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多年過去，我曾見到無數傢伙參與追風箏，但哈桑是我見過的人中最精於此道的高手。十分奇怪的是，在風箏跌落之前，他總是等在那個它將要跌落的地方，似乎他體內有某種指南針。每年下雪的第一天，我都會這樣度過：一大清早我穿著睡衣，走到屋子外面，雙臂環抱抵禦嚴寒。我發現車道、爸爸的轎車、圍牆、樹木、屋頂還有山丘，統統覆蓋著一英尺厚的積雪。我微笑。天空一碧如洗，萬里無雲。白晃晃的雪花刺痛我的眼睛。我捧起一把新雪，塞進嘴裡，四周靜謐無聲，只有幾聲烏鴉的啼叫傳進耳里。我赤足走下前門的台階，把哈桑叫出來看看。「如果我讓你吃泥巴，你會吃嗎？」我說。我知道自己這樣很殘忍，好像以前，我總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來戲弄他，但取笑哈桑有點好玩——雖然是病態的好玩，跟我們折磨昆蟲的遊戲有點相似。不過現在，他是螞蟻，而拿著放大鏡的人是我。「阿米爾少爺？」哈桑報我以微笑，不過他並非強顏歡笑。「我知道。」他說。這就是那些一諾千金的人的作風，以為別人也和他們一樣。「達烏德汗，你這個傢伙，我們的總統。」「不過我懷疑，」他補充說，「你是否會讓我這麼做。你會嗎，阿米爾少爺？」就這樣，輪到他考驗我了。如果我繼續戲弄他，考驗他的忠誠，那麼他會戲弄我，考驗我的正直。「當然，還不是黑白的那種。到時我們也許都是大人了，不過我會給我們買兩個。一個給你，一個給我。」要是我沒有開始這場對話就好了！我勉強露出一個笑臉，「別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會的。」我喜歡喀布爾的冬天。我喜歡夜裡滿天飛雪輕輕敲打我的窗戶，我喜歡新霽的積雪在我的黑色膠靴下吱嘎作響，我喜歡感受鐵爐的溫暖，聽寒風呼嘯著吹過街道、吹過院子。但更重要的是，每逢林木蕭瑟，冰雪封路，爸爸和我之間的寒意會稍微好轉。那是因為風箏。爸爸和我生活在同一個屋頂之下，但我們生活在各自的區域，風箏是我們之間薄如紙的交集。「真的嗎？你會那樣做？」有一次，有個多嘴的印度小孩，他家最近才搬到附近，告訴我們，在他的家鄉，鬥風箏必須嚴格遵守一些規則和規定。「你必須在指定的區域放風箏，並且你必須站在風向成直角的地方。」他驕傲地說，「還有，你不能用鋁來做玻璃線。」我在他旁邊頹然倒下，躺在一層薄薄的雪花上，喘著氣。「你在浪費時間。它朝另外一邊飛去了，你沒看到嗎？」冬天。他這麼說讓我覺得很難過。我為哈桑的身份、為他居住的地方難過。他長大之後，將會像他父親一樣，住在院子里那間破房子，而他對此照單全收，讓我覺得難過。我抽起最後一張牌，給他一對Q和一張10。每年冬天，喀布爾的各個城區會舉辦風箏比賽。如果你是生活在喀布爾的孩子，那麼比賽那天，無疑是這個寒冷季節最令人振奮的時候。每次比賽前夜我都會失眠，我會輾轉反側，雙手借著燈光在牆上投射出動物形狀的影子，甚至裹條毛毯，在一片漆黑中到陽台上呆坐。我像是個士兵，大戰來臨前夜試圖在戰壕上入睡。其實也差不多，在喀布爾，鬥風箏跟上戰場有點相像。「如果你要求，我會的。」他終於說，眼睛直看著我。我垂下眼光，時至今日，我發現自己很難直視像哈桑這樣的人，這種說出的每個字都當真的人。我殺了他的K，扔給他最後一張牌：黑桃A。他必須吃下。我贏了，不過在洗牌的時候，我懷疑這是哈桑故意讓我贏的。我殺了哈桑兩張方塊10，打給他兩條J和一張6。隔壁是爸爸的書房，他和拉辛汗在跟幾個人談生意。其中有個我認得是阿塞夫的父親。隔著牆，我能聽到喀布爾新聞廣播電台沙沙的聲音。「我要把它放在我畫畫的桌子上。」哈桑說。他久久看著我的臉。