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實驗室里的定時炸彈
◎人類還能繼續掌控世界、賦予世界意義嗎？
◎生物科技和人工智慧將如何威脅人文主義？
◎誰可能繼承人類的角色，什麼新宗教可能取代人文主義？
時至2016年，主導世界的是自由主義的各種思想：個人主義、人權、民主、自由市場。然而21世紀的科學正在破壞自由主義秩序的基礎。如同前面提到其他宗教時的情形，科學不討論價值觀的問題，因此無法論斷自由主義的“自由比平等更重要”或“個人比集體更重要”這些抽象倫理判斷究竟是對是錯，但自由主義的基礎同樣有它深信不疑的事實聲明，而這些事實聲明就是過不了科學審查這一關。
自由主義重視個人自由，是因為相信人類有自由意志。自由主義認為，選民和顧客的決定既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任意隨機的。雖然人都會受到外部力量和隨機事件的影響，但到頭來，人人都揮著自由的魔杖，為自己做決定。正因為如此，自由主義認為選民和顧客至上，也總告訴我們要隨心而為、做讓自己快樂的事。是我們的自由意志讓整個宇宙充滿意義，外人絕不可能知道你真正的感覺，也不可能預測你會做什麼選擇，所以你也不該讓外人來決定你的興趣和慾望。
“人類有自由意志”看起來彷彿不是倫理判斷，而是對世界的事實描述。然而，雖然這種說法在洛克、盧梭或傑斐遜的時代可能很有道理，但根據生命科學的最新發現，卻已經不再成立。自由意志與當代科學之間的矛盾，已經成了實驗室里的一頭大象，許多人假裝專心看著顯微鏡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掃描儀，而不願面對這個問題。
在18世紀，智人就像個神秘的黑箱子，我們完全不知道它的內部如何運作。所以如果有人拿刀把另一個人刺死，學者想問原因的時候，一個聽起來有說服力的答案會是：“因為殺人者自己做了這個選擇，用自由意志選擇了謀殺；也因為如此，他必須對自己犯下的罪負全責。”而到了20世紀，科學家打開了智人這個黑箱子，既沒找到靈魂，也沒找到自由意志，只找到基因、激素、神經元，遵守著與世界其他所有事物都相同的物理和化學法則。時至今日，如果有人拿刀把另一個人刺死，學者想問原因，再說“因為他自己做了這個選擇”已經不再具有說服力。基因學家和大腦科學家反而能提供更為詳細的答案：“他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因為特定基因構造讓大腦出現某種電化學反應，而基因構造反映的是從古至今的進化壓力及突變的結果。”
會導致謀殺的大腦電化學反應，可能來自生物預設（deterministic）、隨機或兩者的結合，而並非“自由”。例如，神經元之所以放電，原因可能是生物預設，只要遇到外部刺激便如此反應；也有可能是隨機事件，比如因為某個放射性原子忽然自發分解。但不論哪一種，都沒有“自由意志”插手的餘地。如果是遇到刺激、引發一連串生化事件形成的連鎖反應，每個事件都由前一個事件決定，最後形成的決定當然不算自由意志。至於如果是原子隨機自發分解造成的決定，就只是單純的隨機而已，當然也不算自由意志。至於隨機事件加上生物預設的情況，也就是後果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但同樣不可能等於自由意志。
假設我們研製出一個機器人，再把機器人的中央處理器連接到一塊放射性鈾上。只要遇到需要二選一的情境（例如，要單擊右鍵或左鍵），機器人就會計算前一分鐘衰變的鈾原子數。數字是偶數，就單擊右鍵；數字是奇數，就單擊左鍵。這樣一來，我們永遠不可能預測這個機器人究竟會如何選擇，但不會有人認為這是機器人的“自由”選擇，也不可能讓它參與民主投票，或要求它對自己的選擇負法律責任。
所以，就目前最先進的科學來看，人的選擇不是生物預設就是隨機，兩者就像蛋糕一分為二，沒有哪一小塊屬於“自由意志”。到頭來，我們奉為神聖的“自由”就像“靈魂”一樣，只是個空虛的詞語，只存在於人類發明的想像故事中。
進化論像為自由的棺材釘上的最後一根釘子。“永恆的靈魂”在進化論面前就是說不通，而“自由意志”也是如此，否則如果人類真是自由的，哪有自然選擇的餘地？根據進化論，動物做的所有選擇（選擇棲息地、食物或伴侶）都是基因密碼的反映。如果有適當的基因，讓一隻動物選了營養的蘑菇、挑了健康而有生育力的伴侶，這些基因就能傳到下一代。如果基因不適當，讓這隻動物選了有毒的蘑菇、挑了虛弱的伴侶，這些基因就會滅絕。然而，如果這隻動物真能“自由”選擇吃什麼、與誰交配，自然選擇就無用武之地了。
碰上這樣的科學解釋，人們常常裝作沒看見，說他們“覺得”自己很自由，都依自己的意願和決定行事。這麼說確實也沒錯，人類能夠依自己的慾望行事。如果所謂“自由意志”指的就是“依自己的慾望行事”，那麼人類確實有自由意志。但這樣說來，黑猩猩、狗和鸚鵡也一樣有自由意志。鸚鵡學會說“我想吃餅乾”之後，還真能有餅乾吃呢。但這裡最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鸚鵡或人類能不能根據內在慾望採取行動，而是究竟能不能選擇要產生什麼慾望。為什麼鸚鵡想吃餅乾而不是想吃黃瓜？為什麼我想把討厭的鄰居一槍斃了，而不是把另一邊的臉頰轉過去讓他打？為什麼我這麼想買紅色的車，而不買黑色的車？為什麼我想投的是民主黨，而不是共和黨？這些都不是我的“選擇”。我之所以覺得腦中浮起某個願望，是因為大腦里某種生化過程創造出的感覺。這些過程可能是生物預設，也可能是隨機發生的，但絕不是自由意志。
