曹魏集團「朝野恐懼」。這個時候，如果魏延的五千精兵也出現在長安，那將是何等情況？惜乎孔明太過謹慎，以至於坐失良機。這當然很在理。不過，反對派的意見也不容忽視。他們認為，魏延的方案，未知數太多。比方說，魏延料定夏侯楙會棄城逃跑，萬一不跑呢？或者夏侯楙跑了，其他將領固守呢？何況魏國名將郭淮等人近在咫尺。一旦長安死守，郭淮來援，並無太多糧草的魏延軍隊豈不和被包了餃子？魏延說諸葛亮的大軍從斜谷北上隨後就到。那麼，趕不到呢？要知道，無論子午，還是斜谷，所經都是崇山峻岭，道路艱險，氣候多變，行程算不了那麼準的。遠道襲人，事機難測。故千里用兵，必須慎之又慎。何況魏延之軍跋山涉水千辛萬苦，走到長安已是強弩之末，怎麼敵得過夏侯楙守株待兔以逸待勞？所以，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計，顯然是對的。
　　這些說法當然都有道理，但我以為，也都沒有說到根本。根本是什麼呢？是政治。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何況諸葛亮首先是政治家。政治家在進行戰爭的時候，首先要算的是政治賬，其次才是軍事賬。諸葛亮在決定是否採納魏延建議時，也如此。
　　那麼，諸葛亮算的又是一筆怎樣的政治賬？
　　這就要先弄清一個大問題：為什麼北伐？關於這一點，《出師表》是作了交代的。而且，按照通常的理解，北伐的目的就是《出師表》所說的那十六個字：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這當然並不錯，因為這確實是諸葛亮的理想。我一再說過，諸葛亮不同於一般謀士、謀臣之處，就在於他有理想。他的這個理想，也一直沒有忘記。
　　但我們要問：這個理想，他實現了嗎？
　　沒有。諸葛亮的多次北伐，雖然也取得了一些勝利，比如奪得武都、yīn平，殺了王雙、張郃，但總體上說，可謂勞而無功，得不償失，離「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目標就更是相去甚遠。這當然不是因為他沒能力，更不是因為他不努力，而是勢所必然。
　　這裡的「勢」，也有三點。
　　第一，　曹魏非速亡之國。
　　在劉備和諸葛亮的眼裡、嘴裡、心目中，曹魏是「漢賊」，是「罪人」。這個政治立場，他們從來就沒有放棄過（孫權則是放棄過的）。據《諸葛亮集》，劉備去世後，曹魏方面一些人，包括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都先後給諸葛亮寫過勸降書。諸葛亮並不一一作復，乃作《正義》一文，公開表明態度。文章寫得氣勢磅礴大義凜然，而最後一句話，則完全可以看作諸葛亮對北伐戰爭性質的認識，這就是「據正道而臨有罪」。也就是說，諸葛亮認為他發動的，乃是一場正義的戰爭。
　　諸葛亮說這話並不奇怪。不說，反倒不是諸葛亮了。但所謂「據正道而臨有罪」這種說法，做政治口號可以，用來鼓舞士氣也可以。當了真，那就是書獃子。東漢末年，天下大亂，這個時候，無論誰出來收拾河山，一統天下，讓人民重新過上安居樂業的rì子，便都是正義的。三國鼎立以後，話就不好講了。從正面說，魏、蜀、吳三家都想統一中國；從負面說，他們也都想獨霸天下。你總不能說只有蜀漢來統一才是「正道」，曹魏來統一就是「有罪」吧？何況蜀漢自以為「正道」，無非因為姓劉。那麼，劉備姓劉，劉表、劉璋就不姓劉？荊州和益州「江山易主」，難道是因為劉備「正道」，而劉表、劉璋有罪？不是吧！正如田餘慶先生在他的《〈隆中對〉再認識》一文中所言，劉備終於并吞劉表父子及劉璋勢力，靠的是「他自己闖蕩半生的權詐」，靠的是「他的對手的愚昧和暗弱可欺」。算清了這筆賬，孔明先生還能理直氣壯地說什麼「據正道而臨有罪」嗎？
　　實際上，曹魏方面也並沒有什麼「負罪感」。當年曹操確實是內外交困、困難重重，至死也不敢稱帝。但其原因，卻不是因為他自知「篡漢有罪」，而是與士族階級有矛盾。士族既看不起他這個「贅閹遺丑」，（陳琳語），也不喜歡他那個「唯才是舉」。但是，這個問題已經被曹丕解決了。曹丕通過「九品中正制」，已經與士族喝酒，士族階級已經支持曹魏政權了。他們那邊，正是一片「安定團結」呢！這一點，諸葛亮其實是心裡有數的。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時就說，人們都認為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計是膽小怕事（皆以亮不用延之計畏怯），其實不然。打仗，必須弄清楚對方是什麼君什麼將（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諸葛亮之所以「不用延計」，就因為他很清楚「魏主之明略，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曹魏，並不是一推就倒，可以摧枯拉朽的。
　　第二，　益州非進取之地。
