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油色鞋子
我的母親名叫法耶，是郵遞員的女兒。她在城鎮里長大，住在一幢黃色的房子里，周圍是白色尖樁柵欄，柵欄旁種著一排排紫色鳶尾花。她母親據說是山谷里最好的裁縫，所以年輕時的法耶總是穿著剪裁完美的漂亮衣服，從天鵝絨夾克到滌綸長褲，從羊毛套裝到華達呢裙，應有盡有。她到教堂做禮拜，也參加學校和社區活動。她過著正常有序的體面生活，可謂無懈可擊。
這種表面的體面是她母親精心炮製的結果。我的外婆拉魯成年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時正值二戰後理想主義成為狂熱思潮的十年。拉魯的父親酗酒，那時還沒有「成癮」和「同理心」這些術語，酗酒的人不叫「酗酒者」，而被稱為「酒鬼」。她來自「非正常」家庭，卻生活在一個虔誠的摩門教社區中。和許多社區一樣，父母罪行的惡果也禍及子女。鎮上沒有一個體面的男人會考慮娶她為妻。她認識並嫁給了我外公——一個剛從海軍退役的好脾氣的年輕人。婚後她便致力於構建一個完美家庭，至少外表上如此。她相信這樣會保護女兒們免受社會的傷害，不像她過去那樣遭人冷眼。
其成果之一就是白色的尖樁柵欄和一衣櫥的手工縫製衣服。另一個成果是她的大女兒嫁給了一個嚴厲的年輕人，此人長著一頭烏黑髮亮的頭髮，喜歡不走尋常路。
也就是說，我母親對堆積在她身上的體面做出了任性的回應。外婆想把自己從未有過的禮物送給女兒，這個禮物就是一個好的家庭出身。但法耶不想要這個。我母親雖然不是社會變革者——甚至在最叛逆的時期她也謹遵摩門教信仰，忠於婚姻和母性——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社會劇變似乎至少對她產生了一個影響：她不再想要白色尖樁柵欄和華達呢禮服。
母親給我講過幾十個關於她童年的故事，關於外婆如何為大女兒的社會地位而煩惱，為她的凹凸紋細布裙是否剪裁得當而煩惱，為她的藍色天鵝絨寬鬆長褲顏色正不正而煩惱。這些故事幾乎總是以我父親乘虛而入，出賣天鵝絨換取藍牛仔褲而告終。有一件事深深銘刻在我記憶中。那時我七八歲，正在房間里換去教堂的衣服。我拿了一塊濕抹布擦臉、手和腳，但只擦會露出來的部分皮膚。我選了一件長袖棉布裙，這樣我就不必洗胳膊了。母親看著我把裙子胡亂套在頭上，嫉妒點亮了她的雙眼。
「你要是外婆的女兒，」她說，「我們會天不亮就起床梳頭，然後一早上都為穿哪雙鞋更漂亮而苦惱，是該穿白色那雙，還是奶油色那雙。」
母親臉上擠出一絲苦笑。她想從記憶中找點兒幽默，尋到的卻是偏見。「即便最終選擇了奶油色那雙，我們也會遲到，因為到最後關頭，外婆又會慌作一團，開車到表姐唐娜家去借她那雙奶油色鞋子，因為她那雙鞋跟低一點。」
母親盯著窗外，出了神。
「白色還是奶油色？」我說，「不都是一樣的顏色嗎？」我只有一雙去教堂的鞋子，是黑色的，或者說至少我姐姐穿的時候是黑色的。
穿好衣服後，我轉身對著鏡子，一邊撣去領口上的泥垢，一邊心想母親能從那樣的世界逃離真是太幸運了。在那個世界，白色和奶油色有重大區別，這樣的問題可能會毀掉一個完美的早晨，一個本可以牽著盧克的山羊到爸爸的廢料場四處尋寶的早晨。
我父親吉恩是那種看上去既嚴肅又調皮的年輕人。他的外表很引人注目——烏黑的頭髮，稜角分明的臉，鼻子像一枚箭頭一樣指向兇巴巴的深邃的眼睛。他常常抿著嘴笑，像是在開玩笑，彷彿全世界都是他的笑料似的。
雖然我的童年也是在父親成長的那座山中度過，我們還在同一個食槽餵過豬，但我對他的童年知之甚少。他從未說起過，所以我對他的了解全部來自我母親。她告訴我，在我父親小時候，山下爺爺曾經脾氣火爆，一點就著。母親使用「曾經」一詞總是讓我覺得好笑。我們都知道最好別惹爺爺生氣。他脾氣暴躁是事實，山谷里每一個人都可以證實這點。他飽經風霜，全身上下像他放養在山上的野馬一樣粗糙而結實。
