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人類的特殊之處

毫無疑問，智人是目前世界上最強大的物種。但智人也很喜歡認為自己的倫理地位較為高尚，自己的生命比豬、大象或狼更有價值，而這就沒有那麼顯而易見了。真的是拳頭大就贏嗎？難道因為全體人類的力量大於全體豬的力量，就能說人命比豬命更珍貴？美國國力遠勝過阿富汗，難道美國人的命就比阿富汗人的命更有價值？

實際上，美國人的命確實更值錢。一般美國人在教育、健康和安全上得到的金錢投資，遠超過一般的阿富汗人。殺死一名美國公民，引起的國際譴責聲浪也會遠大於殺死一名阿富汗公民。然而，一般人會認為這只是因為地緣政治上的權力不對等。雖然阿富汗的影響力遠不及美國，但阿富汗托拉博拉山裡孩子的生命，還是會被認為和美國比佛利山的孩子的生命一樣神聖不可侵犯。

然而，如果說人類兒童的生命比小豬的生命重要，我們卻希望這不僅是生態上的權力不對等，更希望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人真的就是比較優越。我們智人喜歡告訴自己，人類一定有某些神奇的特質，不僅能讓我們有如此偉大的能力，也為我們這種特權地位找到了倫理上的理由。那麼，究竟人類特殊之處何在？

傳統一神論會說，只有智人擁有永恆的靈魂。雖然身體會衰老、腐爛，但靈魂會踏上通往救贖或詛咒的旅程，不是在天堂享受永恆的幸福，就是在地獄承受永遠的痛苦。但豬和其他動物沒有靈魂，自然也就不會出演這場宇宙大戲，不過就是活個幾年，然後就死去，化為虛無。因此，我們與其擔心生命短暫的豬，不如多把心思花在人類永恆的靈魂上。

這絕不是幼兒園裡逗小孩的童話，而是個非常強大的神話，即使到了21世紀初，仍然不斷影響著數十億人類和動物的生命。就現有的法律、政治和經濟制度而言，相信人類有永恆的靈魂而動物只有短暫的肉體，可說是這些制度的重要支柱。這就能夠解釋比如為什麼人類能宰殺動物為食，甚至只是為了取樂。

然而，最新的科學發現卻完全與這個一神論的神話相抵觸。科學實驗確實也證明了這個神話的一部分：正如一神論宗教所言，動物沒有靈魂。經過各種小心研究、仔細審視，科學家並未發現線索證明豬、老鼠或獼猴擁有靈魂。但遺憾的是，同樣的實驗也影響了一神論神話更重要的第二項假設，也就是人類擁有靈魂。科學家已經讓智人做過千千萬萬種怪異的實驗，找遍了人類心臟里的每個角落，看遍了大腦里的每一個縫隙，但仍未發現什麼特殊之處。完全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能夠證明人擁有靈魂，豬則沒有。

如果只是這樣，或許還能說科學家繼續找就是了。他們還沒找到靈魂，可能只是找得還不夠仔細？然而，生命科學之所以質疑靈魂這個概念，並不是因為缺乏證據，而是因為這個概念根本違反進化的基本原則。也正是因為這種矛盾，虔誠的一神論信徒對進化論恨之入骨。

誰怕達爾文？

2012年的蓋洛普調查顯示，只有15%的美國人認為智人進化全靠自然選擇，並無神的介入；32%認為，人類可能是經過持續幾百萬年的過程，才從早期生命形式進化成現在的模樣，但這一切正是上帝的精心安排；46%則認為，正如《聖經》所言，人是由上帝在過去大約1萬年間創造的。就算大學讀了三年，也完全不會影響這些看法。同一項調查發現，大學畢業生中，46%相信《聖經》里上帝創造萬物的故事，只有14%認為人類進化沒有神的監督。就算是碩士和博士畢業生，還是有25%的人相信《聖經》，只有29%相信人類是單純經過自然選擇進化而成。

顯然，目前學校對於進化的教學成效已經夠差了，但還有宗教狂熱分子堅持認為根本不該教孩子進化論，或聲稱應該引入其他觀點，比如智能設計論，也就是認為所有的生物都是由某種更高的智能（也稱為“上帝”）設計的。狂熱分子說：“兩種理論都教，再讓孩子自己決定。”

為什麼進化論引起如此強烈的反彈，但講到相對論、量子力學，卻似乎一片靜悄悄？為什麼講到物質、能量、空間和時間的理論時，不會有政客要求該教“其他觀點”？畢竟第一眼看來，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或沃納·海森堡的量子力學相比，達爾文的概念實在沒什麼可怕的。進化論的基礎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些道理再簡單明了不過，甚至可以說有點單調。但相較之下，相對論和量子力學認為人可以扭曲時空、無中生有，某隻貓可以同時既是死的也是活的，這簡直是在嘲弄我們的一般常識，卻沒有人站起來說要保護無辜的學童，讓他們不要接觸這些可笑的想法。究竟為什麼？

相對論不會讓什麼人生氣，是因為它並不抵觸我們寶貴的信仰。空間和時間究竟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大多數人壓根兒就不在乎。如果你說空間和時間可以彎曲，好啊，請自便。彎就彎吧，關我什麼事呢？但相較之下，達爾文卻會讓我們失去靈魂。如果真去理解進化論，就會發現沒有靈魂這件事，而這個想法不只會驚嚇到虔誠的基督徒或穆斯林，還會嚇到許多一般人。雖然他們不見得有任何明確的宗教信仰，但仍希望每個人都有個一生不變的個人本質，甚至在死後也能保存完好。

從字面來看，英文的“inpidual”（個體、個人）指的就是無法（in-）再分割（pide）的東西。於是，說自己是個“in-pidual”，也就是說我是個完整的個體，而不是由幾個獨立部分形成的集合。據說這種不可分割的本質就算隨著時間過去，也能不增不減、保持原樣。我的身體和大腦會不斷變化，比如神經元會放電、激素會分泌、肌肉會收縮；我的性格、期望和關係從來不會靜止不變，幾年或幾十年後很有可能完全不同。然而，在一切的最深處，我從出生到死亡都是同一個人，而且我希望能超越死亡。

不幸的是，進化論並不認為有什麼不可分割、不會改變、所謂永恆的自我本質。根據進化論的看法，所有的生物——從大象和橡樹，到細胞和DNA分子——都是由更小、更簡單的單位組成的，會不斷結合和分裂。大象和細胞之所以會不斷進化，正是因為不斷有著新的結合和分裂。無法分割或改變的東西，就不可能通過自然選擇而出現。

以人眼為例。人眼就是由許多小的部分組成的複雜系統，包括水晶體、角膜和視網膜等。眼睛可不是橫空出世，一現身就備齊了所有部分，而是經過幾百萬年一小步一小步的進化，才成了現在的樣子。與距今約100萬年前的直立人相比，我們的眼睛和他們的眼睛還是非常相似；與距今約500萬年前的南方古猿相比，相似的地方就已經少了一點；再與1.5億年前的史前爬蟲類相比，已經是天差地別；而與億萬年前地球上的單細胞生物相比，看來已是毫無相似之處。

然而，就算是單細胞生物，其實也有微小的細胞器，能讓微生物辨別明暗，向光或背光移動。從這種最原始的感測器進化成現在的人眼，整個過程曲折而漫長，但如果你也有幾億年的時間，當然就能一步一步走完。而要能做到這件事，正是因為眼睛由許多不同的部分組成。只要每隔幾代，在某個部分有了一點小小的變化（比如角膜曲度大了一點），經過幾百萬代，就可能進化出人眼來。如果眼睛就是一個完整的實體，無法分成多個部分，就絕不可能通過自然選擇進化成現在的樣子。

正因為如此，如果說靈魂是不可分割、永恆不變的，那麼進化論無法接受靈魂的概念。一步一步的進化，不可能形成這種實體。自然選擇之所以能夠形成人類的眼睛，正是因為眼睛可以分成不同部分。然而，靈魂卻不能再分出部分。如果說智人的靈魂是從直立人的靈魂一步一步進化而來，到底有哪些步驟？智人的靈魂有哪些部分比直立人的靈魂更發達？然而，靈魂卻沒辦法再分出部分。

可能有人會說，人類的靈魂就不是進化來的，而是在某一天突然出現的，而且完整無缺。可是，這一天究竟是哪一天？我們仔細審視人類的進化歷程，卻怎麼找都找不出這一天。從古至今的所有人類，都是男性精子使女性卵子受精的結果。讓我們想像一下，第一個有靈魂的嬰兒會是怎樣的。這個嬰兒可能很像父母，只不過小孩有靈魂，但父母沒有。確實，生物學絕對可以解釋小孩角膜曲度比父母大一點的情形，只要有某個基因出現一點點突變就有可能；但要說父母一絲一毫的靈魂都沒有，小孩身上卻出現了永恆的靈魂，這就不是生物學說得通的事了。難道一次突變（甚至說多次突變也無妨）就足以讓某種動物有了一種足以抵抗一切改變，甚至能夠超越死亡的本質？

正因為如此，進化論無法解釋靈魂的存在。進化就是變化，進化無法產生永恆不變的實體。從進化角度來看，我們最接近人類本質的就是我們的DNA，但DNA分子承載的絕非永恆，而是突變。但這讓很多人害怕，寧可不信進化論，也不想放棄自己的靈魂。

為什麼股票交易所沒有意識？

另一種證明人比其他動物優越的理由，是說地球上所有的動物中，只有智人擁有心靈。心靈和靈魂大不相同。心靈並不是神秘而永恆的概念，也不是像眼睛或大腦之類的器官，而是腦中主觀體驗（例如痛苦、快樂、憤怒和愛）的流動。這些心理上的體驗，就是各種緊密相連的感覺、情感和思想，忽然閃現、立刻消失，接著其他體驗又倏然浮現與消散，於電光火石間來了又去。（回想這些體驗，我們常常試圖把它們分成感覺、情感和思想之類，但事實上一切都是交織在一起的。）把這種種體驗集合起來，就構成了意識流。心靈與永恆的靈魂不同，心靈可以分成許多部分，又不斷變動，而且沒有理由認為心靈是永恆的。

靈魂是個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的故事。但意識流則相反，這是我們每分每秒都能直接觀察到的具體現實，再明確也不過，無法懷疑它的存在。也許我們會充滿懷疑地自問：“真的有主觀體驗這種事嗎？”即便如此，我們也能百分百確定自己正在經歷著懷疑。

到底是哪些意識體驗構成了心流？主觀體驗有兩個基本特徵：感覺和慾望。之所以說機器人和計算機沒有意識，是因為雖然它們能力強大，卻沒有感覺，也沒有慾望。機器人可能有電能感測器，在電池快沒電時向中央處理器發出信號，讓機器人移向插座，自己插上插頭充電。但在整個過程中，機器人不會有什麼感覺。相對的，快要耗盡能量的人類則會感覺飢餓，渴望停止這種不愉快的感覺。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說人類是有意識的生物，而機器人則不然，逼人工作到因為飢餓和疲憊而崩潰是一種罪，而讓機器人工作到電池耗盡卻沒有任何道德問題。

