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頓森林體系只不過是「華爾街的分店」。[1]
——蘇聯代表,1947年聯合國大會
1946年2月,莫斯科的天氣寒冷而乾燥,嚴重的流感四處蔓延。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也染上了風寒,高燒、牙痛、藥物副作用,搞得凱南虛弱不堪。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不在,大使館的大事小情都由凱南臨時主持,他不得不強撐著病體,打理各種事務。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就是處理來自美國政府各個部門的往來電報。
2月22日,卧病在床的凱南讓秘書將華盛頓的來電送到他的卧室,在翻看來電時,有一封由國務院轉發財政部的電報引起了他的注意。財政部的官員對蘇聯遲遲不肯同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章程條款似乎感覺越來越焦慮,希望美國大使館能儘快搞清楚克林姆林宮的真實意圖[2]。
在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蘇聯人也派出了代表團,而且當時對新的世界貨幣體系表示出了很高的熱情。在1944年8月的《布爾什維克》刊物上,蘇聯人認為:「蘇聯對這種戰後合作感興趣,這是因為這樣的合作讓美國得以推動並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進程,使我們能夠沿著社會經濟獲得更大發展的道路上快步前行。與此同時,我們的盟國和中立國,也對發展與我國之間的貿易同樣感興趣,因為蘇聯能夠從這些國家購買並消費大量的剩餘製成品。蘇聯總是嚴格履行它的義務,這是人所共知的。」發表在1944年《計劃經濟》的一篇文章,同樣說明了蘇聯的態度,「我們國家正從國外進口貨物並出口我們的產品。戰後,我們與外國的貿易量將大大增加。因此,蘇聯認同資本主義貨幣的穩定和其他國家經濟生活的恢復。基金組織(IMF)的短期信貸,以及世界銀行的長期信貸的推動作用,將有助於蘇聯和其他國家之間貿易關係的發展。蘇聯與其他國家對此同樣感興趣」 [3]。
蘇聯人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初始的熱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搞明白羅斯福的美元大戰略的精神實質。
在羅斯福看來,布雷頓森林建立的其實是一個美元王朝,雖然仍保留黃金的名義地位,但美元將成為世界貨幣權力的實際主宰。世界各國未來將採用以美元為核心的貨幣儲備,而將本國的貨幣發行建立在美元儲備的基礎之上。正如凱恩斯在20世紀20年代所看透的那樣,這一制度從設計上必然導致各國經濟發展的最終命運,將由華爾街來掌握。羅斯福認為,對這個王朝的主要潛在威脅,並不是來自戰後經濟破落的蘇聯,而是那個隨時可能殭屍乍起的大英帝國。
自1933年上台以來,羅斯福任內的主要時間都在與經濟危機進行殊死搏殺,他最有切膚之痛的感受,就是美國長達12年的經濟大蕭條和1000多萬人的失業噩夢。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摧毀了歐洲經濟的同時,美國經濟飆升了90%,未來美國過剩的生產能力和龐大的就業人口的命運,將繫於戰後世界貿易的繁榮。為此,他決心打破世界上所有的貿易壁壘,徹底剷除各自割據的貨幣區域,解放英法控制下的殖民地原材料基地,貫通蘇聯和東歐地區的資源和勞動力供應,吸納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進入世界市場,建立起一個以美國為政治權力的核心,以美元為貨幣金融的基礎,以統一世界市場為目標的「美利堅治下的永久和平」。