我們坐在那兒，兩個男孩，坐在一棵酸櫻桃樹下，突然間我們看著，真的看著對方。就在那時，哈桑的臉又變了。也許沒有變，不是真的變了，但我瞬間覺得自己看到了兩張臉，一張是我認得的，我從小熟悉的；另外一張，第二張，就隱藏在表層之下。我曾經看到過他的臉色變化——總是嚇我一跳，它每次出現不過驚鴻一瞥，但足以讓我疑惑不安，覺得自己也許曾在什麼地方見到過。隨後，哈桑眨眨眼，他又是他了，只是哈桑了。哈桑往嘴裡扔了一顆桑葚：「它飛過來了。」我呼吸艱難，而他一點都不累。「你怎麼知道？」我問。1975年冬天，我最後一次看到哈桑追風箏。他轉過身，揮揮手：「這邊！」說完就衝進另外一個拐角處。我抬頭一看，那個方向與風箏跌落的方向恰好相反。但是沒隔多久，事實證明我和哈桑造風箏實在不行，鬥風箏倒是好手。我們設計的風箏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難逃悲慘的命運。所以爸爸開始帶我們去塞弗的店裡買風箏。塞弗是個近乎瞎眼的老人，以替人修鞋為生，但他也是全城最著名的造風箏高手。他的小作坊在擁擠的雅德梅灣大道上，也就是喀布爾河泥濘的南岸那邊。爸爸會給我們每人買三個同樣的風箏和幾軸玻璃線。如果我改變主意，求爸爸給我買個更大、更好看的風箏，爸爸會買給我，可是也會給哈桑買一個。有時我希望他別給哈桑買，希望他最疼我。跟任何戰爭一樣，你必須為自己做好準備。有那麼一陣，哈桑和我經常自己製作風箏。秋天開始，我們每周省下一點零用錢，投進爸爸從赫拉特買來的瓷馬裡面。到得寒風呼嘯、雪花飛舞的時候，我們揭開瓷馬腹部的蓋子，到市場去買竹子、膠水、線、紙。我們每天花幾個小時，打造風箏的骨架，剪裁那些讓風箏更加靈動的薄棉紙。再接著，我們當然還得自己準備線。如果風箏是槍，那麼綴有玻璃屑的線就是膛里的子彈。我們得走到院子里，把五百英尺線放進一桶混有玻璃屑的膠水裡面，接著把線掛在樹上，讓它風乾。第二天，我們會把這為戰鬥準備的線纏繞在一個木軸上。等到雪花融化、春雨綿綿，喀布爾每個孩子的手指上，都會有一些橫切的傷口，那是鬥了一個冬天的風箏留下的證據。我記得開學那天，同學們擠在一起，比較各自的戰傷。傷口很痛，幾個星期都好不了，但我毫不在意。我們的冬天總是那樣匆匆來了又走，傷疤提醒我們懷念那個最令人喜愛的季節。接著班長會吹口哨，我們排成一列，走進教室，心中已然渴望冬季的到來，但招呼我們的是又一個幽靈般的漫長學年。「怎麼啦？」「安拉保佑。」我回應，雖然這句「安拉保佑」從我嘴裡說出來有些口不由心。哈桑就是這樣，他真是純潔得該死，跟他在一起，你永遠覺得自己是個騙子。我不知道該怎麼想，或者該怎麼說。我要是取勝了會怎麼樣呢？他只是交給我一把鑰匙嗎？我是鬥風箏的好手，實際上，是非常出色的好手。好幾次我差點贏得冬季巡迴賽——有一次，我還進了前三名。但差點兒和贏得比賽是兩回事，不是嗎？爸爸從來不差點兒，他只是獲勝，獲勝者贏得比賽，其他人只能回家。爸爸總是勝利，贏得一切他想贏得的東西。難道他沒有權利要求他的兒子也這樣嗎？想想吧，要是我贏得比賽……我看到我們最終停在一條車轍縱橫的泥土路上，就在獨立中學旁邊。路邊有塊田地，夏天會種滿萵苣；路的另外一邊有成排的酸櫻桃樹。只見哈桑盤起雙腿，坐在其中一棵樹下，吃著手裡的一捧桑葚干。「相信我！」我聽見他在前面說。我跑到拐角處，發現哈桑低首飛奔，根本就沒有抬頭看看天空，汗水浸透了他後背的衣服。我踩到一塊石頭，摔了一跤——我非但跑得比哈桑慢，也笨拙得多，我總是羨慕他與生俱來的運動才能。我站起身來，瞥見哈桑又拐進了另一條巷子。我艱難地追著他，摔破的膝蓋傳來陣陣劇痛。「我們在這幹嗎呢？」我上氣不接下氣，胃裡翻江倒海，簡直要吐出來。