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他微微一笑，靠在頭枕上，他的前額幾乎碰到頂篷。我們什麼也沒說，靜靜坐在黑暗中，聽著引擎冷卻的「嘀嘀」聲，遠處傳來一陣警笛的鳴叫。然後爸爸將頭轉向我，「要是哈桑今天跟我們在一起就好了。」畢業典禮隔日，我告訴爸爸，秋天我就要去專科學校註冊了。他正在喝冷卻的紅茶，嚼著豆蔻子，他自己用來治頭痛的偏方。我們下車，坐進福特車。那是一輛「大都靈」。「海軍藍。」爸爸說。我繞著街區開，試試剎車、收音機、轉向燈。我把它停在我們那棟樓的停車場，熄了引擎。「謝謝你，親愛的爸爸。」我說。我意猶未盡，想告訴他，他慈祥的行為讓我多麼感動，我多麼感激他過去和現在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那會讓他不好意思，「謝謝。」我只是重複了一次。我的眼光越過桌子，望著他，他的指甲開裂，被機油弄得髒兮兮的，他的手指刮傷了，衣服散發出加油站的味道——塵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個再婚的鰥夫，可是總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懷念賈拉拉巴特的甘蔗地，還有帕格曼的花園。他懷念那些在他屋裡進進出出的人們，懷念索爾市集擁擠的通道，他走在那裡，和他打招呼的人認得他，認得他的父親，認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個祖宗的人們，他們的過去交織在一起。爸爸愛美國的理想。「我不歡迎你在這裡，」阮先生說，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拐杖指著爸爸，然後轉向我，「你是個很好的年輕人，但是你爸爸，他是個瘋子。這裡再也不歡迎他。」我捧起他的手，緊緊握住。淚水從我眼裡湧出來，我慶幸陰影籠罩了我們的面龐。「謝謝你，爸爸。」對爸爸來說，這是個哀悼過去的地方。

「哦！」他說，「哇！哇！這麼說，如果我沒理解錯，你將會花好幾年，拿個學位，然後你會找一份像我這樣卑微的工作，一份你今天可以輕易找到的工作，就為渺茫的機會，等待你拿的學位也許某天會幫助你……被人發掘。」他深深呼吸，啜他的紅茶，咕噥地說著什麼醫學院、法學院，還有「真正的工作」。他討厭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齒的蠢貨」。早在1980年，我們還在喀布爾，美國宣布抵制在莫斯科舉辦的奧運會。「哇！哇！」爸爸充滿厭惡地說，「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個捏軟柿子的傢伙居然只說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爸爸認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長了勃列日涅夫的氣焰。「他不配掌管這個國家。這好像讓一個連自行車都不會騎的小孩去駕駛一輛嶄新的卡迪拉克。」美國，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個強硬的漢子，一個會被看得起、會採取行動而非一籌莫展的人。羅納德·里根就是這樣的硬漢。當里根在電視現身，將俄國稱為「邪惡帝國」，爸爸跑出去，買回一張照片：總統微笑著豎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來，掛在入門的牆上，將它釘在一張黑白的老照片右邊，在那張照片裡面，他系著領帶，跟查希爾國王握手。我們在弗里蒙特的鄰居多數是巴士司機、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濟金生活的未婚媽媽，確切地說，全都是被裡根的經濟政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藍領工人。爸爸是我們那棟樓惟一的共和黨員。1983年那個夏天，我20歲，高中畢業。那天在足球場上擲帽子的人中，要數我最老了。我記得球場上滿是藍色袍子，學生的家人、閃光的鏡頭，把爸爸淹沒了。我在二十碼線附近找到他，雙手插袋，相機在胸前晃蕩。我們之間隔著一群人，一會兒把他擋住，一會兒他又出現。穿藍色衣服的女生尖叫著，相互擁抱，哭泣；男生和他們的父親拍掌慶賀。爸爸的鬍子變灰了，鬢邊的頭髮也減少了，還有，難道他在喀布爾更高？他穿著那身棕色西裝——他只有這麼一套，穿著它參加阿富汗人的婚禮和葬禮——系著他五十歲生日時我送的紅色領帶。