你可能會說，至少當要把鄰居殺了或選舉投票的時候，並不是用當下瞬間的感受來做選擇，而是經過了長期思索，細細思量了各種重要論據。然而，檯面上就是有那麼多種論據，有的會讓你投給民主黨，有的會讓你投給保守黨，還有些會讓你投給英國獨立黨，或是乾脆待在家裡。是什麼讓你選擇了某種論據，而不是另一種論據？在腦中的中央車站，我可能會因為生物預設而被迫上了某論據的列車，又或是隨機被分配上哪一趟列車。但我無法“自由選擇”讓自己只去想那些使我投票給民主黨的論據。
以上所說絕不只是個人假設或哲學猜測。現在只要掃描人腦，就能在受試者自己有所感覺之前，預測他們會有什麼慾望、做出什麼決定。在一項此類實驗中，受試者躺進一台巨大的腦部掃描設備，兩手各拿一個開關，隨時可以按下其中任何一個。科學家只要觀察大腦神經活動，就能預測受試者會按哪個開關，而且會比受試者自己更早感覺到想按開關。在人類感覺到自己做某項決定前，大腦已經啟動了指示人類決定的神經，大約提前幾百毫秒到幾秒。
決定要按下右邊或左邊的開關，反映的當然是這位受試者的選擇，但不能說是個“自由”的選擇。我們對自由的信念，背後其實有一套錯誤的邏輯。當一連串的生化反應讓我想按右邊的開關時，我確實覺得自己想按右邊的開關。一點兒沒錯，我確實想按。但有人一下跳到結論，認為這種想按的念頭就叫作自己的“選擇”。這當然不對：人的慾望不是一種“選擇”，我們只能“感覺”到慾望，再據以行事。
就算科學家，現在也經常使用自由意志這種過時的神學概念，民眾也還是繼續吵著自由意志的話題。幾個世紀以來，基督教、伊斯蘭教及猶太教神學家一直對靈魂和意志的關係爭論不休。他們假設每個人都有一個內心本質，稱為靈魂，也就是真實的自我，並且進一步認為，這個自我擁有各種慾望，就像擁有衣服、車子和房子一樣。他們還說，每個人都能夠像選衣服一樣選擇自己的慾望，而命運就是依據這些選擇而定的。如果選了好的慾望，最後就會上天堂；如果選了壞的慾望，最後就得下地獄。但問題來了：慾望真的能“選”嗎？舉例來說，夏娃想要吃蛇給她的那顆禁果，她為什麼想做這件事？是有人強加於她？完全隨機出現在她的心中？還是她的“自由”選擇？如果想做這件事並不是她的自由選擇，那麼為什麼她又要受罰呢？
然而，如果我們已經接受人沒有靈魂，也沒有稱為“自我”的內在本質，再去問“自我如何選擇它想要的事物”就是一件不合理的事。這就像問一個單身男子“你太太怎麼挑衣服”一樣莫名其妙。事實上，人類有的就是一條意識流，慾望會在這條意識流中起伏來去，並沒有什麼永遠不變的自我能夠擁有這些慾望。因此，要問我到底是因為生物預設、隨機發生，還是自由意志而選擇了自己的慾望，其實是個沒有意義的問題。
這個概念聽起來可能很複雜，檢測的方式卻極其簡單。下次有個概念從你腦中跳出來，就趕快問問自己：“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想法？我是在一分鐘前決定要想到這個想法，然後才想到的嗎？還是我自己並沒下任何指示或准許，這個想法就自己出現？如果我真的是自己思想和決定的主人，能不能決定在接下來60秒內不要想任何事？”試試看，看看情況如何。
質疑是否有自由意志，並不只是一種哲學探討，而是確實有實際意義。如果生物確實沒有自由意志，也就意味著只要使用藥物、基因工程或直接對大腦進行刺激，就能操縱甚至控制人的慾望。
如果想看看這種哲學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可以參觀機器生化鼠（robo-rat）的實驗室。這裡的機器生化鼠其實就是一般實驗用的大鼠，但有一點不同：科學家在大鼠腦中掌管感覺和獎勵的區域植入電極，於是能夠遙控操縱這隻大鼠。只要稍加訓練，研究人員不僅能控制大鼠左轉或右轉，還能讓大鼠爬梯子、用嗅覺探查垃圾堆，以及做些大鼠通常不愛做的事情，例如從很高的地方一躍而下。軍方和民間企業都對機器生化鼠很感興趣，覺得它們在許多任務和情境中都能派上用場，比如尋找倒塌建築物下的受困倖存者，找出炸彈和暗殺裝置，或是探明地下隧道和洞穴的路線。
動物福利組織擔心這些實驗會對大鼠造成傷害。但紐約州立大學機器生化鼠研究先驅桑吉夫·塔瓦爾（Sanjiv Talwar）教授認為這些擔心是多餘的，大鼠其實很享受這些實驗。他解釋道，這些大鼠“在為得到愉悅而工作”，每次電極刺激它們大腦中的獎勵中心，“大鼠會覺得彷彿脫胎換骨”。
據我們所知，這些大鼠並不覺得受人控制，也不覺得做了什麼違背自己意志的事。塔瓦爾教授按下遙控器，是讓大鼠自己想要往左走，於是它就往左走。教授按另一個開關，是讓大鼠想要爬梯子，於是它就爬了梯子。畢竟，慾望也只是神經元的某种放電模式而已。至於神經元放電的原因，究竟是其他神經元的刺激還是塔瓦爾教授用遙控器控制電極的刺激，真有那麼重要嗎？如果你去問問那隻大鼠，它可能會告訴你：“我當然有自由意志啊！你看，是我想要左轉，所以就左轉了。是我想爬梯子，所以就爬了。這不就證明了我有自由意志嗎？”
