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五百個。」我記得在1970年代，爸爸常帶我到這裡看足球賽，那時球場上的草多麼綠啊。現在則是一團糟。到處都是洞和彈坑，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南邊球門門柱後面，地上有兩個很深的洞，球場根本沒有草，只有泥土。等到兩支隊伍各自入場——雖然天氣很熱，所有人都穿著長褲——開始比賽，球員踢起陣陣塵霧，很難看到球在哪裡。年輕的塔利班揮舞著鞭子，在過道來回巡視，鞭打那些喊得太大聲的觀眾。「給我十分鐘。」「塔利班？」「他要是被抓住，他們會用鞭子打得他父親從墳里醒過來。」法里德低聲說。我盤膝坐在樹下，朝南眺望這座我童年的城市。曾幾何時，家家戶戶的圍牆都有樹梢探出來，天空廣袤而澄藍，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的晾衣線掛滿衣物。如果你仔細聽，興許你甚至能聽到來自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叫賣聲，兜售水果的小販高喊：櫻桃！杏子！葡萄！日暮時分，你還可以聽到鐘聲，來自沙里諾區的清真寺，召喚人們前去禱告。我們在院子里的薔薇花叢後面找到那隻小烏龜。我們不知道它怎麼會在那裡，而我們太高興了，顧不上關心這個。我們把它塗成鮮紅色，哈桑的主意，也是個好主意：這樣，我們永遠不會在灌木叢中找不到它。我們扮成兩個孤膽英雄，在某處遙遠的叢林，發現一隻巨大的史前怪獸，我們將它帶回來，讓世人開開眼界。去年冬天，阿里造了一輛木車，送給哈桑當生日禮物。我們假裝它是巨大的鐵籠，將烏龜放在上面。抓住那隻噴火的怪獸了！我們在草叢中遊行，背後拖著木車，周圍是蘋果樹和櫻桃樹，它們變成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人頭從成千上萬的窗戶探出來，爭睹樓下的奇觀。我們走過爸爸在無花果樹林邊上搭建的那座小拱橋，它變成連接城市的巨大弔橋；而它下面的小水塘則是波濤洶湧的大海。煙花在壯觀的橋塔上方綻放，兩邊有荷槍實彈的士兵朝我們敬禮，還有巨大的橋索射向天空。小烏龜在車上顛來顛去，我們拖著木車，沿紅磚車道穿出鍛鐵大門，全世界的領導人起立鼓掌，我們報以敬禮。我們是哈桑和阿米爾，著名的冒險家，無人可以匹敵的探險家，正要接受一枚表彰我們豐功偉績的勳章……接著，有個肩膀寬大的高個子男人從皮卡車走出來。他的出現在圍觀人群中引起了幾聲歡呼。這一次，沒有人會用鞭子抽打喊得太大聲的人。高個子男人穿著光鮮的白色服裝，在午後的陽光下閃閃發光。他的襯衣露在外面，下擺在和風中飄動。他像耶穌那樣張開雙臂，慢慢轉身一圈，向人群致意。他的臉轉向我們這邊時，我看見他戴著黑色的太陽鏡，很像約翰·列儂戴的那副。我小心翼翼地走上那條車道，太陽曬得磚塊色澤黯淡，磚縫之間雜草叢生。我站在我爸爸房子的大門外面，形同路人。我把手放在鏽蝕的鐵柵上，回憶起兒童年代，為了一些現在看來微不足道、但當時覺得至關重要的事情，我曾成千上萬次跑過這扇大門。我望進去。法里德在地上翻身，「真叫人難以相信。」中場的哨聲吹響之後，他們將球員清走。一對紅色的皮卡開進來，跟我來這城市之後到處都看見的一樣，它們從大門駛進體育館。一個婦女穿著藍色的蒙頭長袍，坐在一輛皮卡的後鬥上。另外一輛上面有個蒙住眼睛的男子。皮卡慢慢繞著場邊的跑道開動，似乎想讓觀眾看得清楚些。它收到了想要的效果：人們伸長脖子，指指點點，踮著腳站起。在我身旁，法里德低聲禱告，喉結上下蠕動。我付錢住進了普什圖廣場附近一間小旅館。