那麼，動物呢？它們有意識嗎？它們有主觀體驗嗎？如果逼一匹馬工作，直到它精疲力竭而崩潰，有沒有問題？前面已經提過，目前生命科學認為，所有哺乳動物和鳥類以及至少某些爬行動物和魚類，都具有感覺和情感。但也有最新理論認為，感覺和情感只是生化數據處理演算法。既然機器人和計算機處理數據的時候不會有任何主觀體驗，也許動物也是一樣？事實上，我們知道就算是人類，也有許多感覺和情感的大腦迴路是在人類完全無意識的情況下處理數據的。所以，或許我們以為動物會有的感覺和情感（像飢餓、恐懼、愛、忠誠）都是無意識的演算法，而不是主觀體驗？

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也支持這種理論。17世紀的笛卡兒認為，只有人類才有感覺和渴望，而其他動物都是沒有心靈的自動物（automata），和機器人或自助飲料機沒有什麼不同。所以，如果有個人踢狗，狗並不會有什麼體驗。它會自動地退縮，並開始狂吠，但它就像台會自動沖咖啡的飲料機，並不會有什麼感覺，或是有什麼渴望。

在笛卡兒的時代，一般人都接受這種理論。17世紀的醫生和學者會做活狗解剖，觀察其內臟器官如何運作，但完全不用麻醉，他們也不會感到不安。在他們眼中，這實在沒什麼不對的，就像我們把自助飲料機打開，觀察一下齒輪和皮帶如何運作，哪有什麼問題？就算到了21世紀早期，仍然有許多人認為動物沒有意識，而且就算有意識，也是一種與人非常不同、等而下之的意識。

想知道動物究竟有沒有像人一樣的心靈意識，首先要進一步理解心靈如何運作，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這些問題非常困難，但因為也是後續幾個章節的重點，值得在此花上一點時間。如果不知道心靈是什麼，就不可能完全掌握人工智慧等新科技意味著什麼。所以，讓我們暫時放下關於動物心靈的問題，先談談目前科學對於心靈和意識的認識。我們先將焦點放在研究人類意識的例子上（這樣比較容易理解），稍後再回到動物身上，來看看人類的情形是不是也能套用在這些長了皮毛或羽毛的表親上。

老實說，目前科學對心靈和意識的理解少得驚人。目前的正統科學認為，意識是由大腦中的電化學反應產生的，而這樣的心理體驗能夠完成某些重要的數據處理功能。然而，大腦里的各種生化反應和電流是怎麼創造出痛苦、憤怒或愛等主觀體驗的，至今仍無解答。或許再過10年或50年，我們會有很好的答案，但這裡必須強調：直到2016年，我們仍然無解。

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掃描、植入電極和其他複雜的小工具，科學家已經能夠肯定大腦中的電流與各種主觀體驗之間存在著相關性，甚至是因果關係。只要看看大腦的活動，科學家就能知道你是醒著、正在做夢還是正在熟睡。他們只要在你眼前閃過一張圖像，時間稍微超過意識感知的門檻值，就能判斷你是否意識到這張圖像，而且完全不需要問你問題。他們甚至已經能夠找出某個腦神經元與特定的心理內容的關聯，比如找出“比爾·柯林頓”神經元，或是“荷馬·辛普森”神經元。在比爾·柯林頓神經元活躍時，看到圖像的人就會想到美國第42任總統；如果在這個人眼前出示荷馬·辛普森的圖像，相應的神經元也必然會活躍起來。

把範圍放寬，科學家也知道如果大腦某區域的電磁活動特別活躍，你可能正在生氣。而如果這個區域的活動平息了，另一區域又活躍起來，你可能正在體驗愛情。而且事實上，科學家已經可以用電流刺激相應的神經元，誘發出憤怒或愛情的感覺。然而，僅僅電子跑來跑去，又怎麼會變成一個主觀的比爾·柯林頓的圖像，又或是憤怒或愛情這種主觀感受？

最常見的解釋認為，大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有超過800億個神經元互相連接，組成無數細密的網路。而在幾百億神經元傳遞出幾百億電子信號時，主觀體驗就此浮現。雖然電子信號的傳遞和接收只是個簡單的生化現象，但這些信號的互動卻會創造出複雜得多的意識流。我們在許多其他領域也能觀察到同樣的動態。單一車輛的移動只是個簡單的動作，但幾百萬輛車同時移動及互動，就出現了交通堵塞。單一股票的買賣再簡單不過，但幾百萬股民同時買賣幾百萬隻股票，就可能造成讓專家也跌破眼鏡的經濟危機。

然而，這種解釋等於什麼都沒解釋，只不過確認了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並未解釋為何某個現象（幾百億電子信號從這裡到那裡）會創造出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現象（憤怒或愛情的主觀體驗）。用其他複雜的過程（例如交通堵塞和經濟危機）來類比也有漏洞。究竟為什麼會交通堵塞？如果你只看某一輛車，永遠都不會明白，因為堵塞是許多車之間互動的結果。A車影響了B車的移動，B車又擋了C車的路，諸如此類。所以，只要你把所有相關車輛的移動狀況、彼此互動都對應出來，就能找出交通堵塞的完整解釋。問這些移動是怎麼導致交通堵塞的，其實並沒有意義。因為“交通堵塞”只是人類創出來的一個抽象詞語，講的正是這裡所有車輛移動的集合。

但相較之下，“憤怒”並不是我們用來簡單描繪幾百億電子信號互動情況的抽象詞語。早在人類還不知道任何關於電的知識之前，就已經對憤怒有了非常實際具體的體驗。我說“我很生氣！”的時候，講的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感受。不管再怎麼清楚地描述某個神經元的化學反應如何轉變成電子信號，幾百億個類似的反應又轉變出幾十億個其他電子信號，還是要進一步問：“那麼，這幾百億電子信號結合在一起之後，是怎麼創造出我具體感受到的憤怒的？”

當成千上萬輛車在倫敦緩慢前進的時候，我們會把它稱為交通堵塞，但這時候並不會因此創造出某個倫敦的意識，浮在著名的皮卡迪利廣場上方，自語道：“老天啊，我有種堵塞的感覺！”當幾百萬人賣掉幾十億隻股票的時候，我們會把它稱為經濟危機，但也不會跑出一個華爾街的幽靈嘟囔著說：“見鬼，我有種身陷危機的感覺。”當幾萬億水分子在天空中結合的時候，我們會把它稱為雲，但也不會出現某個雲的意識宣告著：“我有種要下雨的感覺。”所以，到底是為什麼，如果有幾百億電子信號在我腦子裡運作，就會出現某個心理感覺，說“我很憤怒”？直到2016年，我們還是完全無法解釋。

因此，如果這項討論已經讓你覺得一頭霧水，別擔心，同樣想不通的人不在少數。就連最優秀的科學家，距離要破譯心靈和意識的謎團，也還有一大段路要走。科學的一個美妙之處就在於，科學家面對未知，可以自由嘗試各種理論和猜測，但到頭來也可以承認自己就是沒找出答案。

生命的等式

科學家並不知道，大腦中電子信號的集合究竟是怎麼創造出主觀體驗的。更關鍵的是，他們不知道這種現象在進化上到底有什麼好處。這是我們在理解生命時最大的空白。人類有腳，是因為幾百萬個世代來，我們的祖先要去追兔子，逃離獅子的利爪。人類有眼睛，是因為若干萬年來，我們的祖先要看到兔子去了哪兒，獅子又從哪兒來。然而，人類為什麼要有飢餓和恐懼這樣的主觀體驗？

不久之前，生物學家提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答案。主觀體驗之所以對人類的生存至關重要，是因為如果我們不會感到飢餓或恐懼，根本就懶得再去追兔子或躲獅子了。看到獅子，人為什麼要逃？很簡單，他被嚇到，就逃了。所以，主觀體驗能夠解釋人類的行為。但如今，科學家又提供了更詳細的解釋。人看到獅子，電子信號便從眼睛傳向大腦，刺激某些神經元，神經元又放出更多信號，於是整條線路上的神經元一一受到刺激、放出信號。如果有足夠多神經元、用足夠快的速度放出信號，指令就能傳到腎上腺，讓大量腎上腺素傳遍全身，心臟也收到指令要跳得快一些，同時在運動中樞的神經元也向腿部肌肉發出信號，讓肌肉開始伸展或收縮，於是這個人從獅子旁邊逃之夭夭。

諷刺的是，我們越能清楚地描繪這個過程，反而越難解釋為何要有各種意識感受。我們越理解大腦，心靈反而越顯得多餘。如果整個系統就是電子信號從這裡傳到那裡，那我們何必去感覺這種事情？如果就是一連串的電化學反應，從眼睛裡的神經細胞一路傳到腿部肌肉，何必要在這一連串反應里加入主觀體驗？主觀體驗到底有什麼作用？骨牌沒有任何主觀體驗，還是能夠一塊一塊自己倒下。那麼，為什麼神經元要有感覺才能互相刺激，或是告訴腎上腺開始分泌腎上腺素？事實上，在各種身體活動（包括肌肉運動和激素分泌）中，有99%並不需要任何意識感覺。那麼，不過就是為了剩下的那1%，為什麼神經元、肌肉和腺體就需要去感覺呢？

你可能會說，我們之所以需要心靈，是因為心靈能夠儲存記憶、做出規劃，並且自動產生全新的影像和想法，而不只是對外界的刺激做出反應。例如，一個人看到獅子，並不是直接對這個獵食者自動產生反應，而是先想起一年前有頭獅子吃了他的阿姨，於是開始想像自己被獅子撕成碎片的模樣，又想到如果這樣自己的小孩就沒了爸爸。這才是他會逃的理由。確實，很多連鎖反應都是從心開始，而不是從任何直接的外部刺激開始的。因此，可能某人的心中突然出現關於過去獅子攻擊人的記憶，而讓他開始思考獅子造成的危險。於是他就聚集所有部落成員，大家一起思考有什麼新方法能把獅群嚇跑。

但等一下，究竟這些所謂的記憶、想像和想法又是什麼？它們存在於哪裡？根據目前的生物學理論，我們的記憶、想像和想法並不是存在於什麼更高層而無形的領域，它們也是幾百億神經元發射出的電子信號。所以，就算我們已經把記憶、想像和想法也納入考慮，整件事情仍然就是一連串通過數百億神經元的電化學反應，以腎上腺和腿部肌肉開始活動為結尾。

到底在這個漫長而曲折的旅程中，有沒有哪個步驟（例如在這個神經元傳到下個神經元的那一瞬間）讓心靈介入干預，並決定下個神經元要不要放出信號？有沒有任何的實質動作甚至是某個電子的移動，是出於“恐懼”這種主觀體驗，而不是因為前一個電子的運動？如果沒有這種運動——每個電子的運動都是因為先前其他電子的運動——那我們究竟為何需要體驗到恐懼？我們對此一無所知。

