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忠的人，違逆的天堂
奧奈達的牛奶倉庫開始動工。肖恩設計和焊接主框架——構成建築物骨架的巨大橫樑。它們對裝載機來說太重了；只有起重機才能將它們吊起來。這個程序是個精細活兒，要求焊工在大梁降至柱子上時使其兩端保持平衡，然後焊接到位。當肖恩宣布他想讓我操作起重機時，大家都吃了一驚。
「塔拉不能開起重機，」爸爸說，「她將花半個上午的時間才能弄明白操縱裝置，而且還是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但她會很小心的，」肖恩說，「我受夠了，再也不想從上面掉下來了。」
一個小時後，我坐在駕駛室里，肖恩和盧克站在離地二十英尺、懸於空中的大梁兩端。我輕輕地碰了一下操縱桿，一邊聽著液壓油缸發出的嘶嘶聲，一邊慢慢地向前伸展。橫樑就位時，肖恩喊了一聲「停」，然後他們拉下防護面罩開始焊接。
那年夏天，肖恩和父親之間發生了上百次爭執，肖恩贏了很多次，由我負責操作起重機就是其中之一。但大多數問題沒有得到如此和平的解決。他們幾乎每天都吵——因為設計圖表上的一個缺陷，或落在家裡的一件工具。爸爸似乎渴望爭鬥，以此來證明誰是老大。
一天下午，爸爸走到肖恩旁邊，看著他焊接。一分鐘後，他無緣無故地大喊：肖恩吃午飯的時間太長，沒能讓小工隊早起，也不催促我們努力幹活。爸爸喊了幾分鐘，接著肖恩摘下焊接頭盔，平靜地看著他說：「你能不能閉嘴，讓我幹活？」
爸爸還在吼個不停。他說肖恩很懶，不懂得如何管理團隊，不明白努力工作的價值。肖恩停下焊接的活兒，慢慢走到平板皮卡旁。爸爸跟在後面，仍然大喊大叫。肖恩慢慢地一個指頭一個指頭摘下手套。有人在離他臉旁六英寸的近旁吼叫，他好像全當不存在。有好一會兒，他站在那裡一動不動，任由辱罵將自己淹沒，然後鑽進皮卡一溜煙開走了，只留下爸爸對著飛揚的塵土喊叫。
我還記得當我望著皮卡沿土路駛遠時心中湧起的敬畏之情。肖恩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敢和爸爸抗爭的人，也是唯一一個能憑藉強烈的意志和堅定的信念讓爸爸屈服讓步的人。我曾見過爸爸對每個哥哥大發脾氣、又喊又叫。肖恩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一走了之的人。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城裡外婆家，廚房餐桌上擺著我的數學課本，旁邊是一盤餅乾。我正在為重新參加大學入學考試而複習。我經常在外婆家學習，這樣爸爸就不會教訓我了。
電話響了，是肖恩打來的。他問我想不想看電影。我說想，幾分鐘後聽見外面傳來一陣隆隆聲，於是朝窗外看去。他黑色摩托車的轟鳴、頭上戴的澳洲寬檐帽，與外婆家的白色尖樁柵欄如此格格不入。外婆開始做巧克力布朗尼，我和肖恩上樓去選電影。
外婆端來布朗尼時，我們將電影暫停，默默吃著，勺子在外婆的瓷盤上叮噹作響。「你會考到二十七分的。」我們吃完時，肖恩突然說。
「沒關係，」我說，「反正我也不會去。萬一爸爸說得沒錯呢？如果我被洗腦了怎麼辦？」
肖恩聳聳肩。「你和爸爸一樣聰明。爸爸說得對不對，到了那兒你就知道了。」
電影看完了，我們跟外婆道別。那是一個溫和的夏日夜晚，騎摩托車再合適不過。肖恩說我該坐他的摩托車一起回家，明天再來取車。他發動引擎，等著我坐上去。我朝他邁了一步，然後想起外婆餐桌上的數學書。
「你先走吧，」我說，「我馬上就來。」