羅斯福堅信,伺機捲土重來的英帝國是美國戰略的主要障礙,而經濟被戰爭幾乎完全摧毀的蘇聯,完全不同於英國。蘇聯沒有海外的殖民地體系,工業遠不足以和美國競爭,農業更是美國農產品的巨大市場,在對外投資方面,蘇聯也不構成任何威脅。經過戰爭磨合,羅斯福認為斯大林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世界級領袖,並沒有顛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即時衝動;相反,羅斯福對丘吉爾的狹窄氣量和小動作頻頻的做法並不感冒。為此,美國對蘇聯進行必要的政治妥協和經濟援助,將蘇聯納入美國的世界體系,是符合美國終極戰略目標的。
美國的銀行家們認為,美蘇在地球的兩端分別佔據了遼闊的大陸,在彼此並無競爭的地區控制著龐大的資源,這一現象必須被看做未來歷史進程的主導性和支配性力量。蘇聯政府和美國金融家們都對維護有管理的金本位有著持久的興趣,這是因為美國和蘇聯都擁有最多的黃金儲備,而且又都是潛在的最大黃金生產國。儘管蘇聯的經濟是受國家控制的,但它並不是一個擴張主義論者。與英國相比,蘇聯絕對不會威脅到美國的出口和國際投資計劃。蘇聯的巨大內需將導致其資源主要用於滿足國內需要,而不是用於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滲透[4]。
但凱南和美國的多數政治家遠沒有羅斯福的戰略眼光和氣魄。羅斯福在1945年4月戰爭勝利的前夕病逝,打斷了美國既定的戰略規劃。一直生活在偉大總統陰影里的副總統杜魯門,終於「被扶正」,他敏感而偏執,尤其忌諱別人將他的政策與羅斯福相比較,他異常強烈地想展示自己的果斷與自信。杜魯門不僅換掉了所有讓他感到羅斯福存在的白宮內飾,而且連帶著換掉了堅持羅斯福戰略的官員。
凱南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歐洲的盟軍最高決策圈裡,美國人對英國人始終懷有深刻的防範,對蘇聯人反而更友好;為什麼反對蘇聯的最激進的巴頓將軍,會屢屢受到美國軍方高層的排擠。
更讓凱南憤憤不平的是,美國對於蘇聯的援助,遠遠好過對英國的。就在戰爭尚未結束的8月13日,美國軍方沒等總統下令,就停止了向英國運送軍需品;日本宣布投降的當天,在沒有事先徵詢英國的情況下,就單方面終止了《租借法案》對英國的援助,並開始進行清算,留在英國的物資折算為5.32億美元的債務,仍在途中的物資又讓英國人多欠了1.18億,英國馬上需要償還的美國租借債務比英國的外匯儲備還要多,逼得英國立刻陷入了嚴酷的經濟困境。而美國對蘇聯則是非常寬容,一直到戰爭早已結束的10月底,美國仍向蘇聯提供了高達2.5億美元的援助。
最讓凱南看不慣的就是美國財政部的親蘇政策。1943年6月,美國財政部就向蘇聯提出,在未來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給予蘇聯7.63億美元的份額,後來談到了12億美元。美國開始的份額是25億,英國大約是一半,蘇聯和中國排第三和第四。財政部長摩根索向羅斯福提議,給蘇聯戰後的援助貸款高達60億美元,償還期為30年,利息僅為2.5%,這比英國凱恩斯談下來的喪權辱國的37.5億美元援英貸款,好得實在是太多了。後來,摩根索的手下,布雷頓森林方案的美國主談代表懷特,在給羅斯福的備忘錄中建議,美國向蘇聯提供100億美元的援助貸款,償還期為35年,利息降到2%。
正因為想不通美國政府的親蘇傾向,凱南曾屢次三番上書,痛陳不能寄希望於蘇聯,斷定蘇聯的本質必然是擴張性的。但是,在羅斯福當政的時期,凱南的意見就是短視和膚淺的代名詞,當然不會受到重視。
不過,杜魯門時代國際戰略思想的轉變,為凱南帶來了發跡的歷史性機遇。
