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毛盾牌

一月一日的早晨如往常一樣來臨，打垮了爸爸的精神。他再也不提千年蟲。他意志消沉，每天晚上拖著身體從廢料場回家，一言不發，表情凝重。他會連續幾個小時坐在電視機前，頭頂籠罩著一片烏雲。

母親說是時候再去一趟亞利桑那州了。盧克為教會履行任務，所以只有我、理查德和奧黛麗擠進了爸爸修好的那輛舊雪佛蘭阿斯特羅麵包車。除了前排兩個座位，爸爸把其餘座位都拆掉，放上一張大號雙人床墊，然後爬了上去，在接下來的行程中一動未動。

就像多年前一樣，亞利桑那州的太陽又讓爸爸復甦了。他躺在門廊外堅硬的水泥地面上，汲取著陽光，我們其他人則看書或看電視。幾天後他的情況開始好轉，我們便為他和奶奶晚上的爭吵做好了準備。最近奶奶經常去看醫生，因為她患了骨髓癌。

「那些醫生會更快地要了你的命。」一天晚上，奶奶就診歸來時爸爸說。奶奶拒絕停止化療，但她確實也向母親討要過草藥療法。母親帶了一些草藥來，希望奶奶向她求助，奶奶也試過——用紅黏土泡腳，喝苦澀的歐芹茶，還有馬尾和繡球花酊劑。

「這些草藥不會發揮作用的，」爸爸說，「草本植物信則靈。你不能既信醫生，又求上帝醫治。」

奶奶一言不發。她剛喝了歐芹茶。

我記得我看著奶奶，尋找她身體衰弱的跡象。我看不出任何跡象。她還是那個硬朗的、不屈不撓的女人。

這次旅程接下來發生了什麼，我的記憶有些模糊了，只留下一些大致印象——母親為奶奶實施肌肉測試療法，奶奶靜靜地聽爸爸的長篇大論，爸爸在乾熱的天氣里攤開四肢躺著。

我在後門廊的吊床里，在沙漠落日的餘暉中懶洋洋地搖晃著。奧黛麗出現了，說爸爸要我們去拿東西，我們要走了。奶奶感到難以置信。「忘了上次發生什麼事了？」她喊道，「你們還要晚上開車？碰上暴風雪怎麼辦？」爸爸說我們會戰勝暴風雪。我們把行李裝到麵包車上的時候，奶奶邊踱步邊咒罵。她說爸爸一點該死的教訓都沒學到。

理查德先開了六個小時的車。我和爸爸、奧黛麗一起躺在後面的床墊上。

那是凌晨三點，我們正從南往北穿越猶他州，天氣突變，沙漠的乾燥寒冷變為高山的寒風刺骨。道路冰封。雪花像小蟲子一樣拍打著擋風玻璃，一開始只有幾片，一會兒便密到道路都看不清了。我們向暴風雪中心前進。麵包車打滑、顛簸。狂風亂作，窗外一片白雪茫茫。理查德靠邊停車。他說我們不能再往前走了。

爸爸接管方向盤，理查德坐到副駕駛座，母親爬上床墊，躺在我和奧黛麗身旁。爸爸把車開上高速公路，緊急加速，彷彿要證明什麼，直到車速達到理查德開的兩倍。

「我們不該慢一點開嗎？」母親問道。

爸爸笑著說：「我開得再快，也趕不上我們的天使飛得快。」麵包車仍在加速。時速達到五十英里，然後是六十英里。

理查德緊張地坐著，緊握扶手，每次輪胎打滑，他的指關節都白了。母親側身躺著，臉緊貼我的臉，每次麵包車擺尾行駛都倒吸一口氣，然後屏住呼吸，直到爸爸調整好車開回車道。她太緊繃了，我覺得她可能會散架。我的身體隨著她緊張起來；我們一起做好了一百次撞擊的準備。

麵包車終於偏離道路時，大家反倒鬆了一口氣。

我在黑暗中醒來。有什麼冰冷的東西沿著我的背流下來。我們掉進了湖裡！我心想。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壓在我身上。是床墊。我想把它踢開，但沒成功，於是我就在它下面爬行，雙手和膝蓋壓在翻過來的車頂上。我來到一扇破碎的車窗前。外面是茫茫白雪。接著我明白了：我們是在一片田野中，不是在湖裡面。我爬出破碎的車窗，搖搖晃晃站起來，但似乎無法保持平衡。我環顧四周，可一個人影也沒有。麵包車是空的。我的家人不見了。

我繞著殘骸轉了兩圈，才發現遠處小山丘上爸爸彎腰駝背的身影。我喊他，他在喊其他人，他們都四散在田野中。爸爸穿過雪堆朝我走來，當他走進一束破碎的車頭燈的光線中，我看見他前臂有一道六英寸的口子，鮮血在雪地上划出痕迹。

後來我才知道，我在床墊下面昏迷了好幾分鐘。他們喊過我的名字。我沒有反應，他們便以為我一定是從破碎的車窗甩了出去，於是分頭去找我。

大家都回到失事地點，尷尬地站在周圍，渾身哆嗦，不是出於寒冷就是出於驚嚇。我們沒看爸爸，不想指責他。

警察來了，接著又來了一輛救護車。我不知道是誰叫的他們。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昏了過去——我害怕他們將我送進醫院。我緊挨理查德坐在警車裡，身上裹著一條反光的毯子，和我「上山應急包」里的那條一樣。我們聽著收音機，而警察詢問爸爸為什麼麵包車沒上保險，為什麼他把座椅和安全帶都拆掉了。