三個小女孩穿著統一的黑色服裝，戴著白色頭巾，緊貼著櫃檯後面那個瘦小的四眼佬。他索價75美元，那地方相當破落，這個價格簡直匪夷所思，但我並不在乎。為了給夏威夷海邊的房子付款漫天要價是一回事，為了養活孩子這麼做又是一回事。我大笑。部分是因為這個笑話，部分是由於阿富汗人的幽默從不改變。戰爭發動了，網際網路發明了，機器人在火星的表面上行走，而在阿富汗，我們仍說著納斯魯丁毛拉的笑話。「你聽說過這個故事嗎？有一次毛拉騎著他的驢子，肩膀上扛著一個重重的袋子。」我說。這句話讓我再也笑不出來，睡意全消。「我累了。」我說，「我們睡覺吧。」我們走進伽茲體育館入口通道的時候，喧嘩的人群正在紛紛入座。階梯狀的水泥看台上擠滿了幾千人。兒童在過道嬉鬧，上下追逐。空氣中散發著辣醬鷹嘴豆的味道，還有動物糞便和汗水的臭味。法里德和我走過那些兜售香煙、松子和餅乾的小販。「你為什麼到這裡來呢？我是說，你為什麼真的到這裡來呢？」「不。」我說，有生以來，我從未有過如此強烈地想離開一個地方的渴望，「但我們必須留下來。」戴墨鏡的高個子塔利班走過幾堆石頭，那是他們適才從第三輛車上卸載的。他舉起一塊石頭，給人群看。喧鬧聲靜下來，取而代之的是陣陣嗡嗡聲，在體育館起伏。我看看身邊的人，大家都嘖嘖有聲。那個塔利班，很荒唐的，看上去像個站在球板上的棒球投手，把石頭扔向埋在洞里那個蒙著眼的男子，擊中了那人的頭部，那個婦女又尖叫起來。人群發出一聲「啊！」的怵叫。我閉上眼，用手掩著臉。每塊投出的石頭都伴隨著人群的驚呼，持續了好一會。他們住口不喊了，我問法里德是不是結束了，法里德說還沒。我猜想人們叫累了。我不知道自己掩著臉坐了多久，我只知道，當我聽到身邊人們問「死了嗎？死了嗎？」，這才重新睜開眼睛。房子本身遠不是我自童年起便熟悉的寬敞白色房子。它看上去變小了，屋頂塌陷，泥灰龜裂。客廳、門廊，還有樓頂客房的浴室，這些地方的窗戶統統破裂，被人漫不經心地補上透明的塑料片，或者用木板釘滿窗框。曾經光鮮的白漆如今黯淡成陰森的灰色，有些已經蛻落，露出下面層層磚塊，前面的台階已經傾頹。和喀布爾其他地方如此相似，我爸爸的房子一派繁華不再的景象。就這麼敲定。三點鐘。「怎麼？」讓我意外的是，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房子多數依然有屋頂，牆壁依然完整。實際上，它們保存完好。牆頭仍有樹枝伸出來，街道也不像卡德察區那樣，到處是廢墟垃圾。褪色的指路牌雖說偶有彎曲和彈孔，仍指引著方向。「還有誰？」「再給我一分鐘就好。」我說。我們的會見被安排在下午三點鐘。這麼快就得到接見，實在出乎我意料。我原以為會拖一段時間，至少盤問一番，也許還要檢查我們的證件。但這提醒我，在阿富汗，直到今天，官方的事情仍是如此不正式：法里德所做的，不過是告訴一個手執鞭子的塔利班，說我們有些私人事情要跟那個穿白色衣服的男子談談。法里德和他說了幾句。帶鞭子那人點點頭，用普什圖語朝球場上某個年輕人大喊，那人跑到南邊球門，戴太陽鏡的塔利班在那兒跟剛才發言的教士聊天。他們三個交談。我看見戴太陽鏡那個傢伙抬起頭。他點點頭，在傳訊人耳邊說話。那個年輕人把消息帶給我們。「別奇怪，現在多數重要人物住在這裡。」洞里那個男子變成一團模糊的血肉和破布。他的頭垂在前面，下巴抵在胸前。戴著約翰·列儂墨鏡的塔利班看著蹲在洞邊的另一個男子，手裡一上一下拋擲石頭。蹲下那個男子耳朵掛著聽診器，將另外一端壓在洞里男子的胸前。他把聽診器摘離耳朵，朝戴墨鏡的塔利班搖搖頭。人群哀嘆。那天晚上，我睡床，法里德睡地板，我額外付了錢，讓老闆取來一條毛毯，給法里德裹上。除了月色從破窗傾瀉進來，再無其他光線。法里德說老闆告訴過他，喀布爾停電兩天了，而他的發電機需要修理。我們談了一會。他告訴我他在馬扎里沙里夫長大的故事，在賈拉拉巴特的故事。