智人的實驗則顯示，人也像大鼠一樣可以被操縱。只要能刺激人腦正確的位置，即使是愛、憤怒、恐懼或沮喪這些複雜的感受，也能夠被創造或抑制。美國軍方最近開始實驗在人腦中植入計算機晶元，希望能夠治療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士兵。在耶路撒冷的哈達薩醫院（Hadassah Hospital），醫生為躁鬱症處於急性抑鬱期的患者用了一種創新療法。他們將電極植入患者大腦，並連接到植入患者胸部的微型計算機。每次從計算機得到命令，電極就會放出一股微弱的電流，使造成抑鬱的大腦區域麻痹。這種療法並非萬無一失，但有部分案例顯示，那些一直折磨著他們的空虛和黑暗，就像變魔術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曾有一位患者抱怨癥狀在術後幾個月複發，讓他整個人陷入嚴重抑鬱。經過檢查，醫生髮現了問題根源：計算機的電池沒電了。他們一換電池，抑鬱就煙消雲散了。
這種療法顯然有其倫理限制，研究人員只能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將電極植入人腦，其他人體實驗多半還是使用非植入性的頭盔裝置，技術上稱為“經顱直流電刺激器”（transcranial direct-current stimulator）。這種頭盔配有電極，連接頭皮外側，能夠產生弱電磁場，瞄準特定大腦區域，進而刺激或抑制選定的大腦活動。
美國軍方正在測試這種頭盔，希望提升士兵在訓練或實戰時的專註力和表現。主要實驗由位於俄亥俄州空軍基地的人類效能指揮部（Human Effectiveness Directorate）進行。目前距離能下定論還很遙遠，而且經顱直流電刺激器的效用還遠遠名過其實，但有幾項研究指出，像無人機操作員、空中交通管制員、狙擊手等需要長期保持高度專註的人員，都能夠通過這種方式提升其認知能力。
《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的記者莎莉·埃迪（Sally Adee）曾獲准前往一處狙擊手訓練地點，親身測試效果。她一開始先不戴頭盔，進入戰場模擬室，20個蒙面男子綁著自殺式炸彈、手持步槍，直接向她衝來，令她一陣驚恐。她寫道：“好不容易射中一個人，又有三個新的攻擊者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顯然我開槍的速度不夠快，慌得要命又笨手笨腳，一直卡彈。”還好，這些攻擊者其實只是投射到她身邊巨型屏幕上的影像。但她還是覺得自己實在表現太差，沮喪到簡直想把槍丟下一走了之。
然後，他們幫她戴上了頭盔。她說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只是稍微覺得有點兒刺痛，嘴裡有奇怪的金屬味。但接下來，她開始一個一個放倒這些虛擬恐怖分子，態度冷靜、手法純熟，簡直像蘭博或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看著這20個人拿著槍沖向我，我冷靜地舉起步槍，深吸一口氣，放倒離我最近的人，再平靜地評估下一個是誰。好像才一會兒，我就聽到有個聲音說：‘好了，結束了。’模擬室里的燈光亮起……我身邊橫七豎八倒著屍體的影像，忽然一陣安靜，但我好希望有更多人來攻擊。當研究人員幫我拿掉電極的時候，我甚至有點兒失望。我抬起頭，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把鐘調快了，因為我完全沒感覺到時間已經足足過了20分鐘。‘我擊中了幾個？’我問那位助理。她看著我，帶點揶揄的神色。‘他們全掛了。’”
這次測試改變了埃迪的生活。接下來幾天里，她意識到自己經歷了一場“近乎靈性的體驗……不是覺得更聰明或是學得更快，真正讓我好像腳下忽然一空的，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覺得大腦里忽然一片安靜……沒有任何自我懷疑，彷彿看到一個新世界。腦中忽然靜得令人難以置信……我希望你會懂，在那次測試後的幾個星期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去把電極再接上。我也開始冒出許多疑問。平常，在我腦中總像有許多憤憤不平的小人，佔滿了我的心思，讓我害怕嘗試，最後導致失敗。但除了這些聲音之外，我究竟是誰？這些聲音又是從哪裡來的？”
這些聲音有些是重複社會的偏見，有些是附和我們個人的歷史，也有些傳達出我們的基因傳承。埃迪認為，這一切創造出一個看不見的故事，在不知不覺中塑造著我們有意識做出的決定。如果我們可以重寫這些內心獨白，甚至叫它們完全噤聲，會發生什麼事？
直到2016年，經顱直流電刺激器仍在起步階段，也無法預測是否會在何時成為成熟的科技。到目前為止，通過這種方式增強能力只能維持短暫的時間，莎莉·埃迪的體驗能到20分鐘，可能是特例中的特例（甚至只是安慰劑效應而已）。關於經顱直流電刺激器，多數已發表的研究都是人類樣本數極少，情境也有特殊限制，而且長期影響和危險仍然完全未知。然而，如果未來這項科技成熟，或者我們找到其他方法來操縱大腦的放電模式，會對人類社會和人類產生怎樣的影響？
如果哪天人類真能控制自己的大腦電路，除了希望自己更有效地擊倒恐怖分子之外，可能還會希望實現一些更世俗的、自由主義的目標。換句話說，也就是能夠更有效地學習和工作，讓自己能全心投入遊戲和愛好，或是能在任何時刻專註於有趣的事物（不管是數學，還是足球）。然而，如果這樣的操縱成了家常便飯，原本該由顧客自由操縱的意願，就會變成另一項可購買的商品。你希望彈得一手好鋼琴，但一要練琴又想看電視，怎麼辦？沒問題：戴上頭盔，安裝適當的軟體，你就能夠完全只想練鋼琴了。
