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檐下的中國人
屋檐下的中國人
——讀姜立涵長篇小說《大城小室》有感
大地上的居所，乃是一種偉大的庇護。
人在屋檐下，王在宮殿里，佛在洞窟中，鳥獸也需要巢穴，我們更要從曠野回到家中。
曾經，我在紀錄片《流動的盛宴》里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是想描述關於「我們的家」之存在的必要性，是想說明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
沒想到的是，我一廂情願的詩意被姜立涵二話不說的現實迎頭痛擊。她以洋洋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大城小室》告訴我們一個基本事實：房子是商品，而我們是房奴。不用去想太多，我們的每一個夢想早都標好了價格，我們終其一生的命運就是為其買單。
讀她這部長篇小說時，我一直奔波在路上：普陀山、那拉提草原、獨庫公路、龜茲、首爾、烏蘭巴托、東京、曼谷、特拉維夫、耶路撒冷，等等。沿途所見，我經歷了廟宇、宮殿、巢穴、酒店、民居、帳篷甚至難民營等等花樣翻新的大地居所，我也穿越著從二十一世紀到二十世紀甚至十八世紀等等漏洞百出的生活方式，那些空間和時間裡藏著人世間最隱秘的情感以及命運。
房事即人世，人世即苦熬。生活從來不僅僅在窗內，還在於窗外更遼闊的世界。
所以，我得多換幾重視角來理解這本小說——
1.我想要有個家
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華麗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時候\我會想到它\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驚嚇的時候\我才不會害怕……
1989年，台灣歌手潘美辰一曲《我想有個家》唱出了眾多中國人的心聲。在中國人的心結里，安居方能樂業，有家才有天下，房子才是日常生活的終極夢想。
1990年，這首歌剛唱完，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的55號令，「為建立可流轉的房地產和房地產市場奠定了基礎」，被外界普遍認為其標誌著中國房地產業的肇始。
那一年我剛讀大學，八條荷爾蒙旺盛的精壯漢子擠住一間宿舍也沒覺得小，八張床鋪八個臉盆八隻飯缸八把暖壺就是全部，對所謂的房子完全沒有概念。從小到大，我家從平房到土樓、筒子樓再到板兒樓，就已經算是讓很多人羨慕的城市生活了。我們班的同學一半兒來自農村，當年還有黃土塬上住窯洞的，也有貧困山區住窩棚的，每個人都對「家」的概念有著各自完全不同的理解，也因此限制了對未來「家」的想像力。
許多年之後，當年的一個女同學從西安飛到杭州來買房。她驕傲地告訴我，自己在西安已經擁有五套半房子，加上杭州這套就是六套半了。至於那半套房子，其實是自己和父母共同擁有的財產。事實上，正是這些水泥磚塊讓她心安：家外有產，產上增產，這種「富強起來」的感覺就是她不斷買房的動力。
你看，這個女同學多麼像姜立涵小說中那個來自甘肅天水的姑娘田蓉——大學畢業之後，沒進到光鮮亮麗的北京國貿CBD上班，陰差陽錯去了房地產中介謀個生計，卻反而靠房產投資成了先富起來的人。這是時代帶給田蓉和我們的幸運，讓我們通過買房賣房而獲得了從前根本不敢想像的財富；這也是時代帶給田蓉和我們的不幸，讓我們把幾乎所有對美好生活的想像都集中在房產之上。我們終於有錢了，我們也徹底無趣了。
那麼，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你理想中的家還在嗎？
往從前看，家，源自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宀」(mián)，形同屋檐，取房屋屋頂及其兩側牆壁之象。最早的房子用途莊重，專用來祭祀祖先或家族開會。下面的「豕」，即野豬，比老虎、熊還危險。野豬是非常難得的祭品，所以最隆重的儀式才用野豬祭祀。
家，僅此一字構造，便可見出中國古人對其形式與內涵的看重。由家而引申出的房子，更是意義非凡，詮釋了一代代中國人的世俗追求乃至生活價值。屋檐下的中國人，也由此而來，它關聯著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根基。
往今天看，家，更意味著產，是一堆不斷膨脹變形的錢，是一處隨時可以出手轉讓的物業。房子因而成為當代中國人生活的關鍵詞，房子也是我們繞不過去的種種問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忽而風生水起，忽而水深火熱。光是近十年來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就層出不窮，也喊出了「房子是住的不是炒的」的口號，卻並不能真正遏制中國人的購房慾望。
