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產士
「你有金盞花嗎？」助產士問，「我還需要半邊蓮和金縷梅。」
她坐在廚房流理台前，看著母親在我們的樺木櫥櫃里翻找。她們之間的檯面上放著一台電子秤，母親偶爾會用它給干樹葉稱重。那是春天，儘管陽光明媚，早晨還是有一絲寒意。
「我上周做了一批新鮮的金盞花酊劑，」母親說，「塔拉，快去拿來。」
我取回酊劑，母親把它和干藥草一起裝在一個塑料食品袋裡。「還需要別的嗎？」母親大笑著說，音調很高，很緊張。助產士讓她感到害怕，每當害怕時，母親就會變得輕飄飄的，而每當助產士做出一個緩慢而堅定的動作，她都晃來晃去。
助產士瀏覽了一下清單。「夠了。」
她又矮又胖，四十多歲，有十一個孩子，下巴上長著一個黃褐色的疣。她的頭髮和田鼠一個顏色，是我見過的最長的。當她把繃緊的髮髻解開時，頭髮如瀑布般垂落至膝處。她面容陰沉，嗓音粗重而威嚴。她沒有執照，也沒有證書。助產士完全是她自我認證的，但這就足夠了。
母親將做她的助手。記得第一天我看著她們，暗自比較。母親有著玫瑰花瓣般的皮膚，頭髮捲成柔軟的波浪，在肩膀周圍跳來跳去，眼皮閃閃發亮。母親每天早上都化妝，如果來不及化妝，她一整天都會為此道歉，就好像不化妝給所有人都帶來了不便。
助產士看上去彷彿已經有十年沒在意過外表了，而她的舉止讓你感覺注意到這點很愚蠢。
助產士懷裡抱著母親的草藥，點頭道別。
助產士下次來我家時，帶著她的女兒瑪麗亞。瑪麗亞站在她母親旁邊，模仿她的動作，一個嬰兒背在她九歲的精瘦的身體上。我滿懷期待地盯著她。我沒見過多少像我一樣不上學的女孩。我慢慢靠近她，試圖吸引她的注意，但她全神貫注地聽她母親說話，她母親正在解釋如何用痙攣樹皮和益母草調治產後子宮收縮。瑪麗亞點頭表示贊同，目不轉睛地盯著她母親的臉。
我獨自拖著沉重的腳步穿過走廊，來到自己房間，但當我轉身要關門，發現她站在那裡，仍然背著嬰兒。小寶寶肉嘟嘟的，她不得不使勁彎著腰才背得住他。
「你要去嗎？」她說。
我不明白她在問什麼。
「我總會去，」她說，「你見過生孩子嗎？」
「沒有。」
「我見過很多次了。你知道嬰兒『臀位』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我回答，感覺像是在道歉。
母親第一次去協助生產，在外面待了兩天。然後她從後門飄了進來，臉色蒼白，近乎透明，飄移到沙發上，渾身直打哆嗦。「太可怕了，」她低聲說，「連朱迪也說自己被嚇到了。」母親閉上了眼睛，「可她看上去並不害怕。」
母親休息了幾分鐘，直到恢復了一些顏色，才講述了事情的經過。分娩過程漫長又折磨人，當嬰兒終於降生時，產婦已經嚴重撕裂。到處都是血。大出血不止。就在這時，母親才意識到臍帶一度纏住了嬰兒的喉嚨。嬰兒全身發紫，一動不動，母親還以為他死了。母親講述這些細節時，面無血色，像雞蛋一樣蒼白，最後她坐下來，用雙臂環抱住自己。
奧黛麗泡了甘菊茶，之後我們讓母親上床睡覺。那天晚上爸爸回家時，母親又把這件事給他講了一遍。「我做不到，」她說，「朱迪可以，但我不行。」爸爸把胳膊搭在她肩上。「這是上帝的召喚，」他說，「有時候上帝要求我們做的事充滿艱難。」
母親不想當助產士。這自始至終都是爸爸的主意，是他自力更生計劃的一部分。沒有什麼比我們依賴政府更令他厭惡的了。爸爸說總有一天我們會完全自給自足。待他一籌到錢，他就計劃修建一條從山上取水的管道，然後在農場各處安裝太陽能電池板。這樣，在世界末日，當其他人都生活在黑暗中，喝水坑裡的水，我們還有水和電。母親是草藥師，所以她能照料我們的健康；如果她學會助產，就能在孫子孫女出生時接生了。