你或許覺得不服氣，認為如果能讓腦中的聲音噤聲或是放大，其實是增強而非削弱了自由意志。在過去，你可能就是因為被外界干擾，才沒能實現自己最珍視、內心最深處的慾望。有了這種讓人專心的頭盔或類似的設備，你就更能把父母、牧師、神父、祭司、公關、廣告商、鄰居的聲音通通排除掉，專註於自己想要什麼。然而我們很快就會看到，要說你有個單一的自我，能夠區分自己真實慾望與外界聲音的不同，這也只是另一個自由主義的神話，已經被最新的科學研究推翻。
我是誰
科學不僅破壞了自由主義對自由意志的信念，也破壞了對個人主義的信念。自由主義認為每個人都有單一的、不可分割的自我。“inpidual”（個人）這個英文單詞的意思，就是“in-pidual”（不可分割）。確實，人體由大約37萬億個細胞組成，而且每天身體和心靈都會經歷無數次變化，但只要集中精神、努力接觸自我，一定能在內心深處找到一個單一、清楚和真實的聲音，這就是真實的自我，也是宇宙一切意義和權威的源頭。對自由主義來說，想要有意義，就必須有一個真正的自我，而且只能唯一。要是有許多個聲音，那麼我在投票站、超市和婚姻市場上該聽誰的意見？
經過數十年研究後，生命科學的結論是：這種自由主義的故事完全就是神話。所謂唯一真正的自我，其實和永恆的靈魂、聖誕老人和復活節兔子一樣並不存在。如果我真的深深地去探究自我，就會發現自己一向以為理所當然的單一性分解成各種互相衝突的聲音，沒有哪個是“真正的自我”。人類絕非“不可分割”，而是由許多分割的部分組成。
例如，人腦就由左腦和右腦兩個腦半球組成，中間由一束神經纖維連接。每個腦半球控制著身體相對的一側，例如，右腦控制身體的左側，接收來自左側視野的數據，負責移動左臂和左腿，左腦則剛好相反。因此，右腦中風的患者有時候會忽略身體的左側（例如，只梳右邊的頭髮，或是只吃盤子右邊的食物）。
左右腦也有情感和認知方面的分工，只是不夠清晰。例如，多數認知活動都會同時用到左右腦，只是程度有大小之別。例如，在大多數情況下，左腦在語言和邏輯推理時扮演著較重要的角色，右腦則在處理空間信息時有較大優勢。
在左右腦關係的研究上，許多突破源自對癲癇患者的研究。嚴重的癲癇患者，會從大腦的某一區域掀起一場電子風暴，迅速傳播到其他區域，造成急性癲癇發作。癲癇發作期間，患者無法控制身體。一旦頻繁發作，常常會導致他們丟掉工作，無法正常生活。在20世紀中葉，如果其他療法都無法奏效，醫生的最後一招就是把連接兩個半球的神經束切斷，讓某個腦半球掀起的電子風暴不會影響到另一半球。對腦科學家來說，這些患者簡直就像金礦，提供了許多驚人的數據。
關於這些“腦裂”（split-brain）患者，最著名的研究者是羅傑·斯佩里（因其突破性發現獲得198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以及他的學生邁克爾·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教授。其中一項研究的對象是一名青少年。研究者問他長大後想做什麼，男孩回答說：“繪圖員。”這個答案由左腦提供，邏輯推理和語言也多半由左腦控制。然而，男孩的右腦也有另一個活躍的語言中心，雖然無法控制口語，但能用拼字遊戲Scrabble的字母牌拼出字來。研究人員很想知道男孩的右腦有何意見，於是把字母牌散在桌上，在一張紙上寫著：“你長大後想做什麼？”並把紙放在男孩左邊視野的邊界處。來自左邊視野的數據會由右腦處理，右腦無法控制口語，所以男孩什麼也沒說，但他的左手開始迅速在桌上移動，到處收集字母牌，拼出“汽車比賽”。厲害了吧！
同樣令人感到驚奇的另一個行為，則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退伍老兵WJ身上。WJ的雙手分別由不同的腦半球控制。他的左右腦之間沒有聯繫，於是有時候右手要開門，左手卻會把門關上。
還有另一項實驗，加扎尼加的研究團隊向左腦（負責語言）展示雞爪的照片，同時向右腦展示雪景照。接著問患者PS看到了什麼，他回答：“雞爪。”加扎尼加接著再展示許多圖片給PS看，請他指出最符合他所看到的內容。患者的右手（由左腦控制）指向一隻雞，但同時左手也伸了出來，指向一隻雪鏟。加扎尼加接著就問了這個再明顯不過的問題：“為什麼你會同時指了雞和雪鏟？”PS回答：“呃，雞爪和雞有關係，而要清理雞舍需要鏟子。”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控制語言的左腦並未接收到雪景這個信息，根本不知道為什麼左手會指向鏟子，結果左腦就自創出一些覺得合理的解釋。多次重複實驗後，加扎尼加的結論認為，左腦不僅控制表達能力，也是個內部翻譯人員，會用各種片段的線索編織出貌似合理的故事，想為我們的生活找出意義。
另一項實驗是讓掌管非語言能力的右腦看到一張色情圖片。受試者開始臉紅、咯咯笑著。“你看到了什麼？”研究人員語帶狡黠地問道。受試者的左腦說：“沒什麼，只是有光閃了一下。”但她立刻又開始咯咯笑起來，還用手遮住了自己的嘴。“那你為什麼會笑呢？”研究人員追問。同樣一頭霧水的左腦翻譯官拼盡全力想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釋，於是回答說因為房間里有部機器看起來很好笑。