為什麼政府屢屢重手出擊卻打壓不了中國人對房子的熱情與信心？為什麼從來保守穩健的中國人面對房子卻如此勇猛激進？為什麼房子讓我們如此悲欣交集又欲罷不能？
察觀表象，深究其里，以小說中的田蓉為例，就能提出這樣幾個根本問題——中國人為何以居為安？中國人為什麼喜歡房子？中國人的價值體系如何建構？中國人又在房子上寄寓了怎樣的財富觀念？
答案基本如下：對於中國人而言，房子更應稱之為「房產」，這個詞蘊含著深義。因為房產既是世俗財富的象徵，也是文化審美的對象，更是家族傳承的載體。
縱觀中國經濟發展史，房子一直是中國人規避風險、尋求價值兌現最為有效的商品。尤其是在通貨膨脹的今天，一切房產都是抵抗貨幣泡沫化最為有效的武器。
「房」與「防」通，從來沒有財富安全感的中國人，其實一直試圖用「房子」來「防止」生活中那些不確定性的可能。一處可以保值增值的家產，而不只是一個家，就是中國人防範外來風險的最基本堡壘。
「房」也通「妨」，因為它所牽動的巨大利益，已然妨礙了當今中國城市的整體生態，甚至妨礙了中國城市建設開發的整體布局。很多時候，我們住在華屋美宅之中，卻也同時生活在一座糟糕的城市裡。你有沒有想過，這二者之間又有什麼聯繫？
雖然有了家產，很多人卻因為遷移始終沒找到「家」的感覺，總像是住在別人的房子里。
新疆喀什一個維吾爾族老大爺說：能在自己故鄉慢慢老去的人是幸福的。
我想有個家，卻依然是很多屋檐下的中國人求之不得的夢想。
2.我們還生活在農業社會
一直把房子當作頭等大事，證明我們還生活在農業社會裡。
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我們根本無法迴避的現實窘境：似乎不管你從事什麼行業，都沒有房地產這麼賺錢；似乎無論你胸懷怎樣的理想，都必須直面買房這件俗事。
這裡說的似乎就是小說主人公謝曉丹：不管她怎樣瞧不上西北小城姑娘田蓉，可田蓉的身家隨著房價上漲是鐵板釘釘的事實。也不管她迷上的那個男人黎光多麼瀟洒出塵，最終也還是為了幾套大房子被打回原形。
所以，小說正來源於現實：國貿寫字樓城裡的JACK和MARY，其實就是村裡的二柱子和翠花；也別以為互聯網公司真的是什麼高科技公司，看工作場面那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無論你在哪個行業里賺取了再多的錢，幾乎所有人的第一反應仍然還是買房置地，水泥顯然比滑鼠來得更現實更穩固也更踏實。
中國文字很神奇，一個「家」字，就足以看出內涵。一個「富」字，也足以說明那種「小富即安」的人生理想——上有一間房住，中有一口飯吃，下有一塊田耕。
公元前1世紀，司馬遷就在《史記·貨殖列傳》里講到了中國人的財富觀——天下財富分為三種，本富、末富和姦富。本富靠農田致富，末富以工商致富，「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絹文不如移市門」。
這似乎是個奇怪的邏輯——農田雖為「本富」，賺錢卻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追求「本富」，不是明擺著不划算嗎？司馬遷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下海經商，與時俱進，使勁賺錢，然後轉回頭買房子買地，用房子和地把財富牢牢守住。
縱觀兩千多年中國歷史，甚至一直到今天的社會，很多中國人都是以此種固有方式來產生並保全財富。原因無他，並且在中國由來以久——土地跟貨幣特徵非常相似，只要長期持有就會增值。
橫向看國外，歐洲在中世紀以前也有很多大地主，很多人也靠積聚土地來發家。自從17世紀工業革命以後，整個歐洲的財富積累方式不再以土地為本，人們也不再把賺來的錢全去買土地，而是去鋪鐵路，去造蒸汽機，去從事工商業，去遠洋貿易，去進行技術創新。大量資本又回歸產業，繼續通過技術創新的方式發展。
縱向看中國，徽南農村地處偏僻，卻有無數富麗堂皇的高檐大宅。大宅主人當年都是淮揚的大鹽商和大茶商，鹽茶因為專賣，在明清兩代是最為暴利的產業。那為什麼這些富商們不把錢拿去擴大再生產，卻要把銀子運回偏僻老家，蓋這些好看卻無用的大宅，買一大塊產出效率很低的紅壤貧地？有人說，這是中國人葉落歸根的傳統，是衣錦還鄉的觀念。
問題在於，逐利才是商人本性，其每種選擇都是計算，傳統與宗族並不是商人作出價值判斷的第一要件。這跟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工商制度有關。漢武帝時，就開始實行鹽鐵專賣，國家一直把能源和資源型產業壟斷經營。鹽鐵之後，國家開始壟斷了貿易，壟斷了糧食，壟斷了漕運，壟斷了鐵路，壟斷了金融等等。
兩千多年來，國有資本一直在控制著中國的能源和資源型行業。在中國，民間商人為了避免與國爭利，保護自己財富安全，就寧願離開大城市，回到家鄉保有土地，去在土地上蓋大房子。在中國，土地其實不是由泥巴構成的，它更是資產階層的一種避險性工具。漢朝以後，中國任何城市都長期面臨房產價格不斷上漲、土地緊缺的問題。中國曆次改朝換代最終都是因為土地。人們為了把賺到的錢隨時固化和兌現，最有可能選用的商品就是土地。
