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吃早飯時,還有坐車去米蘭的一路上,他都在很動情地說著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段時光——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我從他的聲音里聽出一種非常真切的憂傷,但當他提到現在的革命氣氛時,那種憂傷消失了,變得充滿熱情,我覺得這種熱情也是真誠的。這種激情,他說,正在席捲年輕人,還有老人。我一直在點頭,打動我的是他的勁頭,他想讓我覺得,在我面前,他過去的激情又回來了,我對他有些同情。後來,他提到了他的個人經歷,我很快推算了一下,眼前的這個男人是五十八歲。
到了米蘭,我讓他在距出版社沒幾步遠的地方把我放下車,我告別了這位陪同我的人。因為前一天晚上沒有睡好,我有一點暈乎。在路上,我想盡量擺脫和塔蘭塔諾的身體接觸帶來的不適,但我還是有一種被玷污的感覺,類似於我們城區里的那種污穢。在出版社裡,我受到了熱烈歡迎,不是幾個月前的客氣,而是一種愉快和得意的祝賀,好像在說:我們多明智啊,我們料到了你很棒。甚至是接線員也出來向我祝賀,她從電話間里出來擁抱了我,她是唯一真正為我感到高興的人。那個吹毛求疵的編輯,就是負責修訂我的書的人,也第一次請我吃飯。
當我們坐在一個距離出版社沒幾步遠、空蕩蕩的小餐廳里,他就開始跟我說,我的文字里有一種迷人的東西。在我們吃飯的間隙,他建議我不要躺在功勞簿上,我應該開始著手準備下一本小說。之後他又提醒我,那天三點我要去一趟米蘭國立大學,我在那兒有一個讀者見面會。這個見面會和馬麗婭羅莎沒什麼關係,這次出版社通過自己的途徑組織了一批學生。我問他我到了那裡之後該找誰。那個和我一起吃飯的權威編輯用自豪的語氣說:「我兒子會在學校門口等您。」
我從出版社拿了行李去賓館,在賓館沒待幾分鐘就去大學了。天氣酷熱難耐,到了大學,我看到到處貼滿了標語,還有很多紅旗,眾多參加鬥爭的人們,還有一些牌子,上面寫著他們的綱領,到處都是大聲說話、談笑和鳴笛的聲音,有一種令人焦慮不安的氣氛。我在那裡轉了一圈,想找到任何一個和我相關的東西。我記得,當時有一個黑頭髮的男生撞了我,他跑過來,匆匆忙忙地撞到了我,打了一個趔趄,等他回過神來,馬上就跑開了,就好像有人在追他一樣,但他身後沒有人。我記得,有一陣陣很清晰的喇叭聲,刺破了讓人窒息的空氣。我記得有一個金髮姑娘,身材很嬌小,她拉著一個很粗的鐵鏈子,聲音很響,她大聲對一個人喊「我來了!」,一邊催促著。我記得這些,是因為我在等著有人認出我、走近我,我拿出了筆記本,擺出一副作家的樣子,把看到的情景都記了下來。但過了半個小時,還是沒有人來。這時候,我留心地看著那些貼在牆上的紙張和通告,想找到我的名字,或者那部小說的名字,但沒有找到。我開始變得有些焦躁,我放棄了詢問學生,我不好意思提到我的小說,因為四處牆上都貼滿了標語,上面提到的問題要比我的小說重要。我發現自己懷著兩種全然不同的情感:我非常喜歡那些高調的男生女生,喜歡他們肆無忌憚的聲音和舉動;另一面則是我從小就有的對混亂的恐懼,當時在那個地方,我覺得混亂可能會席捲我,很快就會出現一個無法對抗的權威人物——校工、教授、校長或者警察,會當場把我揪住——我總是那麼聽話,結果受到了懲罰。
我不想把這當回事兒,在一群比我小不了幾歲的學生面前講那老一套,這有什麼意義呢?我想回賓館,我要享受我作為成功女作家的生活——旅行,經常在餐館裡吃飯,在賓館裡睡覺。但這時候,有五六個姑娘急急忙忙從我前面經過,她們都拎著包,我不由自主地跟著她們向前走去,走進吵吵嚷嚷的人群,走進號角聲里。走著走著,我走到一間擠滿人的教室前面,正好在這時候,教室里傳出了一陣憤怒的喊叫。那幾個姑娘進去了,我也跟著她們小心翼翼地進去了。
幾個派別在進行激烈的辯論,無論是擠在教室里的人,還是聚集在講台邊的幾撮人,他們都很激動。我站在門邊,隨時準備離開,其實我已經想離開了,因為整個教室烏煙瘴氣、群情激憤。