這就像中央情報局在巴基斯坦執行無人機空襲任務，美國國務院卻毫不知情。於是當有記者向國務院官員詢問此事時，官員只能編造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釋。但實際上，這些官員根本不知道為何要空襲，只是在那裡自說自話。不只“腦裂”患者，所有人類都會用到類似的機制。我們心中的“中情局”一次又一次不經“國務院”批准或知情就恣意妄為，使得我們心中的“國務院”只能編出一個讓自己看起來最像正人君子的故事。最後，就連“國務院”自己都信了自己編出的故事。
行為經濟學家也得出過類似的結論，當時討論的是民眾如何做各種經濟決定。說得更準確些，是誰做了這些決定。是誰決定買豐田而不買賓士，度假去巴黎而不去泰國，投資韓國債券而不是上海的股票？多數實驗都指出，並沒有什麼“單一的自我”做出這些決定，而是人心中有許多不同且經常相互衝突的內部實體，經過不斷拉扯決定的。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曾做過一項開創性的實驗，請一組志願受試者參加一項分為三個環節的實驗。在“短”時間的實驗中，受試者將一隻手放入14℃的水中一分鐘，這種水溫會讓人不舒服甚至痛苦。60秒後，請他們把手拿出來。而在“長”時間的實驗中，受試者的手會放入另一個容器中，水溫同樣是14℃。但在60秒後，研究人員會偷偷將熱水導進容器，使水溫略升為15℃。有些受試者會先做“短”實驗，也有些從“長”實驗開始。但不論哪種，都會在實驗結束的7分鐘後，開始第三個環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研究人員告知受試者，他們必須重複前兩個環節的其中之一，可以自由選擇。足足有80%的人選擇了“長”實驗，它讓人感覺沒那麼痛苦。
雖然這個冷水實驗非常簡單，但是它透露的意義卻動搖了整個自由主義世界觀的核心。實驗告訴我們，人體內至少有兩種自我：體驗自我（experiencing self）及敘事自我（narrating self）。體驗自我是我們每時每刻的意識，所以對於體驗自我來說，“長”實驗顯然比較糟。你得先忍受14℃的水溫達60秒，這已經很難受了，而且在“短”實驗中受的苦，在“長”實驗中一點兒也沒有減少，接下來你還得再忍受30秒15℃的水溫。雖然情況勉強好一點，但絕對不愉快。對於體驗自我來說，在一個非常不愉快的體驗後，再加上另一個仍然不愉快的體驗，並不會讓整件事變得愉快一些。
只不過，體驗自我並沒有記憶能力。它不會講故事，而且當我們要做重大決定的時候，也不會去問它有何想法。說到要喚起記憶、講故事、做重大決定，負責的是我們心中另一個非常不同的實體：敘事自我。敘事自我的概念，很像加扎尼加所說的左腦翻譯人員，永遠忙著將過去的絲絲縷縷編織成一個故事，並為未來制訂計劃。敘事自我就像記者、詩人或政治人物，不會敘述所有細節，通常只會用事件的高潮和最後結果來編織故事。整個體驗的價值，是通過把峰值與終點兩者加以平均而確定的。舉例來說，敘事自我判斷“短”的冷水實驗時，是將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後一刻（水還是非常冷）拿來進行平均，結論就是“水非常冷”。接著，敘事自我對“長”的冷水實驗也做一樣的判斷，把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後一刻（水沒那麼冷）拿來進行平均，結論就是“水稍微溫暖一點”。這裡的重點之一在於，敘事自我對於時間持續多久無感，並不在意長短兩部分實驗的持續時間不同。所以，如果需要二選一，敘事自我會挑長的實驗，認為“水稍微溫暖一點”。
每次敘事自我要對我們的體驗下判斷時，並不會在意時間持續多長，只會採用“峰終定律”（peak-end rule），也就是只記得高峰和終點這兩者，再平均作為整個體驗的價值。這一點對於我們所有的日常決定都產生了深遠影響。20世紀90年代早期，卡尼曼開始與多倫多大學的唐納德·雷德梅爾（Donald Redelmeier）合作，一方面研究做腸鏡檢查的患者，另一方面開始研究體驗自我及敘事自我的差別。腸鏡檢查通過肛門將小攝影機插入腸道，以診斷各種腸道疾病。這種檢查並不舒服，而醫生都想知道怎樣才能減輕這道程序的痛苦。是該加快動作，讓病人長痛不如短痛，還是該放慢動作、小心一點？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卡尼曼和雷德梅爾請154位患者在大腸鏡檢查期間，每分鐘都報告他們的疼痛程度。報告時使用0~10的數字，0代表完全無感，10則是痛到無法忍受。等到檢查結束，再請患者同樣使用0~10的數字，報告檢查的“整體疼痛程度”。我們可能會認為，整體分數會與每分鐘報告的分數總和相關，也就是說，如果時間持續越久，患者承受的疼痛越多，最後的整體疼痛分數就會越高，但實際結果並非如此。
正如前面的冷水實驗，不管持續時間多長，整體疼痛分數只會反映峰終定律。因此，有一次腸鏡檢查的時間是8分鐘，在此過程中患者給出的最高疼痛分數為8，而最後一分鐘的打分為7。等到檢查結束，這位患者給的整體疼痛分數就是7.5。而在另一次腸鏡檢查中，時間足足有24分鐘。在此過程中，最高的疼痛分數一樣是8，但這位患者在最後一分鐘的打分只有1。到最後，這位患者的整體疼痛分數只有4.5。事實上，後面這位患者的腸鏡檢查時間足足是前一位的三倍，因此總的說來承受的痛苦要多得多，但這一點完全沒有影響他的記憶。敘事自我並不是將所有的經驗進行加總，而是進行平均。