第一次接生過後幾天，助產士來看望母親。她帶著瑪麗亞，瑪麗亞又跟著我來到我的房間。「你母親第一次接生就不順利，真是太糟糕了。」她笑著說，「下一次就容易多了。」
幾周後，這個預言應驗了。那是午夜時分。因為我們沒有電話，助產士打給了山下奶奶。奶奶爬上山來到我家，又累又氣，大喊著讓母親去「扮醫生」。她只待了幾分鐘就把全家人都吵醒了。「為什麼你們這些人不能和別人一樣去醫院，我真不明白。」她大叫著，砰的一聲關上門走了。
母親拿上她的小手提袋和裝滿酊劑黑瓶的工具箱，緩緩走出家門。我很擔心，一晚上沒睡好。但第二天早晨母親回到家時，頭髮亂作一團，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咧著嘴露出燦爛的笑容。「是個女孩。」她說。然後她上床睡了一整天。
就這樣過了幾個月，母親隨時都會離開家，再哆哆嗦嗦地回到家，為終於了了一樁事而鬆了一口氣。當樹葉開始凋落時，她已經幫忙接生了十幾個孩子。到冬天過完，已有幾十個孩子。春天，她告訴父親，她干夠了，如果世界末日來臨，如果她迫不得已，她會接生孩子的，但現在她不想幹了。
聽到她說這話，爸爸臉色一沉。他提醒她這是上帝的旨意，這會保佑我們的家人。「你需要成為一名助產士，」他說，「你需要獨自一人接生孩子。」
母親搖了搖頭。「我不行，」她說，「再說了，人家都去找朱迪，誰會雇我呢？」
挑戰上帝的意志，給她自己帶來了厄運。不久，瑪麗亞告訴我，她父親在懷俄明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我媽媽說接生的活該由你母親接管。」瑪麗亞說。一個激動人心的形象在我想像中成形，我扮演瑪麗亞的角色，成了助產士的女兒，自信、博學。但當我轉過身來看著站在我身旁的母親時，那個形象瞬間蒸發了。
助產在愛達荷州並不違法，但尚未得到批准。如果分娩出了問題，助產士可能會面臨無證行醫的指控；如果出了大事故，助產士可能會面臨過失殺人的刑事指控，甚至要坐牢。鮮有哪個女人甘願冒此風險，所以助產士很稀缺：朱迪離開去懷俄明州的那天，母親成了方圓百英里內唯一的助產士。
挺著大肚子的女人開始陸陸續續來到我家，請求母親為她們接生孩子。母親一想到這個就皺眉。一個女人坐在我們家褪色的黃沙發邊緣，眼睛低垂，解釋說，她的丈夫失業了，家裡沒錢去醫院。母親靜靜地坐著，眼神專註，雙唇緊閉，整個表情瞬間凝固。接著她的表情緩和了，小聲說：「我不是助產士，只是個助手。」
那個女人又來了好幾次，一次次坐在我們家沙發上，講述她以前生孩子的順利過程。每當爸爸從廢料場看到那個女人的車，他總是借口要喝水，從後門悄悄溜進屋，然後站在廚房裡，一邊不緊不慢、一聲不吭地小口啜飲，一邊向起居室方向豎起耳朵偷聽。每次那個女人離開後，爸爸都難以抑制他的興奮。最後，也許是因為那個女人的絕望，也許是因為爸爸的喜悅，也許是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母親讓步了。
生產過程很是順利。接著這個女人有個朋友也懷孕了，也叫母親去接生。然後那個女人也有個朋友要生孩子。母親雇了一個助手。沒過多久，她便要接生那麼多的孩子，我和奧黛麗整天都陪她開車在山谷里轉悠，看著她做產前檢查，開草藥藥方。某種程度上她成了我們的老師，因為我們很少在家上課，她以前也從未教過我們。她給我們解釋所有的療法和緩和劑用法。如果某人的血壓過高，應該服用山楂以穩定膠原蛋白，擴張冠狀動脈血管；如果哪個產婦過早宮縮，需要用姜泡澡，增加子宮內氧氣的供應。