接著他看到我，揮揮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學校的鐘樓為背景，替我拍了張照片。我朝他微笑著——在某種意義上，那日子與其說是我的，毋寧說是他的。他朝我走來，伸手攬住我的脖子，親吻了我的額頭。「我很驕傲，阿米爾。」他說。他說話的時候眼睛閃亮，那樣的眼光望著的是我，讓我很高興。「有機會的。」我說。「那麼，恭喜你，你已經快要長成一位男子漢了。」他說，口氣沒有半點幽默，沒有諷刺，只有不卑不亢的恭維。「我爸爸仍在適應美國的生活。」我解釋著說。「爸爸，這又不是針對你。」我說，朝阮氏夫婦擠出微笑，「他們理應查看證件的。」「真的嗎？真是這樣嗎？」他說，眼光露出一絲狡獪，看著我的眼睛，「你該不是對她有意思了吧？」我把眼光移開，「拜託，老爸。」「是不是有過關於塔赫里將軍女兒的流言蜚語啊？」我假裝漫不經心地問爸爸。那晚，他帶我到海沃德③的阿富汗餐廳，點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說，他的兒子秋天就要上大學了。畢業之前，我就上大學的事情跟他稍稍爭論過，告訴他我想工作，補貼家用，存些錢，也許次年才上大學。但他恨鐵不成鋼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閉嘴。對我來說，美國是個埋葬往事的地方。「只管開過去，」他讓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進外衣的口袋，掏給我一串鑰匙，「那邊。」他指著停在我們前面的一輛轎車。那是一輛舊款的福特，又長又寬，車身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認不出是什麼顏色。「它得烤漆，我會讓加油站的夥計換上新的避震器，但它還能開。」但我沒告訴他們。我謝謝阮先生沒叫警察，帶爸爸回家。我燉雞脖子飯的時候，他在陽台抽煙生悶氣。我們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飛機，到如今已經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適應期。我開著爸爸那輛土黃色的舊別克世紀轎車，駛回我們家。爸爸在路上睡著了，鼾聲如氣鑽。我在他身上聞到煙草的味道，還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但我在停車的時候，他醒過來，嘶啞的嗓音說：「繼續開，到街道那邊去。」我想告訴他們，在喀布爾，我們折斷樹枝，拿它當信用卡。哈桑和我會拿著那根木頭到麵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頭上刻痕，划下一道，表示他從火焰升騰的烤爐取給我們一個饢餅。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樹枝上的刻痕付錢給他。就是這樣。沒有問題，不用身份證。「你真乖，我親愛的。」塔赫里將軍說，從她手裡接過杯子。在她轉身離去之前，我見到她光滑的皮膚上有個鐮狀的棕色胎記，就在左邊下巴上。她走過兩條通道，把保溫杯放在一輛貨車裡面。她跪在裝著唱片和平裝書的盒子中間，秀髮傾瀉在一旁。爸爸正在用鞋尖踢著擺在我們的帆布上一把木製網球拍。「有些生意而已。」我們來到美國幾乎快兩年了，我仍為這個國家遼闊的幅員驚嘆不已。高速公路之外，還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還有城市，山脈之外還有峰巒，峰巒之外還有山脈，而所有這些之外，還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你知道我的，」爸爸說，他開著巴士，在跳蚤市場出口長長的車隊中緩慢前進。「每當人們說三道四我都會走開。」「英文？」將軍哈哈乾笑，通常在宴會上，每當重要人物說了不好笑的笑話，人們就會聽到這樣的笑聲。他一頭銀髮整齊地梳向後面，露出平滑的黃銅色前額，濃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他身上聞起來有古龍水的香味，穿著鐵灰色的三排扣套裝，因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著亮光，背心上面露出一根懷錶的金鏈子。「啊，講故事的。」將軍說，「很好，人們在如今這樣的艱苦歲月需要故事來分散注意力。」他把手伸在爸爸的肩膀上，轉向我。「說到故事，有一年夏天，你爸爸跟我到賈拉拉巴特去獵野雞，」他說，「那次真叫人稱奇。如果我沒記錯，你爸爸打獵跟他做生意一樣，都是一把好手。」「我沒有。」