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我們站在那臨時搭建的棚子下面。索拉雅和雅米拉阿姨朝一個正在炸菠菜麵餅的肥胖女人走去。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會，接著走回雨中，雙手插進雨衣的口袋，他的頭髮——現在跟哈桑的頭髮一樣，都是棕色的直發——貼在頭上。他在一個咖啡色的水坑旁邊停下，看著它。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沒有人喊他進來。隨著時間流逝，人們終於仁慈地不再問起我們收養這個——他的行為怪異一目了然——小男孩的問題。而考慮到阿富汗人的提問有時毫不拐彎抹角，這當真是個很大的解脫。人們不再問為什麼他不說話，為什麼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興的是，他們不再用誇張的同情、他們的慢慢搖頭、他們的咋舌、他們的「噢，這個可憐的小啞巴」來讓我們窒息。新奇的感覺不見了，索拉博就像發舊的牆紙一樣融進了這個生活環境。它只是一個微笑，沒有別的了。它沒有讓所有事情恢復正常。它沒有讓任何事情恢復正常。只是一個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樹林中的一片葉子，在驚鳥的飛起中晃動著。等待他回答的時候，我腦里一閃，思緒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某個冬日，哈桑和我坐在一株酸櫻桃樹下的雪地上。那天我跟哈桑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取笑他，問他願不願意吃泥巴證明對我的忠誠。而如今，我是那個被考驗的人，那個需要證明自己值得尊重的人。我罪有應得。我嘆氣，頹然坐倒在椅子上。一道陽光照在床上，在我們兩人中間，而就在那一瞬間，那張死灰的臉從光線那邊看著我，它像極了哈桑的面孔，不是那個整天跟我玩彈珠直到毛拉唱起晚禱、阿里喊我們回家的哈桑，不是那個太陽沒入西邊的黏土屋頂時我們從山丘上追逐而下的哈桑，而是我有生最後一次見到的那個哈桑，那個我透過自己房間雨水迷濛的窗戶望著的、在夏日溫暖的傾盆大雨中拖著行李走在阿里背後、將它們塞進爸爸的轎車後廂的哈桑。我看見他們推著他，穿過一些雙層門，我跟在後面，衝進一扇又一扇的門，聞到碘酒和消毒水的味道，但我所來得及看到的，是兩個戴著手術帽的男人和一個穿著綠色衣服的女人圍在輪床之上。我看見白色床單從輪床側面垂落，拂著污穢的花格地磚。一雙鮮血淋漓的小腳從床單下面伸出來，我看見左腳大腳趾的指甲被削掉了。接著有個穿藍色衣服的高壯漢子用手掌壓住我的胸口，將我從門口往後推，我的皮膚能感覺到他那冰涼的結婚戒指。我向前掙扎，咒罵他，但他用英語說你不能留在這兒，聲音禮貌而堅決。「你必須等。」他說，領著我回到等候區。現在雙層門在他身後砰地關上，透過門上狹窄的長方形窗口，我只見到那個男人的手術帽。接著我看到我們有伴了。一隻綠色的風箏正在靠近。我沿著線往下看，見到一個孩子站在離我們三十米外。他留著平頭，身上的恤衫用粗黑字體印著「ROCK RULES」。他見到我在看著他，微微發笑，招招手。我也朝他招手。他身在曹營心在漢，人跟我們共同生活，而心跟我們一起的時候少得可憐。有時候，在市場或者公園裡面，我注意到人們彷彿甚至沒有看到他，似乎他根本並不存在。我曾經從書本抬頭，發現索拉博業已走進房間，坐在我對面，而我毫無察覺。他走路的樣子似乎害怕留下腳印，移動的時候似乎不想攪起周圍的空氣。多數時候，他選擇了睡覺。我把風箏帶到索拉博站著的地方，他仍倚著垃圾桶，雙手抱在胸前，抬頭望著天空。這麼多年之後，我無懈可擊地再次使出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我鬆開手，猛拉著線，往下避開那隻綠風箏。我側過手臂，一陣急遽的抖動之後，我們的風箏逆時針划出一個半圓。我突然佔據了上面的位置。綠色風箏現在驚惶失措，慌亂地向上攀升。但它已經太遲了，我已經使出哈桑的絕技。我猛拉著線，我們的風箏直墜而下。我幾乎能聽見我們的線割斷他的線，幾乎能聽見那一聲斷裂。「別再那麼說了，索拉博。」我說，身子前傾，「我無法忍受再聽見你那麼說。」我碰他的肩膀，他縮身抽開。我放下手，凄涼地想起我在對他食言之前的最後幾天，他終於能夠自在地接受我的觸碰。「索拉博，我沒辦法把你原來的生活給你，我希望真主給我這樣的力量。但我可以帶你走。當時我走向浴室，就是要告訴你這個。你有前往美國跟我和我的妻子生活在一起的簽證了。真的。我保證。」索拉博的沉默既不是來自洞明世事之後的泰然自若，也並非由於他選擇了默默不語來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達抗議，而是對生活曾有過的黑暗忍氣吞聲地照單全收。我帶索拉雅、雅米拉阿姨和索拉博參加弗里蒙特伊麗莎白湖公園的阿富汗人聚會。上個月，阿富汗終於徵召將軍回去履任一個大臣的職位，他兩個星期前飛走——他留下了灰色西裝和懷錶。雅米拉阿姨計劃等他安頓好之後，過一兩個月再去和他團聚。她很想念他，也擔心他在那邊的健康狀況。我們執意要她搬過來同住一陣子。他們不讓我進去。