助產士的工作改變了我母親。作為一名有七個孩子的成年女性，有生以來她第一次毋庸置疑地成為掌控局面的那個人。在成功為一個嬰兒接生後的幾天里，有時候，從她某次有力的扭頭，或者畫得濃重專橫的眉毛上，我能察覺到她有了朱迪那樣強大的氣場。她不再化妝，也不再為沒化妝而道歉。
母親接生一次收費五百美元左右，這也是助產工作讓她發生變化的另一種方式：突然間她有錢了。爸爸認為女人不應該工作，但我想他覺得母親做助產士收費沒有錯，因為這損害了政府的利益，況且我們需要錢。雖然爸爸干起活來那股勁頭無人能比，但是拆解廢品、蓋穀倉和乾草棚並沒有帶來多少收入。而母親掏腰包，用裝在信封里的小額鈔票買點兒食品雜貨，還是幫了大忙的。有時候，如果我們一整天都在山谷里忙活，送草藥、做產檢，母親就會用賺來的錢帶我和奧黛麗出去吃飯。城裡外婆以前送給我一本粉色日記本，封面上畫著一隻焦糖色的泰迪熊，裡面記錄著母親第一次帶我們去餐廳吃飯的情景。我是這樣描述的：「真正的夢幻之地，有菜單和一切。」根據那則日記，我的那頓飯花了三美元三十美分。
母親也用這些錢來提高自己的助產技能。她購置了一個氧氣罐，以防新生兒呼吸困難。她還去上縫合課，這樣就能給下體撕裂的產婦進行縫合了。以前朱迪總是把這些產婦送到醫院去縫針，但母親下決心學習此技術。我能想像她腦子裡想的是什麼：自力更生。
母親用剩下的錢安裝了一部電話。[儘管大家一致認為多年裡我父母確實沒裝電話，但對於他們是在哪一年有的電話，家裡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議。我問過我的哥哥們、姨媽、舅舅、表兄弟姐妹，但還是不能確定一個時間線，因此我只能依照自己的回憶了。]一天，來了一輛白色麵包車，一群身穿深色工裝褲的人從車上下來，爬上公路旁的電線杆。爸爸從後門衝進來，質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還以為你想安部電話呢，」母親說，無辜的眼神里滿是驚訝，「你不是說過，萬一有人要生孩子，而奶奶不在家沒法接電話，可就麻煩了。我心想，他說得對，我們需要安一部電話！我可真蠢！難道是我理解錯了？」她繼續說著，語速很快。
爸爸張著嘴站在那兒愣了幾秒鐘。當助產士當然需要電話，他說。接著他又返回廢料場幹活，沒再說什麼。記憶中我們還從沒有過電話。但第二天電話就安好了，青檸綠的底座，表面閃著光澤，與旁邊灰濛濛的升麻和美黃芩罐子極不相稱。
盧克十五歲時讓母親給他開一份出生證明。他想報名參加駕駛培訓，因為我們的大哥托尼靠開卡車拉石頭賺了很多錢。盧克要是有駕照，也能幹這個活。老二肖恩和老三泰勒都有出生證，只有最小的四個孩子——盧克、奧黛麗、理查德和我——沒有。
母親著手準備書面申請。我不知道她是否先和爸爸商量過。如果她商量了，我無法解釋是什麼原因讓他改變了主意——十年來他一直拒絕到政府部門註冊，為什麼突然放棄了抗爭——但我覺得也許是因為那部電話。父親似乎接受了這個事實：如果真要和政府開戰，必須承擔一定風險。母親做助產士是對醫療機構的顛覆，但作為助產士，她需要一部電話。也許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盧克：盧克要想賺錢供養一個家庭，購買補給，為世界末日做準備，就需要一份出生證明。還有一種可能是母親根本沒跟爸爸商量。也許是她自己做主，而他接受了她的決定。也許就連威風凜凜的父親一時也被她的力量所震懾。