肖恩拉下頭盔，將摩托車掉頭，沿著空蕩蕩的街道沖了出去。
開車回家的路上我心情愉悅，將頭腦放空。那是一個漆黑的夜晚——那種黑只屬於窮鄉僻壤的野外，住戶稀少，路燈更少，星光一覽無餘。我像以前無數次那樣，沿著蜿蜒的高速公路穿行，順著貝爾河山疾馳而下，在與五里溪平行的平坦路段滑行。一路向北爬升，再右轉彎。不用看我也知道前方哪裡有彎道。所以當見到黑暗中原地閃爍的車前燈時，我暗自納悶發生了什麼事。
我開始爬坡。我左邊是一片牧場，右邊是一道溝渠。上了坡，我首先看見三輛車停靠在溝渠旁。車門開著，駕駛室的燈亮著。七八個人湊在路面上的什麼東西前。我變換車道避開他們，但當我看見躺在公路中間的一個小小物體，我停下了車。
那是一頂澳洲寬檐帽。
我將車停在路邊，朝圍在溝渠邊的人群跑去。「肖恩！」我喊道。
人群分開讓我通過。肖恩臉朝下趴在碎石上，躺在一攤血泊中。在車燈的強光下，血呈粉紅色。他一動不動。「他撞上了角落裡的一頭牛。」一個男人說，「天太黑了，他沒看見它。我們不敢動他，已經叫了救護車。」
肖恩身體彎曲，背部扭曲。我不知道救護車多久才能到，血流得太多了。我決定先止血。我將雙手伸到他的肩膀下方，抬了一下，但沒抬動。我抬頭看看人群，認出一張臉。是德萬。[十五年後被問及這個問題時，德萬說不記得自己曾在那裡。但我清楚地記得，他當時就在現場。]他是我們自己人。他的八個孩子中有四個是母親接生的。
「德萬！幫我把他翻過來。」
德萬抬起肖恩，讓他臉朝上。一時間，我盯著哥哥，看著血從他的太陽穴汩汩流出來，順著右臉頰灌進他的耳朵，滴到他的白色T恤上。他雙眼緊閉，嘴巴張開。血是從他前額一個高爾夫球般大小的洞里湧出來的。似乎他的太陽穴處被拖在柏油路上，蹭掉了皮膚，露出了骨頭。我靠近他，凝視傷口內部。有個柔軟的海綿狀的東西在反光。我脫下夾克衫，把它按壓在肖恩頭上。
當我摸到擦傷處時，肖恩長長嘆了口氣，睜開了眼睛。
「小妹。」他咕噥了一句，接著又失去了知覺。
我的手機在口袋裡。我打了電話，是爸爸接的。
我一定是急瘋了，說話語無倫次。我說肖恩騎摩托車撞了，他頭上有個洞。
「慢慢說。發生了什麼事？」
我又說了一遍：「我該怎麼辦？」
「把他帶回家，」爸爸說，「你母親會處理的。」
我張開嘴，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最後，我說：「我不是在開玩笑。我都看見他的腦仁了！」
「帶他回家，」爸爸說，「你母親能處理。」接著是一陣單調的嘟嘟聲。他掛了電話。
德萬聽到了我們的談話。「穿過這片地就是我家」他說，「你母親可以去那裡給他治療。」
「不，」我說，「爸爸想讓他回家。幫我把他抬上車。」
我們將肖恩抱起來時，他呻吟著，但沒開口說話。有人說我們應該等救護車，還有人說我們應該自行開車送他去醫院。在他的腦仁眼看就從前額里漏出來的情況下，我想沒人敢相信我們會把他往家裡送。
我們把肖恩塞進后座。我坐在駕駛位，德萬爬上副駕駛座。我檢查了一下後視鏡，將車開上高速公路，然後抬手把鏡子往下一掰，讓它反射出肖恩慘白又血跡斑斑的臉。我的腳在油門前猶豫著。
三秒鐘過去了，也許是四秒。就這麼定了。
德萬喊道：「我們走！」但我幾乎沒聽見他在說什麼。我驚慌失措。我的思緒在憤恨的迷霧中瘋狂又狂熱地徘徊。那狀態就像做夢一般，就好像那種歇斯底里讓我從五分鐘前還需要相信的虛構中解脫了出來。
我從未想過肖恩從托盤上摔下來的那一天。沒什麼可想的。他摔下來是上帝的旨意，沒有更深刻的含義。我從未想像過在現場目睹會是什麼情影：看到肖恩跌下來，在空中亂抓。見證他撞擊地面，蜷縮身體，然後躺著一動不動。我從未允許自己想像之後發生了什麼——爸爸決定把他留在皮卡邊，或者盧克和本傑明彼此交換擔心的目光。
