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美國的問題在於經濟,那麼歐洲的問題則在於政治。
作為歐盟的勢力軸心,德國和法國存在著根本性的理念差異。在政治上,法國始終希望能夠當歐盟的「駕車人」,而讓德國繼續做拉動歐盟經濟的「馬」。在戰後的半個世紀中,德國在二戰負罪的心理壓力之下,勤勤懇懇地表現出「馬」一般的低調和任勞任怨,不過,這絕非德意志民族的天性。隨著德國完成了統一大業,牢牢地控制了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權,德國逐漸擺脫了戰爭的陰影,開始把「駕車人」的韁繩越來越緊地抓在了自己手中。法國在政治上的優勢已日漸受到貨幣大權旁落的瓦解,沒有歐洲央行的支持,法國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無法發力。為了平衡權力的天平,法國總統薩科齊力促將「歐元集團」升格為「歐洲統一財政部」,試圖以此來制約德國主導下的歐洲央行的勢力,但效果還有待觀察。
盧森堡首相容克對「歐元集團」是這樣表態的:「我相信,歐元集團能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時,又不嚴重製約歐洲央行……為貨幣政策和歐洲央行爭論實在是浪費時間。法國未能成功地推行他們的想法。薩科齊總統建議對歐洲央行實施更嚴格的政治控制,可歐洲的財政部長中沒有人支持他,即使一些國家的領導人也許認同這個觀點,也會因為德國人堅決的立場而不了了之。」
在經濟上,德國是典型的「弓箭製造」決勝論者,堅信財富的根源在於生產創造,而法國則更注重財富的合理分配。用法國金融領域幕後大佬讓·佩爾利瓦德(Jean Peyrelevade)的話說就是,「德國民眾意識到,工業產出有一個健康的結構,對經濟增長和購買力的提升至關重要。但在法國,支持提高生產能力的做法並不受歡迎。德國企業的利潤率要比法國高20%。薩科齊所推崇的政策反映出他的一貫觀點,即經濟增長的關鍵在於通過收入分配和削減個人稅負,來提高人們的購買力。薩科齊篤信自己的政策,但他將鑄成大錯」。
薩科齊沒有意識到生產率的提升才是一切財富創造的本源,收入分配只能在更高的生產力之下才會發揮作用,做大蛋糕比均分蛋糕更優先。法國人享受生活的心態固然讓人羨慕,但德國人勤勞工作的選擇卻更值得敬佩。法國在歐盟與德國爭奪主導權的鬥爭註定會失敗,正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早就指出的那樣,法國不過是在為德國做嫁衣裳,最終將一個完整的歐洲交到德國人的手中。對此,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並不諱言:「如果法國的政治目標是將歐元的創立當作削弱德國實力的計劃的一部分,進而降低我們(德國)所謂的經濟主導性,那麼結果會恰恰相反。德國競爭力的增加意味著德國更強大,而不是實力被削弱。可以說,這是顯而易見的,而且也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是歐洲之中實力最強的經濟體」。
主權國家之間的權力博弈只是歐盟和歐元故事中的一條明線,在表面的政治經濟鬥爭的舞台背後,共同推進「歐洲合眾國」進程的導演們卻始終在設計著一條劇情的暗線。「歐洲統一財政部」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為了制約歐洲央行和德國人的勢力,這樣會激發更多歐盟國家的老百姓產生對德國的擔心,弱化他們對「歐洲統一財政部」的抗拒心理,進而在一片「忽悠」聲中,乖乖地將本國的財政預算和稅收政策主權拱手讓給超主權的歐盟。政治家們也許是在演戲,而且相當投入,以至於他們常常忘卻自己是在戲中還是戲外。
其實,「歐洲合眾國」的策劃者們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在他們推進歐洲貨幣聯盟的過程中,聯盟並不是越大越好,而是經濟水平越接近越好。在起步階段時期,歐元國家應僅限德、法、荷、盧四國,首先完成內部的經濟整合,再推出統一財政部。由於聯盟規模小,而經濟發展程度相似,溝通成本相對較低,可實現度較高。如果一切運行良好,規矩已經成熟,再將義大利、比利時納入,這兩國的財政和債務問題較大,起碼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消化。之後,才能考慮進一步擴張。結果,現在歐元區搞成了大雜燴,良莠不齊,意見不一,德國將耗費大量寶貴的時間去進行協調,而時間是有成本的!要想真正把歐元區做強,該舍則舍,當棄就棄。不懂取捨之道,只能是自取其亂。