奶奶曾在鎮上的農業局上班。成年後的父親強烈反對女人工作，其觀點甚至對我們這種鄉間摩門教社區來說都很激進。「女人的位置在家裡。」每當看到已婚女性在城裡上班，他都會這麼說。現在我長大些了，有時會想，父親對此的強烈抵觸是否更多與他母親有關，而非教條所致。我在想他是否只是希望她當時能待在家裡，這樣他就不用和壞脾氣的爺爺長時間單獨相處了。
父親的童年都耗在經營農場上。我懷疑他從沒想過去上大學。儘管如此，母親說當年父親活力四射，愛鬧愛笑，神氣十足。他開一輛淡藍色大眾甲殼蟲，身著五顏六色的面料做成的奇裝異服，蓄著濃密的鬍子，頗為時尚。
他們在城裡相遇了。法耶當時在一家保齡球館當服務員。一個周五的晚上，吉恩和一群朋友閑逛進來。她以前從未見過他，所以馬上就知道他不是城裡人，一定是從山谷周圍的山上來的。和其他年輕男人相比，農場生活讓吉恩顯得與眾不同：他身上有股超越同齡人的嚴肅認真勁兒，身體健壯，富有主見，令人印象深刻。
山上的生活給人一種至高無上之感，一種遺世獨立，甚至統治之感。在那廣闊的空間里，你可以孤身一人幾小時暢行無阻，漂浮在松林、灌木和岩石的海洋。那是無邊無際的靜謐，使人沉靜，在它的廣袤面前人類顯得微不足道。吉恩在這種高山的催眠中長大。一切人類鬧劇都彷彿安靜下來。
在山谷里，法耶試圖不去聽小鎮上不斷湧現的流言蜚語，它們透過窗戶闖入，順著門底鑽了進來。母親常把自己描述成一個討好者，說她無法阻止自己去猜測別人想要她成為什麼樣的人，也無法阻止自己極不情願地強迫自己做出改變。住在鎮中心的體面房子里，周圍緊挨著另外四幢房子，彼此之間近在咫尺，誰都可以透過窗戶往裡看，竊竊私語著對她評頭論足。法耶感覺像是被困在牢籠之中。
我經常想像吉恩把法耶帶到巴克峰頂的那一刻。平生第一次，她看不見下面城鎮里人們的面孔，也聽不見他們的聒噪。這些都變得遙遠。高山令其渺小，山風讓其緘默。
他們不久就訂婚了。
母親曾講過發生在她婚前的一個小故事。她和她哥哥林恩以前關係很好，於是帶他去見這個她希望成為她丈夫的男人。那是一個夏日的黃昏，爸爸的堂兄弟們幹完收割的活兒，正和往常一樣聚在一起嬉戲打鬧。林恩來了，看見一屋子羅圈腿的惡棍正揮舞著握緊的拳頭，互相大吼大叫，他以為自己正在目睹約翰·韋恩[JohnWayne（1907－1979），美國演員，以出演西部片和戰爭片中的硬漢而聞名。]電影里的一場鬥毆。他真想報警。
「我叫他好好聽聽他們在說什麼。」母親說著笑出了眼淚。她總是用同樣的方式講述這個故事，我們太喜歡聽了，每次她稍稍講跑題了，我們就會替她講下去。「我讓他好好聽他們到底在喊什麼。每個人聽上去都像瘋了，但實際上卻在開心地交談。你得聽他們在說什麼，而不是怎麼說的。我告訴他說，韋斯托弗家的人說話就是這樣！」
她講完這個故事，我們常常笑到肋骨生疼，倒在地上打滾。我們想像著一本正經、老學究般的舅舅和爸爸家那幫野蠻的傢伙見面的場景。林恩對這個場面極度反感，再也沒來過，我這輩子從沒在山上見過他。我們覺得這是他活該，誰讓他多管閑事，想把母親拉回那個充斥著華達呢裙和奶油色鞋子的世界。我們明白，母親家庭的解體就是我們家的開始。兩者無法並存，只有一個家能擁有她。
母親從未告訴我們，她的家人反對她與父親訂婚，但我們知道。有些痕迹幾十年都抹不掉。我父親很少去城裡外婆家，即便去了，也是陰沉著臉，盯著門看。小時候我幾乎不認識姨媽、舅舅以及母親家那邊的表兄弟姐妹。我們很少走親戚——那時我甚至不知道他們住在哪裡——而他們來我們山上就更稀奇了。安琪姨媽是唯一的例外，她是母親最小的妹妹，住在城裡，堅持跟母親來往。
我對父母訂婚這件事的了解零零碎碎，大部分來自母親的講述。所有虔誠的摩門教男人都要去傳教，我知道爸爸在此之前就跟母親訂婚了，之後他在佛羅里達州傳教了兩年。林恩舅舅利用這次爸爸外出的機會，把落基山脈這邊他能找到的所有適婚男子一一介紹給自己的妹妹認識，但是誰也不能讓她忘記那個不苟言笑的農場男孩，巴克峰的主宰者。
吉恩從佛羅里達回來後，兩人就結了婚。
外婆拉魯親手縫製了婚紗。