如果今天有人問起哈桑、索拉博和我的故事結局是否圓滿，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他從我手裡拿回捲軸。「沒什麼，索拉雅。」我說，拉起她的手，「沒什麼，將軍說得沒錯，人們會有疑問。」索拉博依然夢遊般地度過這段日子。他們想知道的是結局是不是幸福。我聽到嗚咽聲，意識到正是自己發出來的，淚水從臉上汩汩而下，流過嘴唇，讓我嘗到鹹味。我感到走廊上每個人都在看著我，而我依然朝西方磕頭。我祈禱。我祈禱別以這種我向來害怕的方式懲罰我的罪行。「你確定嗎？」我說，接過它。遭到襲擊之後不久，美國轟炸了阿富汗，北方聯盟乘機而進，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樣四處亡命。突然間，人們在雜貨店排隊等待收銀，談著我童年生活過的那些城市：坎大哈、赫拉特、馬扎里沙里夫。我很小的時候，爸爸帶我和哈桑去昆都士。關於那次旅程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只記得和爸爸、哈桑坐在一株金合歡樹的陰影下輪流喝陶罐中的西瓜汁，比賽誰能把瓜子吐得更遠些。現在丹·拉德②、湯姆·布羅考③和那些在星巴克喝拿鐵的人都在談論昆都士的戰役，那裡是塔利班最後的陣地。那年12月，普什圖人、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和哈扎拉人齊集波恩，在聯合國觀察員的監督下，開始了一個也許有朝一日能夠終結他們祖國過去二十餘年來的苦難的進程。哈米德·卡爾扎伊④的羊皮帽和綠色長袍變得眾所周知。我們回到床上，索拉雅頭靠著我的胸膛睡去。在我們黑暗的房間中，我清醒地躺著，再次失眠。清醒、孤獨地陪伴我自己的心魔。如果他的心臟不是那麼年輕而強壯，他們就救不活他了……索拉博閉上眼睛，將手臂放在它們上面，有淤傷的那隻手臂。①Punjabi，生活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帶的民族。④Hamid Karzai（1957～ ），2001年底出任阿富汗臨時政府總統，2004年當選阿富汗歷史上首位民選總統。索拉雅問他喜不喜歡他的房間，我注意到她竭力避免去看他的手腕，但眼光總是瞟向那些彎曲的粉紅傷痕。索拉博低下頭，把手藏在大腿之間，什麼也沒說。接著他自顧把頭倒在枕上，我和索拉雅站在門口看著他，不消五分鐘，他就呼呼入睡。「哦，索拉博。」他活著。斜斜的。他們不得不輸入幾個單位的紅細胞……索拉博的新病房有乳白色的牆，牆上有斷裂的灰色裝飾嵌線，還有本來也許是白色的琺琅地磚。跟他同間病房的還有一個十來歲的旁遮普族①男孩，後來我從某個護士那裡聽到，他從一輛開動的巴士車頂跌下來，摔斷了腿。他上了石膏的腿抬起，由一些綁著砝碼的夾子夾住。我用眼角的餘光瞥見索拉雅在帳篷那邊望著我們，她雙手緊張地夾在腋下。跟我不同的是，她已經慢慢放棄了親近他的念頭。那些問而不答的狀況、那空洞的眼神、那沉默，所有這些太讓人痛苦了。她已經轉入「待命狀態」，等著索拉博亮起綠燈。等待著。如果說索拉博很安靜是錯誤的。安靜是祥和，是平靜，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鈕。然後，就那樣，綠風箏失去控制，搖搖晃晃地摔下來。我開始覺得身下的地板變成身體的一部分，呼吸越來越沉重，越來越緩慢。我想睡覺，闔上雙眼，把頭放低在這滿是塵灰的冰冷地面，昏然欲睡。也許當我醒來，會發現我在旅館浴室看到的一切無非是一場夢：水從水龍頭滴答落進血紅的洗澡水裡，他的左臂懸掛在浴缸外面，沾滿鮮血的剃刀——就是那把我前一天用來刮鬍子的剃刀——落在馬桶的沖水槽上，而他的眼雖仍睜開一半，但眼神黯淡。「阿米爾……」她說。索拉博擦去耳垂上的一點雨珠，雙腳磨地，什麼也沒說。我想起索拉雅幾個月前問我，他的聲音聽起來像什麼。我告訴她我也不記得了。「沒什麼。」我親吻她的耳朵。又有幾隻風箏飛起來，人們開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手裡拿著茶杯，望向天空。畢竟，生活並非印度電影。阿富汗人總喜歡說：生活總會繼續。他們不關心開始或結束、成功或失敗、危在旦夕或柳暗花明，只顧像游牧部落那樣風塵僕僕地緩慢前進。我打起瞌睡，醒來後發現陽光正從乳白色的天空照射進緊鄰護士站的窗戶。光線傾瀉進來，將我的影子投射在索拉博身上。他一動不動。兩次，他們不得不讓他復甦過來……「我想要……」他開口，身子又是一縮，把手按在喉嚨上，似乎要清除掉哽住他嗓音的東西。我的眼光再次落在他手腕上緊緊綁著的醫用繃帶上。「我想要回原來的生活。」他喘息說。我告訴我能理解，退了房。他沒有收取我在醫院度過的那三個晚上的房錢。在大堂門口等計程車的時候，我想起那天晚上費亞茲先生對我說過的：你們阿富汗人的事情……你們有些魯莽。我曾對他大笑，但現在我懷疑。在把索拉博最擔心的消息告訴他之後，我真的睡著了嗎？隨後，她將身子蹲到跟索拉博一樣高，拉起他的手，笑著對他說：「你好，親愛的索拉博，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我們大家一直在等你。」我看著那張照片。你爸爸是被拉扯成兩半的男人。拉辛汗在信里這麼說。