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遜作為孫吳政權「江東化」的代表人物,由統帥而居相位,可謂登峰造極。然而,就在他人生旅程達到頂點的時候,卻被孫權逼死。與此同時,另一些同樣捲入太子與魯王黨爭的人,卻又升了官。那麼,在這個事件的背後,有什麼深刻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嗎?這個背景和原因,又與曹操、劉備、孫權的建國之路有什麼關係呢?
上一集我們講了陸遜之死。陸遜的遭遇像誰?崔琰還是荀彧?我看都像,也都不像。陸遜和荀彧一樣,都是憂憤而死(荀彧「以憂薨」,陸遜「憤恚致卒」)。但荀彧死於理想,他和曹操有重大政治分歧,陸遜則談不上。在立儲的問題上,孫權只是處理不當態度含糊,並沒有明確要另立孫霸。孫霸最後被賜死,恐怕說明他的想當太子,多少有點自作多情。所以,陸遜死得莫名其妙。這一點又像崔琰。不過崔琰的死,曹操是發了話的,《三國志?崔琰傳》就說「賜琰死」。陸遜卻不是賜死,是被氣死的,這又與崔琰不同。
實際上崔琰之死,十分費解。我在《命案真相》一集作了很多猜測,總覺得還缺了一點什麼。後來讀樊樹志先生的《國史概要》,恍然大悟。樊先生是把崔琰之死與孔融、禰衡之死歸為一類的,因為他們都是「名士」。這就對了。陸遜的問題,其實也正是如此。上一集我們說了,陸遜死後,同樣陷入了「南魯黨爭」的那些人,比如「tài子dǎng」二號人物諸葛恪,「魯王黨」頭號人物步騭、二號人物呂岱、三號人物全琮,不但沒有受到懲罰,反倒都升了官。原因在哪裡呢?就因為政治背景和家庭出身不同。查查履歷就知道,步騭「避難江東」,呂岱「避亂南渡」,都是「流亡北士」。諸葛恪則是「流亡北士」的後代,其父諸葛瑾「避亂江東」。全琮倒是江東的(吳郡錢唐人),但孫策一到吳,他就帶領自己的隊伍率先投靠(舉兵先附),算是「從龍之臣」,多少有點「淮泗將領」的意味。還要「tài子dǎng」的五號人物會稽太守滕胤,雖然沒有陞官,卻也無事。孫權臨終時,他還當了顧命大臣。原因也很簡單,他和諸葛恪一樣,也是「流亡北士」的後代。此外還有一位特殊人物,是儀。他是魯王孫霸的師傅,卻早在赤烏五年(公元242年)就主張降低孫霸的待遇,甚至讓他出京,卻也沒事。當然沒事的。是儀北海營陵人,漢末「避亂江東」,也是「流亡北士」嘛!
相反,我們看在南魯一案中挨整的,無一不是江東人。被下獄處死的太子太傅吾粲,吳郡烏程人。被撤職流放的太常顧譚,吳郡吳縣人。其實顧譚很有來歷,他是顧雍的孫子,陸遜的外甥。這就活該他倒霉。不過,顧譚是「tài子dǎng」三號人物,而且跳得很高(給孫權上書),算是「罪有應得」。他的弟弟顧承也和顧譚一起流放,恐怕就是受牽連了。
為了說清問題,讓大家一目了然,我們不妨開一個名單。
tài子dǎng:
陸遜,吳郡吳縣人,江東和吳郡「四大家族」之一,被逼「憤恚致卒」;
諸葛恪,琅琊陽都人,「流亡北士」之後,陞官;
顧譚,吳郡吳縣人,江東和吳郡「四大家族」之一,陸遜外甥,撤職流放;
滕胤,北海劇縣人,「流亡北士」之後,無事;
吾粲,吳郡烏程人,下獄處死;
是儀,北海營陵人,流亡北士,無事。
魯王黨:
步騭;臨淮淮yīn人,流亡北士,陞官;
呂岱,廣陵海陵人,流亡北士,陞官;
全琮,吳郡錢唐人,但屬於「淮泗將領」派系,陞官。
這就很清楚了。在此案中,孫權並不是,或者並不完全是按照對太子和魯王的態度來劃線的。其實孫權廢黜孫和,賜死孫霸,是在赤烏十三年(公元250年)八月。逼死陸遜,則是在赤烏八年(公元245年)二月。兩事相隔五年,可見孫權逼死陸遜時,還沒有要徹底解決「南魯黨爭」問題都想法;而「tài子dǎng」和「魯王黨」鬧得「舉國中分」,也才剛剛開始。所以,南魯黨爭,不是陸遜挨整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孫權劃線的標準。
那麼,孫權劃線的標準是什麼?當然是派系。「tài子dǎng」中,挨整的都是江東人,其他人就沒事,諸葛恪還升了官。這意思很清楚,別人(淮泗將領或者流亡北士)摻和到立儲之爭當中,馬馬虎虎還可以,你們江東士族不行,陸遜就更加不行!事實上,陸遜一案中挨整的,無一不是江東人,無一不與陸遜有關係,比如顧譚是陸遜的外甥,吾粲向陸遜通風報信。另一位重要人物朱據,雖然是「tài子dǎng」,還屬於吳郡「四大家族」,卻要到五年後才挨整。因此我認為,陸遜保太子,只是他挨整的表面原因。身為江東士族,也只是他挨整的部分原因。歸根結底,還是孫權想整他。
那麼,孫權為為什麼要整陸遜呢?