哲學家將這個謎團包裹在一個弔詭的問題中：有什麼事是發生在心裡的，但沒有發生在大腦中？如果心中的一切都發生在我們龐大的神經元網路中，那又何必把心靈獨立出來說呢？而如果確實有些發生在心裡的事，是在實際神經網路之外發生的，它們究竟發生在哪裡？假設讓我問你，你覺得荷馬·辛普森對於柯林頓和萊溫斯基的醜聞有何想法？在這之前，你可能從沒想過這件事，所以現在你的心裡就要融合兩個過去不相關的記憶，可能想到的畫面就是荷馬喝著啤酒，看著電視上的柯林頓說著“我與該名女子並無性關係”。這種融合究竟發生在何處？

一些腦科學家認為，這種融合發生在許多神經元互動所形成的“球形工作區”。但在這裡，“工作區”只是個比喻。而比喻背後的現實是什麼？到底不同信息是在什麼地方交會融合的？從目前的理論來看，這肯定不會發生在什麼第五維度，而是像兩個原本不相連接的神經元，突然開始彼此發送信號。於是，在柯林頓神經元和荷馬神經元之間長出了新的突觸。但如果是這樣，這也不過就是兩個神經元互相連接的實際事件，我們為什麼又需要超越其上的意識體驗？

同樣這個謎團，我們也可以用數學術語來呈現。目前的看法認為生物就是演算法，而演算法能用數學公式來呈現。你可以用數字和數學符號寫出自助飲料機準備一杯茶的步驟順序，或是寫出大腦發現獅子接近時的一連串反應。若是這樣，只要意識體驗確實有某些重要功能，應該就能用數學來表示，因為它們正是演算法的重要部分。如果我們寫出“恐懼”的演算法，將恐懼分成一連串的計算，我們應該找到：“就在這裡，計算過程第93步，這正是主觀體驗到恐懼的時候。”但在數學這個博大精深的領域裡，有沒有哪種演算法中能找到主觀體驗？到目前為止，我們並不知道有這樣的演算法。雖然人類在數學和計算機科學領域知識廣博，但目前創造出的所有數據處理系統都不需要主觀體驗就能運作，與痛苦、快樂、憤怒或愛的感受無關。

又或許，我們需要有主觀體驗，才能夠反觀自我？在大草原上遊盪、計算自己生存和繁衍機會的動物，必須想像出自己的行動和決定，而且有時也要將這種想像傳達給其他動物。如果大腦要設想出一個自己如何決策的模型，就會被困在無限的循環中，開始胡言亂語！而跳出這個循環，出現的就是意識。

這種說法在50年前可能聽來合理，但到了2016年已經有所不同。包括谷歌和特斯拉在內的幾家公司正在設計自動駕駛汽車，而且部分已經上路。控制自動駕駛汽車的演算法每秒會做幾百萬次計算，判斷其他車輛、行人、交通信號和坑洞等種種因素。自動駕駛汽車能夠自動紅燈停、繞過障礙，並與其他車輛保持安全距離，而不會感到恐懼。自動駕駛汽車也必須把自己的情況列入考慮，將自己的計劃和想法傳遞給周圍車輛，因為如果它決定突然右轉，必然會影響其他車輛。這種自動駕駛汽車沒有半點意識，但開起車來也沒有半點問題。自動駕駛汽車並非特例，還有許多其他計算機程序也能自己運作，但都沒有發展出意識，也不會有什麼感覺或慾望。

圖15 路上的谷歌自動駕駛汽車

如果我們無法解釋心靈，也不知道它有什麼功能，為什麼不幹脆放棄這個概念呢？在科學史上，已有太多概念和理論被棄而不用。例如，現代早期的科學家想解釋光的移動，就設想有一種稱為“以太”的物質充滿整個世界，而光是以太的波動。但科學家一直沒能找到任何實證證據證明以太存在，反而找到了其他更能解釋光的理論。因此，以太的概念就被丟進科學的垃圾堆里了。

同樣，幾千年來人類曾經用“神”來解釋許多自然現象。為什麼會有閃電？因為神。為什麼會下雨？因為神。地球上的生命是怎麼來的？神創造的。但在過去幾個世紀里，科學家並沒有找到任何實證證據證明神的存在，反而對閃電、下雨和生命的起源有了更詳細的解釋。因此，現在除了幾個哲學子領域之外，在經過同行評議的科學期刊上，已經不會出現真心相信神存在的文章。歷史學家不會說同盟國是因為有神相助才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濟學家不會認為是上帝造成了1929年的經濟危機，地質學家也不會說板塊運動是神的旨意。

而“靈魂”這個概念也是如此。成千上萬年來，我們相信自己所有的行為和決定都由靈魂做出。但因為找不到任何支持的證據，而且又出現了其他更詳細的理論，所以生命科學已經拋棄了靈魂的概念。就個人而言，許多生物學家和醫生仍然可能相信靈魂的概念，但他們絕對不會在嚴肅的科學期刊上以此為題。

或許，“心靈”的概念也會像靈魂、神和以太一樣，被丟進科學的垃圾堆？畢竟，沒有人曾經用顯微鏡看到過所謂痛苦和愛情的體驗，而且我們對於痛苦和愛情已經有非常詳細的生化解釋，不再有主觀體驗的空間。然而，心靈與靈魂（以及心靈與神）之間仍然有個關鍵的差異。說有永恆存在的靈魂，完全是個臆測；但對於痛苦的體驗，則是非常直接而具體的現實。如果我踩到一枚釘子，百分之百會感覺到痛苦（就算至今我對此無法提出科學的解釋）。相較之下，如果傷口感染，讓我因為壞疽而喪命，我的靈魂能不能繼續存在，這我就不得而知了。雖然靈魂是個很有趣且讓人輕鬆的說法，我也很樂意相信，但我就是無法直接證明它的真實性。而像是疼痛和懷疑之類的主觀體驗，因為所有科學家自己也會不斷體驗到，所以他們也無法否認這些體驗的存在。

另一種要拋棄心靈和意識概念的做法，則是從否認其實用性入手，而不是去否認它們的存在。包括丹尼爾·丹尼特和斯坦尼斯拉斯·德哈納（Stanislas Dehaene）在內的一些科學家，認為所有相關問題都可以從研究大腦活動來解答，完全用不到主觀體驗的概念。這樣一來，科學家就可以再也不必用到“心靈”“意識”和“主觀體驗”這幾個詞了。然而到下面的章節我們就會看到，現代政治和道德就是建築在主觀體驗的概念之上的，而且講到各種道德上的困境，很難只用大腦活動的說法來圓滿解決。舉例來說，虐待或強姦有什麼錯？如果從純粹的神經學角度來看，一個人遭到虐待或強姦，不過是腦中出現某些生化反應，某些電子信號從一些神經元傳到另一些神經元而已。這有什麼關係呢？大多數現代人之所以對虐待和強姦有道德上的質疑，正是因為其中涉及主觀體驗。如果哪個科學家說主觀體驗無關緊要，他們面臨的挑戰就是要在不引用主觀體驗的情況下，解釋為什麼虐待或強姦是錯的。

最後，也有一些科學家雖然承認意識是真實的，也可能有極高的道德和政治價值，但認為這在生物學上沒有任何用處。也就是說，意識是大腦某些程序製造出來但沒有用途的副產品，就像飛機的噴氣發動機會發出隆隆巨響，但雜訊並不會推動飛機前進。人類並不需要二氧化碳，但每次呼吸都讓空氣里的二氧化碳更多。同樣，意識可能就是在複雜的神經網路信號傳送之後造成的心理污染，沒有任何功用，就是存在那裡罷了。如果確實如此，也就是說這幾百萬年來，幾十億生物所經歷的痛苦和快樂只是一種心理污染。這絕對是個值得思考的想法，雖然可能並不正確。但這也讓我們很驚訝地發現，當代科學在今天要解釋“意識”，這竟然已經是目前最佳的理論。

也許生命科學看這個問題的角度錯了？生命科學認為生命就是用來處理數據的，而生物體就是進行運算和做出決定的機器。然而，把生物體類推成演算法可能是個誤導。19世紀，科學家把大腦和思想比作蒸汽發動機。為什麼用蒸汽發動機做比喻？因為當時那就是最先進的科技，能夠推動火車、輪船和工廠，所以要解釋生命的時候，他們也相信應該採用類似的原則。於是，他們相信心靈和身體就像是由各種管道、汽缸、閥門和活塞構成的，能夠蓄積和釋放壓力，從而做出各種運動和行為。這種想法甚至也對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影響甚深，至今仍有很多心理學術語來自機械工程。

舉例來說，讓我們看看弗洛伊德的以下主張：“軍隊會控制士兵的性衝動，以推動軍事上的攻擊性。軍隊招募的就是性衝動達到頂峰的年輕男子，而又限制士兵通過性活動釋放壓力的機會，於是讓壓力在士兵體內不斷累積。軍隊接著會將這種被抑制的壓力重新導向，並允許壓力以軍事攻擊的形式釋放。”這根本就是蒸汽發動機的運作原理。先將沸騰的蒸汽限制在一個密閉容器內，讓蒸汽壓力不斷累積，直到突然打開閥門，讓壓力往預定的方向釋放，就能用來推動火車或紡織機。不只是在軍隊，我們在各種活動領域都常常抱怨覺得心裡有股壓力越來越大，如果不能找個方法釋放壓力，就快要爆炸了。

到了21世紀，再說人類心理就像蒸汽發動機，可能聽來有點幼稚。而既然我們現在有了計算機這項更為複雜的科技，也就開始將人類心理比喻成處理信息的計算機，而不再說是調節壓力的蒸汽發動機。但就算是這個新的比喻，也可能其實一樣太過天真。畢竟，計算機沒有心靈。就算程序出了問題，它們也無可奈何；專制政權把整個國家的網路切斷，互聯網也是不痛不癢。所以，我們又為什麼要用計算機來作為理解心靈的比喻呢？

話又說回來，我們真能確信計算機沒有感覺或慾望嗎？而且就算它們現在真的沒有，或許某天變得足夠複雜之後，也可能發展出意識？如果真的發生這種事，我們又要如何面對？等到計算機取代了公交司機、老師、心理醫生，我們怎麼知道它們是真有感情，還是這只是無意識的演算法集合？

講到人類，我們現在已經能夠分辨“有意識的心理體驗”和“無意識的大腦活動”有何差別。雖然我們距離理解意識還很遠，但科學家已經成功找出意識的一些電化學特徵。科學家的做法是先假設，如果人類說現在自己有意識，就是真的有意識。基於這種假設，科學家就能開始觀察腦波，看看有哪些腦波只會在人類有意識時出現，而無意識時絕不會出現。