我是有名分的那一半，社會承認的、合法的一半，不知不覺間充當了父親疚恨的化身。我看著哈桑，陽光打在他露出缺了兩個門牙的笑臉上。爸爸的另一半，沒有名分、沒有特權的一半，那繼承了爸爸身上純潔高貴品質的一半，也許，在爸爸內心某處秘密的地方，這是他當成自己的真正兒子的一半。我再次睜開眼，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我四周環顧，心臟怦怦地在胸口跳動，耳朵聽得見血液流動的聲音。我左邊有間又暗又小的儲藏室，我在裡面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用它就好了。我從一堆摺疊好的白色尼龍床單中抽出一條，帶回走廊。我看見護士在休息室附近和一名警察交談。我拉拉那名護士的手肘，問她哪個方位是西邊。她沒聽懂，眉頭一皺，臉色的皺紋更深了。我喉嚨發痛，汗水刺痛了雙眼，每次呼吸都像在噴火，我想我在哭泣。我又問一聲，苦苦哀求，警察把方向指給我。「什麼事這麼好笑？」索拉雅說，將一張折好的報紙舉在頭頂。他搖著頭。過了一會，我正在跟那個原來當外科醫師的人聊天，他說他念八年級的時候跟我爸爸是同學，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阿米爾，看！」⑤Dick Clark（1929～ ），美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我遇到的又是沉默。病房那端，旁遮普男孩睡著翻了個身，發出幾聲呻吟。「我喜歡你這間房，」我說，忍住不去看索拉博纏著繃帶的手腕，「光線明亮，你還能看到外面的景色。」沒有回應。又是尷尬的幾分鐘過去，絲絲汗水從我額頭和上唇冒出來。他床頭的柜子上擺著一碗沒碰過的豌豆糊，一把沒用過的塑料調羹，我指著它們說：「你應該試著吃些東西，才能恢復元氣。要我喂你吃嗎？」在阿富汗，結局才是最重要的。每逢哈桑和我在索拉博電影院看完印度片回家，阿里、拉辛汗、爸爸或者爸爸那些九流三教的朋友——各種遠房親戚在那座房子進進出出——想知道的只有這些：電影裡面那個姑娘找到幸福了嗎？電影裡面那個傢伙勝利地實現了他的夢想嗎？還是失敗了，鬱鬱而終？「你最好睡一會。」有個護士對我說。我不認識她——我打盹時她們一定換班了。她把我帶到另一間房，就在急救中心外面。裡面沒有人。她給我一個枕頭，還有一床印有醫院標記的毛毯。我謝過她，在屋角的塑膠皮沙發上躺下，幾乎立刻就睡著了。孩子在我們身邊相互追逐，不斷有人跌在草地上。現在有人用口琴吹奏出一曲舊印度電影的音樂。一排老人在地面鋪開塑料布，跪在其上做下午禱告。空氣散發著濕潤的青草味、煙味和烤肉味。我希望時間能靜止不動。然後我轉過身，我追。索拉博把線交還我。「有一次我在書上看到，在馬來西亞，人們用風箏來捉魚。」我說，「我敢打賭你不知道。他們在風箏上綁釣魚線，讓它飛過淺水，這樣它就不會投下陰影，不會嚇走魚兒。在古代中國，那些將領經常在戰場放飛風箏，給他們的人傳訊。這是真的，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我把流血的拇指給他看，「這根線也沒問題。」納瓦茲大夫微笑。我花了好一會才弄明白剛才他所說的。然後他又說了幾句，我沒聽到，因為我抓起他的雙手，放在自己臉上。我用這個陌生人汗津津的手去抹自己的眼淚，而他沒有說什麼。他等著。但就在那兒。索拉博張開口，發出嘶啞的嗓音。納瓦茲大夫跟我說過會有這樣的情況，那是他們把呼吸管插進他的聲帶引發的。他舔舔嘴唇，又試一次。「厭倦了。」於是我離開病房，走出去尋找別的旅館，根本沒有意識到我再次聽到索拉博說話，已經是一年之後的事情。他慢慢搖頭。我把書放回紙袋，「那好。」我說，為他終於有所反應而鼓舞。「也許我們可以明天再繼續。你感覺怎樣？」幾乎看不見。「我希望你沒有……」有人能回答嗎？然而，4天之前，2002年3月某個陰冷的雨天，發生了一個小小的奇蹟。索拉博穿著短袖的病服，仰面躺著，毛毯蓋到他胸口，臉轉向窗那邊。我以為他睡了，但當我將一張椅子拉到他床邊時，他眼瞼跳動，跟著睜開。他看看我，移開視線。儘管他們給他輸了很多血，他臉色依然蒼白，而且在他的臂彎有一大塊淤傷。「他是的，難道不是嗎？」我說，微笑著想起在我們剛來美國之後不久，爸爸開始抱怨美國的蒼蠅。他拿著蒼蠅拍坐在廚房裡，看著蒼蠅從這面牆衝到那面牆，在這兒嗡嗡叫，在那兒嗡嗡叫，飛得又快又急。「在這個國家，甚至連蒼蠅都在趕時間。」他埋怨說。記得當時我哈哈大笑。現在我想起來，微笑著。某天，興許是1983年或1984年，我在弗里蒙特一間賣錄像帶的商店。我站在西片區之前，身邊有個傢伙拿著便利店的紙杯，邊喝可樂邊指著《七俠蕩寇志》，問我有沒有看過。「看過，看了十三次。」我說，「查爾斯·勃朗森在裡面死了，詹姆斯·科本和羅伯特·華恩也死了。」他狠狠盯了我一眼，好像我朝他的汽水吐口水一樣。「太謝謝你啦，老兄。」他說，搖頭咕噥著走開了。那時我才明白，在美國，你不能透露電影的結局，要不然你會被譴責，還得為糟蹋了結局的罪行致上萬分歉意。白天，醫院是一座縱橫交錯的走廊組成的迷宮，熒光燈在人們頭頂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弄得人迷迷糊糊。我弄清楚了它的結構，知道東樓電梯那顆四樓的按鈕不會亮，明白同一層的男廁的門卡住了，你得用肩膀去頂才能把它打開。