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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入組

所屬書籍: 我在北京送快遞

4 入組

領到三輪後不久,我正式加入了一個小組,小組的工作區域在土橋地鐵站以南的頤瑞東里一帶,我負責其中的高樓金、新城樂居兩個小區,還有旁邊的環球影視城工地。這個封閉工地的面積非常大,我從網上查到有四平方公里,全部被圍牆圍了起來,設有二十多個出入大門,我只負責群芳南街南側、新城樂居對面的三號大門。

三號大門的快件不多,平均下來每天就十幾個,但很不容易送出。因為我不能進入工地,只能在門外等候,這裡又沒有快遞櫃,門衛也不代收,工地里分許多標段,不同標段有不同的施工單位,門衛和他們不屬一個系統。很多收件人沒有車,走路出來取件要二十多分鐘,而且他們經常拖拖拉拉——起碼在我看來他們相當拖拉。也有的人確實在忙,沒法撂下手裡的活兒。比如有個開塔吊的,經常在網上購物,我給他打電話時,他就抱歉地說,他正在高空作業,現在出不去,快件明天再送來吧。可是明天他還是在高空作業,於是又改為後天。像這樣的快件得去幾次才能送出。儘管如此,也沒有澆滅他的購物熱情。到了夏天,我把三輪停在三號大門外,片刻鐵皮就曬得燙手了,等打完十幾個電話,我往往已經汗流浹背。我一般每天去兩趟,經常得等大半個小時。有的人遲遲不出來,我就反覆打電話催。他們說快了快了,其實只是緩兵之計,並不是真的快了。有時我都走了一個多小時,他們才回我電話:「我已經出來了呀,怎麼沒看見你?」

高樓金是我每天的第一站,早上我從站點出發,到高樓金大約要花二十分鐘。這是個回遷安置小區,住戶里有一半是回遷的本地農民。進了小區大門後,右前方有一塊五米寬、三米高的大屏幕,每天早上我開著三輪進去時,屏幕上正好在播放早間新聞,這大概是繼承了從前農村放露天電影的習俗。碰到村裡有人去世時,家屬會在小區外搭一個臨時的靈堂供親友弔唁。靈堂是彩色的,而不是像我認為的那樣是黑白的;用可拆裝鐵架支撐,覆上防水帆布,整體有三四十米長,三米左右高,四米左右寬,出入的一邊還有檐柱牌樓——當然也都是可拆裝式的。第一次看見這種靈堂時,我還以為是哪個家電品牌在做促銷活動。

高樓金總共有16棟樓,其中1號樓到7號樓住的是回遷村民,8號樓到16號樓是外來的租客。回遷樓的快件都很好送,他們是本地人,白天有老人在家,即便碰到外出買菜,快件也可以放在門邊或水電井裡。因為村民們彼此熟識,鄰裡間會互相關照,連貼小廣告的都不敢上去,怕被樓里的老人逮住。相對地,租客住的幾棟樓就魚龍混雜,他們大多是北漂的年輕人,有的還是合租戶,白天都去上班後,屋裡就沒有人了。住戶之間彼此不認識,樓里進出的陌生人也多,快件很容易丟失。我剛到高樓金的時候,同組的一個同事就讓我送8號樓到16號樓,他自己送1號樓到7號樓。於是我每天送半個高樓金、一個新城樂居,加影視城工地,三個分開的地方來回跑,經常疲於奔命、氣急敗壞。

漸漸地,我在工作中陷入一種負面情緒里。我發現小區有的好送有的不好送,誰送了好送的別人就得送不好送的,同事之間就像零和博弈——要不就你好,要不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剛來的時候,誰都是從最爛的小區送起,有的人因此走了,有的人沒走。沒走的人可能會換到好一點兒的小區,最後得到好送的小區的人會長久留下來,剩下不好送的小區就讓新人去送。新人剛來時一般都不會太計較,但逐漸地就會察覺到其中的不公平。這種心態的轉變一般只需要一兩個月,甚至更短。假如遲遲沒有改變的機會,新人就會離開。於是小組裡總有一半的人雷打不動,另一半的人卻換個不停。