我們離巴克峰還很遠，所以警察將我們帶到最近的警察局。爸爸打電話給托尼，但是托尼正在跑長途貨運。然後他打給肖恩，沒有人接。後來我們才知道，肖恩那天晚上因為打架之類的事，正被關在監獄裡。

由於無法與兒子們取得聯繫，父親給羅伯和黛安·哈迪打電話，因為他們八個孩子中有五個是母親接生的。羅伯幾小時後趕來了，咯咯地笑著說：「你們這些傢伙上一次不就差點沒命了嗎？」

車禍後過了幾天，我的脖子僵住了。

一天早上醒來，我發現脖子無法動彈。一開始並不疼，但不管我怎麼努力扭頭，都無法移動超過一英寸。癱瘓往下延伸，感覺好像有一根金屬桿沿著我的背部直插進顱骨。我沒法向前彎腰或轉頭，一這麼做就會疼痛。我還有了持續而劇烈的頭痛，不抓住什麼東西就站不起來。

母親打電話給一位名叫羅西的能量專家。她出現在門口時我已卧床兩周了，我看著她像波浪一樣扭曲，彷彿是透過一攤水看她似的。她的聲音高亢而歡快，讓我想像自己完整而健康，被一個白色泡泡保護著。我要將一切喜歡的事物，所有讓我感到平靜的顏色都放在這個泡泡裡面。我想像著這個泡泡，想像自己居其中心，能夠站立、奔跑。我身後是一座摩門教教堂，還有盧克那隻早已死去的老山羊「神風」。一道綠光照亮了一切。

「每天花幾個小時想像這個泡泡，」她說，「你會痊癒的。」她拍了拍我的胳膊，我聽到她關上身後的門走了。

每天早晨、下午和晚上我都在想像這個泡泡，但我的脖子仍然不能動彈。一個月的時間裡，我逐漸適應了頭痛。我學會了站立，接著又學會了走路。我睜大眼睛保持直立；如果閉上眼睛，哪怕只是一小會兒，便會天旋地轉，我就會倒下。我又回到蘭迪的商店上班，也偶爾去廢料場幹活。每天晚上睡覺時我都會想像那個綠色的泡泡。

卧床一個月期間，我聽見了另一個聲音。我記起了這個聲音，但這個聲音對我而言不再熟悉。上次聽到那頑皮的笑聲在門廳里回蕩已經是六年前的事了。

那是我哥哥肖恩的聲音。他十七歲時與父親吵架，然後離家去打零工，主要是開卡車和做焊接。他回家是因為爸爸讓他回來幫忙。我躺在床上聽到肖恩說，等爸爸人手夠了，他就走。這次只是幫忙，他說，等著爸爸重整旗鼓。

在家裡見到這個哥哥有點兒奇怪，對我來說他幾乎是陌生人。鎮上的人似乎比我更了解他。我在蟲溪劇院聽說過關於他的傳言。人們說他愛惹麻煩，是個惡霸、壞蛋，總是和猶他州或者更遠的街頭流氓混在一起，不是去圍追別人，就是被別人堵截。人們說他有槍，要麼藏在身上，要麼綁在他那輛黑色的大摩托車上。有人曾說，肖恩不是真壞，他跟人打架，只因有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名聲——他深諳天下武術，打架時感覺不到疼痛——所以山谷里每個想混出點兒名堂來的愣頭小子都認為打敗他便可以嶄露頭角。其實這不是肖恩的錯。聽聞這些傳言，他在我腦海中的形象栩栩如生，比起一個活生生的人，更像是一個傳奇。

我對肖恩的記憶始於廚房，大概是在第二次車禍兩個月後。

我在做玉米濃湯。門吱嘎一響，我扭腰看是誰進來了，然後轉過身去切洋蔥。

「難道你要永遠當一根會走的冰棍嗎？」肖恩說道。

「不。」

「你需要一個脊椎按摩師。」他說。

「母親會治好的。」

「你需要一個脊椎按摩師。」他又說。

一家人吃過飯就散了。我開始洗碗。我的手浸在熱肥皂水裡，這時聽到身後傳來腳步聲，一雙粗壯、長滿老繭的手捧住了我的腦殼。沒等我反應過來，他便野蠻地猛拽我的頭。咔嚓！聲音太響了，我敢肯定我的腦袋被他掰了下來。我身體一蜷，倒下了。周圍一片黑暗，不知怎的天旋地轉。過了一會兒我睜開眼睛時，他的雙手正架住我的胳膊，將我扶正。

「你可能得過一段時間才能站起來。」他說，「等你站起來了，我再治另一邊。」

效果沒有立竿見影，我頭暈目眩，噁心得厲害，但整個晚上我都覺察到了細微的變化。我可以看到天花板了。我可以昂起頭來戲弄理查德了。我可以坐在沙發上轉過頭對身旁的人微笑了。

身旁的那個人就是肖恩，我看著他，但看不透他。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麼——在那極其暴力又富有同情心的行為背後，我到底召喚出了什麼生物——但我想我看到了父親，或者我所希望的父親的樣子，一位我渴望已久的守護者，一名想像出來的鬥士，一個不會把我扔進暴風雪中的人，一個當我受了傷，能讓我重新變得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