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愛達荷州

一周後的星期天，教堂里有一個男生邀請我吃飯，我拒絕了。幾天後，又有個男生邀請我吃飯，也被我拒絕了。我不會同意的。我不想讓任何一個男人接近我。

主教聽說他的教會裡有個女教徒反對婚姻。主日禮拜結束後，他的助手找到我，說主教在辦公室找我有事。

與主教握手時，我的手腕還在疼。他是一個中年男子，圓臉，黑髮，留著整齊的分頭。他的聲音像緞子一般柔和。他似乎還沒跟我交談就了解了我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如此，羅賓告訴過他很多關於我的事）。他說，我應該去大學心理諮詢中心進行諮詢，以便將來有一天我能與一個正直的男子踏入永恆的婚姻殿堂。

他說話時，我像磚頭一樣坐著，一言不發。

他問起我的家人。我沒有回答。我已經背叛了他們，沒有像我本該做的那樣去愛他們，至少我還可以保持沉默。

「婚姻是上帝的旨意。」主教說著站起身來。會面結束了。他讓我下個星期天再來。我答應了，但我知道我不會再來。

我拖著沉重的身體走回公寓。我一生都在被教導婚姻是上帝的旨意，拒絕婚姻是一種罪過。我在違抗上帝，但我並不想這樣。我想要孩子和自己的家庭，但即便我渴望擁有這一切，我知道我永遠不可能擁有。我不具備這個能力。只要跟異性接近，我就鄙視自己。

我總是嘲笑「妓女」這個詞。這個聽上去像喉音的詞，對我來說過時了。儘管肖恩使用這個詞時我會暗自嘲笑，但我還是慢慢將自己與它畫上了等號。這個詞的古老更加強了其聯想意味，我通常只在與自己有關的場合才聽到它。

十五歲時，我開始塗睫毛膏和唇彩後，肖恩告訴爸爸，說他在城裡聽到了關於我的傳言，說我名聲不好。爸爸立刻以為我懷孕了。他對著母親咆哮，說他不該放任我去城裡演戲看戲。母親說應該相信我，我是個正派女孩。肖恩說，青春期的女孩沒有一個值得信賴，根據他的經驗，有時那些看似虔誠的女孩最為糟糕。

我坐在床上，雙膝貼在胸前，聽著他們的喊叫。我懷孕了嗎？我不確定。我仔細回憶和男孩的每一次互動，每一個眼神，每一次觸碰。我走到鏡子前，撩起襯衫，然後用手指撫摸腹部，一寸一寸地檢查，心想，也許吧。

我從沒吻過一個男孩。

我親眼見過嬰兒出生，卻對如何受孕一無所知。爸爸和哥哥在一邊大喊大叫時，無知讓我保持了沉默：我無法為自己辯解，因為我壓根兒不理解那種指責。

幾天後，當證實自己並沒有懷孕，我便對「妓女」這個詞有了新的理解。這個詞更關乎實質，而非行為。與其說我做錯了什麼，不如說我以錯誤的方式存在。我的存在中有一些不潔的東西。

我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很奇怪，你怎麼會將如此超乎自己的強大力量施加於所愛的人。但肖恩對我施加的力量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他定義了我，沒有什麼力量比這更強大的了。

二月一個寒冷的夜晚，我站在主教的辦公室外。我不知道是什麼將我帶到了那裡。

主教平靜地坐在桌子後面。他問能為我做些什麼，我說不知道。我想要的沒人能給，因為我想要重塑自我。

「我可以幫你，」他說，「但你得把心事告訴我。」他的聲音很溫柔，那種溫柔很殘酷。我寧願他大喊大叫。如果他大喊大叫，我就會生氣，一生氣，我就感覺自己很強大。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感覺不到強大的情況下做到這件事。

我清了清嗓子，然後說了整整一個小時。

我和主教每個星期天都見面，一直持續到春天。對我來說，他是一位權威家長，但我一進門，他似乎就放下了家長的威嚴。我說著，他聽著，將我身上的恥辱感一點點消除，就像醫生把感染的傷口一點點治好。