這樣一來，科學家就能判斷看似成為植物人的中風患者究竟是完全失去了意識，還是只是失去控制身體和語言的能力。如果患者的大腦顯示出有意識的腦波特徵，很有可能雖然患者不能行動或言語，但其實仍有意識。事實上，醫生最近也已經開始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來和這樣的病人進行溝通。醫生會問病人是非題，告訴他們如果想要答“是”，就想像自己在打網球，如果想要答“否”，則在腦中想著自己家的位置。如果病人想的是打網球，運動皮層就會變得活躍（也就代表他想答“是”）；而如果活躍的是負責空間記憶的大腦區域，也就代表病人想答“否”。

這套方法用在人類身上很方便，但用在計算機上又如何？由於計算機是以硅為基礎的，而人類的神經網路是以碳為基礎的，兩者架構大不相同，因此人類意識的特徵很可能無法套用。我們似乎陷入一個死循環。一開始，我們相信人類說自己有意識的時候就是真的有意識，然後我們就能找出人類意識的腦波特徵，接著就能用這些特徵來“證明”人類確實有意識。但如果人工智慧也說自己有意識，我們應該相信嗎？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這個問題還沒有很好的答案。早在幾千年前，哲學家就已經發現，沒有辦法明確證明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具有意識。而且就算只把範圍限制在其他人類，我們也只是假定他們有意識，而無法真正確定。搞不好，其實全宇宙只有我自己能感覺到什麼，而其他所有人類和動物都只是沒有心靈的機器人？或許，是我在做夢，而遇見的每個人都只是我夢裡的角色？又或許，我是被困在一個虛擬世界裡面，看到的一切都是虛擬的？

根據目前的科學定論，我所體驗到的一切都是腦電活動的結果，所以理論上確實能夠模擬出一個我完全無法與“真實”世界分辨的虛擬世界。一些腦科學家相信，在不太遠的未來，我們就能做到這種事。也有可能，你已經身在這樣的世界裡了？搞不好今年實際上是2217年，你是個窮極無聊的青少年，泡在一個“虛擬世界”的遊戲里，正在模擬21世紀早期這個原始卻又令人興奮的世界。只要你一承認這種事情確有可能，數學邏輯就會把你帶向一個非常可怕的結論：因為只會有一個真實的世界，而可能的虛擬世界無窮無盡，所以你所在的這個世界碰巧是真實的可能性實際上接近於零。

這個知名而難纏的問題稱為“他心問題”（Problem of Other Minds），到目前為止所有科學突破都還無法克服這個問題。目前學者對此提出的最佳測試方法稱為“圖靈測試”（Turing Test），但這項測試其實只能測試社會常規。圖靈測試認為，想判斷某台計算機算不算具備心靈，做法是安排測試者同時和計算機及另一個真人溝通，而測試者不知道哪個是計算機，哪個是真人。測試者可以向計算機和真人任意問問題、玩遊戲、辯論，甚至是調情，而且時間長短不限，然後再來判斷哪個是計算機，哪個是真人。如果測試者無法決定，或根本選錯，就等於計算機通過了圖靈測試，我們應該認定它具有心靈。但當然，這種測試並不能作為證明。承認其他心靈的存在，只能說是一種社會和法律慣例。

圖靈測試由英國數學家阿蘭·圖靈於1950年發明，圖靈可以說是計算機時代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一個同性戀，但當時同性戀在英國屬於違法，於是他在1952年被判犯有同性戀行為，並被迫接受化學閹割。兩年後，他自殺身亡。圖靈測試其實就是複製了每個同性戀男子在1950年英國必須通過的日常測試：你能裝成一個異性戀嗎？圖靈從自己的個人經驗就知道，你究竟是誰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別人對你的看法。而根據圖靈的看法，未來的計算機就像20世紀50年代的男同性戀者，計算機究竟有沒有意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類會怎麼想。

實驗室大鼠的抑鬱生活

了解了心靈的概念，也發現我們所知竟如此有限之後，我們就可以回到原來的問題：動物是否有心靈？包括狗在內的一些動物，想必能夠通過修改版的圖靈測試。因為當人類想要確定某個實體是否具有意識時，會尋找的不是數學能力或是記憶能力，而是能否與人類建立情感關係。人類有時候痴迷於某些東西，比如武器、汽車甚至內衣褲，從而產生強烈的情感依附，甚至變成戀物癖。但這些依附只是單向的，並不會形成關係。但對大多數狗主人來說，狗能夠成為他們的夥伴，與他們建立情感關係，就足以讓他們相信狗並不是沒有心靈的自動物。

但這對懷疑論者來說還不夠，他們會說情感也只是演算法，而目前所有已知的演算法無須意識便能運作。就算動物展現了複雜的情感行為，我們仍然無法證明這絕對不是極度複雜但無意識的演算法所為。當然，這種說法也能應用到人類身上。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做實驗的時候說自己有意識），理論上也都有可能是無意識的演算法所為。

然而就人類而言，只要某個人說自己有意識，我們卻全盤接受。根據這項最小的假設，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找出意識的腦波特徵，並用來有系統地判別某個人是處於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狀態。而既然動物的大腦有許多特徵和人腦相似，隨著我們越來越了解意識的腦波特徵，也就有可能判斷其他動物究竟有沒有或是在何時具有意識。如果某隻狗的大腦顯示出與有意識的人腦類似的腦波特徵，將會是很有力的證據，證明狗也有意識。

對猴子和老鼠的初步測試表明，至少猴子和老鼠的大腦確實顯示出了意識的腦波特徵。但考慮到動物大腦和人類大腦仍有差異，而且我們距離破譯所有意識的秘密還有一大段距離，可能需要再過幾十年，才能真正開發出具有決定性的測試。與此同時，究竟該由哪方來負責舉證？我們到底是該先把狗視為無意識的機器，直到證明並非如此為止，還是要把狗看作像人類一樣有意識，直到出現令人信服的反證為止？

2012年7月7日，許多神經生物學和認知科學的權威專家齊聚劍橋大學，簽署《劍橋意識宣言》（The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其中提到：“各種證據均指出，非人類動物擁有構成意識所需的神經結構、神經化學及神經生理基礎物質，並且能展現出有意圖的行為。因此，證據已充分顯示，負責產生意識的神經基礎物質並非人類所獨有。非人類動物，包括所有哺乳類動物、鳥類，以及章魚等其他生物，均擁有這些神經基礎物質。”因為仍然沒有最直接的證據，這項宣言只差一步，並未直接說出其他動物也具有意識。儘管如此，這確實已經讓舉證責任轉向了另外一方。

為了響應科學界的轉向，2015年5月，紐西蘭議會開全球國家先例，通過《動物福利法修正案》（Animal Welfare Amendment Act），在法律上承認動物也像人類一樣具有情感。該法規定，從此必須認識到動物具有情感，因此在畜牧等情境下，必須適當維護動物的福利。在一個羊多於人的國家（3000萬 vs 450萬），這項聲明影響重大。加拿大魁北克省也已經通過類似的法案，其他國家可能很快也將跟進。

許多企業同樣已認識到動物也有情感，但這常常反而讓動物落入不愉快的實驗室實驗。例如，製藥公司經常使用大鼠來測試抗抑鬱藥物，在一種常見的實驗計劃中，需要取100隻大鼠（以求統計可信度），分別放進裝滿水的玻璃管內。這些大鼠會一次又一次努力想爬出玻璃管，但都無法成功。經過15分鐘之後，大多數都會放棄努力，只是漂在管子里，對周圍情況漠然置之。

接著，另外取100隻大鼠，同樣丟進玻璃管，但這次會在14分鐘後、當它們快要絕望之時，把它們撈出來，擦乾、給食物、讓它們休息一下，然後再重新丟回管子里。第二次，大多數大鼠都能撐上20分鐘之後才放棄。為什麼這次多了6分鐘？因為過去曾有成功的記憶，觸動大腦釋放某些生化物質，讓大鼠覺得又有了希望，而延遲了絕望的時間。只要我們能找出這種生化物質，就可能找到人類的抗抑鬱藥物。只不過，大鼠的腦中隨時都有許許多多種化學物質，怎樣才能知道究竟是哪一種有抗抑鬱作用？

圖16 大鼠抱著希望，掙扎著要逃離玻璃管

圖17 大鼠已經放棄希望，漠然地漂在玻璃管中

為了這個目的，還需要更多組沒接受過這項實驗的大鼠，在找出認為可能是抗抑鬱成分的化學物質之後，每一組注入不同的化學物質，然後把它們丟進水裡。譬如注射化學物質A的組別仍然只撐了15分鐘，就可以把物質A從可能清單上畫掉。如果注射化學物質B的組別撐了20分鐘，這下就可以告訴首席執行官和股東，你們可能中了大獎。

持懷疑態度的人可能已經跳出來，認為這段敘述把大鼠講得太人性化了，實在是想得太多。他們認為，大鼠既不會感覺到希望，也不會感覺到絕望，雖然有時候它們動作很快，有時候在原地不動，但它們並不會有任何感覺，而只是受無意識的演算法驅使而已。但如果真是這樣，這個實驗又有何意義？治療精神疾病的藥物就是為了誘發改變，而且不只是改變人類的行為，更要改變人類的感覺。客戶找到心理醫生，說：“醫生，想想辦法讓我別這麼抑鬱吧。”他們不是讓醫生用機械刺激使他們就算心情低落仍然動作靈敏，而是要感覺很開心。如果製藥廠覺得用大鼠做實驗有助於開發這樣的神奇藥丸，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們認定了大鼠的行為也帶有人類的情感。事實上，這正是各家精神醫學實驗室認同的前提。

有自我意識的黑猩猩

另一種認為人比其他動物優越的論點，雖然已經接受老鼠、狗或其他動物也有意識，但認為它們沒有像人類一樣的“自我意識”。這些動物可能會感到沮喪、快樂、飢餓或滿足，但並沒有自我的概念，並不知道自己所感受到的沮喪或飢餓屬於這個稱為“我”的實體。

這種想法非常普遍，但言不及義。顯然，如果一條狗覺得餓了，它叼起的肉就是要給自己吃的，而不是要去喂另一條狗。讓一條狗去聞聞附近其他狗尿過的樹，它也會立刻知道這氣味究竟是自己的、隔壁那條可愛的拉布拉多的，還是某條陌生的狗的。對於自己、交配對象或是敵人的氣味，狗會有非常不同的反應。這樣一來，哪能說它們沒有自我意識？

這種主張有個更複雜的版本，說的是自我意識可分成不同程度，只有人類知道自己是個有著過去和未來的長久延續的自我，或許是因為只有人類可以用語言來思考過去的經驗以及未來的行動。其他動物則只能活在當下，就算它們似乎還記得過去或是在規劃未來，也只是在對當下的刺激或瞬間的衝動做出反應。舉例來說，松鼠會貯藏堅果過冬，並不是因為它記得自己去年冬天餓了肚子，也不是為了未來著想，只不過就是一時衝動，它並不知道這種衝動來自何處、有何目的。正因為如此，就算那些從來沒遇過冬天，當然也不可能記得冬天的年輕鬆鼠，也會在夏天貯藏堅果。