開始為盧克準備材料後，母親決定給我們大家都辦出生證明。事情比她想像中困難得多。她把房子翻了個底朝天，尋找一切可以證明我們是她的孩子的文件。什麼也沒找到。就我而言，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確切生日。母親記得是這一天，爸爸記得是那一天，山下奶奶去城裡做宣誓書陳述，證明我是她的孫女，給的日期又是另外一天。
母親打電話給鹽湖城的教會總部。那裡的一名辦事員找到一份我嬰兒時受洗的證書，還有一份我八歲時受洗的證書。所有摩門教的孩子在八歲時都要受洗。母親請求對方提供複印件，幾天後複印件寄到了。「老天呀！」母親打開信封時說。每份文件上的出生日期都不同，而且與奶奶在宣誓書上說的日期也不符。
那個星期，母親每天都要打好幾個小時的電話。她把聽筒夾在肩上，電話線伸到廚房那頭，不管是煮飯、打掃，還是製作白毛茛和賜福薊草酊劑時，都在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同樣的話。
「當然了，她出生時就該給她註冊，但當時沒辦，所以現在才辦。」
電話那頭的人小聲嘟噥了幾句。
「我已經對你說過了，這一星期我對你、你的下屬、你下屬的下屬，還有其他不下五十個人都說過了，她沒有上學記錄或醫療記錄。她沒有這些！不是記錄丟了！我沒法去要複印件。記錄壓根兒就不存在！」
「她的生日？就算二十七號吧。」
「不，我不確定。」
「不，我沒有文件。」
「好的，我等著。」
母親每次坦白說不知道我的生日，對方總是讓她稍等一下，把她的電話轉給上級領導，彷彿不知道我哪天出生使得「我擁有身份」這整個概念都不成立了。他們似乎在說，人怎麼可能沒有生日？我不明白為什麼不可以。在母親決定給我辦出生證明之前，我從不覺得不知道生日是件怪事。我知道我是在九月底出生的，每年我都會挑一個不是星期天的日子過生日，因為在教堂過生日很沒趣。有時我希望母親把電話遞給我，這樣我就可以自己解釋。「和你一樣，我也有生日，」我想告訴這些人，「只不過它不固定。難道你不希望能變換一下你的生日嗎？」
最終，母親說服山下奶奶重新去做宣誓書陳述，說我是二十七號出生的，儘管奶奶仍然相信二十九號才是我的生日。愛達荷州頒發了一份延期出生證明。我還記得信件寄來的那天。當我拿到第一份證明我是個人的法律證據時，我的感覺怪怪的，就好像權利被人剝奪了：在此之前，我從未意識到這還需要證明。
最後，我比盧克提前拿到了出生證明。母親在電話里告訴那些人，說她覺得我是在九月最後一周的某一天出生時，他們默不作聲。但當她告訴他們，說她不確定盧克是生在五月還是六月時，他們喋喋不休炸開了鍋。
那年秋天我九歲了，陪同母親一起去接生。幾個月以來，我一直要求同去，提醒她瑪麗亞在我這個年紀已經見過十幾個孩子出生了。「我又不是哺乳期母親，」她說，「沒理由帶你同去。再說，你也不會喜歡的。」
終於，一個有好幾個小孩的女人雇母親去接生，我便被安排在分娩期間照看孩子。
電話是半夜打來的。刺耳的電話鈴聲響徹門廳，我屏住呼吸，希望不是誰打錯了。一分鐘後，母親來到我床邊。「該走了。」說完，我們一起向車子跑去。
十英里的車程中，母親一路叮囑我，萬一最糟糕的情況發生，聯邦政府的人也來了，我該說些什麼。無論如何我都不能告訴他們母親是一名助產士。若是他們問起我們為何在那裡，我什麼都不要說。母親稱之為「閉嘴藝術」。「你就一口咬定，說你睡著了，什麼也沒看見，什麼都不知道，也不記得我們為什麼來這裡。」她說，「別給他們任何把我繩之以法的理由。」
