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德洛爾委員會，歐洲貨幣聯盟的臨門一腳
1988年，歐共體作為一個國家雛形的政治基礎架構已經儼然成型，「歐洲理事會」、「歐洲委員會」、「歐洲議會」構建起未來歐洲合眾國大廈的三大支柱。但是，要建成一個真正的國家，缺了中央銀行這根最核心的柱子，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的。
貨幣聯盟作為撬動歐洲統一的主要槓桿，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發揮重大作用，穩定歐共體內部的匯率關係，始終是促使歐洲各國合作的持續動力。
1970年的《維納報告》，確立了貨幣聯盟將從匯率聯盟起步，1972年的「蛇形浮動機制」正是這一戰略的具體表現。1979年啟動的歐洲貨幣體系，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形成了歐洲貨幣單位(ECU)，建立起歐洲的貨幣本位。然而，最終建成貨幣體系的關鍵部件——中央銀行，遲遲未能獲得重大突破。
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事實上控制著一切！
在這一關鍵權力的較量中，形成了德、法、英之間國家利益的外部博弈，以及各國財政部與中央銀行之間的內部爭鬥。
如果從德國戰後謙恭卑微的外交姿態與和平主義的國際形象，就判斷德國人已經永遠放棄追求世界霸權理想的話，未免也太低估了日耳曼民族的強悍意志。德國僅僅是學乖了，而不是變乖了！
德國支持歐洲統一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個由德國駕馭的歐洲大陸。在軍事上跛腳，政治上裝孫子的窘境中，德國人手中唯一的重武器就是貨幣！德國人對於自己所需要得到的東西，異常清晰，始終如一，前後連貫，毫不動搖。歐洲的貨幣大權，必須也只能由德國中央銀行進行實質控制。時間的優勢在德國一邊，歐共體事實上已經是馬克貨幣區，德國經濟凌駕於所有歐洲國家，國家統一即將實現，政治侏儒時代已日漸遠去，蘇聯與東歐的衰落，為德國勢力向東擴張提供了巨大的想像空間。在德國領導下的歐洲大陸，必將成為一個世界超級強權。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德國人吃夠了急躁的苦頭，這一次，它將以超級的耐心和毅力，去贏得屬於自己的未來。
法國永遠是理想遠大，計劃宏偉，但執行力不足。在它每一次與德國激烈爭吵之後，德國人在面子上總能讓法國感到些許寬慰，但仔細評估下來，卻發現德國人其實沒有作出任何實質性的讓步。法國人對榮耀和擁有權力象徵的快感，遠勝於對權力執行中所產生的瑣碎煩惱。法國想讓未來的歐洲中央銀行對它惟命是從，但它既缺乏實力，又沒有耐心。
英國在心態上始終沒有走出「偉大光榮」的過去，在英國人的眼中，20世紀的歐洲大陸，與19世紀沒有什麼區別。英國幻想著自己仍是當年那個舉足輕重的歐洲砝碼，偏向德國，則法國的雄心壯志不得不折戟沉沙，而滑向法國，日耳曼帝國的夢想就會煙消雲散。沒有英國的介入，歐洲大陸必然亂成一團。作為兩個世紀歐洲的貨幣權力中心，倫敦豈能容忍由巴黎或法蘭克福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當各懷心腹事的歐洲大國們，參加1988年歐洲貨幣聯盟峰會時，一出精彩紛呈的大戲上演了。
在1988年6月的德國漢諾威歐洲峰會上，德法正式啟動了歐洲央行這一貨幣聯盟賽事中的冠軍決賽。峰會決定成立一個專家小組，來提出貨幣聯盟的最終路線，這個小組成員中包括了12個歐共體國家的中央銀行行長，誰來領導這一專家小組的工作，成為了峰會矚目的焦點，這個人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冠軍杯最終花落誰家。德國科爾總理最後亮出了底牌，他舉薦的正是「歐洲委員會」主席，法國超級紅人德洛爾！法國總統密特朗含笑點頭，英國首相撒切爾在茫然中追隨。