此刻，盯著哥哥臉上的皺紋，每道皺紋都像一條血河，我想起來了。我想起肖恩在皮卡旁坐了一刻鐘，他的大腦在出血。然後他就發了瘋。男人們將他搏倒在地，他又摔了跤，二次受傷，醫生說這次的傷本會要了他的命。這就是為什麼肖恩再也不是原來的肖恩。
如果第一次跌倒是上帝的意志，那麼第二次又是誰的意志呢？
我從未去過鎮上的醫院，但是醫院很容易找到。
我將車子掉頭加速開下山坡時，德萬質問我到底在幹什麼。我聽著肖恩微弱的呼吸，沿著五里溪飛速穿過山谷，然後衝上貝爾河山。到了醫院，我把車停在緊急車道上，和德萬抬著肖恩穿過玻璃門。我大聲呼救。一個護士跑了出來，接著又跑來一個。肖恩那時已經有了意識。他們把他帶走了，有人將我推進候診室。
接下來要做的事不可避免。我打電話給爸爸。
「你們快到家了嗎？」他說。
「我在醫院。」
一陣沉默，然後他說：「我們馬上就來。」
十五分鐘後他們趕來了，我們三個人一起等待，氣氛有點尷尬。我坐在淺藍色的沙發上咬著手指甲，母親來回踱步，不停地打著響指，爸爸則一動不動地坐在一台噪音很大的掛鐘下方。
醫生給肖恩做了造影掃描，說傷口很嚴重，但損傷不大。然後我想起了之前的醫生說過的話：對於頭部受傷而言，那些看上去最糟糕的情況實際上往往並不嚴重。驚慌之下帶他來到這裡，讓我覺得自己真蠢。醫生說，骨頭上的洞很小，很可能自己就會長好，或者可以讓外科醫生放一塊金屬板進去。肖恩說他想讓傷口自己癒合，於是醫生用皮膚把洞遮住，然後縫合。
我們大約在凌晨三點將肖恩接回了家。爸爸開車，母親坐在他旁邊，我和肖恩坐在后座上。沒有人說話。爸爸沒有喊叫，也沒有教訓人；事實上，他再也不提那晚的事。但他凝視的眼神意味深長，他不再直視我，讓我覺得路上出現了一個岔路口，我走了一條路，而他走了另一條路。那晚之後，對於是去是留我再無疑問。就好像我們正生活在未來，而我早已離開。
現在回想起那個夜晚，我不會想到那條黑暗的公路，也不會想到躺在血泊中的哥哥。我想到的是候診室冰藍色的沙發和蒼白的牆壁。我聞得到空氣中消毒水的味道，聽得見塑料鐘錶的嘀嗒聲。
父親坐在我對面，看著他憔悴的臉，我突然悟出一個強大的事實，不知道為何我以前從未意識到這點。事實是：我不是一個好女兒。我是一個叛徒，羊群中的一匹狼。我有一些地方與眾不同，這種不同很不好。我想咆哮，想撲倒在父親的膝頭哭泣，發誓自己再也不這麼做了。但我是狼，我還在撒謊，無論如何他會嗅出謊言。我們都心知肚明，如果再看到肖恩躺在公路上，浸泡在血色之中，我還是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我並不後悔，只是感到慚愧。
三個星期後，就在肖恩快要痊癒時，信到了。我麻木地撕開信封，就好像在被判有罪之後，宣讀自己的判決書。我掃了一眼總分。二十八分。我又檢查了一遍，看了看名字。沒錯。不知為何——這隻能用奇蹟來解釋——我做到了。
我的第一個念頭是下定決心，再也不為父親工作了。我開車去了「斯托克斯」——鎮上唯一一家雜貨店，申請了一份包裝雜貨的工作。我當時只有十六歲，但我沒把年齡告訴經理，於是他僱用我每周工作四十個小時。第二天早上四點我就去上班了。
我回到家時，爸爸正開著裝載機穿過廢料場。我爬上梯子，抓住欄杆。在發動機的轟鳴中，我告訴他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下午還會開起重機，直到他僱到人。他放下吊杆，盯著前方。
