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回到家裡就給阿黛爾打電話,想知道我的書的德語譯本是怎麼回事,就是安東尼奧送給我的那本。她也雲里霧裡的,對此也一無所知,她給出版社打了電話。過了一會兒,她又打過來了,對我說,那本書不僅僅在德國出版了,在法國和西班牙也出版了。這時候我問,那我該怎麼辦?阿黛爾的聲音有些不安,說:「你不用做什麼,這是一件好事兒。」我有些吞吞吐吐地說,我當然很高興,但我要做什麼具體的事兒嗎?比如說,我要出國去推廣嗎?她很溫和地回答我說:「埃萊娜,你不需要做什麼,不幸的是,那本書在哪兒都沒賣出去。」
我的心情變得很糟糕。我給出版社打電話,詢問他們關於我的書翻譯出版的消息,但讓我憤怒的是,沒有任何人想過通知我這些事。最後,我對一個無動於衷的職員說:「我是從一個半文盲朋友那兒,而不是從你們這裡得知:我的書在德國出版了。你們到底是怎麼工作的?」後來,我向她道歉,我覺得自己很愚蠢。最後,那些法語、西班牙語還有德語的翻譯版本都發到我這裡,德語版本不像安東尼奧帶給我的那本那樣皺巴巴的。那些翻譯版本都很粗糙:封面上有穿著黑衣服的女人,有留著大鬍子的男人,頭上戴著鴨舌帽,還有晾在外面的衣服。我翻閱著這些國外的版本,我給彼得羅看,最後我把它們和其他書一起放在書架上。沒用的紙,沉默的紙。
我開始了一段疲憊的、心煩意亂的時光。我每天都給埃莉莎打電話,問她馬爾切洛是不是還是那麼客氣,問他們是不是決定要結婚了。聽到我的啰嗦,她會很歡快地笑起來,跟我講了他們的愉快生活,他們開車或者坐飛機進行的旅行,以及我兩個弟弟的發展,還有我們的父親和母親現在有多好。現在,我時不時會對她產生嫉妒。我很累,也很心煩,艾爾莎不停地生病,黛黛希望得到關注,彼得羅一直無法完成他的書。我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兒發火,我罵兩個孩子,和我丈夫吵架,結果是他們三個都很害怕我。最後,兩個孩子看到我經過她們的房間門口,都會停下遊戲,很警惕地看著我。彼得羅有越來越多的時間,都待在大學的圖書館裡,而不是家裡。他一大早出去,晚上才回來,他回來時,身上好像帶著衝突的痕迹。我現在已經完全被排除在公眾生活之外,我只能在報紙上看到那些衝突:法西斯分子拿刀子捅人、殺人,那些極左人士也毫不示弱。警察現在獲得了法律許可,他們可以開槍,在佛羅倫薩也已經出現這種情況了。最後發生了一件在我預料之中的事:彼得羅成了一樁糟糕事件的核心人物,這事兒在報紙上也激起了各種爭論。某次考試,他給一個學生判了不及格,而這個學生是投入戰鬥的積極分子。這個年輕人當著所有人的面罵了他,並用一把槍對著他——這不是他跟我講的,而是一個熟人講的,這個人當時也沒在場,也是聽人說的——這時候,彼得羅不慌不忙地把不及格的分數寫上,把學生證還給那個男生,然後他清清楚楚地說:「您要麼現在開槍,要麼趕緊把武器拿開,因為過一分鐘,我一從這個教室出去,就會去告您。」那個男生拿著槍,一直對著他,過了很長的幾秒,他把槍放進口袋裡,拿起學生證跑開了。過了幾分鐘,彼得羅去了警察局,那個學生馬上被逮捕了。但事情還沒結束,那個男生的家長,不是直接和彼得羅,而是直接和彼得羅的父親溝通,讓他父親說服他收回起訴。圭多·艾羅塔試著說服他兒子,他們通了好多次電話,每次時間都很長。讓我吃驚的是,在通話過程中,我聽到老艾羅塔教授失去了耐性,抬高了嗓門,但彼得羅毫不讓步。直到最後,我很激動地問他:
「你意識到你在做什麼嗎?」
「那我應該怎麼做。」
「不要把關係搞得那麼緊張。」
「我不明白。」
「那是你不想明白,你和我們在比薩時的某些教授一模一樣,就是那些最讓人討厭的教授。」
「我不覺得。」
「這是事實。你已經忘記了,我們當時多麼努力才能通過那些沒用、也沒意思的考試,簡直是白費力氣。」
「我的課程並不是沒意思。」
「你最好問問你的學生。」
「那要問那些有資格做出回答的人。」
「假如我是你的學生,你會不會問我?」
「我跟那些真正學習的人關係很好。」
「也就是說,你喜歡那些巴結你的人?」
「你喜歡那些狂妄自大的人,就像你那不勒斯的那個朋友?」
「是的。」
「那你為什麼一直都在老老實實地學習。」
我一時語塞。
「因為我以前很窮,我能走到這一步,簡直就是個奇蹟。」
「好吧,那個男孩和你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你和我也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你想說什麼?」
我沒有回答,我很慎重地繞開了這個話題。但之後,我的怒火又上來了,我開始批評他一根筋。我對他說:「你已經讓他不及格了,你再去起訴他,這有什麼用?」他嘟囔了一句:「這個學生犯罪了。」我說:「他想嚇唬你一下,他是個孩子。」他冷冰冰地說:「他手上拿的是一把手槍,不是一個玩具,那是七年前在洛韋扎諾警察局和其他武器一起被偷走的一件東西。」我說:「他沒開槍。」他有些惱怒地說:「槍上了子彈,假如他開槍了呢?」他沒開槍,我喊道。他也抬高了嗓門:「我要等著他開槍了,才去起訴他?」我叫喊道:「別嚷嚷,你太神經了。」他回答說:「你想想你自己吧。」我太激動了,跟他怎麼解釋都沒用。雖然我忍不住和他吵架,但我覺得,當時的情況真的很危險,讓我非常擔心。我說:「我是在為你,為我,還有兩個孩子擔心。」他不會安慰我,讓我放心,而是把自己關到自己的房間里,去寫他的書了。幾個星期之後,他才告訴我,有兩個便衣警察找過他幾次,問了他關於幾個學生的事兒,而且給他看了他們的照片。他第一次非常客氣地接待了他們,沒有給他們提供任何信息,就把他們送走了。第二次,他問他們:
「這些年輕人犯罪了嗎?」
「沒有,現在還沒有。」
「那你們調查什麼?」
他把警察送到門口,是那種客氣的,但拒人千里之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