學期結束時，我告訴他我要回家過暑假。我的錢花完了，交不起房租。我將這件事告訴他時，他看上去很疲倦。他說：「別回家，塔拉。教會將替你付房租。」

我已經下定決心，不想花教會的錢。主教讓我承諾一件事：再也不要為父親工作了。

在愛達荷州的第一天，我就到斯托克斯商店做起了以前的工作。爸爸嘲笑我，說我掙的錢永遠不夠交學費。他說得沒錯，但是主教說過上帝自有辦法，而我對此深信不疑。整個夏天，我都在整理貨架，將年邁的女顧客送回她們的車上。

我躲著肖恩。這並不難，因為他交了一個新女友埃米莉，據說兩人要結婚了。肖恩二十八歲了；埃米莉是一名高三學生，性情溫順。肖恩和她玩了之前同賽迪玩過的那套把戲，來測試自己的控制能力。她從未抗拒他的命令，他一提高嗓門，她就渾身發抖；他一朝她大喊，她就馬上道歉。他們的婚姻會充滿操縱和暴力，對此我毫無疑問——儘管這些話不是我說的，是主教說的，而我還在努力思索其中的含義。

暑假結束後，我帶著僅有的兩千美元回到楊百翰大學。回來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日記中寫道：賬單太多了，真的無法想像我該如何支付。但是上帝會為我提供成長的考驗或成功的途徑。這則日記的口吻似乎是崇高的、高尚的，但我在其中體會到一點點宿命論的味道。也許我將不得不離開學校。也好。猶他州有很多雜貨店。我可以給雜物打包，總有一天會成為經理。

秋季學期才過了兩周，我就從這種聽天由命的狀態中驚醒過來。一天晚上，我被下巴的劇痛疼醒。我從未體驗過如此劇烈的疼痛，如過電一般。只要能擺脫疼痛，我寧願把下巴從嘴上撕下來。我跌跌撞撞地來到一面鏡子前。疼痛源自一顆多年前碎裂的牙齒，現在它再次斷裂，而且斷面很深。我去看了牙醫，牙醫說這顆牙已經腐爛多年，修補好要花一千四百美元。哪怕我只支付一半，剩下的錢也不夠我繼續學業。

我給家裡打電話。母親同意借給我錢，但爸爸提出附加條款：明年暑假必須為他工作。我想都沒想便說這輩子再也不會和廢料場有半點瓜葛，說完就掛斷了電話。

我努力忽略疼痛，專心上課，但那感覺就像有一頭狼在咬我的下巴，我還被迫坐在課堂上。

在查爾斯那次之後，我再也沒有服用過布洛芬，但現在我開始像吃薄荷糖一樣吞下它們。可它們只起了一點作用。疼痛來自神經，而且疼得太厲害了。自從開始疼痛，我就沒有睡過覺；因為咀嚼太疼，我也開始不吃東西。這個時候，羅賓把此事告訴了主教。

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他將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他從桌子那邊平靜地看著我說：「你的牙齒，我們該拿它怎麼辦呢？」我試圖放鬆臉上的表情。

「你總不能這樣硬挺著過完這個學年吧，」他說，「有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事實上，非常簡單。你父親掙多少錢？」

「不多，」我說，「自從去年他全部的設備被哥哥們弄壞，他就欠了一屁股債。」

「太好了，」他說，「我這裡有申請助學金的書面材料。我相信你符合條件，最好的一點是，你不需要償還。」

我聽說過政府助學金。爸爸說過，接受政府捐助就等於把自己交給光明會。「他們就是這樣拉攏你的，」他說，「免費給你資助，接下來你就成了他們的人了。」

這些話在我腦子裡迴響。我曾聽其他學生談論過助學金，我對他們敬而遠之。我寧願離開學校，也不願被別人收買。

「我不相信政府助學金。」我說。

「為什麼不？」

我把父親的話告訴了他。他嘆了口氣，朝天看去。「修這顆牙要花多少錢？」

「一千四百美元，」我說，「我會弄到錢的。」

「這筆錢教會可以付，」他平靜地說，「我有可自由支配的資金。」

「那是神聖的錢。」

主教無奈地攤開雙手。我們默默地坐著，接著他拉開書桌抽屜，取出一本支票簿。我看了看題頭，是他的個人賬戶。他給我開了一張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