將軍說，他側過頭，把手放在胸前表示尊敬，「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們父親的優點。」他轉向我，「你崇敬你的爸爸嗎，我的孩子？你真的崇敬他嗎？」「哦。」有時候，在星期六我會早起，朝南開上17號高速公路，沿著蜿蜒的山路前往聖克魯斯。我會在舊燈塔旁邊停車，等待太陽升起，坐在我的轎車裡面，看著霧氣在海面翻滾。在阿富汗，我只在電影裡面見過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著，我總是尋思，我在書上看到，說海水聞起來有鹽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訴哈桑，有朝一日，我們會沿著海藻叢生的海灘散步，讓我們的腳陷進沙里，看著海水從我們的腳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時，我差點哭起來。它那麼大，那麼藍，跟我孩提時在電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樣。早在俄國佬的軍隊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鄉村被燒焚、學校被毀壞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種子那樣遍布、兒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對我來說，喀布爾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縈繞之城。「你在這兒工作太辛苦了。」有時我會看管攤位，爸爸則沿著過道閑逛。他雙手莊重地放在胸前，跟那些在喀布爾認識的熟人打招呼：機械師和裁縫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車頭盔和舊羊毛衫，過道兩邊是原來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醫生和大學教授。我們離開的時候，大家都捨不得他走。喀布爾，白沙瓦，海沃德。爸爸還是爸爸，我想，微笑著。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來。他穿衣的時候，我瀏覽本地報紙的分類廣告欄，圈出車庫賣場的廣告。我們設定線路——先到弗里蒙特、尤寧城、紐瓦克和海沃德，接著是聖荷塞、米爾皮塔斯、桑尼維爾，如果時間許可，則再去坎貝爾。爸爸開著巴士，喝著保溫杯裡面的熱紅茶，我負責引路。我們停在車庫賣場，買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貨。我們搜羅舊縫紉機，獨眼的芭比娃娃，木製的網球拍，缺弦的吉他，還有舊伊萊克斯吸塵器。下午過了一半，我們的大眾巴士後面就會塞滿這些舊貨。然後，星期天清早，我們開車到聖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場，租個檔位，加點微薄的利潤把這些垃圾賣出去：我們前一天花二毛五分買來的芝加哥唱片也許可以賣到每盤一元，或者五盤四元；一台花十元買來的破舊辛格牌縫紉機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也許可以賣出二十五元。「是專科學校。」我糾正他。①Mike Hammer，美國作家邁克·斯畢蘭（Mike Spillane，1918～ ）創作的系列恐怖小說主角。但交通的濃霧刺痛他的眼睛，汽車的聲響害他頭痛，還有，花粉也讓他咳嗽。水果永遠不夠甜，水永遠不夠乾淨，所有的樹林和原野到哪裡去了？開頭兩年，我試著讓爸爸參加英語培訓班的課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語，但他對此不屑一顧。「也許我會把『cat』拼出來，然後老師會獎給我一顆閃閃發光的星星，那麼我就可以跑回家，拿著它向你炫耀了。」他會這麼咕噥。「你在奉承我。」爸爸說。原來爸爸買了橙子，身上卻沒有現金。他給阮先生開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證。「他想看我的證件，」爸爸用法爾西語咆哮，「快兩年了，我在這裡買這些該死的水果，把錢放進他的口袋，而這個狗雜碎居然要看我的證件！」塔赫里將軍露出一絲禮貌而哀傷的微笑，嘆了口氣，輕輕拍拍爸爸的肩膀。「生活總會繼續。」他把眼光投向我，「我們阿富汗人總是喜歡誇大其詞，孩子，我聽過無數人愚蠢地使用『了不起』這個詞。但是，你的爸爸屬於少數幾個配得上這個形容詞的人。」