馬植傑先生的《三國史》講了四個原因。第一,陸遜是江東士族,而且是其中勢力最大的。陸家子弟和姻親,在吳高官厚祿,地位顯赫。第二,陸遜鎮守武昌,聲望至隆。上至太子孫登,下至吳國權要,都與陸遜交好。這兩條,都讓孫權畏忌。因此有第三個原因,就是孫權怕接班人駕馭不了陸遜,必須在自己身前將他幹掉。第四,陸遜是孫策的女婿,而孫權是不想讓孫策的子女勢力太大的。由此可見,陸遜有數不該。第一,他不該是士族;第二,即便是士族,也不該是士族中最大的;第三,即便是士族,就不該到孫權那裡做官;第四,就算做官,也不該該做得很大。有這四條,他就該死,何況還要摻和立儲之爭當中去,豈非找死?要知道,那是人家的「家務事」,你摻和什麼?
然而陸遜不會這麼想,因為他是「士」。士的特點是什麼呢?以天下為己任。天下是誰的?在國士們看來,既是皇帝的,也是士人的。皇帝是天下一統的象徵,士人是天下太平的支柱。士人作為國家的棟樑,不但要輔佐皇帝治理天下,還要協助皇帝處理好立儲問題。因為太子命系國本。太子不牢,國本動搖。保住太子,這是國士們的責任。因此,陸遜不認為這是孫權的「家事」,而認為是東吳的「國事」。他也不認為自己是多管閑事,而認為是忠心耿耿。然而,陸遜的一腔熱血卻被迎頭潑了一瓢冷水,而且是風刀霜劍嚴相逼,讓他冷徹心脾,難怪要「憤恚致卒」了。
陸遜實在太天真。他以為,孫吳政權已經「江東化」,江東士族也已經「孫吳化」,孫吳政權與江東士族已經融為一體,變成了「一家人」了。他哪裡知道,孫權的「江東化」是不得已。孫權只是利用江東士族,永遠都不會信任他們。他更不知道,由於前面說的那些原因,孫權其實早就想整他了,只是沒有機會。這一次,不過是藉機發難。
孫權會借一件事整另一個人嗎?會。張溫一案就是。張溫的遭遇,最能讓人體會到什麼叫「冷暖人生」。張溫是江東名士,出身吳郡「四大家族」(顧、陸、朱、張)的張家。他本人的素質也很好,《三國志?張溫傳》說是「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據田餘慶先生考證,張溫出仕,是在他三十二歲的時候,想當時推薦他的人一定很多,引起孫權的注意,孫權便問群臣,張溫可以和誰相比。大司農(農業部長)劉基說,可以和綏南將軍、錢唐侯全琮相提並論。太常()首席部長,管禮儀祭祀)顧雍卻說,張溫這個人,當今之世,無與倫比()當今無輩)。於是孫權召見張溫。召見的時候,張溫文采斐然,對答如流,旁觀者都斜著身子伸長脖子聽得入迷,孫權也肅然起敬禮遇有加。召見結束出來後,張昭還特地拉著張溫的手,說老夫向先生致意了,先生應該明白老夫的意思吧!張昭的意思究竟是什麼,我們也不清楚。但他對張溫另眼相待,則是肯定的。可以說,張溫的出仕,是隆重推出的,閃亮登場。所以,他剛一進入東吳政權,就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兩三年內迅速提升,從議郎、選曹尚書而至太子太傅,並以輔義中郎將的身份出使蜀漢。
然而,張溫從蜀國回來後,情況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孫權開始莫名其妙地忌恨他,終於找岔子將他下了大獄,後來又罰往本郡做苦力,六年後病死。兩個弟弟,也一併被廢。三個姐妹也受連累,命運非常凄慘。
那麼,張溫又是因為什麼案子而挨整的呢?