正如「中美國」出現的東部人民(中國)負責生產而西部人民(美國)負責消費的現象一樣,歐盟也出現了「南北歐」問題,北部歐盟以德國、荷蘭為首的國家進行生產創造,而南部歐盟以希臘、義大利、西班牙為代表的國家進行消費。南部歐盟所出現的問題與美國一樣,都是以資產泡沫來帶動經濟繁榮,走上了債務驅動經濟的不歸路。它們利用加入歐元區所獲得的低利率和低通脹環境,大力刺激房地產泡沫,以資產升值帶動消費繁榮。在歐元區誕生的頭一個10年里,西班牙經濟平均增長了3.6%,希臘為4%,愛爾蘭達到6%,遠高於北部歐盟。資產價格的上漲必然伴隨著負債的擴張,消費的繁榮並非源於生產率的提升,而僅僅是資產膨脹的刺激。它們的消費需求拉動了德國在2004 – 2008年之間的經濟擴張。結果,在歐盟內部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失衡,西班牙、希臘、義大利等國的貿易和財政赤字嚴重惡化,而德國、荷蘭等國卻積累了巨大的貿易盈餘。
當2008年資產泡沫在全世界出現普遍崩潰時,南部歐盟的債務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宣告破產。繁榮大潮消退之後,留下的則是滿目瘡痍、無法償還的債務殘骸。在資產泡沫和消費狂潮時代,這些國家紛紛選擇了放棄實業,購買優質價廉的北部歐盟國家的-業消費品,從而削弱甚至永久喪失了相當規模的「弓箭製造」能力。債台高築、經濟萎縮、失業嚴重、稅收枯竭、財政破產,正是對錯誤經濟增長模式的全面清算。
關鍵的問題是,誰該出面拯救南部歐盟國家呢?全歐洲都眼巴巴地看著荷包鼓鼓的德國,希望德國將出口創造的國內儲蓄「貢獻」出來,幫助大家渡過難關。精明的德國人決不會輕易拿出自己的儲蓄去拯救別人。
回顧歐盟50多年的發展歷史,德國從來就是一個非常「拎得清」的國家,對自己的利益看得清清楚楚,守得嚴嚴實實。德國人拯救別國的基本前提就是,其他國家必須首先耗盡它們所有的金融資源,德國從來不會傻救其他國家!英國和法國曾屢次試圖從德國身上「揩油」,每次都在碰壁之後無功而返。
英國曾於1972年短暫加入過「蛇形機制」,但很快就被投機資本給打了出來。1973年,英國首相希斯來到波恩,再度要求英鎊加入「蛇形機制」。德國自然表示支持,有了英鎊和法郎這兩隻左膀右臂,抗擊美元投機資本巨浪的能力就會更強。但是,英同人提出的條件卻讓德國人躊躇,英國政府試圖與歐洲貨幣匯率掛鉤時,屢屢失敗,而且歷屆政府由於支持類似政策也被連累垮台,因此,希斯提出德國必須提供無限制支持英鎊的承諾。在德國人看來,這等於要求德國人用自己的外匯儲備,為英國人開出空白支票,而英國人拿到這道護身符,很可能會在財政赤字方面失去約束。德國人不願直接回絕,就提出反報價,建議英國先加入「蛇形機制」,以背水一戰的心志,表明捍衛歐洲匯率穩定的決心。結果,英國人退縮了。
1978年啟動歐洲貨幣體系(EMS)時,法國建議用「一籃子貨幣」為核心建立歐洲貨幣單位(ECU),各國貨幣以FCU為參照點進行不超過2.25%的浮動。法國人的這個設計相當高明,在馬克強大而法郎弱小的情況下,相對於ECU進行浮動的思路,對法郎有利。因為在「籃子」中的貨幣比例固定後,每5年才調整一次。期間,如果德國馬克升值過快,為了保證「籃子」中馬克的價值不能越界,德國將不得不首先拿出自己的外匯儲備干預市場,降低馬克匯率。這樣,德國的外匯儲備就將成為歐洲貨幣體系共享的資源。同時,ECU將成為各國干預外匯市場的T具,並且最終實際上是由本國貨幣來償還匯率波動造成的外債。
德國人一眼就看穿了法國人的用心,堅持匯率穩定操作必須承襲「蛇形機制」,各國貨幣浮動不能以ECU為基準,而是任何兩組貨幣的相對匯率不能突破上限,這樣,各國就只能先動用自己的外匯儲備來干預匯率。這一招將法國算計德國外匯儲備的計謀,破解得千乾淨凈。另外,德國堅持在償還匯率干預形成的借貸時,各國必須使用美元、馬克或黃金來支付。同時,德國也不同意建立共享的「外匯儲備庫」。結果,在德國執拗的堅持下,法國只得讓步。
建立貨幣聯盟本是德國利益最大化的戰略選擇,拉攏英國和法國是構建貨幣聯盟的核心,對英法試圖染指德國國內儲蓄的企圖,德國採用了絕不姑息的態度,如果英法不耗盡自己的全部金融資源,就想從德國獲得資金?門兒也沒有!