我了解到醫院的生活有它的節奏：每天早晨換班之前匆匆忙忙，白天手忙腳亂，而深夜則寂靜無聲，偶然有一群醫師和護士跑過，去搶救某個病患。白天我警惕地守在索拉博床前，晚上則在醫院曲折的走廊遊盪，傾聽我的鞋跟敲擊地面的聲音，想著當索拉博蘇醒過來我該跟他說什麼。最後我會走回重症病房，站在他床邊嘶嘶作響的呼吸機，依然一籌莫展。「好吧，那我開始了。」我撒腿跑開，運動鞋從水窪中濺起陣陣雨水，手裡抓著線連著風箏的那頭，高舉在頭頂。我已經有很久、很多年沒這麼做過了，我在懷疑自己會不會出洋相。我邊跑邊讓捲軸在我手裡轉開，感到線放開的時候又割傷了我的右手。風箏在我肩膀後面飛起來了，飛翔著，旋轉著，我跑得更快了。捲軸迅速旋轉，風箏線再次在我右掌割開一道傷痕。我站住，轉身，舉頭，微笑。在高高的上方，我的風箏像鐘擺那樣從一邊盪到另一邊，發出那久遠的「鳥兒扑打翅膀」的聲音，那種總是讓我聯想起喀布爾冬天早晨的聲音。我已經有四分之一個世紀沒有放過風箏了，但剎那之間，我又變成十二歲，過去那些感覺統統湧上心頭。我把照片塞回剛才發現的地方，接著意識到：剛才最後那個念頭居然沒有讓我心痛。我走向索拉博的房門，心下尋思，是否寬恕就這樣萌生？它並非隨著神靈顯身的玄妙而來，而是痛苦在經過一番收拾之後，終於打點完畢，在深夜悄然退去，催生了它。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該看哪裡，所以我望著自己雙手。你原來的生活，我想，也是我原來的生活。我在同一個院子玩耍。我住在同一座房子。可是那些草已經死了，我們家房子的車道上停著陌生人的吉普車，油污滴滿柏油地面。我們原來的生活不見了，索拉博，原來那些人要麼死了，要麼正在死去。現在只剩下你和我了。只剩下你和我。「好吧。」我聳聳肩，「看來我得一個人把它放起來了。」綠色風箏採取行動了。「我們等等，」我說，「我們會讓它再靠近一些。」它下探了兩次，慢慢朝我們挪過來。「來啊，過來啊。」我說。「請別那麼說。」「好的。」我說，「讓我們給他一點顏色瞧瞧，教訓他一下，好吧？」我俯視著他，他眼裡那種模糊空洞的神色已經不見了。他的眼光在我們的風箏和那隻綠色風箏之間來迴轉動，臉色有一點點發紅，眼睛驟然機警起來。蘇醒了。復活了。我在尋思，我什麼時候忘了？不管怎麼說，他仍只是一個孩子。我追。一個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風拂過我的臉龐，我唇上掛著一個像潘傑希爾峽谷那樣大大的微笑。他一邊縮著身子，一邊再次用粗啞的嗓音，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地說：「厭倦了一切事情。」「我有沒有跟你說過，你爸爸是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最棒的追風箏的人？也許還是全喀布爾最棒的？」我一邊說，一邊將捲軸的線頭系在風箏中軸的圓環上。「鄰居的小孩都很妒忌他。他追風箏的時候從來不用看著天空，大家經常說他追著風箏的影子。但他們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你爸爸不是在追什麼影子，他只是……知道。」我們身後的人們歡呼叫好，爆發出陣陣口哨聲和掌聲。我喘著氣。上一次感到這麼激動，是在1975年那個冬日，就在我剛剛割斷最後一隻風箏之後，當時我看見爸爸在我們的屋頂上，鼓著掌，容光煥發。我需要空氣。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兜圈終於結束了。用過晚飯之後，將軍放下他的叉子，問：「那麼，親愛的阿米爾，你是不是該告訴我們，你為什麼要帶這個男孩回來？」索拉博的病床靠近窗口，早晨的陽光從長方形的玻璃窗照射進來，落在病床的後半部上。窗邊站著一個身穿制服的保安，嗑著煮過的西瓜子——醫院給索拉博安排了24小時的防止自殺看護。納瓦茲大夫跟我說過，這是醫院的制度。保安看到我，舉帽致意，隨後離開房間。索拉博穿著純白色襯衣，和我們離開之前我在伊斯蘭堡給他新買的斜紋粗棉褲，襯衣鬆鬆垮垮地掛在他胛骨畢現的瘦削肩膀上。除了黑色的眼圈，他的面龐仍是蒼白得沒有其他顏色。現在他看著我們，神情冷淡，一如看著醫院那些整齊地擺放在他面前的裝著白米飯的盤子。她指著天空。幾隻風箏高高飛翔，黃色的、紅色的、綠色的，點綴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奪目。在重症病房度過三天之後，他們撤去了呼吸管道，把他換到一張低矮的病床。他們搬動他的時候我不在。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館，想睡一覺，最終卻在床上徹夜輾轉反側。那天早晨，我強迫自己不去看浴缸。它現在乾乾淨淨，有人抹去血跡，地板上鋪了新的腳踏墊，牆上也擦過了。可是我忍不住坐在它那冰涼的陶瓷邊緣。我想像索拉博放滿一缸水，看見他脫掉衣服，看見他轉動刮鬍刀的手柄，撥出刀頭的雙重安全插銷，退出刀片，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我想像他滑進浴缸，躺了一會，閉上雙眼。我在尋思他舉起刀片劃落的時候最後在想著什麼。