這番短短的話在我聽來，跟他的衣服如出一轍：用的場合太多了，閃亮得有些造作。「他以為我是小偷嗎？」爸爸抬高了聲音說，外面圍滿了旁觀的人，「這是個什麼國家？沒有人相信任何人！」「好的，你帶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說。他戴著金絲眼鏡，眼睛一直望著爸爸。我隔著門去拉爸爸，他出來的時候踢飛一本雜誌。我說服他別再走進去，然後轉身到店裡向阮氏夫婦道歉，告訴他們爸爸處境艱難。我把家裡的電話和地址給了阮太太，告訴她估計一下損失了多少東西。「算好之後請打電話給我，我會賠償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從我手裡接過紙片，點點頭。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時抖得更厲害，那讓我很生爸爸的氣，他把一個老太太嚇成這樣。就算不為別的，單單為了這個，我也會擁抱美國。「可是有過，是嗎？」我說。他想了想，啜他的紅茶，「故事，你是說，你要寫故事？」我低頭看著自己的雙腳。「創作。」「現在還好啦。」他說，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經理之後。但在天氣潮濕的日子，我總能見到他忍痛揉著手腕。也見過他在飯後，頭冒冷汗去拿止痛藥瓶子的模樣。「再說，我又不是為了自己才讓我們兩個來到這裡的，你知道嗎？」我把手伸過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學生哥兒的手，乾淨柔軟；他的是勞動者的手，骯髒且長滿老繭。我想起在喀布爾時，他給我買的所有那些卡車、火車玩具，還有那些自行車。如今，美國是爸爸送給阿米爾的最後一件禮物。「你上大學需要一輛車。」他說。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強迫自己，還沒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經幹掉三杯了。他請那個老頭一杯蘇格蘭烈酒，還請那四個打撞球的傢伙一大罐百威。人們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後背。他們向他敬酒，有人給他點煙。爸爸鬆了松領帶，給那個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幣，指指電唱機。「告訴他，來幾首他最拿手的。」他對我說。老人點點頭，向爸爸敬禮。不久就響起鄉村音樂，就像這樣，爸爸開始宴會了。那晚我們默默吃飯。爸爸吃了兩口，把盤子推開。「這樣的介紹可不敢當。」他說，他的聲音低沉而有教養。「你好，我的孩子。」1983年春季的某個星期天，我走進一家出售平裝舊書的小店，旁邊是家印度電影院，往東是美國國家鐵路和弗里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說等我五分鐘，他聳聳肩。他當時在弗里蒙特某個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橫跨弗里蒙特大道，走進一家雜貨便利店，店主是一對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們白髮蒼蒼，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則換過髖骨。「他現在看起來像《無敵金剛》了，」她總是這麼笑著對我說，張開沒有牙齒的嘴巴。「記得《無敵金剛》嗎，阿米爾？」接著阮先生會學著李·梅傑斯，怒眉倒豎，以緩慢的動作假裝正在跑步。②San Jose，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幹嗎，爸爸？」被聘請那天，爸爸和我到聖荷塞②去找我們的移民資格審核官杜賓斯太太。她是個很胖的黑人婦女，眼睛明亮，笑起來露出兩個酒窩。有一回她跟我說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聲音讓我想起熱牛奶和蜂蜜。爸爸將一疊食物券放在她的櫃檯上。「謝謝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說，「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國，我有工作。非常感謝，杜賓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歡接受施捨。」