在農業文明時期，這種情況並不是很大的問題，反倒給古代中國增添了些許「田園將蕪胡不歸」的閑適詩意。可是，到了全世界進入第三次浪潮，到了信息革命的晚期，中國有產者仍然把大量資金從產業資本中抽出，去到一些大中城市買房子炒房子，看起來就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中國房價為什麼日見日高？除了城市化運動、地方財政被土地綁架等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正是近年來大量工商業資本湧進地產業，企業家階層對實業產生厭倦，投機心理大增。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房產稅徵收或是加大土地供應量，都不能解決問題。
屋檐下的中國人，帶著兩千多年的古老基因來到今天，卻依舊生活在一個農業社會。
所以，《鄉村愛情》才會被看作是中國版的《紙牌屋》，我們的生活原型都在其中。
理解了劉能、趙四和謝廣坤，你就真正理解了中國。
3.因房子獲利也被房子綁架
中國老話講：有恆產者有恆心。
此言非虛，我的主業是拍紀錄片，這個圈子裡找人幹活兒，最願意找那些已婚有按揭的七〇後或者八〇後。說是這樣的人都被銀行摁住了，他借的那些錢幫你逼他幹活兒，拍攝中輕易不敢撂挑子。不像那些九〇後甚至〇〇後，家裡通常都是好幾套房子，根本不缺錢也沒什麼壓力更沒什麼動力，工作說不想干就不想幹了，什麼事兒全憑興趣和衝動，大事兒指望不上小事兒也沒什麼規矩。
或者，這是房子的一種「正能量」也未可知。總之，當一個人決定為了一套房子而奮鬥終生的時候，他或她就成了社會主流人群，不會再去干那些不著四六的事兒。姜立涵的長篇小說，就是通過一系列的「事故」，把謝曉丹、田蓉等青澀少女都變成了「故事」；也把陳青、高暢這樣的「海歸STORY」，直接轉換成了「海龜SORRY」。
在中國人的觀念里，「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乃是人生最悲慘的境界。中國農耕社會文明，建立在一家一戶恆產恆業的基礎上。這是一種巨大的歷史穩定性。農業文明思維中，向來重實體輕虛擬，重元寶輕票據。比起鑽石，中國人更願意買一幢大宅。比起創新，中國人更願意守業安居。父母如果不能為後代置房，將是一種家族恥辱。一個人能夠置房，是有穩定社會地位的開始。
問題在於，中國的經濟模式決定了房產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地位，窮盡一生為房產的生活模式又限制了中國人的消費需求，小富即安的思維模式阻礙了中國人更加暢快自由的生活，更因為利益鏈的共沾模式而使中國今日城市面貌各自為政。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新住宅運動」，以及2002年開始的「居住改變中國」，從本質上說不過是一種商業策略，卻對國民投機心理的調動和不合時宜的需求膨脹起到了重要作用。千百萬原本應該有更高流動性的群體，從此被綁在一個地方「守株待兔」，成了期待未來房產增值的新型「房奴」。
與房產烈火烹油景象伴生的，是中國城市開發建設的嚴重危機：擁堵、霧霾、污染、沙塵……一場暴雨既可以讓北京變成汪洋，也能讓長沙女孩墜井身亡，更可以讓杭州「水漫金山」。媒體上屢屢質問，為什麼巴黎、柏林、倫敦、羅馬都幾百年歷史了，今天還能保持處變不驚的優雅？為什麼中國城市剛剛建設還不到三十年，就幾乎不能適應新變化了，道路就要挖了填、填了再挖？
住的房子雖然越來越漂亮，可層出不窮的現實問題卻總讓中國人難堪：一個紅黃藍幼兒園事件，就足以讓所有感覺良好的中產階級家庭如遭重鎚；一場大火之後，才發現我們的豪宅之側居然也生活著如此之多的「低端人群」；一家號稱「宇宙第一」的房地產集團，因為狂飆突進的速度造成半年之內工地連續崩塌工人不斷死傷……
那麼，我們的城市開發建設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到底又和房子有什麼關係呢？
現實的邏輯是這樣的：城市開發建設，往往以開發商的單個開發項目為龍頭，開發商從政府手裡接過「熟地」，就直接蓋成房子賣了。開發商只管小區內的規劃和建設，房子建得美輪美奐，但周邊配套卻完全跟不上。地方政府以「賣地」作為主要收入來源，通常只忙於向開發商批地收出讓金，卻沒有餘暇和精力，對整個城市開發建設統籌規劃。「賣地」收入本應納入統一開發建設使用，可常常被挪用於時間短、見效快的業績項目。對於地下基礎設施乃至周邊配套設施這樣不能立竿見影的長線建設，任期制的城市政府少有動力問津。
屋檐下的中國人，因房子獲利，也被房子綁架，那是新的斯德哥爾摩徵候群。
姜立涵的整本小說，寫的就是「趨利避害」四個字。很聰明，很直接粗暴，也很無奈悲傷，我們全都無處可逃。
萬家燈火，除了房子，我們還有什麼？
張海龍
詩人、紀錄片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