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人民幣的「物資本位」，再次遏制了惡性通脹的蔓延

    建國以來，人民幣的發行秉承了戰爭年代的「物資本位」的核心理念，選擇了既不與美元盧布掛鉤，也不與黃金白銀掛鉤，形成了完全獨立自主的貨幣體系。中國在貨幣制度上，借鑒了蘇聯盧布的「計劃本位」的外部特徵，形成了一套以「計劃驅動」貨幣供應、以「物資調節」貨幣流通的機制。
    國民黨在退出大陸時，運走了絕大部分黃金和白銀儲備，因此中國不可能像蘇聯盧布那樣，建立與黃金掛鉤的貨幣內在價值。同時，國民黨政府在1935年法幣改革之後，以英鎊和美元外匯作為本國貨幣的發行抵押，導致金融主權逐步喪失，繼而無法主導中國的經濟命運，歷史殷鑒不遠，新中國決心要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運。因此，人民幣絕不容忍盧布、美元或任何外匯來影響本國貨幣的發行，無論該國是敵是友，中國貨幣的命運，必須由自己來操盤！
    中國的計劃經濟，無論從實際經驗還是精確程度來看，都遠達不到蘇聯的水平，貨幣供應如果僅僅依靠計劃來驅動，就會出現不小的偏差，導致物價的大幅上漲。所以，最終貨幣供應的決定性因素不是計劃，而是物價！
    三年「大躍進」最終崩潰之後，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毫無疑問，這次物價暴漲的源頭正是由於貨幣超發。
    在「鋼元帥」自我膨脹的過程中，中國基本建設規模呈現出「大幹快上」的瘋狂局面，違反規律和超高目標的追求，降低了生產質量的基本要求，結果就是大量無法完成的爛尾工程，積壓如山的劣質產品。但是，這些項目和生產所需的資金，已經由銀行按照政府的計劃要求，放出了巨額信貸。中國的銀行體系基本是模仿蘇聯而建，在「大財政，小銀行」的框架中，銀行只是政府的出納，政府放話，銀行出錢。這些投資所形成的工業生產能力及其產品，本該由商業部門從銀行借來流動資金加以購買，然後轉手出售，在實現商業利潤後，再清償銀行借貸。但是，堆滿倉庫的殘次品在市場中無法出售，商業系統在「生產多少，購買多少」的口號下，已經將自己深度套牢。銀行出現了嚴重的工業和商業爛賬，最終只能由國家來埋單。
    政府一方面承認倉庫中無法出售的商品也算「完成了產值計劃」，另一方面則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財政虛收」所導致的驚人赤字。為了保證「大躍進」的建設規模，1960年的工業信貸比1957年飆升了12倍！更大的擴張形成了更大的浪費!60年代初，中國的財政赤字急速惡化，「大躍進」的三年累計財政虧空高達170億元，相當於1957年貨幣流通總量的3倍以上！
    財政赤字迫使政府開始大印鈔票，  「大躍進」的三年中累計增發貨幣達72.89億元，貨幣流通總量從1957年的52.8億元，暴增到1961年的125.7億元！在重工業生產嚴重萎縮，商品供應由於農業和輕工業陷入崩潰而極度匱乏的時刻，「大躍進」新增的2550萬就業人口又增加了100億元的購買力，更加劇了貨幣過剩與商品匱乏之間的尖銳矛盾。
    糧食和商品的極度短缺，使得國營商店的供應完全無法滿足社會的最低需求，政府不得不大規模放寬農貿自由市場的限制，當海量貨幣殺進農貿市場時，瘋狂搶購稀缺的物品的貨幣洪水，將糧食價格推高了10~20倍！一斤大米高達2元，一個雞蛋開價5毛，一斤豬肉更是到了5元的天價，一隻雞幾乎要吃掉普通工人小半個月的工資!60年代初農貿市場的物價水平，幾乎可以與50年後的當今物價相提並論，而當時的丁資僅為現在的幾十分分一。
    這是建國初期平定戰爭時代遺留的超級通貨膨脹以來，最為嚴重的全國範圍的惡性通脹。國民黨政府敗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超級貨幣貶值的財富掠奪政策，引發了城市中產階級對國民政府的信心崩潰。歷史的教訓，使政府意識到穩定物價已成為緊急而迫切的重要工作。