晚飯後，爸爸帶我去飯店對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線陰暗，牆壁上散發著我素來不喜歡的啤酒酸味。男人們頭戴棒球帽，身穿無袖上衣，玩著撞球，綠色的桌子上煙霧升騰，裊裊繞著熒光燈。爸爸穿著棕色西裝，我穿著打褶長褲和運動外套，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我們在吧台找到位子，坐在一個老人身邊。老人頭上有個麥克羅啤酒的商標，發出藍光，將他那張滄桑的臉照得病懨懨的。爸爸點了根香煙，給我們要了啤酒。「今晚我太高興了！」他自顧自地向每個人宣布，「今晚我帶我的兒子來喝酒。來，請給我的朋友來一杯。」他的手拍在那個老人背上。老頭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沒有上排的牙齒。在那天剩下的時間裡，我總忍不住望向那輛灰色的貨車。那晚我輾轉反側，老想著索拉雅·塔赫里的鐮狀胎記，想著她那優雅的筆挺鼻子，想著她明亮的眼睛跟我對望的情景。我的思緒在她身上遲疑不肯離去。索拉雅·塔赫里，我的交易會公主。「如果你寫得好，」我說，「而且又被人發掘的話。」「我想我會主修英文。」我說，內心忐忑，等著他的回答。我聳聳肩，擠出微笑：「好奇而已，爸爸。」聽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對鐵手掐住了。我把車窗搖下，等待那雙鐵手鬆開。我臉上發燒，一陣罪惡感湧上心頭。我很負疚，我的放縱是他的潰瘍、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換來的。但我會堅持自己的立場，我決定了。我不想再為爸爸犧牲了。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咒罵自己。「安拉保佑。」塔赫里將軍說，「你會寫我們國家的故事嗎，也許可以寫寫歷史？經濟？」我記得我們兩個走過幾條街道，在弗里蒙特的伊麗莎白湖公園散步，看著男孩練習揮棒，女孩在遊戲場的鞦韆上咯咯嬌笑。爸爸會利用步行的機會，長篇大論對我灌輸他的政治觀點。「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真正的男人，阿米爾，」他說，他伸出手指數著，「美國這個魯莽的救世主，英國，還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會揮揮手，發出不屑的聲音，「他們都像是饒舌的老太婆。」「寫故事能賺錢嗎？」「你在那邊更開心，爸爸，那兒更有家的感覺。」我說。「白沙瓦對我來說是好地方，但對你來說不是。」「當然，將軍大人，我崇敬他。」我說，要是他別叫我「我的孩子」就好了。我正在翻閱一本破舊的麥克·漢默①懸疑小說，這當頭傳來一聲尖叫，還有玻璃碎裂的聲音。我放下書，匆匆穿過馬路。我發現阮先生夫婦在櫃檯後面，臉如死灰，緊貼牆壁，阮先生雙手抱著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著橙子，翻倒的雜誌架，一個裝牛肉乾的破罐子，爸爸腳下還有玻璃的碎片。注釋：「也許我們應該回到白沙瓦。」我說，盯著在玻璃杯裡面的水上浮動的冰塊。我們在那裡度過了半年的光陰，等待移民局核發籤證。我們那間滿是塵灰的房子散發出臟襪子和貓糞的氣味，但住在我們周圍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認得他們。他會邀請整條走廊的鄰居到家裡吃晚飯，他們中多數都是等待簽證的阿富汗人。當然，有人會帶來手鼓，也有人帶手風琴。茶泡好了，嗓子還可以的人會高歌一曲，直到太陽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有時候，夜幕初降，我會把車停好，爬上橫跨高速公路的天橋。我的臉壓著護欄，極目遠望，數著那緩緩移動的閃閃發亮的汽車尾燈，寶馬，紳寶，保時捷，那些我在喀布爾從來沒見過的汽車，在那兒，人們開著俄國產的伏爾加，破舊的歐寶，或者伊朗出產的培康。爸爸嘆氣，這一次，扔了一大把豆蔻子到嘴裡。「阿米爾，」爸爸說，示意我過去：「這是將軍大人，伊克伯·塔赫里先生，原來住在喀布爾，得過軍功勳章，在國防部上班。」我看著鑰匙，驚呆了。我看看他，看看轎車。到得那個夏天，阿富汗人已經在聖荷塞跳蚤市場佔據了一整個區域。二手貨區域的通道上播放著阿富汗音樂。在跳蚤市場的阿富汗人中間，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為規範：你要跟通道對面的傢伙打招呼，請他吃一塊土豆餅或一點什錦飯，你要跟他交談。