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春河是一條不存在的河,也不能說是真的不存在,河在,但名字不存在於任何一張地圖上,只有當地村民才這麼叫,其實就是一條再普通不過的小河,追根溯源,也很難讓人聯想到松花江,或者長白山天池——它到底是從哪流過來的,我爸也根本答不上,他甚至都說不清這條河到底有多長,本來有多寬——不過據他回憶,〇八年那會兒,肯定比三十年前要窄不少,主要因為全球氣候變暖,降雨量逐年下降,再加上兩岸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盡,泥沙這才趁機下山搶了河的地盤。二〇〇八年的秋天,我爸出獄的第二年,帶著我回了趟他長大的黑龍江農村老家,原本是打算把我未曾謀過面的爺爺奶奶的墳,連我太爺爺的墳一起,遷回瀋陽。可是全村祖祖輩輩的墳都在森林裡,森林沒了,墳也就都沒了。我跟我爸在一片光禿的山坡上撲了個空,後來還迷了路,下山重新回到呂家村時,天已經黑透了。那年我九歲,打小我就沒怕過黑,唯獨挺驚訝,我爸待在監獄裡還有精力關注全球變暖的問題。
說起我爸這個人,他是個酒鬼,自己把自己給喝廢了。他的前半輩子,本來滴酒不沾,而且他最煩別人喝酒——驟變發生在二。。六年,我媽車禍去世,我爸從此被酒精纏上了。假如每個家庭都有一本屬於自己的家族日曆,那麼二六年,在我們一家人的日曆上,應該被圈上黑圈兒。那年春天,我媽沒了,我爸進了監獄。這些都得慢慢回憶,十三年一晃,有些事我到現在還沒反應過來。
我爸小時候挺苦的,五歲沒了爹和娘,跟著爺爺在農村山裡長大,一個叫新開農場的地方,本來叫呂家村,六十年代跟周邊幾個村子合併成新開農場,九十年代農場又拆夥,改叫回呂家村。剛叫新開農場的時候,我奶奶從瀋陽過來插隊,之後跟當地農民結婚,也就是我爺爺,生下我爸,從此跟瀋陽的家人決裂,直到一場山火,把她永遠留在了大興安嶺的原始森林裡。關於那場山火,網上查不到,大概發生在一九七八到一九七九年間,再多我也不清楚,都是聽姥爺講的,他囑咐過我,永遠不要跟我爸打聽。但我記住了一個細節,那場山火的起因是有人在森林裡燒紙,一個村民進山給老婆上墳,在墳前喝醉了酒,紙還著著,人睡過去了——就因為這個,我媽去世後,我跟我爸和我姥爺去掃墓,從來不燒紙,只獻花。我爸對燒紙有陰影。
那天晚上,我跟在我爸身後,從山坡上一路朝下走,他的腳步邁得倒是很堅定,一路上也沒有回頭看過我一眼,可我感覺他也不是很擅長分辨東南西北,身為一個農村出生長大的孩子,不太應該。下山的路上,經過一片木樁,粗細各異,有的已經冒出新枝丫,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被砍倒的,有條小草蛇穿梭其間,一路跟著我,畫「S」前進,我反過來追它,它又跑掉,我想繼續追,被我爸給罵回來。多年後,我考摩托車繞樁時,突然想起那條小蛇,我把自己想像成它,順利通過。
我爸最後是奔著燈火走的。山坡下,河對岸,幾間農舍的燈光很零散。我爸領著我,敲開眼前最近一家的門,是個獨居的老獵戶,八十多歲了,我爸竟還認得他,叫了聲爺爺——呂家村的男人基本都姓呂,所以叫誰都習慣了不帶姓。我爸隨後報上自己名字,說,爺爺,我是新開啊,老獵戶突然變得很激動,請我們進了屋。一老一少兩個男人喝著白酒,嘮了半宿,原來老獵戶跟我的太爺爺是發小兒,一輩子都沒離開過呂家村。老獵戶跟我爸說,當年上邊下來人推墳的時候,自己本來想替我爸守住祖墳,偏趕那年在山上摔斷腿,下不了炕,也沒我爸個聯繫方式,養到再能出門上山時,山都平了。我爸搖著頭,沒說什麼,反倒問起村裡的人都去哪了。老獵戶說,一大半的人都搬去鎮上了,留下來的人,基本都以伐木為生,帶賣賣山貨。那晚我爸喝醉了,我倆就在老獵戶的家裡睡了一宿,第二天才回到鎮上,搭火車往瀋陽返。那是一趟來去空空的旅途,二十幾個小時的回程,我爸跟我說的話加在一起沒有十句。我後來想,我爸要是沒回去那一趟,這世上還有一個地方跟他同名同姓,可自從那趟回來,他不再只是孤兒,連名字都丟了。