我只見過一張婚禮照片，是父母在象牙白薄紗窗帘前擺拍的。母親穿著一件傳統絲綢裙子，上有串珠裝飾和威尼斯花邊，領口遮住鎖骨，頭上蒙著刺繡面紗。父親穿著一套帶黑色寬翻領的奶油色西裝。他們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母親面帶輕鬆的微笑，父親咧嘴大笑，笑容甚至從鬍子下面鑽了出來。
我很難相信照片上那個無憂無慮的年輕人是我父親。他在我印象中是個疲憊不堪的中年男人，整日憂心忡忡，擔驚受怕，忙於囤積糧食和彈藥。
我不知道照片里的那個男人是何時變成我所認識的父親的。也許沒有特定時刻。爸爸二十一歲結婚，二十二歲就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大哥托尼。二十四歲時，他問母親可否雇個草藥師來給哥哥肖恩接生。母親同意了。難道就是從這件事初現端倪？還是吉恩就是吉恩，脾氣古怪、不合常規，故意要讓對他不滿的岳父母一家大跌眼鏡？畢竟二十個月後有了泰勒，但他是在醫院出生的。爸爸二十七歲時，盧克在家裡出生，由一名助產士接生。爸爸決定不給他申請出生證明，對奧黛麗、理查德和我也堅持如此。又過了幾年，三十歲左右的爸爸把我的幾個哥哥從學校接回了家。這個我不記得，因為那時還沒有我，但我想也許那是個轉折點。接下來的四年里，爸爸扔掉了電話，駕照到期也不去更換，也不再為家裡的汽車購買保險。接著他開始囤積食物。
這最後一部分描述聽起來像我父親，卻不是哥哥們記憶中的父親。聯邦政府人員圍困韋弗一家的那一年，爸爸剛滿四十歲，這一事件證實了他最擔心的事。從那以後，他就一直處於備戰狀態，即便戰爭只存在於他的想像中。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托尼在那張照片里看到的是他父親，而我看到的卻是一個陌生人。
韋弗家事件發生十四年後，我坐在大學教室里，聽一位心理學教授描述一種叫作雙相情感障礙[bipolardisorder，又稱躁鬱症。]的疾病。在此之前我從未聽說過精神疾病這回事。我知道人會發瘋——有人把死貓套在頭上，有人愛上了一根蘿蔔——但我從未想到，一個人功能健全，頭腦清晰，令人信服，卻仍可能在哪方面有問題。
教授用沉悶平淡的語調陳述道：該病發病的平均年齡是二十五歲，在此之前可能沒有任何癥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爸爸果真患有躁鬱症——或者患有能解釋其行為的十幾種失調症之一——那麼其中一個共同的癥狀便是偏執狂，偏執會阻礙這種疾病的診斷和治療。真相誰也無從得知。
城裡外婆三年前去世了，享年八十六歲。
我對她了解不多。
這些年來，我多次進出她的廚房，但她從未告訴過我，眼睜睜看著女兒把自己隔絕起來，封閉在幻覺和偏執築起的高牆裡，她心裡是什麼滋味。
現在想像她的樣子，我的腦海里浮現出一個孤零零的畫面，就好像我的記憶是一台幻燈機，而片盒卻卡住了。畫面上，她坐在帶坐墊的長椅上，留著一頭緊密的捲髮，嘴角露出恰到好處的禮貌微笑。她的眼睛充滿善意，安靜閑適，彷彿在看一出舞台劇。
那微笑讓我念念不忘。始終如一，神秘，超然，冷靜，是唯一恆久不變之物。如今我長大了，主要通過姨媽和舅舅儘力去了解她，我於是知道她絕不像看上去的那樣。
我參加了外婆的追悼會。在打開的棺材面前，我的目光在她臉上搜尋。殮屍官沒處理好她的嘴唇——一直像鐵面具般掛在她嘴角的親切微笑消失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沒了微笑，這時我才終於意識到，外婆生前可能是唯一一個了解我正在經歷什麼的人：偏執狂和原教旨主義如何瓜分了我的人生，它們如何把我在乎的人從我身邊帶走，只留下學位和證書——一種體面的虛空。現在正在發生的以前也曾發生。母女分離再度重演。磁帶在循環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