那麼，患者會喜歡哪一種呢？是為時短暫但痛苦的檢查，還是時間長但動作小心？這個問題並沒有唯一正解，因為患者至少有兩個不同的自我，各自有不同的喜好。如果問的是體驗自我，他大概會選擇時間短的。但如果問的是敘事自我，他反而寧可挑時間長的，因為他只會記得最糟時刻和最後一刻的平均值。事實上，如果從敘事自我的觀點來看，醫生最好在檢查最後安排幾分鐘原本完全沒必要的鈍痛，因為這反而會讓整件事在患者記憶中的痛苦大減。
兒科醫師和獸醫都很懂這個技巧。許多醫師會在診室里準備零食點心，在打完針或做了痛苦的檢查之後，讓孩子（或是小狗）吃點甜品。這樣一來，等到敘事自我後來回想這次問診，最後這10秒的快樂足以抹去之前許多分鐘的焦慮和疼痛。
至於進化，更是早在兒科醫師之前許久就發現了這個伎倆。許多婦女分娩時都會經歷難以忍受的痛苦，這會讓人認為，只要生過一次，沒有哪個心智正常的女性會願意再生一次。但在分娩後的幾天，內分泌系統會分泌皮質醇和β–內啡肽，舒緩疼痛，讓人感到安慰，甚至是歡快，再加上對小嬰兒的愛與日俱增，又得到來自親友、宗教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多方讚譽，從而合力把分娩從創傷轉為正面記憶。
以色列特拉維夫拉賓醫學中心（Rabin Medical Center）的研究顯示，分娩的記憶主要反映高峰及終點，整體持續過程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請2428名瑞典婦女在分娩兩個月後回憶生產的過程，其中有90%認為這個過程屬於“正面”或“非常正面”。她們並沒有忘記這種痛苦（有28.5%認為分娩是世上最痛的事），但仍然認為這是個正面體驗。敘事自我有一把鋒利的剪刀、一支黑色的粗馬克筆，一一審查著我們的體驗。至少有某些令人恐懼不悅的時刻就這樣被刪減或抹去，最後整理出一個有歡樂結尾的故事，歸檔備存。
圖40 聖母瑪利亞抱著嬰兒耶穌的聖像。大多數文化都將分娩描繪成美妙的體驗，而不是一種創傷
我們日常的大多數關鍵抉擇，比如挑選另一半、職業生涯、住所或度假，都是由敘事自我來決定的。假設現在有兩個度假行程供你挑選：第一個行程是到弗吉尼亞州的詹姆斯鎮（Jamestown），參觀這個歷史悠久的殖民城鎮，這是英國在1607年於北美建立的第一個殖民地。第二個行程則是你自己的夢想假期，可以是阿拉斯加徒步旅行、佛羅里達日光浴，或者到拉斯韋加斯盡享帥哥美女、美酒和賭博。但有一項限制：如果選擇夢想假期，等到最後上飛機回家之前，你得服下一顆藥丸，消除所有對於這場假期的記憶。發生在拉斯韋加斯的美好記憶，就真的只會留在拉斯韋加斯了。你想選哪個行程？大多數人都會選擇詹姆斯鎮，因為大多數人的信用卡都由敘事自我掌管，而敘事自我只在意故事，覺得記不住的體驗只是白費力氣。
說實話，體驗自我和敘事自我並非各自獨立，而是緊密交織的。敘事自我也會用到我們的種種體驗，作為重要（但非唯一）的故事素材。反過來，這些故事也會塑造體驗自我的種種感受。舉例來說，在齋戒月禁食、在準備體檢時禁食，或者單純沒錢買東西吃，對於飢餓的感受就會有所差異。敘事自我對飢餓賦予不同的意義，就會讓實際體驗大不相同。
此外，體驗自我往往也強大到足以破壞敘事自我最完美的計劃。舉例來說，我可能在新年下定決心，要控制飲食，每天去健身房。這種偉大的決定是敘事自我的專利。只不過，過了一個星期，該去健身房了，體驗自我卻過來接手。我現在就是不想去健身房，反而訂了比薩，坐在沙發上打開電視。
然而，大多數人認同的都是自己的敘事自我。我們口中的“我”，講的是我們腦中的故事，而不是身體持續感覺到的當下體驗。我們認同的是自己內心的系統，想從生活的各種瘋狂混亂中理出道理，編織出一個看來合理而一致的故事。不管情節是否充滿謊言和漏洞，也不管故事是否因為一再重寫而總是自打嘴巴，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總是覺得自己從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後）都有一個單一、不變的身份。就是這種感覺，塑造出令人質疑的自由主義信念，誤認為自己不可分割，內心有個清楚而一致的聲音，而且能為整個宇宙提供意義。
生命的意義
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故事《一個問題》（A Problem）正是以敘事自我作為重點。故事的主人公是堂吉訶德（Don Quixote），與塞萬提斯著名小說的主角同名。堂吉訶德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想像世界，自己是裡面的傳奇騎士，四處對抗巨人，拯救杜爾西內亞·台爾·托波索（Dulcinea del Toboso）女士。而實際上，堂吉訶德本名叫阿隆索·吉哈諾（Alonso Quijano），是鄉下一位上了年紀的沒落貴族。那位高貴的杜爾西內亞女士，是附近村子裡一個養豬的村姑。至於巨人，則是一些風車。博爾赫斯就想，如果堂吉訶德因為相信這些幻想，攻擊、殺死了一個真正的人，後續會如何？博爾赫斯提出了關於人類的一個根本問題：如果敘事自我講出的那套故事，對我們自己或周圍的人造成嚴重傷害，會怎樣？博爾赫斯認為，主要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沒什麼影響。雖然堂吉訶德殺了一個真正的人，卻毫無悔意。因為妄想控制了他，他一心認為自己在對抗風車巨人，根本無法意識到實際殺了人。