在1945年2月,由羅斯福、斯大林和丘吉爾三巨頭所確立的雅爾塔體系中,斯大林提出東歐地區應劃入蘇聯的勢力範圍,而丘吉爾事前已跑到莫斯科與斯大林做了一筆交易,即英國承認蘇聯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勢力範圍,而蘇聯則認可英國在希臘的特權,因為地中海是英帝國的海上生命線,而東歐則是蘇聯的安全緩衝區。當羅斯福聽到這一消息後,大吃一驚。英國這麼干,顯然是為了維持英帝國的龐大體系,而蘇聯將東歐置於保護之下,將會形成另外一股割據勢力。如此一來,羅斯福摧毀貨幣割據,建立世界統一大市場的理想,豈不是要毀於一旦?矛盾的焦點集中在波蘭的問題上,英美當然希望波蘭由親西方的政府當權,但蘇聯解放並佔據著波蘭,斯大林要求波蘭政府必須聽命於蘇聯。雙方最後的妥協就是,斯大林承諾在波蘭政府中,安插一些親西方的官員,代表西方的聲音。羅斯福雖然覺得不滿意,但勉強可以接受,畢竟理想與現實還是有區別的。只要蘇聯進入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就是最終的贏家,為此,作一些局部妥協還是有必要的。
麻煩在於羅斯福死後,杜魯門想翻案。沒了羅斯福的威望震懾,反對美國對蘇聯採取「綏靖政策」的聲音開始出現,杜魯門絕對不想變成第二個張伯倫,他決定必須要對蘇聯強硬。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開始放風,將對蘇聯的經濟援助和波蘭與東歐問題扯在了一起。斯大林開始警惕起來,這不是出爾反爾嗎?難道羅斯福一死,美國的政策要變?斯大林拒絕了杜魯門,並指出美國的要求與雅爾塔決議的精神相矛盾。當然,斯大林並不想把問題搞僵,最後建議將波蘭親西方的官員名額再增加了幾個。杜魯門不情願地答應了。
但是,隨後蘇美在土耳其、伊朗等一系列問題上發生的爭執,讓斯大林對美國的最終意圖產生了深刻的懷疑。蘇聯原先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諸多疑惑,現在重新開始發酵。「在對布雷頓森林協議的討論中,蘇聯人表示出了對懷特計劃的憂慮,這個計劃據稱提出了在近期廢除對貿易、貨幣的所有限制。在他們看來非常明顯的是,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特別是在戰後,這樣一條道路對很多國家來說都是不可能採用的。因為如果不採用國家調節措施的話,它們的經濟獨立就會遭受嚴重的威脅。」蘇聯代表明確表示:「他們之所以參加這場有史以來最殘酷的戰爭,並不是為了讓這個世界對於美國和英國的出口更加安全。」斯大林終於看到,美國在為推行自由貿易而施加的壓力,最終的目的就是把東歐甚至蘇聯的經濟控制權抓在美國的手中。蘇聯並沒有拒絕加入IMF,「只是想告訴美國官員,莫斯科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考慮協定的條款」。
蘇聯正在等待和觀望美國的態度。
2月22日,美國財政部發給凱南的電報,正是希望了解蘇聯拖延加入IMF的真實動機[5]。而凱南則利用這個機會,奮筆疾書,洋洋洒洒寫下長達8000字的電報,將他多年來對蘇聯的個人消極判斷,升華到「漢賊不兩立」的理論高度,為杜魯門拒絕做「張伯倫第二」的急迫政治姿態提供了思想彈藥,在華盛頓突變的政治氣氛中贏得了一片叫好聲。凱南也從此一炮走紅,被後人稱為「冷戰鼻祖」。
蘇聯在隨後的幾個月里,非但沒看到美國的援助貸款,卻等來了丘吉爾的「鐵幕演講」。失望之餘,蘇聯聲明拒絕加入IMF和世界銀行,與布雷頓森林體系分道揚鑣。
美國試圖用貨幣和貿易的手段,將蘇聯納入美元帝國的夢想終於破滅了。一場延綿40餘年,耗資8萬億美元,數十萬生命遭斷送,數百萬家庭被分裂的冷戰,拉開了序幕。
從此,蘇聯選擇了與美元王朝分庭抗禮,著手建立起了自己的盧布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