那年冬天的一個夜裡，距比賽還有四天，爸爸和我坐在書房裡鋪滿毛皮的椅子上，烤著火，邊喝茶邊交談。早些時候，阿里服侍我們用過晚餐——土豆、咖喱西蘭花拌飯，回去跟哈桑度過漫漫長夜。爸爸塞著他的煙管，我求他講那個故事給我聽，據說某年冬天，有一群狼從山上下來，遊盪到赫拉特，迫使人們在屋裡躲了一個星期。爸爸划了一根火柴，說：「我覺得今年你也許能贏得巡迴賽，你覺得呢？」當然還有風箏。放風箏。追風箏。鬥風箏比賽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風俗。比賽一大清早就開始，直到僅剩一隻勝出的風箏在空中翱翔才告結束。我記得有一年，比賽到了天黑還沒終結。人們在人行道上，在屋頂上，為自家的孩子鼓勁加油。街道上滿是風箏鬥士，手裡的線時而猛拉、時而速放，目不轉睛地仰望天空，力圖佔個好位置，以便割斷敵手的風箏線。每個鬥風箏的人都有助手，幫忙收放風箏線。我的助手是哈桑。我嘆了一口氣：「那些伊朗人……」對多數哈扎拉人來說，伊朗是個避難所，我猜想也許是因為多數伊朗人跟哈扎拉人一樣，都是什葉派穆斯林。但我記得夏天的時候有個老師說起伊朗人，說他們都是笑面虎，一邊用手拍拍你的後背示好，另一隻手卻會去掏你的口袋。我將這個告訴爸爸，爸爸說我的老師不過是個嫉妒的阿富汗人，他嫉妒，因為伊朗在亞洲聲望日隆，而世界上多數人看世界地圖的時候還找不到阿富汗在哪裡。「這樣說很傷感情，」他說，聳著肩，「但被真相傷害總比被謊言安慰好。」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麼？」「你這樣想啊？」哈桑笑逐顏開：「電視機？真的嗎？」我記得有個陰暗的冬日，哈桑和我追著一隻風箏。我跟著他，穿過各處街區，跳過水溝，側身跑過那些狹窄的街道。我比他大一歲，但哈桑跑得比我快，我落在後面。巡迴賽前夜大雪紛飛。哈桑和我坐在暖爐桌前玩一種叫做「番吉帕」的撲克遊戲，寒風吹著樹枝，打在窗戶上嗒嗒作響。當天早些時候，我要阿里替我們布置暖爐桌——在一張低矮的桌子下面，擺放電暖片，然後蓋上厚厚的棉毯。他在桌旁鋪滿地毯和坐墊，足夠供二十個人坐下，把腿伸進桌子下面。每逢下雪，哈桑和我經常整天坐在暖爐桌邊，下棋或者打牌，主要是玩「番吉帕」。他微笑：「在我這邊坐下，阿米爾少爺。」「安拉保佑。」他說。通常，每個街區都會舉辦自己的比賽。但那年，巡迴賽由我所在的街區，瓦茲爾·阿克巴·汗區舉辦，幾個其他的城區——卡德察區、卡德帕灣區、梅寇拉揚區、科德桑吉區——也應邀參加。無論走到哪裡，都能聽見人們在談論即將舉辦的巡迴賽，據說這是二十五年來規模最大的風箏比賽。「我知道。」冬天是喀布爾每個孩子最喜歡的季節，至少那些家裡買得起一個溫暖鐵爐的孩子是這樣的。理由很簡單：每當天寒地凍，學校就停課了。於我而言，冬天意味著那些複雜的除法題目的結束，也不用去背保加利亞的首都，可以開始一連三個月坐在火爐邊跟哈桑玩撲克，星期二早晨去電影院公園看免費的俄羅斯影片，早上堆個雪人之後，午餐吃一頓甜蕪青拌飯。對追風箏的人來說，最大的獎勵是在冬天的比賽中撿到最後掉落的那隻風箏。那是無上的榮耀，人們會將其掛在壁爐架之下，供客人歡欣讚歎。每當滿天風箏消失得只剩下最後兩隻，每個追風箏的人都厲兵秣馬，準備摘取此項大獎。他們會朝向那個他們預計風箏跌落的地方，繃緊的肌肉蓄勢待發，脖子抬起，眼睛眯著，鬥志昂揚。當最後一隻風箏被割斷，立即一片騷動。「你是怎麼知道的？」對於某些可憐的孩子來說，冬天並不代表學期的結束，還有種叫自願冬季課程的東西。據我所知，沒有學生自願去參加那些課程，當然是父母自願送他們去。幸運的是，爸爸不是這樣的家長。我記得有個叫艾哈邁德的傢伙，住的地方跟我家隔街相望。