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察曼掙扎著站起身，用袖子去擦血淋淋的嘴唇，擦掉臉上的口水。他咳嗽，喘息，戴好便帽和眼鏡，看到兩塊鏡片都破了，又把眼鏡摘下。他雙手掩臉。好長一段時間，我們誰也沒說話。我們沿著彈坑密布的道路，從賈拉拉巴特，一路蜿蜒駛向喀布爾。我上一次踏上這條征途，是在蓋著帆布的卡車中，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爸爸差點被那個嗑了毒品的、唱著歌曲的俄國兵射殺——那晚爸爸真讓我抓狂，我嚇壞了，而最終為他感到驕傲。喀布爾到賈拉拉巴特的車程非常崎嶇，道路在山岩之間逶迤顛簸，足以震得人們的骨頭咔咔響。如今沿途景象荒涼，正是兩次戰爭遺下的殘跡。二十年前，我目睹了第一場戰爭的一部分。路邊散落的東西無情地提醒著它的存在：焚毀的舊俄軍坦克殘骸、鏽蝕的傾覆的軍車，還有一輛陷在山腳被撞得粉碎的俄軍吉普。至於第二次戰爭，我曾在電視上見過，現在正透過法里德的眼睛審視著它。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對不起，我從沒見過他。」他指著牆邊的一排床鋪。「我們的床不夠，已經有的床也缺少褥子。更糟糕的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毛毯。」他讓我們看著一個在跳繩的女孩，有兩個孩子陪著她。「你們見到那個女孩嗎？上個冬天，孩子們不得不共用毛毯。她哥哥被凍死了。」他繼續走，「上次我檢查的時候，發現倉庫裡面只有不到夠一個月吃的大米了，等用完之後，這些孩子的早飯和晚飯只有麵包和紅茶可吃了。」我注意到他沒提起午飯。①Abdul Rashid Dostum（1954～ ），北方聯盟領導人之一。我們離開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階上的老人。我原想帶他到他的辦公室去，看看他能否想起更多關於我媽媽的事情。但我再也沒有見到他。「被他帶走的孩子會怎樣？」我問。他那患白內障的眼睛閃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絕，反教春花盛放凋零。』她那麼優雅，那麼高貴。真是悲劇啊。」「她叫什麼名字？」④Sufism，伊斯蘭教一個奉行神秘主義的派別。「謝謝你，老爺。」我說，轉身走開。那人放我們進去，自我介紹，他叫察曼，恤孤院的負責人。「我帶你們去我的辦公室。」他說。法里德看了我一眼，彷彿在說聽見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對的。因為當我們最終駛進喀布爾，我敢肯定，絕對肯定，他一定開錯路了。法里德肯定見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許在累次載人進出喀布爾之後，他對這種久違了喀布爾的人臉上出現的神情早已習以為常。我用指節敲門：「老爺，老爺，麻煩你開門。我們對他沒有惡意。」我想起童年時代，我們在街頭和人打架，每次都是哈桑為我挺身而出，一個打兩個，有時是三個。我畏縮旁觀，心裡想幫忙，但總是望而卻步，總是被不知道什麼東西拉退。紅色的豐田皮卡慢慢駛過我們。幾個臉色嚴峻的青年人蹲在車鬥上，肩膀扛著俄制步槍。他們全都留著大鬍子，穿著黑色長袍。有個皮膚黝黑的傢伙，看上去二十齣頭，皺著一雙濃眉，手中揮舞著鞭子，有節奏地甩打車身一側。他溜轉的眼睛看見我，和我對望。終我一生，我從未覺得自己如此無遮無攔。接著那個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煙絲的口水，眼睛移開。我發現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灣駛去，在車後捲起一陣塵霧。「明天到伽茲體育館去，中場休息的時候你會看到他，他就是那個戴著黑色太陽鏡的人。」他撿起他的破眼鏡，在手裡翻轉，「我要你們現在就離開，孩子嚇壞了。」我們駛過焚毀的村子，那條狗一動不動。廢墟和乞丐，觸目皆是這種景象。我記得從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總是額外帶著一把阿富汗尼硬幣，分發給他們；我從不曾見過他拒絕乞討的人。可是如今，街頭巷尾都能見到他們，身披破麻布，伸出髒兮兮的手，乞討一個銅板。而如今乞食的多數是兒童，瘦小，臉色冷漠，有些不超過五六歲。