他慢慢搖著頭。「厭倦了一切事情。」他重複說。接著有人說了個納斯魯丁毛拉的笑話，我們都哈哈大笑。「你知道嗎，你爸爸也是個幽默的人。」卡比爾說。索拉博從她手裡接過毛衣。那年除夕，我和索拉雅躺在沙發上，腿上蓋毛毯，看著迪克·克拉克⑤主持的電視節目。當銀球拋落，彩紙將熒屏變成白色，人們歡呼親吻。在我們家，新年的開始跟上一年的結束一樣，沉默無聲。綠風箏已經更近了，在我們稍高的地方拉升，對我為它布下的陷阱毫不知情。「看，索拉博，我會讓你看看你爸爸最喜歡的招數，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他看向我的眼睛，接著望開，臉上木無表情。我看見他的眼神依然黯淡空洞，就像我把他從浴缸裡面拉出來時看到的那樣。我把手伸進兩腿之間的紙袋，拿出一本我在那間波斯文書店買來的《沙納瑪》舊書。我將封面轉向索拉博。「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我經常讀這些故事給你父親聽。我們爬上我們家後面的山丘，坐在石榴樹下面……」我降低聲音。索拉博再次望著窗外，我擠出笑臉。「你父親最喜歡的是羅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你的名字就是從那兒來的，我知道你知道。」我停頓，覺得自己有點像個白痴，「反正，他在信里說你也最喜歡這個故事。所以我想我會念一些給你聽，你會喜歡嗎？」我會茹素……「你好，小夥子。」將軍只說了這麼一句，雙手拄著拐杖，看著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異裝飾。「……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讓我留在水裡。」「拿著。」我說，把茶杯遞給索拉雅。我告辭離開，鞋子踩在潮濕的草地上，走到那個風箏攤。我指著一隻黃色風箏。「新年快樂。」賣風箏的人說，接過二十美元，把那個風箏和一個纏著玻璃線的木軸遞給我。我向他道謝，也祝他新年快樂。我試試風箏線，像過去哈桑和我經常做的那樣，用拇指和食指捏著拉開。它被血染紅，賣風箏那人微微發笑，我報以微笑。綠風箏現在就在我們正上方翱翔。「我們現在隨時可以把它幹掉了。」我說，眼睛在索拉博和我們的風箏間飛快地轉著。他沒回答，眼望向窗外，看著醫院花園裡面一個圍著護欄的方形沙地和鞦韆架。運動場旁邊有個拱形的涼棚，在一排木槿的樹影之下，幾株葡萄藤爬上木格子。幾個孩子拿著鏟斗和小提桶在沙地裡面玩耍。那天天空萬里無雲，一碧如洗，我看見一架小小的噴氣式飛機，拖著兩道白色的尾巴。我轉向索拉博：「我剛跟納瓦茲大夫聊過，他說你再過幾天就可以出院了，這是個好消息，對吧？」我走出大堂的時候，旅館經理費亞茲先生在身後跟上。「我很為你感到難過，」他說，「可是我要你搬離我的旅館，拜託了。這對我的生意有影響，影響很大。」他們全都瞪著我。我追。索拉雅和我開始參與到阿富汗的計劃中去，除了有心為故國略盡綿薄之外，也是因為需要某些東西——任何東西都好——來填補樓上的沉默，那像黑洞般吞噬一切的沉默。我過去從未如此熱心，但當有個名叫卡比爾的前阿富汗駐索非亞大使打電話來，問我是否願意幫助他進行一項醫療計劃，我答應了。那個小醫院位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有個小小的外科手術組，治療那些被地雷炸傷的阿富汗難民。但由於缺乏資金，它倒閉了。我成為那個計劃的主持人，索拉雅是我的副手。我每天大部分時間在書房裡面，給遍布世界各地的人發電子郵件，申請基金，組織募捐活動，還告訴自己把索拉博帶到這兒是正確的事情。索拉博沉默的時候，世界風起雲湧。上個九月的某個星期二早晨，雙子塔大樓轟然倒塌，一夜之間，世界改變了。美國國旗突然出現在每個地方，在車水馬龍中前進的黃色計程車天線上，在行色匆匆地走在擁擠人行道的行人衣襟上，甚至在那些寄身小畫廊和臨街商店雨篷之下的流浪漢的污穢帽子上。有一天我走過艾迪斯面前，她是個無家可歸的女人，每天在薩特街和斯托克頓街的十字路口彈奏手風琴，我見到在她腳下的手風琴盒子上也貼了美國國旗。「還有，將軍大人，」我說，「以後我在場的時候，請你永遠不要叫他『哈扎拉男孩』。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索拉博。」注釋：我們是在中午到的，發現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長方形的塑料布，裡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經開始炸麵餅；蒸汽從茶杯和花椰菜面鍋冒出來。一台磁帶播放機放著艾哈邁德·查希爾聒噪的老歌。我們四個人衝過那片潮濕的草地時，我微微發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間，後面是索拉博，他穿著黃色雨衣，兜帽拍打著他的後背。星光黯淡的黑夜降臨在伊斯蘭堡。過了數個鐘頭，我坐在走廊外面一間通往急診室的小房間的地板上。在我身前是一張暗棕色的咖啡桌，上面擺著報紙和卷邊的雜誌——有本1996年4月的《時代》，一份巴基斯坦報紙，上面印著某個上星期被火車撞死的男孩的臉孔；一份娛樂雜誌，平滑的封面印著微笑的羅麗塢男星。