他的父親可能是個什麼醫生，我想。艾哈邁德患有癲癇，總是穿著羊毛內衣，戴一副黑框眼鏡——阿塞夫經常欺負他。每天早晨，我從卧室的窗戶看出去，他們家的哈扎拉傭人把車道上的雪鏟開，為那輛黑色的歐寶清道。我看著艾哈邁德和他的父親上車，艾哈邁德穿著羊毛內衣和冬天的外套，背著個塞滿課本和鉛筆的書包。我穿著法蘭絨睡衣，看他們揚長而去，轉過街道的拐角，然後鑽回我的床上去。我將毛毯拉到脖子上，透過窗戶，望著北邊白雪皚皚的山頭。望著它們，直到再次入睡。「我們追不到它了！我們跑錯路了！」我高聲叫道。爸爸告訴我有一天他割斷了十四隻風箏的線。我不時微笑，點頭，大笑，一切恰到好處，但我幾乎沒有聽清他在說什麼。現在我有個使命了，我不會讓爸爸失望。這次不會。不僅如此，若有風箏被割斷，真正的樂趣就開始了。這時，該追風箏的人出動，那些孩子追逐那個在隨風飄揚的風箏，在臨近的街區奔走，直到它盤旋著跌落在田裡，或者掉進某家的院子里，或掛在樹上，或停在屋頂上。追逐十分激烈：追風箏的人蜂擁著漫過大街小巷，相互推搡，像西班牙人那樣。我曾看過一本書，說起他們在鬥牛節時被公牛追趕的景象。有一年某個鄰居的小孩爬上松樹，去撿風箏，結果樹枝不堪重負，他從三十英尺高的地方跌下來，摔得再也無法行走，但他跌下來時手裡還抓著那隻風箏。如果追風箏的人手裡拿著風箏，沒有人能將它拿走。這不是規則，而是風俗。「我寧願吃泥巴也不騙你。」他帶著憤憤的表情說。「你知道……我喜歡我住的地方。」他總是這樣，能看穿我的心事，「它是我的家。」哈桑和我對望了一眼。讓你吹吧。這個印度小孩很快會學到的，跟英國人在這個世紀之初以及俄國人在1980年代晚期學到的如出一轍：阿富汗人是獨立的民族。阿富汗人尊重風俗，但討厭規則，鬥風箏也是這樣。規則很簡單：放起你的風箏，割斷對手的線，祝你好運。「有一天我會給你買的。」我說。「不管怎樣，」我說，「準備再輸一局吧。」剎那間我決定跟他開開玩笑：「我不知道。你會騙我嗎？」他朝我轉過身，有些汗珠從他額頭流下來，「我騙過你嗎，阿米爾少爺？」「風箏來了。」哈桑說，指向天空，他站起身來，朝左邊走了幾步。我抬頭，望見風箏正朝我們一頭紮下來。我聽見腳步聲，叫喊聲，一群追風箏的人正鬧哄哄向這邊跑來。但他們只是白費時間。因為哈桑臉帶微笑，張開雙手，站在那兒等著風箏。除非真主——如果他存在的話——弄瞎了我的眼，不然風箏一定會落進他張開的臂彎里。「他說有一天喀布爾也會擁有電視。」我說。哈桑咯咯笑起來，「我聽說伊朗已經有了。」他說。哈桑殺了6，要了兩條J。達烏德汗在收音機中宣布有關外國投資的消息。爸爸吸著煙管，跟我說話。我假裝在聽，但我聽不進去，有點心不在焉，因為爸爸隨口一說，在我腦海埋下了一顆種子：贏得冬季巡迴賽是個好辦法。我要贏得比賽，沒有其他選擇。我要贏得比賽，我的風箏要堅持到最後。然後我會把它帶回家，帶給爸爸看。讓他看看，他的兒子終究非同凡響，那麼也許我在家裡孤魂野鬼般的日子就可以結束。我讓自己幻想著：我幻想吃晚飯的時候，充滿歡聲笑語，而非一言不發，只有銀餐具偶爾的碰撞聲和幾聲「嗯哦」打破寂靜。我想像星期五爸爸開著車帶我去帕格曼，中途在喀爾卡湖稍作休憩，吃著炸鱒魚和炸土豆。我們會去動物園看看那隻叫「瑪揚」的獅子，也許爸爸不會一直打哈欠，偷偷看著他的腕錶。也許爸爸甚至還會看看我寫的故事，我情願為他寫一百篇，哪怕他只挑一篇看看。也許他會像拉辛汗那樣，叫我「親愛的阿米爾」。也許，只是也許，他最終會原諒我殺了他的妻子。「誰？」「哈桑，等等我。」我氣喘吁吁地大喊，有些惱怒。哈桑要了一對Q，「你知道嗎，我覺得你明天會讓老爺覺得很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