　　眾所周知，蜀漢雖以正統自居，實際情況卻不過據守一州，偏霸一隅。請注意，不是「偏安一隅」，是「偏霸一隅」。偏霸，是田餘慶先生的說法，我以為精準。這也是蜀漢和歷史上其他那些地方割據政權的區別，即「小國有雄心」，「北定中原，還於舊都」的想法一直沒變（至少口頭上沒變），所以是「偏霸」，不是「偏安」。當然，這裡說的主要是劉備、諸葛亮在世時的情況。諸葛亮去世後，事情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劉禪、蔣琬、費禕，都對北伐不感興趣。等到姜維來重操舊業，已是「偏霸」不得，「偏安」也不成了。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想當年（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十二年），公孫述在成都建號立國，盤踞蜀地十二年之久，多次出入三峽，也未能跨有荊益。後來劉焉入蜀，就乾脆是為了避世亂而求自保。原因就在於蜀這個地方，避難可以，守成可以，作為「北定中原」的根據地和策源地不可以。看看地圖就知道，益州北有漢中，東有山峽，劍閣之守，夔門之險，再加上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既擋住了別人，也關閉了自己。所以，據有蜀地者，關起門來過rì子、奔小康，沒問題。衝出門去圖天下，難。換句話說，劉備入蜀，就既是進了保險箱，也是進了死胡同。
　　如此看來，從劉璋手裡奪得益州，對於劉備、諸葛亮來說，就既是幸運，也是不幸。幸運的是他們此次有了一片安身建國的土地，不用再害怕被敵人圍追堵截；不幸的是《隆中對》規劃的事業也就到了極限和頂峰。正如田餘慶先生的《〈隆中對〉再認識》所說:「歷史決定了劉備是一個奔竄求存的角sè，歷史只給了諸葛亮一個小國寡民的政治舞台。」當然，小國也要偏霸，入蜀亦應圖強。但是，「北定中原，還於舊都」云云，只能是虛張聲勢、以攻為守，當得不貞。事實上，亦如田餘慶先生所言：「劉備出峽，全軍覆沒；諸葛北伐，積年無成。」這無關於他們的個人素質和才能，而是條件所限命中注定。或者用溫庭筠的話說，是「中原得鹿不由人」。
　　第三，　諸葛亮非將略之才。
　　曹魏非速亡之國，此為不得天時；益州非進取之地，此為不得地利。蜀漢方面能有的優勢，也就只剩下「人和」。可惜，就連這個優勢，也要打折扣。毫無疑問，諸葛亮指正以後，由於他的以身作則和依法治國，蜀國沒有發生劉焉、劉璋父子時代的那種動亂。不過，第一次北伐時，李嚴的勢力還在，不服和不滿諸葛亮的人還有。知道諸葛亮殺了馬謖，廢了李嚴，局勢才算基本上平靜。但是，蜀漢政權內部矛盾的問題仍然存在。而且，正是這個矛盾，最終導致了蜀漢的滅亡。此其一。
　　其二，諸葛亮本人並不具備統帥三軍奪取天下的條件。他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卻未必是傑出的軍事家。關於這一點，原本是有定論的。陳壽說得很清楚，諸葛亮的特點，是「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也就是說，諸葛亮的政治才能由於他的軍事才能。軍事才能當中，治軍又優於用兵。所以，讓他治國，絕對一流；讓他治軍，也沒有問題。但要說設奇謀、出奇兵，那就不是他的強項了（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這原本是實事求是的評價，然而後世卻徒起紛紛。反對派的依據，主要是據《三國志?諸葛亮傳》的記載，司馬懿巡視諸葛亮軍營時，曾經佩服地說了一句「天下奇才也」的話。其實，司馬懿讚歎的，正是諸葛亮的治軍之才。對於他的用兵，則另有評價。這個評價記載在《晉書?宣武帝紀》中，原文是「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這話翻譯過來就是：諸葛亮這個人，志向很大卻不識機微，謀劃很多卻稀少決斷，喜歡用兵卻不知權變，簡直就等於說他志大才疏，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司馬懿說，別看諸葛亮人多勢眾來勢洶洶，消滅他卻是指rì可待（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至於諸葛亮北伐戰爭中用兵之誤，許多歷史學家都已說到，此處不再贅言。
　　以上三點，就是諸葛亮的北伐註定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至於宋代理學家責備諸葛亮「於道不純，於理未盡」，純粹一派胡言，不值一駁。
　　問題是，所有這一切，諸葛亮本人清楚嗎？
　　清楚。諸葛亮是何等聰明的人。明擺著的事實，豈能不清楚！也許，第一次北伐時，他還是比較樂觀的（同時也很謹慎），但後來頭腦就清醒了。實際上，當年在隆中為劉備做規劃時，諸葛亮就說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復興漢室，一要天下有變，二要兩路出兵。現在，天下無變而荊州已失，豈是可以北伐滅魏的時候？