德國人這一招走得相當高明，科爾深知法國人非常看重聲譽，由德國人出面領導專家小組來制定一個對德國中央銀行有利的方案，註定會遭到法國人的堅決反對，而由法國人來領導，則可以充分滿足法國人的虛榮心。只要實質上對德國有利，科爾會滿臉微笑地將桂冠戴在法國人頭上。這也正是德國人在「新圈子」里，格外賣力地去籠絡德洛爾的根本原因。
對於德洛爾的任命，並非皆大歡喜。德國央行行長波爾就滿腹牢騷。很明顯，波爾認為自己才是貨幣專家小組的天然領袖，在12個央行行長中，他是理所當然的老大。再說，貨幣問題是央行的拿手好戲，財政部長出身的德洛爾，居然要領導央行行長們搞貨幣研究，既留下財政部指揮央行的惡劣印象，又是外行領導內行的糟糕先例。他還抱怨撒切爾夫人沒有敏感的政治洞察力，「她竟然歡迎成立以德洛爾為首的專家小組。她應該知道這個安排有政治上的特別考慮」。波爾一度甚至拒絕參加德洛爾委員會。
在這一問題上，波爾對委員會的強烈反感，與他後來對委員會報告的讚賞之間，多少有些讓人生疑。老辣的撒切爾正是看到波爾對德洛爾委員會的堅決抵制，才沒有否決對德洛爾的任命。英國不願意看到歐洲央行的出現，但也不想單槍匹馬地挑戰整個歐共體。但後來撒切爾卻因為輕信了波爾而後悔不迭。
德洛爾委員會成立後，將主要工作全部移到了瑞士的國際清算銀行中進行。國際清算銀行，設計初衷就是中央銀行們的中央銀行，它從理念到氛圍，從輔助團隊到核心專家，當然都是嚴重傾向中央銀行獨掌貨幣大權的方案。誰是歐共體央行中的老大呢？當然還是德國央行。其實，歐洲中央銀行壟斷貨幣發行權，就是德國央行獨霸貨幣大權。
不出所料，1989年4月，德洛爾委員會提交的《德洛爾報告》明顯傾向於歐洲未來的中央銀行將獲得甚至比德國央行還要大的「獨立性」。報告指出，歐洲央行「應該採取聯邦形式，我們可以稱之為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SCB)。這個新的體系，應該被賦予完全獨立自主的地位，它是歐共體的機構，而不隸屬於任何國家。新的體系由一個中央機構（擁有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和各國中央銀行共同組成。新的體系的職責是維持物價穩定。該體系的理事會必須獨立於各國政府和歐共體的權力部門」。
《德洛爾報告》中還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導，如資本流動自由化、金融市場整合、永久性貨幣自由兌換、永久性的固定匯率等。但這些內容不過是老生常談，並無新意。最具爆炸性的還是「聯邦制」的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它不僅代表了央行的徹底獨立，更意味著各國將放棄「貨幣主權」。這個報告所產生的震撼力，遠遠超過了1970年的《維納報告》。
《德洛爾報告》一經發布，立刻在各國激起了激烈爭議，法國內部更是吵翻了天。法國總統密特朗看到報告後，才開始意識到歐洲中央銀行的權力之大，遠遠超過了他的設想。他的焦慮和糾結溢於言表：
我並不反對中央銀行，卻反對它的某些運作模式。德意志聯邦銀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我們的中央銀行即法蘭西銀行雖然也有獨立性，但決定經濟和貨幣政策的卻是政府。要如何做才能促使法國人共同推進貨幣聯盟進程呢？我的印象是：如果德國人相信貨幣聯盟不會影響他們良好、健康的經濟狀況，他們就會願意推進貨幣聯盟。然而，我卻不是很願意承諾這一點。沒有政治權力的約束，歐洲中央銀行將擁有國家主權的權力，那是很危險的事。歐洲貨幣體系已經是一個馬克貨幣區了。目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還沒有權力管理我們的經濟。但是一旦歐洲中央銀行建立，它就會獲得這個權力。