我不想和搭檔鬧翻,不想難看地和他爭執、討價還價。但我也不喜歡和占我便宜的人共事。假如我每天下班比別人晚、掙錢比別人少,我就會煩躁和不滿,然後變得不太在乎這份工作了。就像深海里的魚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動物都很耐渴一樣,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處的環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謂本性決定的。其實在當時我就已經察覺到,工作中的處境正在一點點地改變我,令我變得更急躁、易怒,更沒有責任心,總之做不到原本我對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不想做到了。這些改變有時會讓我覺得痛快,我痛快的時候就不太能感覺到煩躁和不滿。比如有次我罵了一個不認識的婦女——我很少罵人,因此印象特別深刻。

平常我們在小區里送貨,一般離開三輪時都不會拔下鑰匙,因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鑰匙很浪費時間,也沒有實際意義,小區里沒人會偷快遞車。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樓,才剛走到二樓,無意中朝樓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正看見一個五六十歲的婦女,把她三歲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駕駛座上玩耍。娃娃的雙手扶在了車把上,模仿在開車的樣子。可我知道他只要輕輕一擰,車就真的會往前衝出去——我嚇得趕緊撂下快件往樓下跑。當時我組裡的一個同事,因為上樓時忘拉手剎,三輪車被大風刮跑了,蹭到了旁邊的一輛小轎車,最後賠了1600塊。我不敢想像一個小娃娃啟動了我的三輪會造成什麼破壞和傷害——他可能會撞到停在前面的轎車,那是我賠不起的,也可能會剮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從車座上摔下來,被車輪碾過……想到這裡我幾乎要眼前一黑了。我很生氣地罵了那個婦女,她只訕訕地看著我,我還記得我說她:「小孩子不懂事,難道大人也不懂事嗎?!」——這其實是我在葛優主演的一部電影里聽來的台詞。

說到賠錢,對快遞員來說,賠錢是家常便飯。大多數時候是由於丟件,但也有別的情況。當時高樓金有個韻達小哥,在小區里三輪開得太快,避讓一個孕婦時,車子側翻摔倒,前擋風罩脫落碎裂。孕婦雖然沒被撞到,但受了驚嚇。他修車加賠償人家花了近2000塊,當即就決定辭職不幹了。我還記得事後他瞪大眼和我說「我已經不幹了」時心有餘悸的表情,他受到的驚嚇可能不比那個孕婦小。我聽說過的金額最大也最離奇的賠償,發生在臨河裡路的方恆東景小區。一個快遞員在把快件塞進消防栓時,水管或接頭被他弄壞了,水噴出來灌進電梯井裡,導致電機損壞,最後賠了三萬塊錢。

我在S公司的半年裡運氣還算好,既沒有丟過件,也沒有賠過錢。只有一次,我在高樓金送一箱常溫水果快件,敲門的時候,屋裡有一個女聲,讓我把快件放在門外。這種情況是常見的,有些人屋裡養了寵物,開門前要把寵物抱開。還有一些是單身的女住戶,出於安全的考慮,不敢給陌生人開門,她們會等我走了之後再開門取快件。這我當然能理解,雖然我不太相信在高樓金,會有壞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以這種方式作案。我放下快件就走了,不料過了一會兒,這個女人打來電話,說要拒收這個快件。我告訴她,當她讓我把快件放在門口時,就意味著她已經簽收了,我在系統里做了反饋,這個操作是不可逆的——已經簽收過的快件不可以再拒收。她說怎麼可能這麼不人性化,才過了兩分鐘,怎麼就不能改呢。我說:「別說過了兩分鐘,就是一秒鐘也不能改,你要拒收就得當即驗貨,你讓我把快件留下,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拆開調包?」而且,後面這句我沒說出來:那根本就不是兩分鐘,都已經過去二十分鐘了。

聽到我這麼說,她開始耍賴了,說她還沒有親自檢查過快件,我怎麼能代替她簽收,等等。當時我很生氣,覺得這個女人素質太低,蠻不講理,出爾反爾。因為這個緣故,我心裡突然極其鄙視她,不屑跟這種水平的人爭辯。於是我自己掏了幾十塊錢——具體數目我已忘了,但那箱水果有五斤以上——幫她把快件寄回給發件人。我回去取水果的時候,她還是把箱子放在門外,不過看得出來,箱子是打開過再封上的。從頭到尾我都沒見到她,卻被她訛了幾十塊錢,而她還覺得門外都是壞人,要想方設法保護自己。對於這種人,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