我爸的名字,是他媽媽起的。我的名字,也是我媽媽起的。我叫呂曠,曠野的曠。我媽眼睛不好,雙目視力接近全盲,因此寄情於我——目之所及,曠野無邊,能看多遠看多遠——這是她的解釋。我媽的眼睛不是天生,是一種後天的視神經疾病,加上當年吃錯藥,十歲開始,視力就越來越壞,沒出兩年就基本看不見了。我姥爺為給我媽治眼睛,掏光了家底,還拉一屁股饑荒,老婆跟他離婚,他一個人把我媽帶大。我小時候,一年被我姥爺領去四院好幾回查視力,人家大夫都說了我媽的病不遺傳,他就是不放心。我眼睛特別好,隨我爸了。我爸那雙眼睛沒利用好,大眼漏神,看待問題浮皮潦草,遠不如我媽的心眼亮。
在我的印象里,我爸媽的感情應該是特別好,走在路上,永遠手拉手。家裡洗衣服做飯都是我爸,我媽多不少時間,常用來教我背唐詩。上小學以前,我就會背三四十首唐詩了。小時候,我媽常教育我,人要多讀書,書讀多了,自然心明眼亮,人生才會進步。如今我長大了,回想我媽的話,對也不對,多少有點兒過時。靠讀書進步,時間成本太高,現在人等不起。我說的其實也是自己。我高中一畢業就進入社會,也就是二。一七年。慶幸時代變了,清華北大畢業找工作一樣難,學歷基本沒大用,心裡也就平衡了。互聯網領導一切了,手機玩兒得明白就能賺錢,年輕人只要把自尊心放一放,出頭機會遍地都是,雖然這關並不好過,但我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曾經我也一心想考大學,高中三年成績還湊合,因為家裡窮,本來報考了飛行員,盼著等進了航校就不用再跟我爸伸手要錢,體測跟面試都過了,沒承想因為政審被刷下來,理由是我爸蹲過一年牢。為這事,我就想跟我爸要句對不起都沒有,一賭氣,乾脆把高考也給逃了。那年國慶以後,我坐火車去了北京,找不到別的工作,只能送快遞,最狠一天干過十六個小時,回宿舍的路上,騎摩托睡著了。宿舍六人一間,有個河南哥們兒,下班就趴床上看直播,工資都給女主播打賞了。開始我好奇,跟著看,接觸深了,自己也玩兒了起來,但我的玩兒跟他的玩兒不一樣。
二。一八年,我剛註冊快手的時候,在註冊頁面卡了半宿,卡在想不出起啥網名。到後半夜,心一鐵,直接輸入那六個字:狗眼兒兩張嘴。半年後我開通直播,粉絲在直播間都問,為啥叫這麼個名?挺瘮人的。我就解釋,第一,我上小學時候外號叫狗眼兒,第二,我姓呂,雙「口」呂,拆開兩張嘴。就這麼簡單,沒創意。最開始粉絲喜歡叫我「狗眼兒」,後來粉絲多了,公屏滿屏「狗眼兒」「狗眼兒」,說實話心裡還是不舒服,總讓我想起上小學挨欺負那段日子,後悔起這個名,活該,改了又怕掉粉,於是慢慢引導他們叫我「二嘴」,等我開始被叫「二嘴哥」時,粉絲剛突破十萬。
我的外號都是因為我姥爺。他的右眼是只狗眼睛,像個玻璃球,芯兒是草綠色的。關於他的眼睛,我從小就問,姥爺自己說是執行任務時受的工傷,我爸也這麼說,真實情況我也不清楚。我上小學一年級那會兒,都是姥爺來接我放學,蹬個倒騎驢。我戶口跟我爸落在大西菜行,小學最開始念的是二經三校,挨著彩塔街,不遠就是渾河。我們班的男生,放學一見我姥爺來,就喊他:「老狗眼兒!老狗眼兒!」我也就成了「小狗眼兒」。為這個我沒少跟同學打架,可是因為瘦小,基本都是挨打,給自己氣得直哭。有幾次臉上挂彩兒,坐上倒騎驢,我姥爺就問,又跟人打架了?我說,全都因為你,以後別來接我了,你給我錢,我自己坐公交。我姥爺說不放心,等我上了三年級才能自己走。當時我們班不少同學家長都是開車來接,賓士寶馬也有,我從小自尊心就強,看人家鑽進小轎車,我跟空嘎斯罐一車,臉恨不能埋褲襠里。那年姥爺已經五十四歲,蹬不太動了,咬牙下本給倒騎驢裝了個馬達,勁給足了也不慢,能跑三四十邁,襠底下嗵嗵冒黑煙,嗆得我直咳嗽。