然而現在還不清楚，為什麼講到要對過去或未來有意識，會覺得語言是個必要條件。只是因為人類用語言這麼做，其實算不上是什麼證明。人類也會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愛和恐懼，但其他動物不靠語言就能感受甚至表達出愛和恐懼。事實上，人類自己也常常在不用言語表達的情況下，意識到過去和未來的事件。特別是在夢境里，我們可以不用語言就了解整個敘事情境，而醒過來之後要用語言重述卻變得非常困難。

許多實驗指出，至少某些動物（包括鸚鵡和灌叢鴉等鳥類）確實能夠記得一些個別事件，並且也能有意識地未雨綢繆。但這一點永遠無法真正證明，因為不管動物表現出多麼複雜的行為，懷疑論者永遠可以說這只是出於動物腦中無意識的演算法，而非出於心中有意義的想法。

要說明這個問題，讓我們以瑞典富魯維克動物園（Furuvik Zoo）的雄性黑猩猩桑蒂諾（Santino）為例。它為了在獸欄里不那麼無聊，就想出一個刺激的新嗜好：向動物園的遊客丟石頭。這個行為本身並不特殊，黑猩猩生氣的時候，投擲石頭、木棒甚至排泄物都是常有的事。只不過，桑蒂諾還會事先準備。一大早，動物園還沒開放，遊客還沒入場，桑蒂諾已經開始收集石頭，堆成一堆，看起來淡定得很。導遊和遊客很快就知道要對桑蒂諾多加提防，特別是它站在那堆石頭附近的時候，這樣，它就比較難找到攻擊目標了。

2010年5月，桑蒂諾又出了新招兒。一大早，它就從睡覺的地方把稻草捆搬出來，放在遊客通常聚集觀看黑猩猩的牆邊。然後，它再把收集到的石頭藏在稻草下。大概一個小時後，第一批遊客走近，桑蒂諾仍然看似平靜，沒有任何被激怒或是侵略性的跡象。但等到遊客一走進桑蒂諾有把握的範圍，它就突然拿出藏好的石頭攻擊遊客，把遊客嚇得四處逃竄。2012年夏，桑蒂諾更是加速提升軍備，除了把石頭藏在稻草下，還會藏在樹上、建築物里，以及其他一切方便好藏的地方。

但就連桑蒂諾的例子，也無法讓懷疑論者信服。早上7點，桑蒂諾開始到處收集石頭的時候，我們怎麼能確定它在想像著中午拿來向人投擲很有趣？會不會桑蒂諾也是被某種不自覺的演算法驅動，就像年輕的松鼠即便未曾經歷冬天，也知道要貯藏堅果？

同樣，懷疑論者會說，就算雄性黑猩猩攻擊某個幾周前傷害它的對手，也並不是真的在報先前的仇，只是一時間覺得憤怒、無法剋制。母象如果看到獅子威脅它的小象，會冒生命危險沖向前去，並不是因為它記得這是它深愛而且照顧了好幾個月的孩子，只是天生對獅子有著深不可測的敵意。狗在主人回家時興奮不已，並不是因為認出這就是從小養它、抱它的人，只是沒有理由地很開心罷了。

對這些說法，我們既無法證明為真，也無法證明為假，因為這其實就是他心問題的變化版本。由於我們並不知道有任何需要意識的演算法，所以不管動物做了什麼，都可以視為無意識的演算法的結果，而不是出於有意識的記憶和計劃。所以，其實桑蒂諾的例子和前面一樣，真正的問題在於舉證責任。對於桑蒂諾的行為，最可能的解釋到底是什麼？我們是不是該假設它就是有意識地對未來做規劃，而想反對的人才該想辦法提出反證？或者，我們應該假設黑猩猩是由一種無意識的演算法驅動，它只是感受到一種神秘的衝動，要把石頭藏在稻草下面？

而且，就算桑蒂諾不記得過去，也不會想像未來，難道這就代表它缺乏自我意識嗎？畢竟，如果有個人既不忙著回憶過去，也不趕著夢想未來，我們還是會認定他有自我意識。舉例來說，媽媽看到自己剛會走路的小寶貝要晃到大馬路上了，她可不會先想想過去還是未來，而是會像那頭母象一樣衝過去救孩子。這種時候，為什麼我們不會把對大象的那一套拿來用在她身上，說“媽媽趕去救孩子脫離危險時，其實沒有任何自我意識，只是一時的衝動”？

同樣，想想年輕情侶第一次約會熱吻、士兵沖入猛烈炮火搶救受傷的戰友、藝術家激情落筆繪出傑作，這些人都不可能忽然暫停，思考一下過去和未來，但難道這就意味著他們缺乏自我意識，而且比不上那些吹噓著自己的過去成就和未來計劃的政客選舉演說？

聰明的馬

2010年，科學家做了一項難得感人的大鼠實驗。他們將一隻大鼠關在一個很小的籠子，再把籠子放進一個大得多的實驗箱，然後讓另一隻大鼠在實驗箱里自由走動。被關在籠子里的大鼠發出痛苦的信號，結果自由的大鼠也表現出焦慮和壓力。大多數情況下，自由的大鼠會試著拯救被關的同伴，並且試了幾次之後，通常都能成功打開機關，把被關的大鼠放出來。研究人員接著把實驗再做一次，但這次在大實驗箱里放了巧克力。現在那隻自由的大鼠有兩種選擇：放出被關的同伴，或是自己獨享巧克力。許多大鼠都會選擇先放出同伴，再共享巧克力（不過也有的會比較自私，或許證明某些大鼠就是比較壞）。

懷疑論者全盤否認這些結果，認為自由的大鼠放出同伴不是因為同情，只是希望阻止煩人的求救信號。大鼠的做法是因為感覺到不愉快、想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因為什麼高尚的理由。或許是這樣吧，但同一套原理完全也可以套用到人類身上。如果我給乞丐錢，是不是因為我覺得看到乞丐令我不悅，於是做出這種反應？我到底是真正關心乞丐，還是只想讓自己好過點？

本質上，我們人類和大鼠、狗、海豚或黑猩猩並沒有多大的差異。正如它們，我們也沒有靈魂。正如我們，它們也有意識，有著充滿感覺和情感的複雜世界。當然，每隻動物都有自己獨有的特質和能力，每個人類也有自己獨特的天賦。然而，我們也沒有必要為動物強加人性，覺得它們就像長了毛的人類。這種做法不僅在科學上說不過去，也讓我們無法真正從動物的立場來給予它們理解和評價。

20世紀初，德國有匹名馬叫“聰明的漢斯”（Clever Hans）。它在德國許多城鎮村莊巡迴表演，不僅德語水平非同凡響，數學能力更是驚人。如果有人問它：“漢斯，4乘3是多少？”漢斯就會用馬蹄點地12下。有人用文字寫給它看：“20減11是多少？”漢斯也會展現普魯士人的一絲不苟，點地9下。

1904年，德國教育部門組成特別科學委員會，由一名心理學家牽頭調查這件事。委員會的13名成員（其中包括一位馬戲團經理和一名獸醫）認為這一定是個騙局，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找不出任何不實之處。就算把漢斯與主人分開，由完全的陌生人問它問題，漢斯仍然多半都能答對。

直到1907年，心理學家奧斯卡·方斯特（Oskar Pfungst）進行了另一項調查，終於查出真相。原來，漢斯之所以能給出正確解答，靠的是觀察提問者的身體語言和面部表情。如果有人問漢斯3乘4是多少，它從過去的經驗知道，提問者心中會期待它點蹄點到一定次數。於是它開始點著，並且仔細觀察提問人。隨著漢斯慢慢接近答案，提問人會越來越緊張，並在它點到正確數字時達到頂峰。漢斯知道的是如何從人的肢體語言和面部表情看出這一點。於是它就停下來，看著原本的緊張變成難以置信或是哈哈大笑。於是漢斯知道，自己又答對了。

常有人用聰明的漢斯作為例子，告誡不該誤以為動物有人性，或高估它們有什麼驚人的能力。但事實上，這裡教我們的一課卻正好相反。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我們為動物強加人性，反而低估了動物的認知能力，也忽略了其他生物獨特的能力。確實，漢斯在數學方面絕對算不上有什麼才能，任何8歲小孩的算術能力都比它強。但如果談到從肢體語言來推斷情感和意圖，漢斯就是個真金實銀的天才了。如果有個瑞典人用我不懂的瑞典話問我4乘3是多少，我絕不可能光看他的臉部表情和肢體語言，就用腳點出正確的12下。聰明的漢斯之所以擁有這個能力，是因為馬匹通常就是用肢體語言相互溝通的。但漢斯了不起的地方在於，它不僅成功解讀了同類的情感和意圖，還看穿了原本不熟悉的人類。

圖18 1904年，聰明的漢斯正在表演

如果動物真那麼聰明，為什麼現在不是馬在駕人拉車、大鼠用人做實驗、海豚趕人跳火圈？智人一定有什麼獨特的能力，才讓自己主宰了其他所有動物。我們已經推翻了過去的自以為是，知道智人並非高高在上、與其他動物有根本上的不同，也沒有靈魂或意識等與眾不同的本質，我們終於可以回到現實，正視究竟是什麼生理或心理能力讓人類取得優勢。

多數研究提到，智力和製作工具是人類興起的關鍵。雖然其他動物也會製作工具，但人類在這一點上的能力無疑遠遠勝出。可是說到智力，就沒有那麼明確了。雖然有一整個相關產業致力於智力的定義和評估，但距離達成共識還有一段很遠的距離。幸好，我們在這裡並不需要踏入這個雷區，因為不管如何定義智力，顯然僅靠工具和智力智人仍然不足以征服世界。根據智力的大多數定義，人類在大約1萬年前就已經成為地球上最聰明的動物，也是工具製作的冠軍，人類卻仍然只是一種不重要的生物，對周圍的生態系統也沒有什麼影響力。顯然，除了智力和製作工具之外，他們還缺了某種關鍵因素。

或許，人類之所以最後能主宰這個星球，並不是因為有什麼第三個因素，而是因為智力和製作工具的能力都提升了？看來不然，因為翻閱歷史，個人的智力和製作工具的能力與人類物種的能力提升並沒有直接關係。兩萬年前的一般智人，智力和製作工具的能力可能都要超過一般現代人的水平。現代學校和僱主雖然經常會測試我們的能力傾向，但不管測出來結果多差，福利國家仍然會保障個人的基本需求。而在石器時代，自然選擇會每天24小時測試你，而且在數不盡的測試中，只要有一項不過關，你就可能立刻斃命。然而，雖然我們石器時代祖先製作工具的能力更優秀、頭腦更清晰、感覺更敏銳，但兩萬年前的人類仍然比今天弱小得多。