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勸；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聲恭喜；當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到阿富汗人和俄國佬，你就悲傷地搖搖頭。但是你得避免說起星期六的事情，因為對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車擋住、以致錯過一樁好買賣的傢伙。正是在美國生活，讓他得了潰瘍。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來了。塔赫里，我知道我以前聽過這個名字。「我叫警察。」阮太太說，她探出臉來，「你走開，要不我喊警察。」弗里蒙特，加利福尼亞，1980年代接下來那個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滿21歲——爸爸賣掉他的別克，花了550美元，買了一輛破舊的1971年出廠的大眾巴士，車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爾教高中的科學課程。那天下午，巴士轟鳴著駛進街道，「突突」前往我們的停車場，鄰居都把頭轉過來。爸爸熄了火，讓巴士安靜地滑進我們的停車位。我們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淚從臉頰掉下來，還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們確信沒有任何鄰居在觀望，這才走出來。那輛巴士是一堆廢鐵的屍體，黑色的垃圾袋填補破裂的車窗，光禿禿的輪胎，彈簧從座椅下面露出來。但那位老教師一再向爸爸保證，引擎和變速器都沒有問題，實際上，那個傢伙沒有說謊。「我的女兒，親愛的索拉雅。」塔赫里將軍說。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看來想換個話題了，他掏出金懷錶，看了看時間。「好啦，到時間了，我得去整理整理。」他和爸爸相互親吻臉頰，用雙手跟我握別。「祝你寫作順利。」他盯著我的眼睛說，淺藍色的雙眼沒有透露出半點他心裡的想法。塔赫里。這個名字怎麼如此熟悉？他微微一笑，驅車離開跳蚤市場。我們朝680公路前進。有那麼一會兒，我們並沒有說話。「我所聽到的是她有過一個男人，而且事情……不是太好。」他神情嚴肅地說，好像跟我說她得了乳癌一樣。有時，我會開著我的福特，搖下車窗，一連開幾個鐘頭，從東灣到南灣，前往半島區④，然後開回來。我會駛過弗里蒙特附近那些縱橫交錯、棋盤似的街道，這裡的人們沒有和國王握過手，住在破舊的平房裡面，窗戶破損；這裡的舊車跟我的一樣，滴著油，停在柏油路上。我們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鉛灰色的鐵絲柵欄圍起來，亂糟糟的草坪上到處扔著玩具、汽車內胎、標籤剝落的啤酒瓶子。我駛過散發著樹皮味道的林蔭公園，駛過巨大的購物廣場，它們大得足可以同時舉辦五場馬上比武競賽。我開著這輛都靈，越過羅斯·阿托斯的山丘，滑行過一片住宅區，那兒的房子有景觀窗，銀色的獅子守護在鍛鐵大門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噴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開，停車道上沒有福特都靈。這裡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爾的房子看起來像僕人住的。「你為什麼要問呢？」他猶疑地看著我。酒到酣處，爸爸站起來，舉起酒杯，將它摔在遍地鋸屑的地板，高聲喊叫。「操他媽的俄國佬！」酒吧里爆發出一陣笑聲，大家高聲附和，爸爸又給每個人買啤酒。「親愛的爸爸，你忘了你的茶。」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她站在我們後面，是個身材苗條的美人，天鵝絨般的黑髮，手裡拿著一個打開的保溫杯和一個塑料杯。我眨眨眼，心跳加快。她的眉毛又黑又濃，中間連在一起，宛如飛翔的鳥兒張開的雙翅，筆挺的鼻子很優雅，活像古代波斯公主——也許像拓敏妮，《沙納瑪》書中羅斯坦的妻子，索拉博的媽媽。她那長長睫毛下面胡桃色的眼睛跟我對望了一會兒，移開了視線。「被人發掘？機會有多大？」1984年7月某個星期天清早，爸爸在清理攤位，我到販賣處買了兩杯咖啡，回來的時候，發現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紀、相貌出眾的先生說話。