我姥爺是個好人,也是個慫人,誰逮誰敢欺負兩下,多少次我陪他一起去送嘎斯罐,連飯店小工跟他說話都像毗噠狗似的,也沒見他鬧過脾氣。但他總跟陌生人強調,自己是個警察,公安系統的,別人當然不信,他就亮出自己的警官證,人家更當他精神不好。警官證我看過:廉加海,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出生,漢族,單位是瀋陽第二監獄,地址在蘇家屯。當年我也不確定真假,但照片上他穿警服的模樣確實挺精神,跟老了完全不像一個人。直到二〇〇六年底,我在廣播里聽到新聞,一個退休的前勞改局領導在深圳被抓,罪名是在九十年代長期貪污受賄,當時姥爺一邊做飯一邊對我說,姥爺沒撒謊吧。那領導就是被我姥爺他們一幫人上北京告下來的,一告十來年。諷刺的是,帶頭告狀的我姥爺,那年剛好到退休年齡,恢復公職後直接領退休金,到死也沒再穿回那身警服。
我的初戀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她問我對童年最美好的回憶是什麼,當時我答不上來。分手以後的某天,我突然給她發了一條微信,回復我的答案,是豬爪跟螃蟹。點擊發送才發現,她把我刪了。不過我仍然挺感謝她問過我那個問題,因為我本人不是一個熱衷回憶過去的人。我想起,在我五歲或六年那年,我媽過生日,我爸買了豬爪跟大飛蟹。我跟我媽愛吃螃蟹,我爸跟我姥爺愛吃豬爪,兩樣都不便宜,一年上不了我家飯桌几回——那天的一桌菜,就是美好,美好得十分具體。我還記得,我爸上來就把一整盆螃蟹的殼都給揭了,拿勺挨個摳出黃兒來,湊了小半碗,一口餵給我媽。那天還吃了好利來的蛋糕,我媽讓我替她吹蠟燭。我媽平常也不喝酒,那天少喝了一點兒,臉紅得厲害。飯後,她彈奏了一曲,家裡那台電子琴,還是她小時候我姥爺給她買的。彈的哪首曲子我不記得了,總之是《小星星》一類最簡單的調兒。我媽還在的時候,教我碰過幾次琴,我完全沒展露出任何興趣,我媽也沒硬逼,後來她不在了,琴也就再沒人碰過。
我媽說過,如果不是因為眼睛,她的理想職業是音樂老師。她說自己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學校。我上一年級那年,我媽每周都來學校幾趟給我送飯。她幹活兒的按摩院在懷遠門,對面有家司機食堂,盒飯好吃還實惠,兩葷一素五塊錢。我最愛吃那家的鍋包肉,番茄醬口的,我媽每次就打包了帶來。懷遠門到大西菜行要坐兩站,我媽走路慢,下車再走到校門口,有時候菜都涼了。她會陪我坐在校門口吃完,聽著校里校外孩子們的嬉鬧聲,她的臉上就會露出笑容,像在欣賞一場音樂會。等我吃完了,她再坐車回按摩院。就那次我對姥爺甩臉子,嫌棄他那破倒騎驢丟人,第二天中午我媽就來了,肯定是姥爺跟她告狀了。那天她是拎著一袋子肯德基來的。肯德基好吃,但是家裡沒條件,那天以前,我只在店裡吃過一回,也是我媽帶我去的。在校門口,我倆還是在那棵柳樹下的石墩子上坐著,我媽先是對我展開批評,教育我不要跟別人攀比,虛榮心最害人。我低頭認錯,我媽才打開袋子:一個香辣雞腿堡,一杯可樂,一盒上校雞塊,還有一個草莓聖代。我記得自己吃得特別快,就怕吃慢了聖代別再化了,過程中糊了好幾嘴柳絮。吃到最後我又放慢下來,因為要等我班同學從外面回來,我得讓他們親眼看見我吃肯德基。平時我吃飯急,那天卻吃了一整個中午,我媽倒什麼也沒說,就一直陪我坐著,肯德基的塑料袋在她手中疊得方方正正。
也就是那一天,在彩塔街跟青年大街的十字路口,我媽準備過馬路,坐237回懷遠門,一輛帕薩特把她撞倒了。剛撞完時自己還能爬起來,意識也清醒,人是在坐救護車去醫院的路上沒的。當時有目擊者稱,是我媽過馬路闖紅燈。我媽不可能闖紅燈。後來又有人說,我媽在等紅燈的時候,背後被人推了一把,總之人家帕薩特沒違章,判也是那麼判的,最後象徵性賠了三萬塊錢。