他告訴我說，在他和他爸爸加入聖戰者組織，在潘傑希爾峽谷抗擊俄國佬之後不久，他們糧草告罄，只好吃蝗蟲充饑。他跟我說起那天直升機的炮火打死了他父親，說起那天地雷索走他兩個女兒的命。他問我美國的情況。我告訴他，在美國，你可以走進雜貨店，隨意選購十五或者二十種不同的麥片。羔羊肉永遠是新鮮的，牛奶永遠是冰凍的，有大量的水果，自來水很乾凈。每個家庭都有電視，每個電視都有遙控器，如果你想要的話，可以安裝衛星接收器，能看到超過五百個電視台。「有時候，我也無法相信自己竟然來到這裡。」我們默默駛過廣場，直奔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我目光所及，見到的總是一座塵霧籠罩的城市，還有生磚壘成的建築。在普什圖廣場往北幾條街，法里德指著兩個男人，他們在繁忙的街角相談甚歡。其中有個金雞獨立，他另外那條腿從膝蓋以下不見了，懷裡抱著一根義肢。「你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嗎？就那條腿討價還價呢。」一切都結束之後，血肉淋漓的屍體各自被草草丟到紅色皮卡車的後面，數個男人用鏟子匆匆把洞填好。其中有個踢起塵土，蓋在血跡上，勉強將其掩住。不消幾分鐘，球隊回到場上。下半場開始了。「不……我想問的是，為什麼是那個男孩？你從美國漂洋過海，就為了……一個什葉派信徒？」「對每種罪行，都應量刑，給予恰如其分的懲罰！」教士對著麥克風，放低聲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緊張地重複了一遍。「各位兄弟姐妹，對於通姦，應該處以什麼樣的刑罰？對於這些褻瀆了婚姻的神聖的人，我們應該怎麼處置？我們該怎麼對待這些朝真主吐口水的人？若有人朝真主房間的窗丟石頭，我們應該有什麼反應？我們應該把石頭丟回去！」他關掉麥克風。低沉的議論聲在人群中迅速傳開。有個矮胖的男人站在球門附近，他鬍子花白，穿著灰色教袍，對著麥克風清清喉嚨。他身後那個埋在洞里的女人仍不停慘叫。他背誦了《可蘭經》上某段長長的經文，體育館裡面的人群突然鴉雀無聲，只有他鼻音甚重的聲音抑揚頓挫。我記得很久以前，爸爸對我說過一段話：那些自以為是的猴子，應該在他們的鬍子上撒尿。除了用拇指數念珠，背誦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經書，他們什麼也不會。要是阿富汗落在他們手裡，我們全部人就得求真主保佑了。我們駛上一條寬廣的街道，兩邊是相當乾淨的人行道，還有高牆聳立的住宅。「塔利班背後的人，政府的真正首腦，你也可以這麼叫他們：阿拉伯人，車臣人，巴基斯坦人。」法里德說，他指著西北方向：「那邊的十五號街叫迎賓大道。他們在這兒的尊號就是這個，賓客。我想有朝一日，這些貴賓會在地毯上到處撒尿。」「有個路人問，你為什麼不把袋子放在驢背上呢？他說：『那太殘忍了，我已經壓得這可憐的東西不堪重負。』」「那麼，去吧。」接著，我正要轉身離開，「都忘了吧，讓它容易一些。」在餐館附近，我見到一具屍體。那兒行過絞刑，有個年輕人被吊起來，繩索末端綁在橫樑上，他臉龐青腫，壽終那日，他穿著殘破的衣服，染著血跡。人們對他視而不見。紅色卡車並排駛進球場，捲起兩道塵霧，陽光在它們的輪轂上反射出來。在球場末端，它們和第三輛車相遇。這一輛的車斗載著的東西，讓我突然明白了球門後面那兩個洞究竟起何作用。他們將第三輛卡車上的東西卸下來。意料之中，人群竊竊私語。「不了，謝謝。」我說，把他推開，繼續走。「阿米爾老爺？」法里德說，驚醒睡意蒙的我。房間沒有熱水，破舊的廁所無法沖水。只有一張鐵床，一張破褥子，一條舊毛毯，角落擺著只木椅。正對廣場的窗戶破了，還沒修補。