    在當時的中國商品流通市場，存在著國營商店與農貿市場兩種價格，國營商店商品供應是計劃管制，價格不高但商品奇缺，只能定量供給。農貿市場有商品，但價格高昂。控制通脹的核心問題，就是讓農貿市場的價格逐步同落到略高於國營商店的水平。這樣才能穩定禮會，安撫民心。
    但凡糧食和輕工業消費品出現嚴重短缺之時，國家都會開始實施定量配額供給制。1921年的蘇聯如此，1948年的德國同樣如此。1961年，中國開始對18類商品實施定量供應，從糧食、棉布、豬肉、肥皂，到香煙和火柴，都有額度限制，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之上，更是推出了幾十上百種地方定量供應的商品限額標準，許多地方甚至連蔬菜也要定量供給。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應豬肉二兩，口糧則普遍不足，農民每人每年供應棉布僅三尺。這些最低定量顯然不能滿足正常生活需求，只能是維持最低的生存狀態。但這些最低定量至少穩住了關鍵商品的價格。
    如果說貨幣超發與商品短缺形成了物價飆升的現狀，那麼解決的辦法就有兩種：一種是承認貨幣超發的現實，放手讓管制商品的價格上漲，縮小國營商店與農貿市場之間價格的巨大落差，希望定量商品價格的上漲會減弱農貿市場物價上漲的動力；另一種方式，則是戰爭時代和解放初期屢試不爽的經典思路，既然物價上漲是貨幣超發所導致，那麼降低物價的關鍵，就在於回籠過剩的貨幣，減少貨幣流通以適應物資短缺的現狀。無論哪一種方法，成敗的關鍵都在於要刺激商品的供應增加，減輕公眾的生活壓力，穩定社會情緒。
    第一種方式，以提價來應對貨幣超發，能夠暫時刺激提價商品的供應，但會導致貨幣供應的進一步增加，社會未必能夠穩定。因為計劃商品提價，必然使公眾的購買力縮水，政府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不致更加困難，只有增加工資，從而帶來更多的貨幣供應，商品在提價的刺激下所帶來的增量，在時間滯後和更多貨幣的追逐下，不一定能產生價格穩定的效果。結果很可能造成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反覆提價，與工資輪番上漲的惡性循環。因此，提價消滅不了通脹，而且有可能帶來更大的通脹。
    第二種方式，以消滅過剩貨幣來對付通脹，顯然這才是治本之道，而且是一招斃命，永絕後患。在陳雲的建議下，提出了用高價商品回籠貨幣的基本思路。在定量商品價格不變的情況下，額外提供「高價糖果，高價點心，高價飯店」，讓社會中的富裕階層，例如在農貿市場高價出售糧食而獲益的農民、有高收入保障的民主人士、高工資的職工、工商業吃定息的原資本家，增加一個補充營養改善生活的渠道，從而大量消費他們的過剩貨幣，同時並不影響其他群體的生活。當時，高價商品的定價原則就是「高到賣得掉，低到不脫銷」。這一政策推行了三年，國家以高價商品大規模地收回泛濫的流動性，在穩定物價和保證市場供應方面產生了顯著作用。但是，這一政策也產生了社會低消費群體的明顯不滿情緒。
    緊接著，劉少奇提出了對農民實行「高對高、低對低」的兩種價格政策。所謂「低對低」就是國家在按計劃的低價格收購農產品的同時，也按低價格提供工業消費品為交換對價；「高對高」就是國家和農民議價，用高價的工業消費品來交換高價農產品，並將農民在農貿市場獲得的過剩貨幣進行回籠。
    1962 – 1964年，這兩種辦法在三年中總共回籠貨幣約45億元，貨幣流通總量從1961年底的126.7億元，到1964年末大幅減少到80億元。農貿市場的價格開始逐步回落，物價穩定取得了明顯效果。
    但是，僅僅穩定價格只是解決了燃眉之急，控制住了價格瘋漲的蔓延。只有大量增加商品供應，才能從根本上撲滅通貨膨脹的熊熊烈火。這就涉及如何調整「大躍進」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物價體系。
    農業經濟的崩潰，顯然是由於極端的工業化政策，採用過低的價格轉移農業財富而導致的惡果，為了彌補農業的損失，國家從1961年開始大幅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壓縮工業建設的規模，將國家經濟資源重新向農業進行傾斜。1961年的農產品收購價比1960年提高了28%，比1958年提高了34.8%。