在我對面，有位老太太身穿碧綠的棉袍，戴著針織頭巾，坐在輪椅上打瞌睡。每隔一會她就會驚醒，用阿拉伯語低聲禱告。我疲憊地想，不知道今晚真主會聽到誰的祈禱，她的還是我的？我想起索拉博的面容，那肉乎乎的尖下巴，海貝似的小耳朵，像極了他父親的竹葉般眯斜的眼睛。一陣悲哀如同窗外的黑夜，漫過我全身，我覺得喉嚨被掐住。但我會迎接它，張開雙臂。因為每逢春天到來，它總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許我剛剛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在我們後面，孩子們在飛奔，追風箏的人不斷尖叫，亂成一團，追逐那隻在樹頂高高之上飄搖的斷線風箏。我眨眼，微笑不見了。但它在那兒出現過，我看見了。索拉博翻過身，背朝我。很久很久，他一語不發。接著，就在我以為他也許昏昏睡去的時候，他嘶啞地說：「我很累很累。」「你想試試嗎？」我問。他一語不發，但我把線遞給他的時候，他的手從口袋伸出來，猶疑不決，接過線。我轉動捲軸把線鬆開，心跳加速。我們靜靜地並排站著，脖子仰起。「什麼？」「怎麼了，索拉博？」我左手拿穩捲軸，放開大約三英尺的線。黃色的風箏吊在線後搖晃，就在濕草地上面。「最後的機會了哦。」我說。可是索拉博看著兩隻高高飛在樹頂之上的風箏。重症病區呈L形，很陰暗，充塞著很多嗶嗶叫的監視儀和呼呼響的器械。納瓦茲大夫領著我走過兩排用白色塑料簾幕隔開的病床。索拉博的病床是屋角最後那張，最接近護士站。兩名身穿綠色手術袍的護士在夾紙板上記東西，低聲交談。我默默和納瓦茲大夫從電梯上來，我以為我再次看到索拉博會哭。可是當我坐在他床腳的椅子上，透過懸掛著的泛著微光的塑料試管和輸液管，我沒流淚水。看著他的胸膛隨著呼吸機的嘶嘶聲有節奏地一起一伏，身上漫過一陣奇怪的麻木感覺，好像自己剛突然掉轉車頭，在千鈞一髮之際避過一場慘烈的車禍。「我沒辦法給你。」我說。「我知道，納瓦茲大夫說過會出現這種感覺……」坐上計程車之後，我問司機知不知道有什麼波斯文書店。他說南邊幾公里遠的地方有一家。我們去醫院途中在那兒停了一會。「我能做什麼，索拉博？請告訴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雅米拉阿姨關於我受傷的問題——我曾讓索拉雅告訴他們我被搶了——不斷向她保證，我沒有受到永久性的傷害，再過一兩個星期就可以拆線了，我又能吃她做的飯了，也向她保證，是的，我會在傷疤上抹大黃汁和白糖，讓它消失得快一些。我會做禱告，我會做天課。「親愛的伊克伯！這是什麼問題？」雅米拉阿姨說。到三點的時候，雨晴了，鉛灰色的天空陰雲密布，一陣寒風吹過公園。更多的家庭來到了。阿富汗人彼此問候，擁抱，親吻，交換食物。有人在燒烤爐中點了木炭，很快，我聞到大蒜和烤肉的香味。我聽到音樂，一些我不認識的新歌星的音樂，還有孩子們的咯咯笑。我看見索拉博依舊穿著他的黃色雨衣，斜倚著一個垃圾桶，眼光越過公園，望著那頭空蕩蕩的擊球練習區。我夢見自己回到樓下的休息室，納瓦茲大夫走進來，我起身迎向他。他脫掉紙口罩，雙手突然比我記得的要白，指甲修剪整潔，頭髮一絲不苟，而我發現他原來不是納瓦茲大夫，而是雷蒙德·安德魯，大使館那個撫摸著番茄藤的小個子。安德魯抬起頭，眯著眼睛。「你喜歡風箏嗎？」我舉起風箏橫軸的兩端。他的眼睛從天空落到我身上，看看風箏，又望著我。幾點雨珠從他頭髮上滴下來，流下他的臉龐。索拉雅和她媽媽收拾桌子的時候，將軍和我在客廳喝葡萄酒。我跟他談起喀布爾和塔利班，他邊聽邊點頭，拐杖放在腿上。當我說起我見到那個賣假腿的傢伙時，他嘖嘖有聲。我沒說到伽茲體育館的處決，也沒提及阿塞夫。他問起拉辛汗，說曾在喀布爾見過他幾面，當我告訴他拉辛汗的病況時，他嚴肅地搖搖頭。但在我們說話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不斷看向睡在沙發上的索拉博。似乎我們一直在他真正想知道的問題邊緣兜圈。我舔舔食指，將它豎起來。「我記得你父親測風向的辦法是用他的拖鞋踢起塵土，看風將它吹到那兒。他懂得很多這樣的小技巧。」我放低手指說，「西風，我想。」我翻到在計程車裡面折好的那頁。「我們從這裡開始，」我說，第一次想到，當哈桑終於能自己閱讀《沙納瑪》，發現我曾無數次欺騙過他的時候，他的腦子裡轉過什麼念頭呢？我清清喉嚨，讀了起來。「請聽索拉博和羅斯坦戰鬥的故事，不過這個故事催人淚下。」我開始了，「話說某日，羅斯坦自躺椅起身，心裡閃過不祥之兆。他憶起他……」我給他念了第一章的大部分，直到年輕的鬥士索拉博去找他的媽媽，薩門干王國的公主拓敏妮，要求得知他的父親姓甚名誰。我合上書。「你想我讀下去嗎？接下來有戰鬥場面，你記得嗎？索拉博帶領他的軍隊進攻伊朗的白色城堡？要我念下去嗎？」索拉雅放下她的調羹，轉向她父親，「你可以告訴他們……」「為你，千千萬萬遍。」我聽見自己說。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睜開眼，看到有個男人跪在我身邊。他頭上戴著帽子，很像雙層門後面那個男人，臉上戴著手術口罩——看見口罩上有一滴血，我的心一沉。他的傳呼機上貼著一張小姑娘的照片，眼神純潔無瑕。他解下口罩，我很高興自己再也不用看著索拉博的血了。