在這兩萬年間，人類從原本用石矛頭的長矛來獵殺猛獁象，進化到能製造宇宙飛船探索太陽系，並不是因為人的雙手變得更靈巧了，也不是因為大腦進化得更大了（事實上，現代人的大腦似乎還小了一些）；我們征服世界的關鍵因素，其實在於讓許多人類團結起來的能力。如今人類完全主宰地球，並不是因為單個人比單個黑猩猩或狼更聰明，或是手指更靈巧，而是地球上只有智人這個物種能夠大規模而靈活地合作。智力和製造工具當然非常重要，但如果人類還沒學會如何大規模靈活合作，大腦再聰明、手腳再靈活，到現在也仍然是在敲燧石，而不是撞擊鈾原子。

如果說合作是關鍵，那麼螞蟻和蜜蜂早於人類幾百萬年就已經學會了集體合作，為什麼沒能早早統治人類？原因在於它們的合作缺乏靈活性。蜜蜂的合作雖然非常複雜，但它們無法在一夜之間徹底改造其社會制度。舉例來說，如果蜂巢面臨突如其來的威脅或機會，蜜蜂並沒有辦法把蜂后送上斷頭台，改製為蜜蜂共和國。

大象、黑猩猩等有社交能力的哺乳動物，雖然合作起來比蜜蜂更靈活，但它們的朋友與家人數量都太少。它們的合作以彼此認識為基礎；如果你我都是黑猩猩，而我想跟你合作，就必須真的認識你、知道你是只怎樣的黑猩猩：你究竟是猩格高尚，還是猩品低下？如果我不認識你，怎麼可能跟你合作？據我們所知，只有智人能夠與無數陌生個體進行非常靈活的合作。正是這種實際具體的能力，決定了為何目前主宰地球的是人類，而不是什麼永恆的靈魂或是獨有的意識。

革命萬歲！

歷史已經提供充分證據，點出大規模合作的極端重要性。勝利幾乎永遠屬於合作更順暢的一方；這不只適用於人與動物的爭鬥，也適用於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因此，羅馬之所以征服希臘，不是因為羅馬人的腦子更大或製造工具的技術更先進，而是因為他們的合作更有效。縱觀歷史，紀律嚴明的軍隊就是能擊敗散兵游勇，志同道合的精英就是能主導無序大眾。例如在1914年，為數僅300萬的俄國貴族、官員和商人就能作威作福，控制超過1.8億農民和工人。俄國精英熟知如何合作守衛其共同利益，但那1.8億平民卻無法有效動員。事實上，那些精英有一大部分的努力重點，正是要確保這1.8億底層民眾無法學會合作。

想掀起一場革命，只靠人數絕對遠遠不夠。革命靠的通常是一小群人結成的網路，而不是一大群人的動作。如果你想發動一場革命，不要問：“有多少人會支持我的想法？”而是要問：“我有多少支持者能夠有效合作？”俄國1917年爆發十月革命，引爆點並不是1.8億農民起身反抗沙皇，而是一小群共產主義者在對的時間站到了對的位置上。當時俄國中上階層人數至少有300萬人，但共產主義者僅有23000名。然而，共產主義者組織精良，當俄國的權力從沙皇老朽的掌握與克倫斯基（Kerensky）臨時政府同樣顫抖的指間滑落時，他們一把接起，緊緊握住。

20世紀80年代末期，蘇聯撤回了保護傘，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像骨牌一樣一一倒下。到了1989年12月，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已經再也無望取得外援，鄰近國家掀起的革命更像是給反對陣營一劑強心針。而且，羅馬尼亞共產黨本身也開始分裂，不同的陣營互相攻擊。溫和派希望拉下齊奧塞斯庫，然後開始改革，以免無法挽回。最後，齊奧塞斯庫自己安排了在布加勒斯特的集會，還安排了電視直播，讓反對派把握住了絕佳機會集結力量，反抗齊奧塞斯庫。想讓革命星火燎原，哪有比電視直播更快的辦法？

然而，雖然權力已經從掌權者手中滑落，卻不是由廣場上的群眾來承接，雖然他們人數眾多、群情激昂，卻不知道該怎樣組織起來。因此，權力又來到了一小群政治玩家的手中，他們唯一有的就是良好的組織能力。於是，羅馬尼亞革命就這樣被自稱“救國陣線”的組織所竊據，而這實際上就是溫和派的煙幕彈。救國陣線與當時的集會群眾並沒有真正的關係，而是一群中層黨政官員，由羅馬尼亞共產黨的前中央委員會委員及宣傳部長揚·伊利埃斯庫（Ion Iliescu）領導。伊利埃斯庫和救國陣線的同志搖身一變成了民主政治家，抓緊每隻可用的麥克風，宣稱自己是改革的領導者，再通過他們長久以來的經驗和親信網路，控制國家、侵佔資源。

在社會主義羅馬尼亞，幾乎一切都歸於國有。但到了民主的羅馬尼亞，卻迅速將一切資產私有化，再以低廉的價格售予前政府高官；只有這些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並且合作互謀其利。控制著國家基礎設施和天然資源的國營公司，被以特價出售給前政府高官，同時基層官員也能用極低的價格買到房屋和公寓。

伊利埃斯庫自己當了羅馬尼亞總統，他的同事們則成了部長、國會議員、銀行董事、億萬富翁。直到如今，控制著這個國家的新羅馬尼亞精英分子，仍然大多是前政府高官及其家屬。別人吃肉，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在廣場抗議的群眾卻只能喝湯，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合作建立一個高效的組織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2011年的埃及革命也是同樣的命運。1989年電視所扮演的角色，到了2011年由臉譜網和推特接手。在新媒體協助下，群眾得以協調整合，讓成千上萬的人潮在對的時間淹沒街道和廣場，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然而，要把10萬人帶到解放廣場是一回事，要真正抓緊政治機器的操縱桿，在正確的房間握到正確的手，讓國家有效運作，又是另一回事。因此，穆巴拉克下台的時候，示威者無力填上那個空缺。埃及只有兩個組織擁有足以治國的組織能力：軍隊和穆斯林兄弟會。因此，這場革命先被穆斯林兄弟會竊據，最後被軍隊劫持。

比起過去的獨裁者，或是開羅和布加勒斯特的示威者，不管是羅馬尼亞前共產黨還是埃及的軍事將領，都算不上真的比較聰明或手指更為靈巧。他們的優勢只在於合作靈活。一方面，他們的合作效率高於群眾；另一方面，比起頑固的齊奧塞斯庫和穆巴拉克，他們也展現了更大的靈活性。

在色情與暴力之外

如果智人之所以統治世界，是因為只有我們能夠大規模靈活合作，這又破壞了我們認為人類比較神聖的信念。我們希望人類真的是特殊的，值得擁有各種特權。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會指出人類的各種驚人成就：我們修建了金字塔和長城，我們解開了原子和DNA的結構，我們還抵達了南極，登上了月球。如果說這些成就源於每個人類都有的某種獨特本質（例如不朽的靈魂），那要說人類生命有神聖之處，或許還說得過去。但因為這些成就其實都是大規模合作的結果，就很難再說為什麼每個人都值得我們如此敬重。

整個蜂巢的能力會遠大於單只蝴蝶的能力，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單只蜜蜂比單只蝴蝶更神聖。人類遠比黑猩猩懂得如何更有效率地合作，因此人類將宇宙飛船送上月球，而黑猩猩只能在動物園向遊客扔石頭。但難道這就讓人類變得更高級？

也許吧，但要看到底為什麼人類之間可以配合得這麼好。為什麼只有人類能夠打造出這麼龐大而複雜的社會系統？對於黑猩猩、狼和海豚等有社會關係的哺乳動物，社交合作大多以彼此認識為基礎。以黑猩猩為例，它們一定要等到互相熟識、建立起社會階級之後，才有可能一起去獵食。因此，黑猩猩要花很多時間進行社會互動、權力鬥爭。如果兩隻不認識的黑猩猩碰到一起，通常不但不能合作，反而會互相咆哮、扭打或是儘快逃離。

但倭黑猩猩則有些不同。倭黑猩猩常常用性行為來舒解壓力，建立社會聯結。所以並不意外，它們之間同性性行為也是稀鬆平常。如果兩群互不相識的倭黑猩猩碰到一起，一開始會先表現出恐懼和敵意，叢林里吼叫和尖叫聲不絕於耳。但很快，其中一群的雌性倭黑猩猩會走出來，邀請陌生的倭黑猩猩別打了，來做愛吧。通常另一方都會接受這項邀請，於是不到幾分鐘，原本可能的戰場就成了歡場，倭黑猩猩用各種姿勢性交，甚至還會倒吊在樹上。

智人同樣很了解這些合作技巧，有時候會組成黑猩猩那種權力階級，也有時候像倭黑猩猩一樣用性愛鞏固社會聯結。但不管是打鬥還是交配，只靠個人認識仍無法構成大規模合作的基礎。想解決希臘債務危機，辦法絕不可能是邀請希臘政治家和德國銀行家來大打一架或是雲雨一番。研究指出，不論是朋友還是敵人，智人能夠真正熟識的對象不超過150人。不管人類靠什麼打造出了大規模合作網路，總之絕不是僅靠個人熟識而已。

對於想靠實驗來破解人類社會秘密的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來說，這實在是個壞消息。由於組織和經費因素，絕大多數實驗對象都只是個人或小型群體。然而，想用小群體的行為來推斷大眾社會的動態，風險實在很高。擁有1億人口的國家，運作方式從根本上就和100人的小部落大不相同。

讓我們用行為經濟學最著名的“最後通牒博弈”實驗為例。這項實驗通常有兩名參與者，其中一人會得到100美元，可以自由分配給自己和另一位參與者。他可能會全留、分成兩半，或是把大多數給對方。而另一位參與者只有兩個選項：接受或拒絕。如果他拒絕對方的分法，兩人都得兩手空空地回家。

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人類是理性的計算器。他們認為大多數人會自己留99美元，只給對方1美元，而且他們也認為對方會接受這樣的分法。畢竟如果有人問你要不要1美元，理性的回答自然就是接受。另一位參與者拿到99美元，又有什麼關係呢？

古典經濟學家可能一輩子都待在實驗室和課堂上，從未冒險進入真實的世界。大多數參與最後通牒博弈的人，只要拿的錢太少就會拒絕，理由就是“不公平”。他們寧願不拿這1美元，也不想看起來像個傻瓜。因為這就是現實世界的運作方式，很少有人會給對方太少。大多數人就是直接平分，或是讓自己得點小好處，比如給對方30美元或40美元。