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後面的保險杠上，緊鄰里根和布希競選1984年總統的宣傳畫。「我寫小說。」我說著想起了自己寫在拉辛汗送的皮面筆記本裡面那十來個故事，奇怪自己為什麼在這個人面前突然有些不自在。「阿米爾將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作家。」爸爸說。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他剛念完大學一年級，考試門門都得優。」④東灣（East Bay）、南灣（South Bay）和半島區（Penisula）均為舊金山城區。我不敢看著他的眼睛，「我會……找份工作。」「我聽說她是個淑女，工作賣力，待人也不錯。但自那以後，再也沒有媒人敲響將軍的家門。」爸爸嘆氣，「這也許不公平，但幾天內發生的事情，有時甚至是一天內發生的事情，也足以改變一生，阿米爾。」「求求你，阮太太，別叫警察。我把他帶回家，請別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在那些通道里，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跳蚤市場是這樣的地方，你可以喝綠茶，吃杏仁餅，聽人說誰家的女兒背棄婚約，跟美國男友私奔去了；誰在喀布爾用黑錢買了座房子，卻還領救濟金。茶，政治，醜聞，這些都是跳蚤市場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備的成分。他關於以色列的說法惹惱了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他們指責他親近猶太人，而這實際上就是反對伊斯蘭。爸爸跟他們聚會，喝茶，吃點心，用他的政治觀念將他們氣瘋。「他們所不明白的是，」後來他告訴我，「那跟宗教毫無關係。」在爸爸眼裡，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島嶼，雖然處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圍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顧著出賣石油賺錢，毫不關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干這個，以色列干那個，」爸爸會模仿阿拉伯人的語氣說，「那做些事情啊！行動啊！你們這些阿拉伯人，那麼去幫巴勒斯坦啊！」③Hayward，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近弗里蒙特。杜賓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撿起來，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們在開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經常說的「耍她一下」。「我干這行十五年了，從來沒人這麼做過。」她說。就是這樣，爸爸結束了在收銀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擔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濟金買食物。爸爸走出福利辦公室時，好像大病初癒。美國就不同了。美國是河流，奔騰前進，往事無人提起。我可以蹚進這條大川，讓自己的罪惡沉在最深處，讓流水把我帶往遠方，帶往沒有鬼魂、沒有往事、沒有罪惡的遠方。他點點頭。「那你在寫得好和被人發掘之前準備幹什麼呢？你怎麼賺錢？要是結婚了，你怎麼撐起自己的家庭？」我們到美國僅一個月之後，爸爸在華盛頓大道找到工作，在一個阿富汗熟人開的加油站當助理——他從我們到美國那天就開始找工作了。每周六天，每天輪班十二小時，爸爸給汽車加油、收銀、換油、擦洗擋風玻璃。有好幾次，我帶午飯給他吃，發現他正在貨架上找香煙，油污斑斑的櫃檯那端，有個顧客在等著，在明亮的熒光映襯下，爸爸的臉扭曲而蒼白。每次我走進去，門上的電鈴會「叮咚叮咚」響，爸爸會抬起頭，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雙眼因為疲累而流淚。「你好，將軍大人。」我說，跟他握手。他的手貌似瘦弱，但握得很有力，好像那油亮的皮膚下面藏著鋼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