但我又想搞清楚狀況,我覺得,他們在討論綱領的問題。當時的情景是:有人在叫喊,有人沉默不語,有人開玩笑,有人大笑,有人像戰場上的傳令兵一樣,快速地走來走去,有人對什麼事情都不關注,還有人在學習——沒人會覺得,他們可能達成一致。這時候,我已經習慣了那種喧鬧和氣味,我希望馬麗婭羅莎也在裡面。那裡有好多人,男性居多,帥的、丑的、優雅的、不修邊幅的、暴力的、驚恐的還有有趣的。我帶著好奇,看著那些女生,我覺得我是唯一一個單獨出現在那兒的女人。有些女生——比如說我跟著她們來到這裡的那幾位,她們挨得很近,在擁擠的教室里分發傳單,她們一起叫喊,一起歡笑,她們之間保持幾米遠的距離,都很小心,以免走散。她們有可能是老朋友,也可能是臨時認識的,她們組成一個團體,也許是為了獲得進入這間混亂的教室的勇氣。她們受到這種鬥爭場面的吸引,決定面對挑戰,但條件是彼此不分開,就好像她們在安全的地方已經事先說好了,假如一個人離開,其他人也會跟著離開。其他女生則要麼和女同學在一起,要麼和男朋友在一起——她們夾雜在男生的群體里,會做出一些很私密的動作,表現得很豪放,她們愉快地跨越了安全線,但我覺得她們是最幸福、最自豪,也是最前衛的。
我感到自己和這個環境格格不入。我出現在那裡,假如要沉浸在那些煙霧、氣味之中,要融入其中,我也應該大喊幾句,但這裡的氣味,讓我想起了安東尼奧身上發出的味道,還有當我們在池塘邊耳鬢廝磨時他的呼吸。我真是太可憐了,一心一意地追求學業,基本上沒怎麼去過電影院,從來都沒有買過碟片,我從來都沒有成為某些歌手的追隨者,沒收集過歌手簽名,我從來都沒去聽過音樂會,我從來都沒有喝醉過,我少數的性經驗也是偷偷摸摸地,在不安中、在擔驚受怕中進行的。但這些女生呢,她們的狀態都差不多,她們應該活得很瀟洒,面對這種徹底的改變,她們要比我更加有準備,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和她們一樣。也許,她們覺得出現在那裡,出現在那種氛圍里,不是一件出格的事情,而是一種正確、迫切的選擇。我現在有一點兒錢了,我不知道還會賺到多少錢,我想,我可以彌補一些已經失去的東西。哦,或者不行,我太學究了,太無知了,太有控制力了,太習慣於冷靜地生活,存儲那些思想和數據,我太接近於婚姻和最後的歸宿了,總之我太愚鈍了,我把自己安置在已經日薄西山的秩序里。想到最後一點,我有些害怕。我想,我要馬上離開這個地方,這裡每個動作,每句話,都是對我付出的努力的嘲弄,但我沒走,而是擠進了擁擠的教室。
一個很漂亮的女生馬上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臉上的線條很優美,黑色的長髮披在肩上。她肯定要比我年輕,看到她之後,我沒辦法把目光移開。她站在一群看起來充滿鬥志的年輕人中間,一個大約三十歲的男人,就像保鏢一樣,緊貼著站在她身後,那個男人抽著一根雪茄。讓她與眾不同的,除了美貌之外,是她懷裡還抱著一個沒幾個月大的嬰兒,她正在給孩子餵奶,同時還關注著事情的進展,時不時會叫喊幾句。那個小孩穿著天藍色的衣服,小腿和小腳都露在外面,他的嘴離開了奶頭,但他媽媽沒把乳房收起來,她的白襯衣扣子解開著,胸部鼓脹,她皺著眉,嘴半閉著。當她意識到兒子不再吃奶,就又機械地把奶頭給他。
在這個吵吵嚷嚷的教室里,到處都烏煙瘴氣的,這個孩子讓我覺得很不安,而那個女生看起來不像一個正常的母親。她外表很秀麗,雖然比我還小,卻要承擔起撫養兒子的責任。看起來她好像在抗拒自己的身份,她和那種全身心照料自己孩子的年輕女人沒有任何共同點。她一邊在叫喊,一邊在做手勢,有時候會發言,有時候生氣地笑著,用鄙視的動作指著某個人。然而,兒子是她的一部分,他在找乳房,有時候會叼不住乳頭。他們一起形成了一組晃動的影像,好像一幅畫在玻璃上的畫,而玻璃隨時都可能破裂——那孩子也許會從她懷裡掉下去,一個不小心的動作,手肘或者別的什麼東西會碰到他的頭。後來,馬麗婭羅莎出現在這女孩的身旁,我很高興。我想,她終於出現了。她真是活躍,臉上熠熠生輝,她真友好,她跟那個年輕母親非常親密。我搖了搖手,但她沒看到我,她在那個女生耳邊說了些什麼,然後就消失了。過了一會兒,她出現在圍著講台的那堆人中間。這時候,從側門闖進來一群人,教室里的人稍稍平息了一些。馬麗婭羅莎做了一個手勢,得到了大家的回應,她抓住麥克風,簡短地說了幾句,整個擁擠的教室安靜下來了。這時候,有幾秒的時間,我覺得在米蘭,在那段緊張的日子裡,我自己的不安,好像有一種力量讓我腦子裡的陰影全部消失了。在那幾天里,我有多少次想到過我早期的政治教育?馬麗婭羅莎把麥克風給了她旁邊一個年輕人,我馬上就認出了那個人——弗朗科·馬里,我在比薩最初那幾年的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