最後通牒博弈影響深遠，不僅動搖了古典經濟學理論，也建立起近幾十年最重要的一項經濟學發現：智人的行事並不是依照冷冰冰的數學邏輯，而是根據有溫度的社交邏輯。我們受情感控制。如前文所說，這些情感實際上都是非常複雜的演算法，反映出遠古狩獵採集部落的社會機制。如果在3萬年前我幫你抓了一隻野雞，你卻只分給我一隻雞翅，我可不會對自己說：“還有一隻雞翅，總比什麼都沒有好。”我的進化演算法就會快速運轉，讓腎上腺素和睪酮流向全身、血液沸騰，然後在地上重重一跺腳，發出怒吼。短期來說，我可能得餓肚子回來，甚至還會挨上一兩拳。但長期來說這是有好處的，因為你以後別想再坑我。我們會拒絕不公平的方案，因為如果在石器時代，溫和接受一切要求就只能等死。

觀察現存的狩獵採集部落，結果同樣支持這種觀點。大多數部落都很重視公平，如果獵人獵到一頭肥鹿回來，每個人都會得到一份。黑猩猩也是如此。如果有一隻黑猩猩殺了一頭小豬，同一群的其他黑猩猩會聚在一旁伸出手來，而且通常都會拿到一份。

在最近的另一項實驗中，靈長類動物學家弗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將兩隻卷尾猴關在相鄰的籠子里，兩隻都能看到對方的一切活動。德瓦爾和同事在每個籠子里都放了一些小石頭，訓練這些猴子把石頭交給研究人員。每次猴子拿一塊石頭給他們，就會得到食物。一開始的獎勵是一片黃瓜。兩隻猴子都高高興興地把黃瓜吃了。幾輪之後，德瓦爾進到實驗的下一個階段。這一次，第一隻猴子交出石頭，得到的是一顆葡萄。葡萄可比黃瓜美味多了。但第二隻猴子交出石頭的時候，拿到的卻仍然是一片黃瓜。這隻猴子之前拿到黃瓜還很高興，但現在卻火冒三丈。它拿到黃瓜之後，先是難以置信地看了一會兒，接著就怒氣沖沖地把黃瓜丟向科學家，開始跳來跳去、大聲尖叫。它可不是什麼好惹的角色！

這個滑稽的實驗（可以上YouTube觀看）和最後通牒博弈，讓很多人以為靈長類動物就是天生有道德觀，而平等是種普遍、永恆的價值取向。人類天生就是平等主義者，而不平等的社會必會招致怨恨和不滿，絕不可能運作順暢。

真是這樣嗎？這些理論應用在黑猩猩、卷尾猴和小型狩獵採集部落或許很合適。在實驗室里對一小群人做測試，也不會有什麼問題。然而，一旦觀察芸芸眾生的行為，就會看到一個全然不同的現實。大多數的人類王國和帝國都極度不平等，但其中許多國家的穩定和效率卻好得出奇。在古埃及，法老王可以躺在舒適的墊子上，住的是涼爽而豪華的宮殿，穿的是金涼鞋和鑲滿寶石的外衣，由美麗的女僕剝好甜甜的葡萄放進他嘴裡。通過敞開的窗戶，他可以看到農民在田裡工作，穿的是骯髒的破衣服，頭上頂著無情的太陽，回家能有一根黃瓜吃就已經是天大的幸福。然而，農民很少起身反抗。

1740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亞（Silesia），發動一系列讓他贏得“腓特烈大帝”稱號的血腥戰爭，讓普魯士成為一大強權，而數百萬人因戰爭而死亡、殘疾，或者變得一無所有。他麾下的兵士多半是倒霉的新兵，必須承受鐵的紀律和嚴苛的訓練。可以想見，這些士兵對他們的最高指揮官並沒有多大的好感。腓特烈有一次看著部隊集合、準備出征，就對一位將軍說，他最驚訝的是“我們安全無慮地站在這裡，看著這6萬大軍；他們都是我們的敵人，每個人都比我們武裝完備、身強體壯，但他們一見我們就發抖，我們卻對他們毫無畏懼”。腓特烈確實可以安全無慮地看著這群人。在接下來幾年，雖然戰事辛勞，但這6萬武裝大軍從未反叛，很多人還為他拿出非凡的勇氣，甚至獻上寶貴的生命。

這些埃及農民和普魯士士兵的反應，為什麼和最後通牒博弈或卷尾猴實驗的情況如此不同？原因就在於，大批民眾的行為就是和小型團體的情況有所不同。如果今天的最後通牒博弈實驗中有甲乙兩方各100萬人，要分1000億美元，科學家究竟會觀察到怎樣的情況？

其中的動態很有可能十分奇特而引人關注。舉例來說，因為100萬人不可能直接做出共同的決定，因此兩方可能各出現一位統治精英。這時，如果甲方領導人說要給乙方領導人100億美元，自己留下900億美元，情況會如何？乙方領導人有可能會接受這種不公平的報價，接著把這100億美元大部分直接轉到自己的瑞士銀行賬戶，同時用各種賞罰手段避免底下的人叛亂。領導人可能威脅嚴懲異議分子，並且告訴那些溫和有耐心的人，他們死後可以在來世得到永恆的獎勵。這正是古埃及和18世紀普魯士的情況，而且至今在全球許多國家依舊如此。

這樣的威脅和承諾通常都能成功創造穩定的階級制度和民眾合作網路，但前提是民眾相信自己是在順應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則，或是神的旨意，而不只是聽命於另一個人。所有的大規模人類合作，到頭來都是基於我們想像的秩序。這一套又一套的規矩，雖然只存在於我們的想像之中，我們卻會認為這就像重力一樣真實而不可侵犯。“向天神獻上十頭牛，就會下雨；孝順父母，就會上天堂；如果不相信我說的話，你就會下地獄。”只要智人住在相信同樣一套故事的地方，就會遵守一樣的規矩，於是不僅很容易預測陌生人會有什麼行為，也很方便組織大規模合作的網路。智人也常常用可見的標記（例如頭巾、鬍子或西裝）來代表“你可以信任我，因為我跟你信的故事是一樣的”。但我們那些黑猩猩堂兄弟無法創造並傳播這樣的故事，因此無法大規模合作。

意義之網

人之所以很難理解“想像的秩序”這種概念，是因為人覺得現實只有兩類：客觀現實和主觀現實。所謂“客觀現實”，就是事物的存在與我們的信念和感受無關。例如重力就是一個客觀現實，早在牛頓之前便已存在，而且不論我們信與不信，都會受到重力影響。

相反，主觀現實取決於個人的信念和感受。例如，假設我覺得頭一陣劇痛，於是去看醫生。醫生對我的頭部做了徹底檢查，卻沒查出什麼問題。於是她又要我去做血液檢查、尿液檢查、DNA檢測、拍X光片、做心電圖、做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等。等到結果一出，她說我完全健康，可以回家了。可是我仍然覺得頭痛得不得了。所有客觀測試都找不出我有什麼問題，除了我以外沒人感覺痛苦，但對我來說，這種痛苦百分之百真實。

多數人以為，現實只有客觀或主觀兩種，沒有第三種可能。於是，只要他們說服自己某件事並非出於自己的主觀感受，就貿然認為這件事必然屬於客觀。如果有那麼多人相信上帝，如果錢確實能讓世界運轉，如果民族主義會發動戰爭，也會建立帝國，那麼這一切一定不只是我個人的主觀信念。也就是說，上帝、金錢和國家一定是客觀的現實啰？

然而，現實還有第三個層次：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這種互為主體的現實，並不是因為個人的信念或感受而存在，而是依靠許多人類的溝通互動而存在。歷史上有許多最重要的驅動因素，都具有互為主體的概念。比如金錢並沒有客觀價值，1美元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拿來穿。但只要有幾十億人都相信它的價值，你就可以拿它來買吃的、買喝的、買穿的。如果有位麵包師忽然不再相信美元了，不願意讓我用這張綠色的紙換他的麵包，也沒什麼關係，只要再走幾條街，就有另一家超市可買。然而，如果超市的收銀員、市場的小販、購物商場的銷售員一律拒絕接受這張紙，美元就會失去價值。當然，這些綠色的紙張還是存在，但它們已經再無用處。

這種事情其實時不時就會發生。1985年11月3日，緬甸政府毫無預警地宣布25緬元、50緬元和100緬元的紙鈔不再是法定貨幣。民眾根本沒有兌換紙鈔的機會，一輩子的積蓄瞬間成了幾堆毫無價值的廢紙。為了取代失效的貨幣，政府發行了新的75緬元紙鈔，聲稱要紀念緬甸奈溫將軍（General Ne Win）的75歲生日。1986年8月，政府又發行了15緬元和35緬元的紙鈔。據傳，奈溫迷信數字，相信15和35是幸運數字。但對國民來說，可就一點也不幸運了。到了1987年9月5日，政府又突然下令，所有35緬元和75緬元的紙鈔同樣不再是法定貨幣。

像這樣因為人類不再相信而一夕蒸發的，不是只有金錢的價值。同樣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法律、神，甚至整個帝國上。這一秒它們還在忙著塑造世界，下一秒卻已不復存在。天神宙斯和天后赫拉曾經是地中海一帶的重要力量，但現在不再有人相信，也就令它們失去了力量。蘇聯曾經一度能夠毀滅全人類，但也是在一支筆的力量下便煙消雲散。1991年12月8日，在維斯庫里（Viskuli）附近的一幢鄉間大宅，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導人簽署了《別洛韋日協定》其中聲明：“吾等白俄羅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暨烏克蘭，作為1922年蘇聯成立條約之簽署創始國，茲聲明終止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及地緣政治現實。”就這樣，蘇聯從此解體。

要說金錢是個互為主體的現實，相對還比較容易接受。大多數人也願意承認，那些古希臘神明、邪惡的帝國和異國文化價值觀都只是一種想像。但如果說的是自己的神、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價值觀，因為正是這些給了我們生命的意義，要再說這些都是虛構的，就沒那麼容易接受了。我們希望相信自己的生命有客觀意義，希望自己的種種犧牲不只是為了腦子裡的各種空想。但事實上，大多數人生活的意義，都只存在於彼此講述的故事之中。

在大家一起編織出共同故事網的那一刻，意義就產生了。對我來說，在教堂結婚、在齋戒月禁食或在選舉日投票這些行為為什麼有意義？原因就在於我的父母也認為這有意義，還有我的兄弟姐妹、鄰居朋友、附近城市的居民，甚至是遙遠異國的民眾，都認為這有意義。為什麼這些人都認為這有意義？因為他們的朋友鄰居也有同樣的看法。人類會以一種不斷自我循環的方式，持續增強彼此的信念。每一次互相確認，都會讓這張意義的網收得更緊，直到你別無選擇，只能相信大家都相信的事。

不過，經過幾十年、幾世紀，意義的網也可能忽然解體，而由一張新的網取而代之。讀歷史就是在看這些網的編織和解體，並讓人意識到，對這個世代的人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很有可能對他們的後代就變得毫無意義。