「我不會允許你因為這件事離開學校。」他說。

支票就在我手裡。我如此動心，下巴疼得如此厲害，於是我將支票攥在手中，過了十秒才把它還了回去。

我在校園冰激凌店找了一份工作，煎漢堡和舀冰激凌。在兩次發薪日之間，我靠忽視逾期未付的賬單和向羅賓借錢度日，所以每月兩次，當我的賬戶進賬幾百美元，幾個小時內就花光了。九月底我滿十九歲時身無分文。我已經放棄了修補那顆牙齒的想法，我知道自己永遠都不會有一千四百美元。此外，疼痛也減輕了：要麼是牙神經壞死了，要麼是我的大腦已經適應了疼痛的衝擊。

不過，我還有其他賬單要付，於是我決定賣掉我唯一值錢的東西——我的馬，巴德。我打電話給肖恩，問馬能賣多少錢。肖恩說雜種馬不值錢，但是我可以像爺爺那樣，把它當成狗糧馬去拍賣。我想像巴德被放進絞肉機的情景，然後說：「先去找個買主吧。」幾個星期後，肖恩寄給我一張幾百美元的支票。我打電話給肖恩，問他把巴德賣給了誰，他含糊不清地說賣給了一個從圖埃勒過來的傢伙。

那個學期我對學習失去了好奇心。好奇心是一種奢侈品，只有經濟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權享有。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問題佔據，比如銀行賬戶的確切餘額，欠了誰多少錢，我房間里有什麼東西能賣上一二十美元。我提交作業，複習備考，但我做這些不是因為對課程真感興趣，而是出於恐懼——平均成績稍有下滑，我便會失去獎學金。

十二月，在最後一次發工資後，我的賬戶僅剩六十美元。房租是一百一十美元，一月七日到期。我迫切需要錢。我聽說商場附近有一家診所，賣血能拿到錢。診所聽上去像是醫療機構的一部分，但我找了個理由，只要他們是把東西抽出來而不是注射進去，就沒關係。護士花了二十分鐘扎我的靜脈，然後說靜脈太細了。

我用最後的三十美元買了一箱汽油，開車回家過聖誕節。聖誕節早上，爸爸送給我一支步槍——我沒把它從箱子里拿出來，不知道它是哪種步槍。我問肖恩是否願意從我手裡買下它，但爸爸把它收了起來，說替我保管。

那就這樣吧。沒剩什麼可賣的東西，沒有兒時的朋友，也沒有聖誕禮物。該退學找份工作了。我只能接受現實。我的哥哥托尼是長途貨車司機，住在拉斯維加斯，於是聖誕節那天我打電話給他。他說我可以去他那裡住幾個月，在街對面的漢堡店打工。

我掛上電話，穿過走廊，正後悔沒問托尼借錢去拉斯維加斯，這時一個粗啞的聲音叫住了我：「嘿，小妹，你來一下。」

肖恩的卧室很臟。臟衣服散落在地板上，我能看見一把手槍的槍托從一堆臟T恤下露出來。書架被一箱箱彈藥和一堆堆路易·拉穆爾[LouisL’Amour（1908－1988），美國西部小說家。]的平裝小說塞得滿滿的。肖恩蜷腿坐在床上，雙肩聳起。他似乎保持那個姿勢有一段時間了，凝視著骯髒的環境。他嘆了一口氣，站起身，抬起右臂朝我走過來。我不由自主地後退一步，但他只是把手伸進口袋。他拿出錢包，打開，從裡面取出一張嶄新的一百美元鈔票。