他皮膚黝黑，像哈桑和我經常去沙里諾區市場買的那種從瑞士進口的巧克力；他頭髮稀疏，淺褐色的眼睛上面是彎彎的睫毛。他用帶英國口音的英語告訴我，他叫納瓦茲大夫。剎那間，我想遠離這個男人，因為我認為我無法忍受他所要告訴我的事情。他說那男孩將自己割得很深，失血很多，我的嘴巴又開始念出禱詞來：索拉博雙腳原地挪動，眼睛望向別處。我感到有人在我旁邊，眼睛朝下看：是索拉博。他雙手深深插在雨衣口袋中，跟在我身後。我們談起卡爾扎伊面對的困難，還有他那也許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談起即將召開的大國民議會，還有國王在流亡二十八年之後即將重返他的家園。我記得1973年查希爾國王被他的表親推翻的那個夜晚，我記得槍炮聲和亮出銀光的天空——阿里摟著我和哈桑，告訴我們別害怕，說他們只是在獵野鴨。「你想要我追那隻風箏給你嗎？」我俯視索拉博，他嘴角的一邊微微翹起。很快，睡意襲來，我任它將我佔據。我夢到一些後來想不起來的事情。沉默是把那個按鈕關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他從鼻子嘆出氣，閉上眼睛。我要是沒有說出最後三個字就好了。「你知道嗎，我這一輩子做過很多後悔的事情，」我說，「也許最後悔的事情是對你出爾反爾。但那再也不會發生了，我感到非常非常對不起你。我乞求你的原諒。你能做到嗎？你能原諒我嗎？你能相信我嗎？」我降低聲音，「你會跟我一起走嗎？」「我想要爸爸和親愛的媽媽，我想要莎莎，我想要跟拉辛汗老爺在花園玩，我想要回到我們的房子生活。」他用前臂蓋住雙眼，「我想要回原來的生活。」他把我留在一條寬大的走廊上，沒有窗，牆邊的金屬摺疊椅上坐滿了人，還有人坐在薄薄的破地毯上。我又想尖叫。我想起上次有這種感覺，是跟爸爸在油罐車的油罐裡面，埋在黑暗和其他難民之間。我想把自己撕成碎片，離開這個地方，離開現實世界，像雲朵那樣升起，飄蕩而去，融進濕熱的夏夜，在某個遙遠的地方，在山丘上方飄散。但我就在這兒，雙腳沉重如水泥塊，肺里空氣一瀉而空，喉嚨發熱。無法隨風而去。今晚沒有別的世界。我合上雙眼，鼻子里塞滿走廊的種種味道：汗水和氨水的氣味、藥用酒精和咖喱的氣味。整條走廊的天花板上布滿昏暗的燈管，飛蛾圍繞，我聽見它們拍打翅膀的聲音。我聽見談話聲、默默的啜泣聲、擤鼻聲；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哀嘆，電梯門砰地一聲打開，操作員用烏爾都語呼喊某人。我該怎麼告訴索拉雅？他的喉結吞咽著上下蠕動。風掠起他的頭髮。我想我看到他點頭。我看到她朝索拉博微笑，眼噙淚水的模樣，也看到假如她的子宮沒有背叛主人，她該會是什麼樣的母親。微笑。索拉博挨著我，用鼻子急促地呼吸著。捲軸在他手中滾動，他傷痕纍纍的手腕上的筋腱很像雷巴布琴的琴弦。我眨眨眼，瞬間，拿著捲軸的是一個兔唇男孩指甲破裂、長滿老繭的手。我聽見某個地方傳來牛的哞哞叫，而我抬頭，公園閃閃發光，鋪滿的雪多麼新鮮，白得多麼耀眼，令我目眩神迷。雪花無聲地灑落在白色的枝頭上，現在我聞到了蕪青拌飯的香味，還有桑葚干、酸橙子、鋸屑和胡桃的氣味。一陣雪花飛舞的寂靜蓋住了所有聲音。然後，遠遠地，有個聲音穿透這片死寂，呼喊我們回家，是那個拖著右腿的男人的聲音。「去看看。」索拉雅說，這次她指著一個在附近擺攤賣風箏的傢伙。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那個問題。儘管上個星期天出現了小小的奇蹟。「沒關係，」我轉向將軍，「你知道嗎，將軍大人，我爸爸睡了他僕人的老婆。她給他生了個兒子，名字叫做哈桑。現在哈桑死掉了，睡在沙發上那個男孩是哈桑的兒子。他是我的侄兒。要是有人發問，你可以這樣告訴他們。」「你還好嗎？」我說。「你在忙著編織毛衣的時候，親愛的，我不得不應付鄰居對我們家的看法。人們會有疑問。他們會想知道為什麼有個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兒家。我怎麼跟他們說？」於是就這樣，一個星期之後，穿過一片溫暖的黑色停機坪，我把哈桑的兒子從阿富汗帶到美國，讓他飛離那業已過去的凄惻往事，降落在即將到來的未知生活之中。③Tom Brokaw（1940～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結局，索拉博從來沒有接受我的邀請。他也沒有拒絕。當繃帶拆開，脫去病服，他只是又一個無家可歸的哈扎拉孤兒。他能有什麼選擇呢？他能去哪兒呢？所以我當他同意了，可是實際上，那更像是無言的屈服；與其說是同意，毋寧說是由於他心灰意懶、懷疑一切而來的任人擺布。他渴望的是他原來的生活，而他得到的是我和美國。從方方面面看來，這並不能說是什麼凄慘的命運，可是我不能這麼告訴他。倘使惡魔仍在你腦中徘徊縈繞，前程又從何談起呢？綠風箏搖搖晃晃，定住位，接著向下沖。「他玩完了！」我說。索拉雅對索拉博的沉默也難以忍受。在巴基斯坦的國際長途電話線上，我曾聽到索拉雅為索拉博準備的一切，游泳課、足球、保齡球。如今她走過索拉博的房間，投入的一瞥只見到書原封不動地擺在柳條籃裡面，測量身高的標尺上沒有刻痕，拼圖依然散開，每一塊都讓人想起生活原本應該是另外一種樣子，讓人想起那個尚未盛放就已經凋謝的夢。但她並不孤單，我對索拉博也曾有過夢想。