還有一次,我讓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在路邊等了將近三個小時。事後我震驚地發現,自己心裡甚至沒有絲毫內疚。

很多人出於各種原因,不喜歡在快遞單上留下完整的地址,這給我的工作增添了麻煩。有次我送一個高樓金的快件,地址里沒寫樓號和門號。我在路上提前五分鐘打去電話,收件人說他並不住在高樓金,只是每天要到高樓金菜場買菜。他又說自己馬上出門,半小時內能趕到,讓我在路邊等他。但我滿滿一車的快件,這會兒一個都還沒送出去,所以別說半小時,五分鐘我都不能等。我讓他到了再給我打電話。然後我就進小區了,轉頭就忘了這茬。

那個收件人一直沒給我打電話,直到我把早上的快件都送完,出來準備接次班貨的時候,一個老人在高樓金菜市場外的路邊叫住我。我看見他滿頭白髮,戴一副眼鏡,起碼有七十歲了。他問我:「小夥子,你是S公司的嗎?」我連忙說是。這時我已經猜到他是誰了。我趕緊從車裡把快件找出來交給他。他接過之後有點兒生氣地說:「我在這兒等你一上午了,你早上怎麼不等我呢?」我吃了一驚,他竟然等了我近三個小時。我問他:「你怎麼不給我打電話?」他說:「你的電話打不通啊。」確實,我的電話不容易打通,因為在高樓金的所有電梯里,以及在大部分樓道里,我的聯通卡都沒有信號。早上我給他打電話時,因為正在馬路上開著三輪,繁亂的交通和焦急的心情可能導致我的語氣不大友好。加上我向來反感地址不寫全的人——我覺得他們既然那麼重視隱私,就不該使用快遞服務。不過,我並不知道這個收件人年紀這麼大。我跟他解釋,我每天要送很多快件,必須馬不停蹄地奔走,確實不能停下來等。也不知道他聽清楚我的話沒有,他接著批評我:「你這樣幹活兒真不像話,顧客就是上帝,難道你不懂嗎?」我愣了一下,本能地為自己辯解道:「可是上帝應該只有一個,我每天卻要伺候很多個啊。」他聽到後笑了,原來他並沒有生氣,只是假裝生氣逗我玩而已。老人家也挺幽默的,只見他搖搖手裡的快遞盒,壓低聲音對我說:「我愛人不讓我買,所以才不讓你送到家裡去。」

在S公司還會經常碰到電視購物的快件:有些客戶訂購了衣服,收貨時要先試穿,試完又拒收,這種情況我們一分錢提成都沒有,白白在門外等半天,完後還要把產品疊好、打包好。我還送過一隻電熱茶壺,客戶拆開來看後拒收了,十幾個小配件我要一一嵌回到結構精巧的緩震材料里,我研究了半個小時才把它裝好。因為這些緣故,我們都對電視購物深惡痛絕。

有次我在高樓金送一個電視購物的快件,收件人是個老阿姨,對我很親切。她買的是一個學英語的機器人,是送給孫子的禮物。她想打開來試一下,但不懂操作,於是我邊看說明書邊教她用,雖然這不是我的分內事。我發現那個機器人從包裝、說明書到產品本身都很粗糙,感覺像華強北的山寨產品,頂多能賣三四百塊錢,但這票訂單的應付金額卻是兩千多。老阿姨對機器人也不太滿意,但她主要是覺得機器人太小,和電視里看到的不一樣。雖然我認為這產品不值它的價格,但我只是個送貨的,所以我告訴她:「這些科技產品並不是體積越大就越好,有時候小巧的反而更貴。」老阿姨顯然還在猶豫,她讓我先等等,然後拿出手機,撥通了銷售客服的電話。對方沒有接聽,不過在她掛斷之後,有人立刻撥了回來。我站在老阿姨的身邊,看見她的手機屏幕上,撥入的電話號碼被自動標註了「推銷詐騙」。然後,我聽見一個客服的聲音,在電話里一味地哄她付錢,說使用後假如有問題,可以再打來電話諮詢,不滿意的話還可以退貨。