那天是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一號。星期二。黑圈兒中的黑圈兒。
墓地選在回龍崗墓園,我爸讓刻碑的把自己名字也鑿上去了。刻碑那老頭兒說,沒見過你這樣的,年紀輕輕,多忌諱啊。我爸說,早晚的事兒,何苦再花兩份錢。半個月以後,他在外面喝酒,跟人打架輸了,竟然回機場取了他上班打鳥用的獵槍,回來找人報仇。機場同事發現槍丟了,一個先給我爸打了電話,另一個直接報案,最後我爸自己去派出所自首,錄口供時酒還沒醒呢。警察問他,知道偷槍是多大罪嗎?我爸還跟人狡辯,說自己偷的算辦公用品。還好是自首,最後輕判了。沒人知道他到底咋想的,我媽沒了以後,我好像變成了透明的,他無論幹什麼都不會考慮到我。一年後他出獄,我跟他就像陌生人一樣。工作丟了,出獄後他又閑晃了一年多,大部分時間待在家養鳥,越養越多,最多的時候,陽台晾衣竿上掛著七個鳥籠子。他一天除了給我做早晚兩頓飯,對鳥比對我上心。最招他稀罕的還是那兩隻黃鵬,活了十來年,高壽。自從那一趟呂家村之行回來,他經
常對著那兩隻黃鵬說話,管鳥叫爹娘,我就知道我再不可能懂他了。後來他出去喝酒,都是跟幾個養鳥的朋友,他養得最好,別人就攛掇他乾脆去八一公園賣鳥,他也去了,第一天就賣出去兩對兒雛兒,都是那兩隻黃鵬的後代。鳥成了他這些年的營生,一個禮拜出去擺三四天,賣鳥也賣鳥籠子。我家的小客廳,常年被一地鳥籠子霸佔。
我媽沒了不久後,我姥爺也不蹬倒騎驢了,改種樹。當時我爸勸姥爺別再折騰,搬回家來一起住,他伺候,那是在他出事兒之前。我肯定舉雙手贊成,姥爺來了,我就不用每天跟我爸大眼瞪小眼。姥爺不同意,倒騎驢雖然蹬不動了,但他就是閑不住,認準那個種樹的活兒:萬里大造林——那是一個在遼寧跟內蒙古兩省紅極一時的投資項目,幾個老闆加明星,以超低的價格從政府手裡購地,僱人栽上樹苗,不用等樹苗長大,就連地帶樹賣出去,賭增值,類似炒股票。項目被包裝成了公益事業,種樹防風固沙,倒手還能賺錢,當時廣告做得鋪天蓋地:「萬里大造林,利國又利民。」一半年不到,就被揭穿是非法集資,幾個老闆被抓,成了個歷史笑話。我姥爺就是這場笑話里的一個小標點,種樹人。跟他一樣的小標點,據說還有六七十個。但他們也是這場騙局中,僅有沒虧還賺的一批人。這批人被公司雇去,劃片兒種樹,每個月能領一千多塊錢。一車車楊樹苗用卡車運來,他們只管種。我姥爺分的片區在國道邊,過了機場再往東,馬上到農村了。他一共負責十畝地,道北邊四畝,道南邊六畝。姥爺把自己在市裡租的房子退了,直接搬進了國道邊的小磚房裡,連吃帶住地種樹。我爸進去以後,我被姥爺送去了武校,就沖武校管吃住,一周五天住校,周六日他接我回磚房去住。姥爺說他實在沒精力一邊種樹一邊帶我,希望我理解。說真的,要不是小時候耽誤那一年文化課,我學習應該能挺好。我用腳步丈量過那兩塊地的每一寸土,夏天逮蛐蛐、蜻蜓、扁擔鉤,到了冬天,趕上場一尺多深的大雪,就夠我蹦魅一下午了。姥爺種樹有自己一套規矩,他是先圍著兩塊地界勾邊兒,每塊先種四條棱,好比畫畫前先裱好了畫框,宣告這是屬於他的畫布,他人禁止塗抹。從夏天到秋天,我親眼見證姥爺完成了自己的初步規劃,南北兩塊地被楊樹苗圈成兩個四方的空場,可惜沒等到用綠色填滿,項目就黃了,姥爺自然也停止了種樹,靠養老金過活,但那兩塊地始終沒人來收,他就一直在那間磚房裡住著,非說自己在那睡得踏實。十年後,在我動身去北京之前,自己去看過他一次,他整個人精神煥發,胃口很好,但比過去絮叨了,三句不離我七歲以前的事。他種的那些楊樹苗,都已經長到很高了,每一棵樹榦上都長滿了大大小小的眼睛。其中正對窗子的一棵,樹榦正中刻著一個很顯眼的「婕」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