婦女裹著長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溝邊，膝蓋上是她們的兒子，一遍遍念著：「行行好，行行好！」還有別的，某種我一開始沒有注意到的事情：幾乎見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們身邊——戰爭把父親變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法里德上前幾步，把前額貼在門上。「老弟，我們沒帶塔利班的人來。」他小心翼翼，低聲說，「這個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帶到安全的地方。」「我要殺了他！」他的叫聲讓我明白，如果我不儘快採取行動，就只好目睹有生以來見到的第一場謀殺了。「你是這裡的負責人。」法里德說，「你的工作是照料這些孩子。」「那東西跟他形影不離。他無論走到哪兒，都會將它塞在褲帶上。」「你好，」我說，把寶麗萊照片給他看，「我們在找這個男孩。」「為什麼？」隔了一會兒，傳來開鎖的聲音，門縫又露出那張窄窄的臉。他看看我和法里德，對我說：「有件事你說錯了。」「別理他。我們走。」法里德說，拉著我的手臂。我們跟著他，穿過陰暗污穢的走廊，孩子們穿著殘破的羊毛衫，赤著腳走來走去。我們走過一些房間，沒有一間鋪著地毯，窗子蒙著塑料膜。房間塞滿鐵床，但多數沒有被褥。「我不是故意的。」我說。我跑到桌子那邊，這才發現察曼的叫聲為何悶住：法里德扼住他的脖子。我雙手抓住法里德的肩膀，使勁拉。他掙脫我。「夠了！」我大喊。但法里德的臉漲得通紅，張口狂叫：「我要殺了他！你不能阻止我！我要殺了他！」他冷笑。「樹上經常躲著狙擊手。」「你賣掉孩子！」法里德大怒。「警察局還在那兒。」法里德說，「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灣，或者喀布爾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風箏或者風箏鋪了。那樣的日子已經結束。」他用鉛筆敲桌子，「儘管你答應了，我想我也許會後悔一輩子，不過，也許那樣也好。反正我很該死。但如果能幫到索拉博什麼……我會告訴你，因為我相信你。看起來你像個負責任的人。」他沉默了好久。「有個塔利班官員，」他低聲說，「他每隔一兩個月就來一次，帶著錢，雖然不多，但總比什麼也沒有好。」他滑溜溜的眼睛看著我，又轉開，「通常他會帶走一個女孩，但不總是這樣。」應門的是個禿頂男人，矮矮瘦瘦，留著蓬鬆的灰白鬍子。他穿著舊斜紋呢夾克，戴著無邊便帽，眼鏡掛在鼻尖上，有塊鏡片已經碎裂。眼鏡後面，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掃來掃去。「你好。」他說。察曼放下手：「我已經有六個月沒有收入了。我破產了，因為我畢生的積蓄，都投在這個恤孤院。我賣掉一切財產和遺產，來維持這個凄涼的地方。你以為我沒有家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嗎？我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樣一走了之。但我沒有，我留下。我留下來，全是為了他們。」他指著門，「如果我拒絕給他一個孩子，他會帶走十個。所以我讓他帶走，讓安拉來作決定。我忍氣吞聲，拿過他那些該死的、骯髒的臭錢，然後到市場去，給孩子買食物。」我們發現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區北邊，緊鄰乾涸的喀布爾河河堤。那是一座平房，軍營式建築，牆上有裂縫，窗戶用木板封上。前去的途中，法里德告訴我說，在喀布爾各個城區中，卡德察區受戰爭破壞最嚴重，而當我們下車，證據太明顯了。立在滿是彈坑的街道兩旁的，只有比廢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築，以及久無人煙的房子。我們走過一具鏽蝕的轎車殘骸，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裡面、沒有熒屏的電視機，一堵塗著黑色「塔利班萬歲」標語的牆壁。「你還說自己是負責人？」「你認識我媽媽？」我問，在他身邊蹲下。注釋：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塔利班。我在電視上、互聯網上、雜誌封面上、報紙上見過他們。但如今我站在這裡，離他們不到五十英尺，告訴自己心裡突然湧起的並非純粹的赤裸裸的恐懼；告訴自己我的血肉沒有突然之間壓著我的骨頭，我的心跳沒有加速。