圖19 簽署《別洛韋日協定》。筆碰上了紙，蘇聯便消失無蹤

1187年，薩拉丁（Saladin）在哈丁戰役（Battle of Hattin）中擊敗十字軍，佔領了耶路撒冷。教皇因此發起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希望奪回聖城。讓我們假設有位名叫約翰的年輕英國貴族，遠離家鄉征討薩拉丁。約翰相信，自己這麼做是有客觀意義的，如果自己在東征過程中犧牲，靈魂就能升上天堂，享受永恆的無上喜悅。如果這時候跟他說，靈魂和天堂都是人類編出來的故事，肯定會把他嚇壞。約翰一心相信，如果他抵達聖地，卻被一個長著大鬍子的穆斯林戰士一斧頭劈在頭上，他當然會痛苦萬分、兩耳嗡嗡、兩腿一軟、眼前一黑——然後就會突然發現自己被一片明亮的光芒籠罩，聽到天使的歌聲、悠揚的豎琴，看到發著光、有著翅膀的天使召喚他通過一道雄偉的金色大門。

約翰對這一切的信念之所以這麼強烈，是因為有一張細細密密而且極其強大的意義之網包覆著他。他最早的記憶，就是亨利爺爺有一把生鏽的劍，掛在古堡的主廳。當他還在蹣跚學步時，就聽過亨利爺爺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中戰死的故事，說爺爺現在已經在天堂安息，有天使做伴，一直護佑著約翰和他的家人。吟遊詩人來訪城堡時，常常吟唱著十字軍在聖地英勇作戰的歌謠。約翰上教堂的時候，喜歡看彩繪玻璃窗，其中一扇正是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領導者）拿長槍刺穿一個面容邪惡的敵人，另一扇則是罪人的靈魂在地獄裡燃燒。約翰也會認真聽當地神父的講道，那是他認識的最有學問的人。幾乎每個禮拜天，神父都會搭配各種精心設計的比喻和令人莞爾的笑話，講述著世上只有天主教是唯一的救贖，羅馬教皇是我們神聖的父，我們必須聽從他的指示。如果我們殺人或偷竊，上帝會讓我們下地獄；但如果我們殺的是異教徒，上帝會歡迎我們上天堂。

在約翰剛滿18歲的一天，一位騎士騎馬狼狽地來到城堡大門，語帶哽咽地宣布：十字軍在哈丁被薩拉丁擊敗了！耶路撒冷淪陷！教皇宣布將發動新一波十字軍東征，並承諾不幸喪生者將得到永恆的救贖！身邊所有人看來既震驚又憂慮，但約翰臉上發出超脫俗世的光亮，宣告：“我將對戰異教徒，收復聖地！”眾人靜了一下，接著臉上露出笑容，流下感動的淚水。母親擦擦眼淚，緊緊抱著約翰，說她有多麼引以為榮。他的父親則在他背上大力拍了一掌，說道：“兒子，如果我還是你這年紀，必會和你同行。事關我們家族的榮譽，相信你一定不會讓我們失望！”他有兩個朋友也宣布要一同從軍。而且，就連約翰的死對頭、那個住在河對岸的男爵，也特地來家裡拜訪，祝他一路順利。

當他離開城堡時，村民紛紛從小屋裡出來，向他揮手致意，而對於這個即將前去對抗異教徒的十字軍勇士，所有的美麗姑娘都露出崇拜的眼神。他從英國出航，駛過各個陌生而遙遠的地方，例如諾曼底、普羅旺斯、西西里島，許多異國的騎士紛紛加入，大家都有著共同的目標、共同的信念。但等到軍隊終於在聖地上岸，開始與薩拉丁的部下戰鬥，約翰才驚訝地發現，這些邪惡的撒拉遜人怎麼和自己有同樣的信念。當然，想必撒拉遜人也沒搞清楚，竟然以為基督徒才是異教徒，而穆斯林則是服從神的旨意。但撒拉遜人也接受同樣的基本原則，也就是為神和耶路撒冷而戰的戰士如果戰死，將會直接上天堂。

就這樣，中世紀文化一絲一縷地編織著意義的網，把約翰和同時代的人都像蒼蠅一樣捕進網中。約翰絕不可能想像得到，這一切故事都只是出於想像虛構。說他的父母和叔伯都錯了還有可能，但還有吟遊詩人、他所有的朋友、村裡的姑娘、知識淵博的神父、住在河對岸的男爵、在羅馬的教皇、普羅旺斯和西西里島的騎士，甚至還包括那些穆斯林，難道真有可能這些人都在胡思亂想？

時間就這麼過了好多年。在歷史學家的注視下，意義的網被拆散，又張起了一張新的網。約翰的父母已經故去，他的兄弟姐妹也不在人世。這時已經不再有吟遊詩人唱著十字軍東征的故事，新流行的是劇院上演的愛情悲劇。家族的城堡被燒成一片平地，重建之後，亨利爺爺的劍已經難覓影蹤。教堂的彩繪玻璃在一次冬季的狂風中破碎，換上的玻璃不再描繪布永的戈弗雷和地獄裡的罪人，而是英國國王打敗法國國王的偉大勝利。當地的牧師已經不再稱呼教皇為“我們神聖的父”，而是“羅馬的那個魔鬼”。在附近的大學裡，學者鑽研著古希臘手稿、解剖屍體，並在緊閉的門後竊竊私語，說著或許根本沒有靈魂這種東西。

時間轉眼又過了好多年。原本是城堡的地方，現在成了購物商場。在當地的電影院里，《巨蟒與聖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已經放映了無數次。而在一座空教堂里，無聊的牧師看到兩名日本遊客簡直喜出望外，開始滔滔不絕地解說教堂里的彩繪玻璃，遊客禮貌地頻頻點頭微笑，但完全沒聽懂。在外面的階梯上，一群青少年正用iPhone手機在YouTube上看約翰·列儂那首《想像》（Imagine）的混錄版。約翰·列儂唱著：“想像這個世界沒有天堂，只要你想像，這事很輕鬆。”一名巴基斯坦清潔工正在打掃人行道，旁邊有台收音機播報著新聞：敘利亞屠殺仍在繼續，安理會會議落幕但未能達成任何協議。突然之間一條時光隧道打開，一道神秘的光照在其中一位青少年的臉上，他宣告：“我將對戰異教徒，收復聖地！”

異教徒？聖地？對於現在絕大多數英格蘭人來說，這些詞語已經不再有任何意義。就連那位牧師，也可能覺得這個年輕人是精神病發作。相反，如果一位英國青年決定加入國際特赦組織，前往敘利亞保護難民人權，現在大家會覺得他是個英雄，但在中世紀，大家會覺得這人瘋了。在12世紀的英格蘭，沒有人知道什麼叫人權。你要大老遠跑到中東，冒著生命危險，而且居然不是去殺穆斯林，而是保護一群穆斯林別被另一群穆斯林殺了？你的腦子絕對出了很大的問題。

這正是歷史展開的方式。人類編織出一張意義的網，並全然相信它，但這張網遲早都會拆散，直到我們回頭一看，實在無法想像當時怎麼可能有人真心相信這樣的事。事後看來，為了進入天堂而參加十字軍，聽起來就像徹底瘋了。事後看來，冷戰似乎是件更瘋狂的事。不過才短短30年前，怎麼可能有人因為相信能打造出人間天堂，就不惜為此冒著核彈浩劫的危險？而在現在的100年後，我們現在對民主和人權的信念，也有可能會讓我們的後代感到同樣難以理解。

大同世界

智人統治世界，是因為只有智人能編織出互為主體的意義之網：其中的法律、約束力、實體和地點都只存在於他們共同的想像之中。這張網，讓所有動物中只有人類能組織十字軍、革命和人權運動。

其他動物也有可能想像各種事情。貓埋伏著要抓老鼠時，雖然可能沒看到老鼠，但很可能想像老鼠的形狀甚至味道。不過就我們目前所知，貓只能想像這個世上實際存在的東西，例如老鼠。它們無法想像自己看不見、聞不著、嘗不到的東西，例如美元、谷歌或歐盟。只有智人能夠想像出這種虛幻的事物。

因此，貓和其他動物至今仍然只能處於客觀的世界，溝通系統也只用來描述現實，但智人能用語言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現實。在過去7萬年間，智人發明出的具備互為主體性的現實越發強大，讓智人在今天稱霸世界。黑猩猩、大象、亞馬孫雨林和北極冰川究竟能否挺過21世紀？這一切的結果，將要視歐盟和世界銀行等組織的意願和決定而定。這幾個實體其實都屬於互為主體，只存在於我們共同的想像之中。

沒有任何其他動物能對抗我們，並不是因為它們沒有靈魂或沒有心靈，而是因為它們沒有必要的想像力。獅子能跑、能跳、能抓、能咬，卻不會開銀行賬戶或提起訴訟。而在21世紀，一個知道如何提起訴訟的銀行家，擁有的權力絕對遠遠高於大草原上最兇猛的獅子。

能夠創造出互為主體的實體，這種能力不僅讓人與其他動物有所不同，也讓人文科學與生命科學出現分歧。歷史學家希望了解神、國家這種互為主體的實體如何發展，但生物學家很難認同這類事物的存在。有些人認為，如果我們能解開遺傳密碼、弄明白大腦里的每個神經元，就能知道人類所有的秘密。畢竟，如果人類沒有靈魂，如果所有思想、情感和感覺都只是生化演算法，那麼為什麼生物學無法解釋人類社會的變幻莫測？從這個角度來看，十字軍東征就是由進化壓力導致的領土爭端，而英格蘭騎士前往聖地征伐薩拉丁，其實就像一個狼群想搶下隔壁狼群的勢力範圍。

相反，人文科學強調互為主體的實體，認為其重要性不亞於激素和神經元。要用歷史的方式思考，也就意味著要給想像中的故事賦予實際的力量。當然，歷史學家不會忽視氣候變化和基因突變等客觀因素，但他們更重視那些人們發明並信以為真的故事。朝鮮與韓國之所以如此不同，並不是因為平壤居民和首爾居民基因不同，也不是因為北邊氣候較冷，山較多，而是因為南北雙方相信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套故事。

或許某一天，神經生物學能有重大突破，讓我們用純粹生化的辭彙來解釋十字軍東征。但我們現在離那一天還非常遙遠。在21世紀，歷史和生物學的界線可能會變得模糊，但並非因為我們將發現如何用生物學來詮釋歷史事件，而是因為我們會因為意識形態的虛構故事而改寫DNA鏈，為了政治和經濟利益而改變氣候，用網路空間來取代山川的地理環境。隨著人類的種種虛構想像轉譯成基因和電子代碼，互為主體的現實將會吞沒客觀現實，而使生物學與歷史融合在一起。到了21世紀，虛構想像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甚至超越自然選擇。因此，如果我們想了解人類的未來，只是破譯基因組、處理各種數據數字還遠遠不夠，我們還必須破解種種賦予世界意義的虛構想像。

圖20 創作者：傑克遜·波洛克靈感湧現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