參加德洛爾委員會的法國央行行長德拉羅西埃，在法國政府內部變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不僅因為法國政府從來就堅決反對法國央行的獨立，更是由於他將法國經濟的管理權拱手讓給了德國人。回憶當時的情景，他認為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嚴峻的一次考驗。
財政部收到德洛爾報告的最終版本之後，我就被召喚到財政部會議室。貝雷戈瓦（財政部長）、特里謝和其他幾個官員坐在會議桌的一邊，我孤零零地坐在另一邊。貝雷戈瓦表情非常冷淡。他說財政部對德洛爾報告的結論非常震驚、非常不滿。然後他就讓財政部副部長特里謝講話。
特里謝的講話要點是：德洛爾報告中所建議的歐洲中央銀行獨立性實在太過，比德意志聯邦銀行的獨立性還要大。他說我在德洛爾委員會的討論里，肯定作了過分的讓步。
貝雷戈瓦接著就問我：『你想要說什麼？』我說我聽到了『讓步』這個詞。這是說我在德洛爾委員會達成貨幣聯盟協議的過程里，我屈從了某些觀點或者對某些觀點作了讓步。這不是事實。我是堅持中央銀行獨立性的，但這絕不意味著是一種讓步或者犧牲法國的利益。只有中央銀行及其附屬單位擁有獨立性，未來的貨幣體系才有可能運行。任何其他制度安排都是不穩定的。沒有誰強迫我這麼說，也不是因為這是德國人的觀點，我就這麼說。
這無非就是中央銀行家們早在20年代就玩熟了的把戲。中央銀行家們彼此先達成默契和共識，然後回頭去遊說各自政府同意他們的政策。在政治權力與金錢權力的遊戲中，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們自以為玩了銀行家，最終卻是銀行家們玩殘了政治家。
當英國看到《德洛爾報告》後，撒切爾夫人氣急敗環，她開始意識到了讓德洛爾領導貨幣小組是個可怕的政治失策，而德國央行行長波爾堅決反對德洛爾委員會的態度，讓她產生了後果嚴重的錯覺，她承認「最大的損害是，波爾反對貨幣聯盟的立場本來眾所周知，卻完全沒有在德洛爾委員會裡表達出來」。不過，英格蘭銀行行長彭伯頓則興高采烈地表示：
我認識到，從現實的角度看，建立和擴展單一貨幣是一個完美的計劃。我要讓人們知道我支持貨幣聯盟計劃。它將幫助英格蘭銀行重新贏得獨立性，幫助英國建立更穩定的貨幣制度。撒切爾給我的簡短指示是跟隨波爾（德國央行行長）。我給撒切爾寫了一封信，說萬一波爾同意簽字，我就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簽字了。如果我是唯一一個不在德洛爾報告上簽字的中央銀行行長，那我會顯得極其荒謬可笑，我看起來就像是撒切爾的一條哈巴狗。
德國在大功告成之際，對撒切爾展開了軟磨硬泡的遊說攻勢。但是，撒切爾在吃了波爾的大虧之後，已經不再信任德國人。於是，德國的盟友荷蘭出手了。荷蘭人在貨幣問題上，從來就是馬克的應聲蟲。當荷蘭人來到英國，撒切爾立刻就明白了他們的來意，這是德國人派來遊說英國接受歐洲央行的說客。荷蘭人苦口婆心一番開導之後，撒切爾堅持認為，英國加入歐洲貨幣聯盟將使英國喪失靈活性。荷蘭人巧舌如簧地回應，加入歐洲貨幣就好像開車帶上安全帶，並不會影響速度，而且安全更有保障。會後，撒切爾對荷蘭人的評價就是，「夸夸其談什麼歐洲匯率機制，簡直就是垃圾！」當英國財政大臣建議英國確立一個加入歐洲貨幣的時間表，鐵娘子勃然大怒道：「那是一個特別有害的建議。你們永遠不要再提這個話題，必須是我說了算。」
政治家與銀行家的鬥法，在歐洲起碼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代，但是各國政府像這樣徹底地將貨幣主權這一國家主權中最核心的部分，拱手讓給銀行家，在歐洲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在金權與政權的較量中，金權獲得了最終的勝利。在歐洲，已經不是國家在控制資本，而是資本控制著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