　　這樣一講，就又有了問題：既然如此，諸葛亮為什麼還要鍥而不捨地進行北伐呢？
　　答案仍在《出師表》。《出師表》一開始就說：「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這是實話。但如果以為「危急存亡」是因為曹魏的威脅，那就大錯特錯了。赤壁之戰後，曹魏方面可是從來就沒主動進攻過劉備或者蜀漢（打孫權倒有好幾次）。反倒是，劉備攻漢中，關羽圍襄樊，孔明出祁山，屢屢挑釁。所以「益州疲弊」的賬，不能算在曹魏頭上。東吳那邊也沒有威脅。諸葛亮執政後，吳蜀盟好已經恢復，雙方和平共處，相安無事。所以，益州之所以「疲弊」，問題主要在內部。
　　實際上諸葛亮的北伐，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內必先攘外」。因為無論是轉移注意力，還是加強凝聚力，戰爭都是最好的手段。一個國家，如果處於戰爭狀態，管理和治理起來就順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鎮壓反對派，也便當得多。此其一。
　　第二，曹魏和孫吳雖然尚無直接威脅，但蜀漢在三國當中畢竟是最弱小的。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越是弱小，就越要圖強。《後出師表》說：「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這話無論是不是諸葛亮所說（《後出師表》疑為偽作），道理都是對的。的確，「以弱為強，猶可資保」(《華陽國志?後主傳》）。如果不主動進攻，那就只有坐以待斃。更何況在進攻的過程中，也未必沒有可乘之機。所以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就說，諸葛亮的北伐是「以攻為守」。一方面，通過戰爭來保存自己（鞏固以存）；另一方面，通過戰爭來尋求機會（待時以進）。王夫之說，諸葛亮的深謀遠慮就在這裡（公之定算在此矣）。
　　第三，諸葛亮畢竟是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並沒有變。對於一個有理想的人來說，只要有機會，就會為理想的實現而努力。問題在於，理想沒變，形勢變了。因此，目標和策略也要變。也就是說，一方面要高舉「興復漢室，還與舊都」的旗幟，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原則，不斷北伐；另一方面，又必須循序漸進，適可而止，必須小心謹慎，步步為營，絕不能再有關羽失荊州、劉備敗猇亭那樣的慘重損失。
　　安內必先攘外，小國更要圖強，理想必須堅持，這三條加起來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攻為守」。這個「守」，既是守住蜀漢政權，也是守住荊州集團，還是守住道德底線。這樣複雜的問題，怎麼能對魏延說？又怎麼說得清？用王夫之的話說，就是「公蓋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與魏延輩語也」。諸葛亮很清楚，魏延滅曹的志有多大，立功的心有多切（這可以從他後來所說「吾自當率諸軍擊賊」得到證明）。把話說明白，他還不得跳起來！
　　何況，諸葛亮也需要有魏延這樣堅定不移的「抗曹分子」。有這樣的人沖在前面，對於現實「以攻為守」的計劃是有好處的。因此，不必也不能對魏延說穿。
　　魏延既然是堅定不移的「抗曹分子」，和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完全一致的，諸葛亮為什麼還要交待「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呢？這就只能猜測了。我的猜測，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擋不住，二是保蜀漢。我們知道，魏延不但是堅定不移的「抗曹分子」，而且是一個自視甚高、自命不凡的人，當時大約只有諸葛亮鎮得住他。不過他對諸葛亮，也是口服心不服，背後仍不免嘀嘀咕咕。所以，諸葛亮料定他不會服從命令，而且估計他會繼續北伐（可惜魏延並未這樣做）。既然擋不住，不如由他去。所以，諸葛亮並沒有說「如果魏延不服從命令，就殺了他」，而是說「如果魏延不服從命令，就不管他」。因為這個時候，要緊的是撤回大軍，以便保住蜀漢。這可比消滅曹魏更重要。因為只有先保住蜀漢，才談得上消滅曹魏。
　　可惜這事不由人。諸葛亮去世三十年後，蜀漢還是亡了。那麼，蜀漢為什麼會亡呢？
　　請看下集：無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