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過多久,那些地下鬥爭忽然都出現在報紙和電視上:政變者的計劃、警察的鎮壓、武裝團伙、交火、受傷、屠殺、炸彈和血案,在大城市和小城市都有發生,這些事情也衝擊到了我。卡門給我打了電話,她非常擔憂,因為她有好幾個星期都沒有帕斯卡萊的消息了。
「他有沒有去你那兒啊?」
「來了,但已經是至少兩個月前的事兒了。」
「啊!他問了我你的電話號碼,還有地址。他想問你一件事情,尋求你的建議,他問了嗎?」
「關於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他沒問我什麼。」
「他說了什麼?」
「沒說什麼,他很好,很愉快。」
卡門到處打聽哥哥的消息,也問了莉拉和恩佐,也問了法院路上那些和他一起活動的人。最後她甚至給娜迪雅家裡也打了電話,但娜迪雅的母親非常不客氣,後來阿爾曼多只是跟她說,娜迪雅已經搬走了,沒有留下任何聯繫方式。
「他們可能一起生活了。」
「帕斯卡萊和那女人?沒有留下任何聯繫地址和電話?」
我們談了很長時間。我跟她說,可能因為帕斯卡萊的緣故,娜迪雅和她的家庭決裂了,誰知道呢,也許他們已經去德國、英國,或者法國生活了。但卡門還是不放心,帕斯卡萊是一個很顧家的大哥,她說,他不會就這樣消失的。她有一種非常不好的預感:城區里每天都在發生衝突,任何一個左翼人士都要特別小心,那些法西斯分子都已經威脅了她和她丈夫了。他們說,是帕斯卡萊放火燒了新法西斯黨的支部,還有索拉拉家的超市。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城區里發生了這些事情,我覺得很驚異。我問,那些法西斯分子認定是帕斯卡萊做的?是的,他排在法西斯黑名單的最前面,是要最先掃除的人。卡門說,也許吉諾讓人把她哥哥殺了。
「你去找警察了嗎?」
「是的。」
「他們怎麼對你說。」
「他們要逮捕我,他們比法西斯還要法西斯。」
我給加利亞尼老師打電話,她用熱嘲冷諷的語氣對我說:「發生什麼事兒了?我在書店、在報紙上都沒再看到你的名字了,你已經退休了嗎?」我回答說,我生了兩個女兒,我現在在照顧她們,然後我問起了娜迪雅。她變得很不客氣,她說,娜迪雅已經長大了,她已經離開家獨立生活了。她去哪裡了,我問。這是她的事兒,她回答說。我正想問她兒子的電話號碼時,她沒打招呼,就把電話掛掉了。
我用了很長時間,才搞到阿爾曼多的電話,在他家裡找到他,也費了很大力氣。當他終於接了電話,他好像很高興接到我的電話,甚至有點急於向我傾訴。他在醫院裡很忙,他的婚姻已經結束了,他妻子離開了,把孩子帶走了,他現在是一個人,生活有點兒渙散。談到他的妹妹時,他語氣變得很生硬。他輕輕地說:「我已經和她斷絕關係了,在政治和其他方面,我們分歧太大了,自從她和帕斯卡萊在一起以後,她就徹底失去了理智。」我問:「他們一起出去住了嗎?」他不想談論這個話題:「可以這麼說吧。」就好像這個話題在他看來很輕浮,他越過這個話題,提到了現在糟糕的政治狀況,提到了布雷西亞的血案,談到那些收買政黨的老闆,情況惡化了,法西斯分子又抬頭了。
我又給卡門打電話,是想讓她放心。我跟她說,為了和帕斯卡萊在一起,娜迪雅和她家人斷絕了關係,帕斯卡萊像小狗一樣,跟在她後面。
「你這麼覺得?」卡門問。
「毫無疑問,愛情就是這樣。」
她表示懷疑,但我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我非常詳細地跟她講了帕斯卡萊來找我的那天下午的情況,我有些誇大其詞地說,他們很相愛。我們掛了電話。但在六月中旬時,卡門又非常絕望地給我打了電話。在大白天,吉諾被殺死在自家的藥店門口,他們朝著他的臉上開了槍。我當時想,她告訴我這個消息,因為藥劑師的兒子是我們青少年記憶的一部分,不管他是不是法西斯。這個消息當然讓我很震驚,畢竟我們是一起長大的。但她告訴我這個恐怖的消息,真正原因不是這個,而是警察去了她家裡,把她家從頭到腳搜了一遍,他們還搜了加油站。他們在找證據,想證明這是帕斯卡萊乾的。她現在的處境非常糟糕,比堂·阿奇勒被殺死時,她父親被逮捕時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