此案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名叫暨艷的官員,檢核三署,惹出事來。三署,就是五官中郎將署、左中郎將署、右中郎將署。三署的幹部叫郎,也叫郎官,有郎中、中郎、侍郎。這些人平時跟隨在皇帝身邊,宿衛扈從,培養鍛煉,有了機會就放出去做官。所以,所謂「三署」,用田餘慶先生的話說,其實就是吳國官員的「養成和儲備機構」。三署中的郎官,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第三梯隊」。當時,暨艷擔任的職務,是選曹尚書,也就是負責選拔任命官吏的主辦官員。他發現三署郎官良莠不齊魚龍混雜,很多人是靠關係或者走後門混進來的,便大張旗鼓地進行整頓。結果得罪權貴,被誣自殺,禍及張溫。為什麼會牽連到張溫呢?有三個原因。第一,張溫和暨艷都是吳郡人。第二,暨艷是張溫推薦的。第三,張溫與暨艷的觀點相同,而且過從甚密(數交書疏,聞問往還)。暨艷被逼死,張溫也就跟著倒霉(即罪溫)。據《三國志?張溫傳》,事情大概就是這樣。
這無疑是冤案。暨艷冤,張溫更冤。暨艷幫孫權監督官員。澄清吏治,打擊不正之風,怎麼就該死呢?張溫不過與暨艷來往密切,就更沒有罪。然而你看孫權強加在張溫身上的罪名,又是「何圖凶丑,專挾異心」,又是「察其中間。形態果現」,又是「炫賈國恩,為己形勢」,又是「揆其奸心,無所不為」。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把窮凶極惡、原形畢露,以權謀私、十惡不赦這些詞語用上了,簡直就是恨得咬牙切齒。
孫權為什麼這樣狠張溫?聯繫到後來的陸遜一案,很容易讓人覺得他是仇恨江東士族。但這是不對的。張溫確實是吳郡「四大家族」之一,暨艷也是吳郡人。然而張溫、暨艷檢核三署,整頓吏治,首先得罪的恰恰就是江東士族。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言,通過在三署做郎官而進入東吳政權,正是「江東大族特別是吳四姓利益所在」。反對張溫、暨艷這樣做的,比如陸遜、陸瑁、朱據等人,也都屬於吳郡「四大家族」。由此可見,張溫一案的性質,與陸遜一案並不相同。這一回,孫權反倒是保護江東士族根本利益的。
這就更奇怪了!看來,此案既是冤案又是奇案,因此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就連諸葛亮也覺得不可思議。據《三國志?張溫傳》裴松之注引《會稽典錄》,諸葛亮聽說張溫的事,百思不得其解。想了好幾天,才恍然大悟說,我明白了!張溫這個人,是把是非善惡、清流濁流這些事,看得太明白,分得太清楚了(清濁太明,善惡太分)了。
諸葛亮的話值得注意。的確,人,不可沒有是非,沒有善惡;不能沒有正義感,更不能姑息養奸。但是,凡是要有一個「度」。清濁要明,不可太明;善惡要分,不可太分。大奸大惡當然不能縱容,小毛病就不必太較真。然而從《張溫傳》的記載看,暨艷、張溫他們整頓吏治時,似乎是「一個都不放過」的。三署郎官,幾乎全部降級(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保留原位的沒幾個(其守故者十未能一)。給人的感覺,只有他們自己是好人。這就欠妥。要知道,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惟我獨清的結果必然是怨聲載道、眾叛親離。這個道理,看來張溫不懂。
張溫不懂這個道理,他的朋友將軍駱統也不懂。張溫下獄後,駱統上表為張溫辯護,將孫權強加在張溫身上是罪名一一駁回。裴松之認為這其實是幫倒忙。裴松之在《張溫傳》的注文里說,莊子講過:「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一個人,名聲太大,不是好事。張溫遭到打擊,就因為他「取名之多」,這才遭到孫權的忌恨。然而駱統上書,卻還要說張溫「卓躒冠群,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這不是火上澆油嗎?
顯然,在諸葛亮看來,張溫倒霉是因為他太耿直;而在裴松之看來,張溫倒霉是因為他太張揚。其實,兩說都有道理。因為耿直和張揚,恰是張溫這一類人的共同特點。那麼,所謂「張溫這一類人」,又是哪一類人呢?