第二種可能：奪走他人生命的那一刻，會讓堂吉訶德大為驚駭，打破他的妄想。這種情況類似於初上戰場的新兵，原本深信為國捐軀是件好事，最後卻被戰場現實狠狠打臉。
另外還有更為複雜和影響深遠的第三種可能：原本與想像的巨人戰鬥時，堂吉訶德只是在演戲。但等到真的殺了人，他就會開始堅持自己的妄想，因為只有這樣，他不幸犯下的錯誤才會有意義。荒謬的是，我們對一個想像故事做出的犧牲越多，就可能越堅持，只為了讓我們的一切犧牲和痛苦有意義。
在政治里，這被稱為“我們的孩子不能白白犧牲”（Our Boys Didn’t Die in Vain）綜合征。1915年，義大利加入協約國，正式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義大利宣稱的目標是要“解放”由奧匈帝國“不法”佔有的特倫托（Trento）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這兩處“義大利領土”。義大利政客在議會裡發表義憤填膺的演說，誓言要糾正歷史的錯誤，恢復古羅馬的光榮。數十萬義大利士兵開往前線，高喊：“為了特倫托和的里雅斯特！”他們以為這兩地唾手可得。
情況大出意料。奧匈帝國的軍隊在伊松佐河（Isonzo River）沿岸組織了強大的防線。義大利共發動了11次血腥戰役，最多只攻下幾公里，從未有真正突破。第一場戰役，他們損失了1.5萬人。第二場戰役，他們損失了4萬人。第三場戰役，他們損失了6萬人。就這樣腥風血雨地持續了兩年，直到第十一場戰役。但接下來，奧地利人終於反擊了，第十二場戰役一般被稱為卡波雷托戰役（Battle of Caporetto），義大利大敗，一路被殺到威尼斯。光榮出征換來的是一片血海的潰敗。等到戰爭結束，義大利士兵死亡人數達70萬，受傷人數超過百萬。
輸掉第一場伊松佐河戰役後，義大利政客有兩種選擇。他們本來大可承認自己犯了錯，要求籤署和平條約。奧匈帝國根本和義大利無冤無仇，又正在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和更強大的俄國打得焦頭爛額，必然樂意講和。然而，這些政客怎麼能面對這1.5萬位義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訴他們：“對不起，出了一點兒錯，你家的喬凡尼白死了，你家的馬克也是，希望你們別太難過。”另一種選擇，這些政客可以說：“喬凡尼和馬克是英雄！他們的死，是為了讓的里雅斯特回歸義大利。他們的血不能白流！我們會繼續戰鬥，直到勝利！”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個選項。因此他們打了第二場戰役，又失去了4萬人。政客再次決定，最好繼續戰鬥，因為“我們的孩子不能白白犧牲”。
圖41 伊松佐戰役中的幾個死者，他們就白白犧牲了嗎？
但我們不能只怪政客，民眾對戰爭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戰後，義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領土，義大利人民通過民主選舉，選出的仍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同夥，這些人的選舉要求正是要為所有義大利人的犧牲取得適當的賠償。承認一切是白白犧牲，政客要對這些人的父母開口已經很難，但對父母而言，自己承認事實更為困難，對受害者來說則是難上加難。失去雙腿的殘廢士兵寧願告訴自己“我的犧牲，都是為了能讓義大利民族永存的榮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沒了腿，是因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活在幻想里是一個更為輕鬆的選項，唯有這樣，才能讓一切痛苦有了意義。
早在幾千年前，神職人員就發現了這個原則，許多宗教儀式和訓誡都以此為基礎。如果想讓人相信某些假想實體，比如神或國家，就要讓他們犧牲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犧牲令人越痛苦，他們就越會相信犧牲奉獻的對象確實存在。如果有個貧窮的農民把自己一頭珍貴的牛獻給了宙斯，就會開始對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則要怎麼解釋自己竟然蠢成這樣？這個農民還會獻出更多頭牛，才不致承認以前所有的牛都白白浪費了。出於同樣的原因，如果我為了義大利民族國家的榮光而犧牲了一個孩子，或為了革命失去雙腿，通常就足以讓我成為激進的義大利民族主義者或革命主義者。因為，如果說義大利民族神話或革命主義宣傳都是一派胡言，豈不是要我承認孩子白死了，或我的癱瘓完全沒有意義？很少有人有勇氣能承認這樣的事實。