他們來了，趾高氣揚。「我有印象，」法里德說，「它在幾年前被毀了。」「你的朋友說得對，老爺。好像你不該用棍子去捅一條瘋狗。」有人說。聲音來自一個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彈印斑斑的建築的台階上。他身上的舊衣磨得破爛不堪，戴著骯髒的頭巾。他左邊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舉起患關節炎的手，指著紅色皮卡駛去的方向。「他們開著車，四處尋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們的人，他們遲早會找到，然後那些瘋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悶終於被打破，每個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沒人冒犯他們的日子裡，嗯，他們就隨便發泄。對吧？」法里德笑著說：「烤肉。」「我根本沒有能力阻止它發生。」他拍拍我的肩頭，「歡迎你回來。」他憂鬱地說。「我能有什麼選擇呢？」察曼回嘴說，他推著桌子站起來。「不了，謝謝。我們還是談談。」「什麼？」察曼移開眼光。「跟我來。」「什麼？」「他是誰？我們怎樣才能找到他？」「那是什麼？請告訴我。」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媽媽，總是很含混，比如「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細節，比如：她的秀髮在陽光下是什麼樣子，她最喜愛的冰淇淋是什麼口味，她最喜歡哼唱的歌是哪一首，她也咬指甲嗎？爸爸關於媽媽的記憶，已經隨著他長埋地下。也許提起她的名字會喚起他心中的負疚，為她死後他犯下的事情。抑或是因為失去她的傷痛太深，他不忍再度提及。也許兩種原因都有。「那些樹呢？」我說。「它不難找，就在達魯拉曼大道西端。」他說，「自從火箭炸毀老恤孤院之後，孩子們就搬到那邊去了。真是才脫狼群，又落虎口。」他指著一座遭受祝融之災的小村落，現在它只是一些黑色的牆壁，沒有屋頂。我看見有條狗睡在那些牆壁之下。「我在這裡有過一個朋友，」法里德說，「他修理自行車的手藝很棒，手鼓也彈得不錯。塔利班殺了他全家，放火燒掉這座村子。」我給了那個老人一張十萬阿富汗尼的鈔票，大約相等於三美元。他傾著身子過來取錢，身上的臭氣——好像酸牛奶和幾個星期沒洗的臭腳——撲鼻而來，令我欲嘔。他匆忙把錢塞在腰間，獨眼滴溜溜轉。「謝謝你的慷慨布施，老爺。」「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裡嗎？」我問。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我希望我能替你記起來。可是我不記得了。你媽媽走得太久了，我的記憶四散崩塌，像這些房子。對不起。」「你剛才說太遲了是什麼意思？」我說。「一個月前，他帶走了索拉博。」終於，察曼哽咽著說。手仍掩著臉。「他的彈弓射得很了不起！」「是的，我認識。」老乞丐說，「過去下課後我們常坐在一起交談。最後一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試，我們分享一塊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熱茶，還有蜂蜜。那時她肚子很大了，變得更加美麗。我永遠不會忘記她那天對我說的話。」「我從白沙瓦來。」我說，「我有個好朋友認識一對美國夫婦，在那兒開設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門後。知道他站在那兒，傾聽著，猶豫不決，在希望和懷疑之間來回掙扎。「你看，我認識索拉博的父親，」我說，「名字叫哈桑。他媽媽的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讀書寫字，彈弓打得很好。那兒有孩子的希望，老爺，一條生路。麻煩你開門。」老人咳嗽，「從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茲、迦亞謨、魯米、貝德爾②、雅米③、薩迪。我甚至還在德黑蘭開過講座，那是在1971年，關於神秘的貝德爾。我還記得他們都起立鼓掌。哈！」他搖搖頭，「但你看到車上那些年輕人。你認為在他們眼裡，蘇菲主義④有什麼價值？」「我聽說過。」「你教大學？」「我小時候常常路過這兒，前往雅德梅灣。」