名士。
張溫是名士嗎?是。不但是名士,而且按照田餘慶先生《暨艷案及先關問題》一文的說法,還「具備漢末以來名士首領的各種特徵」。名士有哪些特徵?或者說,名士的標準是什麼?我以為有以下幾條。第一,家世清白,最好出身名門。像曹操這樣的贅閹遺丑」,就別想當名士。第二,才華橫溢,而且最好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像劉備這樣「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的,就不行。第三,地位邊緣,不做官,或不做高官、大官,或做了等於沒做。這一條,原本是名士的基本條件。因為所謂「名士」,本指「已知名而未出仕的人」,鄭玄就說「名士,不仕者」。不過,一個士人,如果出仕之前就已經知名,出仕以後能保持名士身份、名士觀念、名士立場、名士做派、名士關係,仍可算作名士。但是,像孫權那樣十五歲就當縣長,十八歲就為人主的,就顯然不是。
當然,名士之所以叫做名士,還因為他們有名。有名的原因也很多,比如出身名門望族,比如為人特立獨行,比如學問大得嚇人,總之是很受世人追捧,擁有眾多「粉絲」。他們如果發表什麼意見,是可以影響輿論的。這些人也喜歡發表意見,而且無論在朝在野,都以民間身份站在民間立場來表達,謂之「清議」。由此可見,所謂「名士」,就是現代的「意見領袖」或者「公眾人物」。
不過名士和名士也不完全一樣。比如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就把漢末的名士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求名不求官」的,我們不妨稱之為「清高派」。這類人一生不出仕,卻也一生獲大名。因為他們每拒絕一次官府的徵召,聲望就提高一次。越是不肯做官,名氣就越大,最後實際上的社會地位「抵得上一個大官」。第二類是「言行剛勁嫉惡如仇」的,我們不妨稱之為「耿直派」。他們有一整套自己的道德標準(基本上是儒家的),只要看不順眼,就毫不留情,痛罵痛批,。所謂「清議」,常常由這類人來發表。第三類是「迎合風氣」的,我們不妨稱之為「時尚派」。他們往往根據自己對時局的判斷,來選擇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也樂意與當局合作,因此最受當局歡迎。第一類名士雖不合作,卻也不添亂,不添堵。最讓當局者頭疼的,就是第二類——「耿直派名士」。
張溫就是「耿直派名士」,另一位赫赫有名的虞翻也是。虞翻是會稽餘姚人,出身「江東四大家族」(虞、魏、顧、陸)的虞家。他的學問也好,所著《周易傳》曾備受孔融推崇,至今也被人頻頻引用。因為名氣打,朝廷和曹操都招聘他,也都被他拒絕,只在東吳做小官。這些都符合名士標準。因此,我們只要看看虞翻,就知道「耿直派」是怎麼回事。
據《三國志?虞翻傳》,虞翻這個人,生性粗疏率真(翻性疏直),為人特立獨行(性不協俗),和許多人都搞不來。陳壽說他是「古之狂直」,也就是狂傲任性,剛硬耿直。這樣的人,一般都說話直來直去,還喜歡當面頂撞(犯顏諫爭),不給別人面子。襄樊戰役中,魏將于禁投降關羽,被關押在江陵。孫權佔領江陵後,釋放了于禁,禮遇有加。有一次,孫權帶著于禁外出,兩人並馬而行。虞翻卻衝上前去,大聲呵斥于禁,說你一個降虜,怎敢和我們主公並駕齊驅?還要拿鞭子抽于禁,被孫權制止。後來,孫權在樓船上大宴群臣,于禁「聞樂流涕」,虞翻又大聲搶白他,說你這傢伙是想裝出一副可憐相,以求免罪嗎?(汝yù以偽求免邪)?結果孫權很不高興(權悵然不平)。
虞翻這樣對待于禁,或許是出於一種正義感。我們知道,東漢末年的名士,一般是有「道德潔癖」的。這種「潔癖」,有的是真的,有的是裝。但不管真假,也都要表現出來。虞翻就是這樣,他不止一次表現出對那些降將的蔑視。仍據《虞翻傳》,又一次,虞翻乘船虞麋芳狹路相逢。麋芳的部下想要虞翻讓路,就大聲喊道:快快避開我們將軍的船!我們知道,麋芳原本是關羽的部下。呂蒙偷襲荊州時,他和士仁獻出江陵、公安二城,投降了孫權。這樣的人,虞翻哪裡看得起?當然也不會讓路。不但不讓路,還要站在船頭痛罵。虞翻說,喪失了忠誠和信義,拿什麼來輔佐君王?出賣了兩座城池,還可以大言不慚自稱將軍嗎?結果麋芳躲在船艙里,一句話不說,只是命令船工趕快給虞翻讓路。
虞翻這回是揚眉吐氣,也表現了他的道德感。但可以肯定,這並不讓孫權高興。實際上,不要說孫權,便是曹操、劉備、諸葛亮,也不會對虞翻這種「道德潔癖」感興趣。比如法正,被劉璋派去迎接劉備,卻慫恿劉備奪取益州。這種行為,按照傳統道德,是不折不扣的「賣主求榮」,諸葛亮怎麼不譴責,反倒一再肯定法正的貢獻?可見政治家和書獃子的觀點是不相同的。書獃子的所謂「道德感」,也未必討他們喜歡。比如孫權和于禁並馬散步,原本就是一種姿態,做給別人看的。虞翻這時去討論于禁的身份,孫權能高興嗎?