要想拯救南部歐盟,必須分兩步走:第一就是穩定歐洲的金融體系,第二是重新激活其經濟引擎。
南部歐盟在資產泡沫破裂的過程中,至少形成了規模高達2萬億歐元的資產損失,這些金融爛賬充斥在這些國家的銀行體系之內,而且通過國債和企業債的形式已經擴散到了整個歐元區。儘管歐洲的金融問題沒有出現類似於美國龐大金融衍生市場的放大效應,但是要消化如此規模的爛賬也絕非易事。
辦法無非兩種:一是通過歐洲央行印鈔票,用通貨膨脹來沖銷爛賬,不過這樣做違反了德國人近乎偏執的反通脹思維方式,而且同樣會導致德國儲蓄的損失;二是成立歐洲穩定基金(EFSF),用該基金來接手爛賬。
在歐洲穩定基金的運行機制方面,德國與法國再次發生爭執,焦點只有一個,用誰的儲蓄來填窟窿。法國人建議把歐洲穩定基金改製為銀行,這讓人想起當年凱恩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設想,沒錢的國家總想搞信用透支,銀行的主要作用就是創造信用。法國人指望由該基金銀行出面購入爛賬資產,再拿到歐洲央行去抵押獲得資金,然後繼續買入,逐步將這些爛賬從銀行系統轉移到歐洲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去,這實際上等於歐洲央行將這些資產毒垃圾進行貨幣化,最終埋單者仍然是德國的儲蓄人。
德國人當然不幹,他們提出的是一種槓桿式的擔保基金模式,由歐洲穩定基金擔保20%的損失,募集資金進行數倍放大,在市場中吸收其他國家的儲蓄,這樣將保護德國的財富,而將其他國家的儲蓄置於危險之中。考慮到希臘債務減計高達50%,歐洲穩定基金只擔保20%的損失,顯然投資風險巨大。
麻煩還不僅在於金融投資的短期風險,而是南部歐盟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崩潰,長期經濟衰退已成必然,償債能力受到了根本性的削弱。所謂「救急不救窮」,穩定金融系統相對容易,但重新啟動這些國家的經濟引擎卻絕不簡單。在歐元體系之下,這些國家不可能再用貶值本幣來刺激出口,它們的本國實業在德國工業的顯著競爭優勢面前,已逐漸土崩瓦解,國內消費品日益依賴德國工業。沒有貨幣與關稅的保護,缺乏財政和稅收的支持,南部歐盟國家要想重新開始「弓箭製造」,與強大的德國,工業產品進行競爭,其難度勢比登天!它們只有不斷削減財政支出,壓制消費需求,而經濟會在緊縮中惡性循環。南部歐盟國家的爛賬就像割韭菜一般,割去一茬又會長出一茬。事實上,這很可能是個虧損的無底洞。
現在,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 「妖怪們」貪婪的目光都盯上了中國的儲蓄,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成了別人眼中的「唐僧肉」。「妖怪們」提出了各種誘惑,如以人民幣計價的融資,給予中國市場經濟的地位,反制美元霸權等等,聽起來頗具吸引力,但往往華而不實。
不錯,美國在一戰後,借美元債權國的霸氣開始了美元的第一次遠征,但最終畢竟以失敗而告終,因為貨幣霸權的基礎在於其宰制的市場規模,面對英鎊區和法郎區的割據,美元的第一次遠征無功而返。只有在二戰中,歐洲各國相互毀滅才創造了一個美元獨霸的歷史機遇。現在的情況是,歐元區規模遠大於當年的英鎊割據,流出海外的人民幣難以形成貿易結算的割據勢力範圍。在中國形成足夠的國內市場規模之前,中國的儲蓄應該留在國內發揮更大作用。當中小企業由於缺乏資金而瀕臨大面積破產的情況下,將國內儲蓄輸送到歐洲,必然產生「道德風險」。
市場經濟地位並不能根除貿易中的反傾銷問題。80年代日本與歐美的貿易衝突不斷,日本並不存在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其根源還是利益矛盾,市場經濟地位不過是發動貿易戰的諸多借口之一罷了。
反制美元霸權的說辭也很可疑,歐美金融體系本來就是各大家族在200年的時間裡,經過反覆博弈最終實現的利益均勢,他們之間有矛盾和利益衝突,也有槍口一致對外的基本共識。對於一個外來者而言,恐怕他們共同的利益要大於內部的矛盾。
中國在歐洲債務危機中的角色,還是應該多向精明的德國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