經濟上也會看到同樣的邏輯。1999年，蘇格蘭決定蓋一座新的議會大廈。原本預計施工時間為兩年，預算4000萬英鎊。但到頭來，施工時間長達5年，成本高達4億英鎊。每當承包商遇到未預料的困難和費用，就會找蘇格蘭政府，要求延長工期、增加預算。每次發生這種情況，政府就會對自己說：“我們已經投入幾千萬英鎊，如果現在停手，只能拿到一個蓋到一半的骨架，在人民心中會徹底信用掃地。還是再撥4000萬英鎊吧。”再過幾個月，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但這時候，建築無法完工的壓力更大了。再過幾個月，故事繼續重複，就這樣下去，直到實際成本足足是原來估計的10倍。
圖42 蘇格蘭議會大廈——我們的英鎊不能白白浪費
不是只有政府會陷入這個陷阱，企業集團也常常把幾百萬美元丟進失敗的子企業。至於個人，也常常依戀不幸福的婚姻、沒前途的工作。我們的敘事自我寧可在未來繼續痛苦，也不想承認過去的痛苦完全沒有意義。最後，如果我們想把過去的錯誤一筆勾銷，敘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節中安排某個轉折，為錯誤注入意義。例如，一個和平主義的退伍軍人可能告訴自己：“確實，我犯了個錯，才沒了雙腿。但因為這個錯，我才看清戰爭是個地獄。從現在開始，我要奉獻我的生命，為和平而戰。因此，我受傷還是有些正面意義的，它讓我學會重視和平。”
於是我們知道，“自我”也像國家、神和金錢一樣，只是虛構的故事。每個人都有一個複雜的系統，會丟下我們大部分的體驗，只精挑細選留下幾樣，再與我們看過的電影、讀過的小說、聽過的演講、做過的白日夢全部混合在一起，編織出一個看似一致連貫的故事，告訴我們自己是誰、來自哪裡、要去哪裡。正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自己該愛誰、該討厭誰、該怎麼對待自己。如果情節需要，這個故事甚至可能讓我們犧牲自己的生命。每個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類別：有些人活在悲劇之中，有些人上演著永不完結的宗教戲劇，有些人的日子過得像部動作片，也有不少人過著喜劇人生。但到頭來，一切都是故事。
這樣說的話，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自由主義認為，我們不應期待外界為我們提供現成的意義。每位選民、顧客和旁觀者，都應該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來創造意義，而且不只是創造自己生命的意義，更是創造整個宇宙的意義。
但生命科學戳破了自由主義的想法，認為所謂的“自由個人”也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人只是生化演算法的組合。每時每刻，大腦的生化機制都會創造體驗，但一閃即逝，接著就是更多體驗閃現、消失、閃現、消失，彼此快速相連。這些瞬間的體驗並不會累積成永續的本質。在這一片混亂中，敘事自我試著找出秩序，於是編織出一則永不完結的故事，讓每項體驗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些長久的意義。只不過，雖然這讓一切合理且誘人，卻仍然只是虛構的故事。中世紀的十字軍相信是上帝和天堂讓他們的生命有了意義，現代自由主義者則認為是個人自由選擇讓生活有了意義。但無論如何，這都是妄想。
當然，早已有人質疑自由意志和個人的概念。早在2000多年前，印度、中國和希臘的思想家就已經認為個人概念是一種虛妄。然而，除非真正能影響經濟、政治和日常生活，否則僅是懷疑，並不足以改變歷史。人類十分擅長應付認知上的矛盾，能允許自己在實驗室里信一套，到了法庭或議會又信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就像基督教並未在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的那天消失，自由主義也不會因為科學家認為並沒有自由個人便就此滅亡。
事實上，就連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其他新科學世界觀的擁護者，也並未放棄自由主義。就算他們已經用豐富的理論、數百頁篇幅解構了所謂自我及自由意志的概念，卻像做了一個知識上的完美後空翻，奇蹟似的一躍回到18世紀，好像進化生物學和大腦科學所有驚人的發現完全不會影響洛克、盧梭和傑斐遜提出的倫理及政治觀念。
然而，等到這些異端科學見解逐漸成為司空見慣的科技、日常活動和經濟結構時，也就不可能再這樣兩面討好，我們（或後代）很有可能需要一套全新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在第三個千年的起點，自由主義受到的威脅不再是“沒有自由個人”這種哲學問題，而是來自實實在在的科技挑戰。我們即將擁有各種超級實用的設備、工具和制度，但這些設備、工具和制度並不允許個人自由意志的存在。民主、自由市場和人權這些概念，是否真能在這場洪水中保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