我放下行李箱，發現床後的牆壁上有塊幹了的血跡。我們沉默了一會。我剛以為他睡著，法里德笑起來。「老爺，你聽過納斯魯丁毛拉的故事嗎？他女兒回家，抱怨丈夫打了他，你知道納斯魯丁怎麼做嗎？」我能感到他在黑暗中臉帶微笑，而我臉上也泛起笑容。關於那個裝腔作勢的毛拉有很多笑話，世界各地的每個阿富汗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這兒不算太糟。」我評論說。「他怎麼說？」我們又朝南駛去，回到普什圖廣場。我們和好幾輛紅色的皮卡擦身而過，車鬥上擠滿荷槍實彈、留著大鬍子的年輕人。每次遇到他們，法里德都會低聲咒罵。我給法里德錢，讓他出去買吃的。他帶回四串熱得響的烤肉，剛出爐的饢餅，還有一碗白米飯。我們坐在床上，埋頭大吃。畢竟，喀布爾還有一樣沒有改變的事情：烤肉依然如我記憶中那般豐腴美味。我再次倚著墓園的灰色石門，哈桑就在裡面埋葬了他母親。過去那扇折葉鬆脫的鐵門已經不見了，濃密的雜草已經佔領這片土地，幾乎將墓碑全然掩埋。兩隻烏鴉棲息在墓園低矮的圍牆上。哈桑在信中提到，石榴樹已經多年沒有結果實了。看著那枯萎凋零的樹木，我懷疑它是否能夠再次開花結果。我站在它下面，想起我們無數次爬上去，坐在枝椏上，雙腿搖晃，斑駁的陽光穿越過樹葉，在我們臉上投射出交錯的光和影。我嘴裡湧起強烈的石榴味道。「我得再去看一件東西。」我跟他說。「他一定就是我們要找的人。」法里德說。「阿米爾老爺。」法里德又喊了。「你能快點嗎？」車道上停了一輛吉普，看上去全然錯了：爸爸的黑色野馬屬於那兒。很多年前，野馬的八個氣缸每天早晨轟轟作響，將我喚醒。我看見吉普下面漏著油，滴在車道上，活像一塊大大的墨漬。吉普車後面，一輛空空的獨輪車側傾倒地。車道左邊，我看不到爸爸和阿里所種的薔薇花叢，只有濺上柏油的泥土和雜草。「五百個？」法里德驚嘆。我屈膝蹲下，雙手撫摸著樹榦。我見到我所要找的，刻痕模糊，幾乎全然消退，但它仍在：「阿米爾和哈桑，喀布爾的蘇丹。」我用手指順著每個字母的筆畫，從那些細微的裂縫刮下一點點樹皮。「他也揍了她，然後讓她回家告訴她丈夫，說毛拉可不是蠢貨：如果哪個混蛋膽敢揍他的女兒，毛拉會揍他的妻子以示報復。」「他要賣掉他的腿？」「你想看下去嗎？」法里德悲哀地說。法里德轉上那條街。我立即看到爸爸的房子。當我們爬上爸爸房子北邊那座山的時候，我們，我和哈桑，幾乎一點汗都沒出。我們在山頂奔走嬉鬧，彼此追逐，或者坐在傾斜的山脊上，在那兒可以將遠處的機場盡收眼底。我們看著飛機起降，又嬉鬧起來。兩個塔利班肩頭扛著俄制步槍，將第一輛車上蒙著眼的男子揪下來，另外兩個去揪穿著長袍的婦女。那個女人雙膝一軟，跌倒在地。士兵將她拉起來，她又跌倒。他們試圖抬起她，她又叫又踢。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就永遠不會忘記那聲慘叫。那是跌進陷阱的動物試圖把被夾住的腳掙脫出來的慘叫。又來兩個塔利班，幫著將她塞進深沒胸口的洞。另外一邊，蒙著眼的男子安靜地讓他們將他放進那個為他而掘的洞里。現在，地面上只有那對被指控的軀體突出來。「他們也是。」法里德說。「讓什麼容易一些？」我們輪流說著納斯魯丁毛拉的笑話，全都講完之後，我們再次陷入了沉默。當禱告結束，教士清清喉嚨。「各位兄弟姐妹！」他用法爾西語說，聲音響徹整個體育館，「今天，我們在這裡執行伊斯蘭教法。今天，我們在這裡秉持正義。今天，我們在這裡，是出於安拉的意願，也是因為先知穆罕默德的指示，願他安息，在阿富汗，我們深愛的家園，依然存在，得到弘揚。我們傾聽真主的意旨，我們服從他，因為我們什麼也不是，在偉大的真主面前，我們只是卑微的、無力的造物。而真主說過什麼？我問你們！真主說過什麼？