我喃喃說，「過去這兒商店賓館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燈。我經常向一個叫做塞弗的老人買風箏。他在舊警察局旁邊開了間小小的風箏鋪。」「你還沒仔細看看那張照片呢，老弟，」法里德說，「為什麼不好好看看呢？」「你的朋友提了個好建議。」老乞丐插嘴說。他咳了一聲，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原諒我，你能施捨幾個阿富汗尼嗎？」他喘著氣說。「永遠不要瞪著他們！你聽到了嗎？永遠不要！」「這裡有多少個孤兒？」法里德問。一輛汽車朝我們開來。「大鬍子巡邏隊。」法里德低聲說。「烤羊羔肉。」我說。「你可以停車嗎？」我說，「我想在這裡走走，很快就好。」察曼用食指和拇指揉揉眼睛：「有時他們會回來。」「喀布爾不是你記憶中那樣了。」他說。「她說，『我很害怕。』我問，『為什麼？』她說，『因為我深深地感到快樂，拉索爾博士，快樂成這樣，真叫人害怕。』我問她為什麼，她說，『他們只有準備要剝奪你某種東西的時候，才會讓你這麼快樂。』我說，『快別胡說。這種想法太蠢了。』」法里德把車停在一條小巷，旁邊有座搖搖欲墜的房子，沒有門。「那過去是間藥房。」我們下車時法里德咕噥著說。我們走上雅德梅灣，轉右，朝西走去。「什麼味道？」我說。某些東西熏得我眼淚直流。「誰危險？」

察曼凝望著我，然後他點點頭，撿起一支鉛筆，在手指間轉動。「別說是我告訴你的。」他點點頭：「好的。但我首先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有多渴望想找到你的侄兒？」③Ahmad Jami（1048～1141），古代波斯詩人。「索菲亞·阿卡拉米。」「我需要知道。」我們開在一條朝西通往卡德察區的街道上，我記得在1970年代，這可是主要的商業街：雅德梅灣。乾涸的喀布爾河就在我們北邊。那邊的山麓之上，聳立著殘破的舊城牆。它東邊緊鄰的巴拉·希薩堡壘——1992年軍閥多斯敦①一度佔領這座古代城堡——坐落在雪達瓦扎山脈上。1992年到1996年間，人民聖戰者組織的火箭如雨點般從那座山脈射出來，落進喀布爾城裡，造成如今擺在我眼前的浩劫。雪達瓦扎山脈朝西逶迤而去。我記得，「午炮」也是從這些山巒中發出來的，它每天響起，宣告中午來臨；在齋月期間，它也是一聲信號，意味著白天的禁食可以結束了。那些天，整座城市都能聽見午炮的轟鳴。「你怎麼回事？」法里德噓聲說。②Abdul Qader Baydel（1644～1720），生活在印度莫卧兒帝國，但用法里語寫作，通常被當成阿富汗詩人。原書作Beydel，有誤。法里德警告過我。他警告過，可是，到頭來，他不過是白費唇舌。「麻煩你。」我補上一句。我笑了。「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我媽媽也在大學教書。」我說。法里德駕輕就熟地避開那條破路上的坑洞。他顯然是個性情中人。自從我們在瓦希德家借宿之後，他的話多起來了。他讓我坐在副駕駛的位置，說話的時候看著我。他甚至還微笑了一兩次。他用那隻殘廢的手熟練地把著方向盤，指著路邊座座泥屋組成的村落，說多年以前，他就認得那裡的村民，他們中多數不是死了，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難民營。「而有時候死掉的那些更幸運一些。」他說。我臉上綻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詩，哈菲茲寫的。」他送我們出去。一陣悲哀向我襲來。重返喀布爾，猶如去拜訪一個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卻發現他潦倒凄戚，發現他無家可歸、身無分文。「放開他！」曾幾何時，賈拉拉巴特到喀布爾只要兩個小時的車程，也許多一些。法里德和我開了四個小時才抵達喀布爾。而當我們到達……我們剛駛過瑪希帕水庫的時候，法里德便警告我。「什麼意思？」「我爸爸過去在沙里諾區蓋了個恤孤院，舊城那邊，就在這裡南面。」我說。老人微笑，「我會想想看。這是承諾，記得回來找我。」負責人的辦公室是這麼一間房子：四面空蕩蕩的開裂牆壁，一張地毯，一張桌子，兩張摺疊椅。察曼和我坐下的時候，我看見一隻灰色的老鼠從牆洞探出頭來，竄過房間。它嗅嗅我的鞋子，我身體一縮，接著它去嗅察曼的鞋子，這才奔出洞開的門。我一語不發。老乞丐點點頭，露出微笑。嘴裡剩下的牙齒屈指可數，泛黃且彎曲。「我還記得第一次看到他們席捲喀布爾的情景，那天多麼高興！」他說，「殺戮結束了！哇，哇！但就像詩人說的：『愛情看似美好，但帶來麻煩。』」