母親陷入沉默。她開車的時候，我仔細打量著她。儀錶盤上的燈光照亮了她的臉，在一片漆黑的鄉間道路上，她的臉色蒼白得有如鬼魂。恐懼蝕刻進她的面容，在她緊鎖的眉頭和緊閉的雙唇里。單獨和我在一起，她放下了人前的偽裝。她又是那副老樣子，脆弱，呼吸急促。
我聽見輕聲低語，意識到是她發出的。她在假設突髮狀況。如果出了問題怎麼辦？如果他們對她隱瞞病史，出現併發症怎麼辦？或者，如果只是並不十分危急的常見狀況，但她驚慌失措嚇呆了，沒能及時止住出血怎麼辦？再過幾分鐘我們就要到了，她顫抖的雙手將掌握兩條生命。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她所冒的風險。「醫院裡也死人，」她低語道，緊握方向盤，像幽靈一般，「有時上帝召喚他們回家，任何人都無能為力。但是如果助產士碰上這種事——」她轉過身來正對著我說，「只要發生一個失誤，你就只能到監獄去看我了。」
我們一到那兒，母親立刻像變了個人似的，給那戶人家的男人、女人和我接連下達了一串命令。我無法把目光從她身上移開，幾乎把她交代我做的事全忘了。現在我才意識到，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覺到，她身上有股神奇的力量。
她大聲下達命令，我們一言不發地執行。嬰兒順利出生，沒有併發症。能親眼見證一個新生命的誕生，既神奇又浪漫，但母親說得沒錯，我並不喜歡。這一過程漫長而艱辛，還瀰漫著一股腹股溝難聞的汗味。
下次接生我就不再要求同去了。那次母親回來時臉色蒼白，渾身發抖。她用顫抖的聲音告訴我和姐姐事情的經過：胎兒的心率如何下降，只剩震顫，十分危險；她如何打電話叫了一輛救護車，然後決定不能再等下去了，馬上開自己的車送產婦去了醫院。她開得如此之快，以至於到達醫院時，後面還跟了一名護送的警察。在急診室里，她儘力向醫生提供他們所需的信息，同時又不能表現出懂得太多，不能讓他們懷疑她是一名無執照的助產士。
醫院緊急實施了剖腹產手術。產婦和嬰兒在醫院住了好幾天，等到他們出院時母親才不再戰戰兢兢。事實上，她似乎很是興奮，開始以不同方式講述這個故事。她很喜歡回憶被警察攔下的那一刻。警察驚奇地發現車后座上有一個不停呻吟的女人，顯然正在分娩。「我就切換到腦殘女人的模式，」她用越來越洪亮的聲音告訴我和奧黛麗，「男人就願意這麼想，是他們拯救了陷入困境的傻女人。我只需靠邊站，任他扮演英雄就好了！」
對母親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還是在醫院。就在那個女人被推走幾分鐘後，一位醫生攔住了母親，問她為什麼會在生產現場。回憶起這個，母親微笑著說：「我就問了他我能想到的最愚蠢的問題。」她換上一副嫵媚的假嗓，和她本來的聲音大不一樣，高聲說道：「哦！那是嬰兒的頭嗎？難道不是該腳先出來嗎？」醫生信了，她怎麼可能是助產士呢。
在懷俄明州沒有像母親一樣好的草藥師，所以醫院事件幾個月後，朱迪又回到巴克峰進貨。兩個女人在廚房裡聊天，朱迪坐在凳子上，母親倚著流理台，頭懶洋洋地靠在手上。我拿著草藥清單去儲藏室。瑪麗亞牽著一個孩子跟在後面。我一邊從架子上取下乾草葉和渾濁的藥水，一邊滔滔不絕地說著母親的事迹，最後講到了醫院裡的那場危機。瑪麗亞自己也有不少逃避聯邦政府人員的故事，但她剛開始講，我就打斷了她。
「朱迪是個不錯的助產士，」我挺起胸膛說，「但是誰也不如我母親厲害，能在醫生和警察面前裝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