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老布雷施勞德：羅斯柴爾德的代理人

    德國處於歐洲東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上。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中心，到拿破崙佔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勞德叫塞米歐（Samuel），他經營的主要業務是買賣當地政府的債券，在買賣的交易過程中賺取差價。當時這種債券發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撫恤在戰爭中失去丈夫或者兒子的家庭。1828年前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起商業合作關係。由於羅斯柴爾德家族處於歐洲金融權力的頂峰，正是這樣一種「搭上大腕」的商業合作關係，使得布雷施勞德家族一舉從眾多的柏林銀行家中脫穎而出。1830年以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定期從羅斯柴爾德家族領取傭金，而當時柏林聲名顯赫的門德爾松這種老牌銀行家族就逐漸被邊緣化了。

    布雷施勞德在羅氏家族的統一指揮協調下，在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柏林、維也納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場之間尋找低買高賣的套利機會。由於歐洲市場上各種債券和貨幣的價格在各個城市之間會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價實現套利的關鍵是獲取準確的情報和抓住恰當的時機。金融業從一開始就對情報有著非常高的要求，實際上現代國際情報機構就是建立在早期國際銀行家族商業情報傳遞系統基礎之上的。當時最先進的情報系統毫無疑問當屬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情報速遞系統，其覆蓋面、快捷性、保密性、準確率和複雜程度，都遠遠超過了各國政府官方的系統。

    布雷施勞德家族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強烈渴望能夠進入羅氏家族的情報速遞網路。他們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從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時間，如果通過羅氏的情報網路，只需要5天，這1天的差距就意味著巨大的商業利益。羅斯柴爾德家族根據多年的考察，逐漸把布雷施勞德家族納入到自己的情報體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勞德家族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實代理人，他們不斷地給羅氏傳遞關於普魯士內政以及金融市場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蘭國王等5個歐洲強權對新成立的比利時持有何種政治態度，沙皇俄國對於波蘭的反叛又是怎樣的態度和立場。布雷施勞德家族也彙報有關瘟疫在歐洲蔓延的情況，還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動態，並一再確保為羅斯柴爾德家族購買的黃金和債券的安全性。各種情報通過布雷施勞德的收集和傳遞，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歐洲情報系統，有助於羅家掌握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從而廣泛和深入地影響歐洲各國的內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歐洲的金融市場交易中大獲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場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規模還不大，最活躍的金融產品就是鐵路債券。普魯士政府為了對外「招商引資」，引起像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樣的國際銀行家「大腕」對鐵路債券的關注，想方設法吸引羅家投資到普魯士的鐵路工業。在投資的過程中，羅家在普魯士工業領域的影響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擔任了多家鐵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羅斯柴爾德家族英國銀行的當家人，同時也是整個家族的首腦人物內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接任家族掌門人的位置。在布雷施勞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雙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勞德必須要讓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獲准加入羅氏家族的特權金融網路。當時詹姆斯對布雷施勞德的態度並不好，經常敲打布雷施勞德不要忽略了羅家的利益。這種警告實際上意味著羅家對他們的合作並不十分滿意，而且一直在試圖尋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夥伴。

    為了維持與羅家這一特殊渠道的暢通，布雷施勞德家族不得不經常犧牲自己的利益，特別是在1840年德國金融市場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布雷施勞德家族不惜損失自己的傭金來換取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訂單。幾年過去了，雙方合作還是不能讓羅斯柴爾德家族滿意，以至於布雷施勞德家族有時不僅拿不到傭金，甚至要倒貼一些錢，以維持與羅家的商業關係。

    雙方的從屬關係可以從老布雷施勞德寫給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窺見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歐把他17歲的兒子格森推薦給維也納的所羅門·羅斯柴爾德男爵：

    「請允許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熱愛來表達對您的感謝。多年以來，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榮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塵埃從一片泥沙之中被揀選出來一般。您是一個最高貴的、最善意的貴人。您把我放到一個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無以表達我的感謝。只要我活著，您的畫像將永遠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將永遠完全忠實於您，我的恩人。現在我請求您能夠把對我的關愛和呵護傳遞給我的兒子。」

    1855年塞米歐去世，他的兒子格森順理成章地成為家族銀行的掌門人。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正在德國迅猛擴張，柏林的金融市場也在實業發展的推動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此時，對於布雷施勞德家族而言，他們最重要的資產，仍然是與羅斯柴爾德的長期穩固的商業關係。這種合作模式，在格森執掌布雷施勞德家族時期得到進一步鞏固。與此同時，格森也開始構建自己的權力中心。他與柏林的其他眾多猶太銀行家結成了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廣泛地滲透到冶金、鐵路建設等行業。他們當時最主要的合作夥伴就是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