「你居然同意？」法里德在我身後說。他沖向桌子，接近察曼。「對對，是他寫的。」那老人回答說，「我知道。我過去在大學教過它。」「孩子們在看著，法里德。他們在看著。」我說。他肩膀的肌肉在我手中縮緊，那當頭，我以為他不管怎樣都會扼著察曼的脖子不放。然而他回頭，看到了孩子們。他們默默站在門外，手拉手，有的還哭起來。我覺得法里德的肌肉鬆弛了，他放手站起來，低頭看著察曼，在他臉上吐了一口口水。然後他走到門邊，把門關上。「謝謝你。」我說，「太謝謝你了。」我是說真的。現在我知道媽媽曾經喜歡塗了蜂蜜的杏仁蛋糕，還有熱紅茶，知道她用過「深深地」這個詞，知道她曾為快樂煩惱過。我對媽媽的了解，從這個街頭老人身上得到的，甚至比從爸爸身上知道的還要多。「柴油。你記得從前這條街道散發著什麼味道嗎？」「我是他伯伯。」我說。「塔利班走近的時候，你的眼睛要看著地面。」法里德說。門後只有沉默。他站住，轉向我：「這裡提供的庇護少得可憐，幾乎沒有食物，沒有衣服，沒有乾淨的水。我這裡大量過剩的是那些失去童年的孩子。但可悲的是，這些孩子算是幸運的了。我們負荷過重，每天我都要拒絕帶著孩子到這裡來的母親。」他朝我走上一步，「你說索拉博還有希望？我祈望你沒有說謊，老爺。可是……也許你來得太遲了。」「你這是第一次嗎？」「羊羔肉。」法里德說，舔了舔嘴唇。「現在喀布爾城裡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說起……」「可是哪怕一件小事也好，任何事情都好。」「你們想喝茶嗎？我可以去弄一些。」我望著走廊，看見一群孩子，圍成一圈跳舞。有個小女孩，左腿從膝蓋以下不見了，她坐在破舊的墊子上觀望，微笑著，和其他孩子一起拍著手。我看見法里德也在看著那些孩子，他殘廢的手就掛在身邊。我想起瓦希德的兒子……我恍然省悟：如果沒有找到索拉博，我絕不離開阿富汗。「告訴我他在哪兒。」我說。法里德垂下眼睛。「哪件？」法里德拉我的手臂。「我們該走了，阿米爾老爺。」他輕聲說。我將手臂掙脫出來，「還有呢？她還說什麼了？」察曼身子倒在座椅上，雙臂抱胸，「我要告訴你的是不愉快的事情，更別提可能還很危險。」「多到我們都裝不下了，大概兩百五十個。」察曼回頭說，「但他們並非全都無親無故。有很多人因為戰爭失去了父親，母親無法撫養他們，因為塔利班不許女人工作。所以她們把孩子送到這裡。」他用手做了抹眼淚的動作，傷心地補充道：「這個地方總比街頭好，但也好不了多少。這座房子本來就不是給人住的——它過去是倉庫，用來存放地毯。所以這裡沒有熱水器，他們留下的井也幹了。」他放低聲音，「我求過塔利班，跟他們要錢，用來掘一眼更深的井，次數多得記不清了，他們只是轉動念珠，告訴我他們沒有錢。沒有錢。」他冷笑。「你，我。當然還有索拉博，如果還不算太遲的話。」「我跟你說過，他不在這裡。」門那邊傳來他的聲音，「現在，請你們走開。」「柴油。」法里德回答說，「這座城市的發電廠總是出毛病，用電得不到保證，人們燒柴油。」「我答應你。」「法里德，坐下！讓他說！」但已經太遲了，因為突然間法里德跳上桌子。他縱身而下，將察曼的椅子踢飛，把他按倒在地。察曼在法里德身下揮舞著手，發出聲聲悶叫。他的腳踢掉一個抽屜，紙片散落在地面。車開走的時候，我從側視鏡看到察曼，他站在門口，一群孩子圍在他身邊，拉著他鬆開的襯衣下擺。我看見他戴上那副破眼鏡。雅德梅灣業已變成一座巨大的廢墟。那些尚未被徹底摧毀的屋宇赤條條豎在那兒，屋頂破了大洞，牆壁嵌滿火箭的彈片。整個街區已經化為瓦礫。我看見一個帶著彈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殘骸中，上面寫著「請喝可口可……」。我看見在那些犬牙交錯的磚石廢墟中，有座沒有窗戶的破房子，兒童在裡面玩耍。自行車和騾車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廢物中穿梭。城市上方是灰濛濛的塵霧，河那邊，一道青煙裊裊升上天空。門後的男人接過相片，端詳著，把它還給我。「不，對不起。我只認得這所機構裡面的每一個孩子，但這個看起來很面生。現在，如果你們沒別的事情，我得去工作了。」他關上門，上栓。露宿街頭的老乞丐恰好認識我媽媽，這在多數非阿富汗人眼裡，也許會是匪夷所思的巧合，但我們對此隻字不提，默默走回那輛汽車。因為我們知道，在阿富汗，特別是在喀布爾，這樣的荒唐事情司空見慣。爸爸過去說過：「把兩個素昧平生的阿富汗人關在同一間屋子裡，不消十分鐘，他們就能找出他們之間的親戚關係。」「冬天的時候被人們砍成柴火了。」法里德說，「俄國佬也砍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