虞翻卻不管孫權喜歡不喜歡,只管按照自己的個性去說去做。有一次,孫權和張昭討論神仙,虞翻居然插嘴,指著張昭對孫權說,他們都是死人,還討論什麼神仙!世上哪有神仙!孫權原本對虞翻就忍無可忍(積怒非一),這回再不寬恕。一聲令下,就把虞翻流放到交州(今廣東、廣西以及越南的一部分),最後虞翻死在那裡。
其實孫權早就想收拾虞翻了。孫權當上吳王以後,設慶功宴大會群臣。酒宴結束前,孫權起身,親自給群臣斟酒。虞翻卻倒在地上裝醉,不拿酒杯去接。等孫權走過,他又爬起來坐好。這就是存心不給孫權面子了。於是孫權勃然大怒,拔出劍來要殺虞翻。當時所有的人都嚇得臉sè慘白,只有大司農劉基撲上去抱住孫權,說大王酒後殺名士,就算他有罪,又有誰知道呢?再說了,吳國為天下人仰慕,不就因為殿下尊賢愛士嗎?為了一個虞翻就把這些好名聲丟了,值得嗎?孫權氣呼呼地說,曹孟德還殺了孔融呢!寡人怎麼就不能殺虞翻!劉基說,正因為曹操濫殺名士,才弄得罵聲一片呀!殿下想與堯舜看齊,怎麼能學曹操?孫權想了想,就放了虞翻,而且好事做到底,規定「酒後言殺」都不算數。
此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孫權所言「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這話值得注意,是因為別人也有類似說法,這個人就是諸葛亮。據《宋書?王微傳》,諸葛亮在處理來敏問題時,就曾說過「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的話。來敏的事,我們在《難容水火》一集提到過。據《三國志?來敏傳》,此人出身「荊楚名族」,其父來艷曾位在三公(當多司空)。本人則博覽群書,精通學術,是個典型的名士。而且,此人和其他名士一樣,也是好發議論,干預時政,結果被諸葛亮以「亂群」的罪名罷官。
這樣一比較,就很有意思了。孫權把虞翻看作孔融,諸葛亮則把來敏看作孔融,曹操是把孔融殺了的。孫權和諸葛亮雖然沒有殺虞翻、來敏,但也並不認為不能殺。孫權的意思很明確,來敏的罪過比孔融大多了,不殺他,只罷官,實在是寬大為懷。這又說明什麼呢?說明三點。第一,孔融、虞翻、來敏是同一類人,即「耿直派名士」。第二,此類人物到處都有,來敏就是蜀國的孔融,虞翻則是吳國的孔融。第三,此類人物走到哪裡,都不受歡迎,三國主要領導人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也都不喜歡他們,只不過處理起來寬嚴不一而已。不喜歡是當然的,理由我們以後再說。寬嚴不一也是當然的,理由也以後再說。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這一集講的三個案子。陸遜挨整,因為他是士族。虞翻挨整,因為他是名士。張溫挨整,則因為他既是士族又是名士。孫權與陸遜、張溫、虞翻的矛盾,實際上就是他與士族、與名士的矛盾。這其實也是曹操、劉備、諸葛亮遇到的共同問題。也就是說,魏、署、吳三大政權,都與士族有衝突。三國的主要領導人,也都要同名士作鬥爭。實際上,在大一統的漢、唐帝國之間,有一個三足鼎立的時代,接著又有半統一的兩晉和分裂的南北朝,都與這個矛盾有關。因為士族和名士代表的,乃是一股上承東漢下接兩晉的政治力量。這股政治力量在與曹操、劉備、孫權相衝突相鬥爭的時候,由於並未掌握政權,因此是「逆流而上」。但是,由於他們畢竟代表著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曹操、劉備、孫權也是「逆流而上」。正是這兩種意義上的「逆流而上」,就決定了魏、蜀、吳有著不同的建國道路,而且最後都要同歸於晉。那麼,他們的道路又如何,歸晉的意義又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