真主說，對每種罪行，都應量刑，給予恰如其分的懲罰。這不是我說的，也不是我的兄弟說的。這是真主說的！」他那空出來的手指向天空。我腦里嗡嗡響，覺得陽光太過毒辣了。「我不想再遺忘了，」我說，「等我十分鐘。」「為了那個男孩。」我看到自己那間舊卧房的窗戶，在二樓，房間的主樓梯以南第三個窗戶。我踮起腳，除了陰影，看不見窗戶後面有任何東西。二十五年前，我曾站在同一扇窗戶後面，大雨敲打窗片，我呼出的氣在玻璃上結成霧。我目睹哈桑和阿里將他們的行囊放進爸爸轎車的後廂。我身邊的法里德搖搖頭，「他們也配稱穆斯林。」他低聲說。法里德的鼾聲很快在空蕩蕩的房間響起。我睡不著，雙手交叉放在胸前，透過那扇破窗，望著星光閃閃的夜空，想起人們對阿富汗的評論，也許那是對的。也許它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地方。「我想就是它！」我說，「在那邊！」我指著一處地標，小時候，我常靠著它認路。如果你迷路了，爸爸過去說，記得在我們街道的盡頭，有一座粉紅色的房子。從前，附近只有這座屋頂高聳的房子是粉紅色的。現在還是這樣。如今，當我爬上崎嶇的山頂，氣息粗重，彷彿要噴出火來，臉上汗水直流。我站著喘了好一會，身子一陣刺痛。然後我去看那廢棄的墓園，沒費多少時間就找到了，它仍在那兒，那株蒼老的石榴樹也在。「為了那個男孩？」當然，票上沒有座位號碼，沒有人禮貌地指引我們到哪一區、哪一排就座。從來就是這樣，即使在舊時君主制的那些歲月。我們找到一個視線很好的位置坐下，就在中場左邊，不過法里德那邊有點擠，推推搡搡的。車道從大門伸進院子，當年夏天，我和哈桑就在這裡輪流學騎自行車，先後摔倒，它看起來沒有我記憶中那麼寬。柏油路裂開閃電狀的縫隙，從中長出更多的野草。多數白楊樹已經被伐倒——過去哈桑和我常常爬上那些樹，用鏡子將光線照進鄰居家，那些仍佇立著的樹如今葉子稀疏。病玉米之牆仍在那兒，然而我沒有看到玉米，無論病的還是健康的。油漆已經開始剝落，有數處已然整塊掉下。草坪變成棕色，跟瀰漫在這座城市上空的塵霧一樣，點綴著幾處裸露的泥土，上面根本沒有東西生長。「我告訴過你。」法里德點頭：「在黑市可以賣個好價錢，足以餵飽你的孩子好幾個星期。」「沒有。」「非常誘人，老爺。」他說，機警的眼睛四下掃視——讓我想起一個女孩，早幾年的時候，在舊金山田德龍區街頭，她竭力勸我買毒品。那男孩拉開夾克的一邊，讓我匆匆看一眼他的性感圖片：印度電影的明信片，上面是媚眼如絲的女演員，穿著全套衣服，躺在男人懷裡。「多麼性感。」他重複說。「活下去。」法里德說，他將煙蒂彈出車窗，「你還要看多少東西？讓我替你省下麻煩吧。你記得的東西，沒有一件存下來。最好都忘了。」有個骨瘦如柴的男孩身穿斜紋呢夾克，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耳邊低語。他問我要不要買些「性感的圖片」。我聽見喇叭聲，看到法里德朝我招手。是該走的時候了。「約翰·列儂」走回投球板。法里德在我背後撳了兩次喇叭。「我們該走了，老爺。我們會惹人疑心。」他喊道。我們過河，向北駛去，穿過擁擠的普什圖廣場，從前爸爸常帶我到那兒的開伯爾餐館吃烤肉。那屋宇依然挺立，只是大門上了掛鎖，窗戶破裂，招牌上不見了「K」和「R」兩個字母。又是一聲喇叭。我走回停在路邊的陸地巡洋艦。法里德在車裡吸煙。發瘋似的，我想進去。想踏上前門的台階，過去阿里經常在那兒，要我和哈桑脫掉雪靴。我想走進門廊，聞聞橙皮的香味，阿里總是將它們扔到爐里，跟鋸屑一起燃燒。我想坐在廚房的桌子邊，喝茶，吃一片饢餅，聽哈桑唱古老的哈扎拉歌謠。「我來了。」我回他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