上個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過去是阿富汗的新年，灣區的阿富汗人計劃在東灣和半島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卡比爾、索拉雅和我還有另外一個慶祝的理由：我們在拉瓦爾品第的小醫院重新開張了，沒有外科手術組，只是個兒科診所。但我們一致認為這是個好的開始。隔日，將軍和雅米拉阿姨前來一起用晚膳。雅米拉阿姨頭髮剪短了，也染得比過去更紅了，將一盤她買來當點心的杏仁糕遞給索拉雅。看到索拉博，她喜形於色：「安拉保佑！親愛的索拉雅告訴我們你有多麼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親愛的索拉博。」她遞給他一件藍色的圓翻領毛衣。「我替你織了這個，」她說，「到下個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會合身的。」我坐在他床沿，直到他睡去。我和索拉博之間有些東西不見了。直到和奧馬爾·費薩爾律師碰面之前，一道希望的光芒曾像怯生生的客人那樣走進索拉博的眼睛。現在那光芒不見了，客人逃跑了，而我懷疑他是否有膽量回來。我尋思要再過多久才能見到索拉博的微笑，再過多久才會信任我，倘若他會的話。「你可以將阿富汗人帶離帕格曼，但卻無法讓帕格曼離開阿富汗人。」我說。大家默默吃完那頓飯。7個月前，也就是2001年8月某個溫暖的日子，我們回到家裡。索拉雅到機場接我們。我從未離開這麼長時間，當她雙臂環住我脖子的時候，我聞到她頭髮上的蘋果香味，意識到我有多麼想念她。「你仍是我的雅爾達的朝陽。」我低聲說。那晚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間。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頭下面有東西突出。我把它撿起來，發現是拉辛汗的寶麗萊照片，那張我們坐在費薩爾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給索拉博的照片，那張哈桑和索拉博並排站著在陽光下眯著眼睛似乎世界是個美好而有正義的地方的照片。我在想索拉博究竟躺在床上將手裡拿著的這張照片翻來覆去地看了多久。我在地面鋪開那張濫竽充數的禱告毯，雙膝跪倒，頭磕在地上，淚水濕透了床單。我朝西彎下腰，那時我才想起自己已經不止十五年沒禱告過了，早已把禱詞忘得一乾二淨。但這沒有關係，我會說出依然記得的片言隻語：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現在我明白爸爸錯了，真主真的存在，一直存在。我看到他在這裡，從這條絕望的走廊的人群眼裡見到。這裡才是真主真正的住所，正是在這裡，而非在那些發出鑽石般明亮光芒的尖塔聳立的清真寺，只有那些失去真主的人們才能找到真主。真主真的存在，他必須存在，而如今我將禱告，我會祈禱他原諒我這些年來對他的漠然不覺，原諒我曾經背叛、說謊、作惡而未受懲罰，只有在我的危難時刻才想起他。我祈禱他如經書記載的那樣慈悲、仁愛、寬宏。我朝西方磕頭，親吻地面，承諾我將會施天課，將會每天禱告，承諾我在齋月期間將會素食，而當齋月結束，我會繼續素食，我將會熟背他的聖書中每個字，我將會到沙漠中那座濕熱難當的城市去朝聖，也會在天房之前磕頭。我將會踐行所有這些，從今日後，將會每天想起他，只要他實現我的這個願望：我的手已經沾上哈桑的血，我祈求真主，別讓它們也沾上這個小男孩的血。②Dan Rather（1931～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索拉雅已經把樓上的書房收拾成索拉博的卧房。她領他進去，他坐在床沿。床單綉著風箏在靛藍的天空中飛翔的圖案。她在衣櫥旁邊的牆上做了刻度尺，標記英尺和英寸，用來測量孩子日益長高的身材。我看到床腳有個裝滿圖書的柳條籃子，一個玩具火車頭，還有一盒水彩筆。我站起來，打開窗門。濕熱的風帶著發霉的味道從窗紗吹進來——聞起來像腐爛的椰棗和動物糞便。我大口將它吸進肺里，可是它沒有消除胸口的窒悶。我頹然坐倒在地面，撿起那本《時代》雜誌，隨手翻閱。可是我看不進去，無法將注意力集中在任何東西上。所以我把它扔回桌子，怔怔望著水泥地面上彎彎曲曲的裂縫，還有窗台上散落的死蒼蠅。更多的時候，我盯著牆上的時鐘。剛過四點，我被關在雙層門之外已經超過五個小時，仍沒得到任何消息。我跟一頭銀髮的小個子卡比爾握手。他把我介紹給十來個男人，有個是退休教師，另外一個是工程師，有個原先是建築師，有個目前在海沃德擺攤賣熱狗的外科醫師。他們都說在喀布爾就認識爸爸了，而他們談起他的時候都很敬重。他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他們的生活。那些男人都說我有這麼一個了不起的父親真幸運。天氣晴朗了好幾天，但星期天早晨，我剛把腳伸出床外的時候，聽到雨水沿窗戶滴落的聲音。阿富汗運氣，我想，暗暗發笑。索拉雅還在睡覺的時候，我已經做完早禱——我不用再求助從清真寺得來的禱告手冊了，禱詞熟極而流，毫不費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