掛了電話之後,她顯然沒有感到釋然,但看到我滿頭大汗的樣子,或許覺得過意不去,就對我說:「那我先給你拿錢吧,有問題我再找客服。」突然間我覺得很難過,我也說不清為什麼。她的經濟條件顯然比我好,但這不完全是錢的問題,雖說錢的問題我一般也很在乎。我鼓起勇氣對她說:「你付了錢之後,客服就不會對你那麼耐心了。」老阿姨吃驚地看著我,大概在琢磨我的用意。我接著解釋:「我覺得這機器人不值兩千多。」老阿姨說:「我也覺得不值,但我不想讓你白跑一趟。」我說:「沒關係的,我只負責送貨,你買了這錢也不是我掙的。」假如她買下的話,我會有千分之二的提成,但我不想很多年後還為這件事耿耿於懷。

對於物流快遞來說,一般到入秋換季前都是淡季。按照Z主管的說法,淡季我們要練好兵,旺季才能打勝仗。他是個退伍軍人,所謂的練兵其實就是聽他訓話。他好像很喜歡訓話(但不喜歡一對一的交談),儘管他的口齒有點兒含糊,我站在隊列後面經常聽不清他說了什麼。

每天早上我們卸好貨後,雖然心裡都急著裝車去送貨,但在出發前還是得先聽Z主管訓話。他訓話的時候,表情很威嚴,語氣很嚴肅,但是他說的內容不多,每天只是在重複又重複,比如以下這些——「所有我說的你們都要做到!」「你們想干就好好乾,不想干就快滾蛋!」「S公司缺誰都行,你離開S公司寸步難行!」「不是你有多了不起,是S公司平台給你機會!」「你們自己去拉過客嗎?都是平台給你們派單而已!」「別以為沒你不行,換誰來干都一樣!」——以及諸如此類含義相近的話。總之,他是要我們明白,因為公司非常成功,所以功勞歸於公司,我們只是零部件,隨時可以被替換掉。很明顯,他把他在部隊的那套話術搬了過來,只不過把效忠的對象換成了S公司而已。

不過光是開早會,還不能滿足他強烈的進取心,所以我們每周還要開兩到三次晚會。晚會是等所有快遞員都忙完,攬收回來的快件全部打好包、裝好車運走之後,再搞完站點的衛生,然後才開始,而這時往往都過九點半了。晚會的時間要比早會長得多,一般等晚會開完,已經是十一點之後了。

開始的兩個月,我每次都去參加晚會。雖然我覺得這實在沒意義,佔用我的休息時間不說,聽訓話又沒報酬可拿。我們小時工是計件提成的,沒有任何補貼和福利,站點沒道理強迫我們開這種會。但是Z主管顯然不這麼想,他每次都在微信群里反覆提醒,害得我不敢不去。我發現晚會的內容就是抓紀律,把犯了錯的人拉出來當眾羞辱。

我記得有一次開晚會,我因為下班早,先回家吃了個飯,待我趕回站點時,發現晚會已經開始了。我看見Z主管正對著大家破口大罵,他把幾個同事揪出來罰做俯卧撐。其中一個同事受不了這種管理方式,跟他吵了起來,幾乎就要動手。我知道這個同事不久前剛丟了個快件,賠了3000塊錢,所以心情不好。我本身就遲到了,看見裡面這種情形,更加不敢進去,幸好裡面的人還沒有發現我。不過我的三輪只要一倒車就會自己喊「倒車,請注意」,連關都關不掉。為了不暴露行跡,我躡手躡腳地把車倒著推出了站點的院子。回到家後我還心有餘悸。

那個和Z主管起衝突的同事第二天就被調走了,據說去了鄰近的站點,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那次之後我就不去參加晚會了,但幸運地從沒被發現。我想我可以被解僱,但不能被羞辱。不過在客觀上,通過這種方式,S公司確實淘汰掉了部分服從性差、自由散漫的人。這些人都是自己走的,S公司不用補償一分錢。留下的人則大多比較馴順,性情和善,或最起碼能屈能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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