「既然你已經決定了，」他看也沒看我一眼，說道，「就沒必要拖下去了。」
一周後我向楊百翰大學提出了申請。我不知道如何填寫申請表，所以泰勒幫我填了。他寫道，我嚴格按照母親設計的課程安排接受教育，她已確保我達到高中畢業的所有要求。
對於申請我的感覺每天都不一樣，幾乎時時刻刻都在變化。有時我確信上帝希望我去上大學，因為他賜給我二十八分。有時我確信自己會被拒絕，上帝會因我的申請而懲罰我，因為我竟然要棄家人而去。但無論結果如何，我知道我會離開。即使不去上學，我也要去別的地方。從我將肖恩送去醫院而不是送他回母親身邊的那一刻，家就已經變了。我拒絕了它的一部分；現在它在拒絕我。
招生委員會效率很高，沒有讓我等太久。來信裝在一個普通信封里。看到信時，我心裡一沉。拒絕信都很小，我心想。打開信封，我看到「恭喜」一詞。我被錄取了。新學期從一月五日開始。
母親擁抱了我。爸爸努力擺出一副開心的樣子。「這至少證明了一件事，」他說，「我們的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一樣好。」
我十七歲生日的三天前，母親開車送我去猶他州找公寓。我們找了整整一天，很晚才到家，看見爸爸正在吃冷凍食品當晚餐。他沒煮好，食物一團糨糊。他周圍的氣氛充滿了火藥味，一觸即燃。母親連鞋子都沒脫就衝到廚房，拿起平底鍋準備一頓真正的晚餐。爸爸移到起居室，開始咒罵錄像機。從走廊上我能看到電纜線沒接上。我指出這一點時，他勃然大怒。他罵了一聲，揮了揮手，喊道，在男人家裡，電纜線應該一直處於連接狀態，一個男人回到家，永遠都不該發現錄像機的電纜線沒有連上。我到底為什麼要拔出它們來？
母親從廚房沖了進來。「是我拔下來的。」她說。
爸爸朝她轉過身來，唾沫四濺。「你為什麼總是站在她那邊？一個妻子應該支持自己的丈夫！」
我摸索著電纜線，而爸爸站在我身邊大喊大叫。電纜線一再掉下來。我的心因慌亂而跳動，它壓倒了一切想法，以至於我甚至忘了怎樣將紅色的一頭和紅色連上，白色的和白色連上。
接著慌亂消失了。我抬頭看著父親，看著他醬紫色的臉，看著他脖子上暴跳的青筋。我還是沒能把電纜線接上。我站起身來，一旦站起來，我就不在乎電纜線是否連上了。我走出了房間。我走到廚房時，爸爸還在咆哮。我沿著走廊往前走，回頭看了看。母親來到我剛才的位置，蹲在錄像機前，摸索著電纜線，而爸爸站在她面前。
那一年等待聖誕節來臨就像等待從懸崖邊走過。自從千年蟲以來，我從未如此確信，某件可怕的事即將發生，它會將我從前認知的一切全部抹殺。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我試著想像未來，用教授、作業、教室來填充它，但我的大腦無法召喚出那些事物。我的想像中曾經沒有未來。只到新年夜，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知道我該做準備，努力完成泰勒向大學保證的高中教育。但我不知道怎麼做，也不想讓泰勒幫忙。他在普渡開始了嶄新的生活——他甚至要結婚了——我想他並不希望為我的生活負責。
但他回家過聖誕節時，我注意到他在讀一本叫「悲慘世界」的書。我覺得這肯定在那種大學生必讀書目之列，於是也買了一本，希望從中學習一些歷史或文學知識。但我沒有學到，因為我無法區分虛構的故事和真實的背景。在我看來，拿破崙並不比冉·阿讓[《悲慘世界》的主人公。]更真實。這兩人我之前都從未聽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