    農產品收購價格的跳升，幾乎立刻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產生了強烈的刺激效應。從1962年開始，以華東地區為先導，大部分地區的農業開始出現糧食增產、農貿市場價格回落的現象。農業的觸底反彈，帶來了輕工業原料供應的增加，大量的消費品開始湧向市場，商業貿易重新出現了繁榮的景象，財政惡化的趨勢被扭轉了。到1965年，工業生產漸次復甦，多數企業開始扭虧為盈。除了煤炭等少數產品價格上升之外，絕大部分商品價格穩定。利潤豐厚的化肥、西藥，以及上海生產的日用熱銷產品，在全國範圍內普遍降價：1965年的消費品價格總指數比1962年下降了12%之多，平均商品價格下降了4.8%，農貿市場價格與國營商店的價格重新回到正常的範圍之內。以「物資本位」對付惡性通貨膨脹，再次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1961年到1965年的5年經濟恢復期間，貨幣供應在大幅收縮，而商品供應在快速增加，整個經濟在物價下降之中重新繁榮起來。其基本進程就是，收縮貨幣以穩定物價，調整價格以刺激生產，當商品供應逐漸追趕上超發的貨幣之時，物價將進一步穩中有降。陳雲等老一輩的財經領導人的實踐，再次說明經濟繁榮並不會必然帶來通貨膨脹，只有不負責任的經濟與貨幣政策，才是通貨膨脹最大的幫凶！
    1948年德國面對惡性通脹時的應對之道，與1961年中國反通脹的手法，都是在嚴重的商品短缺和貨幣泛濫所造成的極度混亂中，採取了大幅減少貨幣流通量，以縮小貨幣與商品的懸殊差距，最終都取得了穩定物價的效果。但是，從本質上看，德國與巾國削減流動性的工具，體現出兩種不同的貨幣本位之間的根本差異。德國是中央銀行以「平衡票據」為核心工具，來壓縮銀行體系的資產規模，同時減少貨幣供應，而「平衡票據」其實也就相當於未來聯邦德國的國債。這代表了在「國債本位」的貨幣體系中，收縮流動性的基本打法。
    但是，60年代中國的國債規模可以忽略不計，到1965年，中國成為了地球上唯一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難道沒有國債就無法採用貨幣手段治理通脹了嗎？很明顯，國債並非是唯一的貨幣工具，也未必就是最優選擇。用物資和商品，同樣能夠實現減少流動性的作用，也同樣能夠達到消滅通貨膨脹的目的，而且沒有國債內生的利息成本。在目前歐美各國所面臨的國債困境，以及這種困境衍生出來的主權貨幣危機中，中國人民幣的「物資本位」所取得的物價穩定和反通脹的巨大成功，難道不值得今天的世界各國認真借鑒和反思嗎？
    貨幣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國債或者外匯，是否就是一國貨幣發行所必須依賴的基礎？這個規矩究竟是誰制定的？有沒有更好的其他選擇？這都是在當今世界的貨幣危機中，世界必須嚴肅思考的根本問題！
    反思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走回頭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優劣比較，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嚴格的計劃經濟，就好像在水缸里種樹，缸與缸之間彼此隔絕，根不能連著根，藤不能纏著藤，枝葉不能勾連著枝葉，中間的全部營養交換隻能在嚴格的計劃規定下進行，貌似鬱鬱蔥蔥的一大片森林，但卻形不成具備進化功能的生態環境。在這種刻板的人造森林中，雜草不能生長，花兒不能綻放，小鳥被限高飛翔，動物需分類罔養，狼蟲虎豹絕跡，蛇鼠獐狍遁形，自然所賦予的物種之間內在的關聯被人為割裂，這樣的森林當然缺少生機，這種大山自然缺乏物產。如果計劃不能賦予社會中各類人群以本能的生存動力，那麼短缺就只能是計劃經濟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