「聖誕快樂，」他說，「你不會像我一樣浪費這些錢的。」

我相信那一百美元是上帝的神跡。我應該留在學校。我開車返回楊百翰大學，付了房租。然後，因為我知道二月份還是付不起房租，於是又找了一份家政保潔工作，每周三天向北開車二十分鐘，到德雷珀的豪宅做清潔。

我和主教仍在每個星期日見面。羅賓告訴他這學期我沒買課本。「這太荒唐了，」他說，「申請助學金！你很窮！助學金就是為這個存在的！」

我的反對超越了理性，是發自肺腑的。

「我賺的錢很多，」主教說，「交了很多稅。把它當成我的錢好了。」他已經把申請表列印好了，交給了我。「考慮考慮。你要學會接受幫助，哪怕是來自政府的幫助。」

我拿了表格。羅賓替我把它們填好。我拒絕上交。

「先把書面材料準備好，」她說，「再看看感覺如何。」

我還需要父母的納稅申報單。我甚至不確定父母是否報稅，但即便他們報稅，爸爸要是知道我為什麼要它們，他也不會給我的。我編了十幾個假理由解釋為什麼我需要它們，但沒有一個可信。我猜想申報單被收在廚房的灰色大文件櫃里。然後我決定將它們偷出來。

午夜前我出發去了愛達荷州，希望能在凌晨三點左右到達，那時家裡會一片寂靜。到達山頂時，我悄悄把車開上車道，每當輪胎下的碎石發出一絲響動，我就畏縮。我輕輕地推開車門，躡手躡腳地穿過草地，從後門溜了進去，無聲無息地穿過屋子，伸手摸索著走向文件櫃。

我剛走了幾步，就聽到熟悉的咔嗒一聲。

「別開槍！」我喊道，「是我！」

「誰？」

我打開電燈開關，看見肖恩坐在房間另一頭，拿手槍指著我。他放下手槍。「我以為你是……別人。」

「顯然。」我說。

我們尷尬地站了一會兒，然後我就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爸爸去了廢料場後，我向母親編了一個理由說楊百翰大學需要她的納稅申報單。她知道我在撒謊——我能看出這一點，是因為爸爸意外回到家問她為什麼複印申報單時，她回答說是為了備份自己的材料。

我拿著複印件回到楊百翰大學。離開前肖恩沒和我說一句話。他沒問我為什麼在凌晨三點偷偷溜進自己家，我也沒問他半夜三更坐在那裡拿著子彈上膛的手槍，是在等誰。

表格在我的書桌上放了整整一個星期，最後羅賓陪我一起去了郵局，親眼看著我把它們交給工作人員。等待的時間並不長，一星期，也許是兩星期。回信寄到時，我正在德雷珀打掃房子，所以羅賓把信放在我的床上，並留了張紙條，說我現在是個正常人了。

我撕開信封，一張支票落到了床上。四千美元。我感到了貪婪，接著為我的貪婪而害怕。上面有一個聯繫電話，我撥打了號碼。

「我有一個疑問，」我對接電話的女人說，「這是張四千美元的支票，但我只需要一千四百美元。」

電話那頭默不作聲。

「喂？喂？」

「我直說了吧，」女人說，「你的意思是支票上的錢太多了？你想讓我做什麼？」

「如果我把它寄回去，你能再另寄一張支票給我嗎？我只要一千四百美元就夠了。做根管治療用。」

「聽著，親愛的，」她說，「你拿到這麼多，那是因為你有資格。要不要兌現，你自己決定。」

我做了根管治療，買了課本，付了房租，還剩下不少錢。主教說我該犒勞一下自己，但我回答說不行，我必須把錢存起來。他告訴我，這些錢我可以花。「記住，」他說，「你明年可以申請同樣金額的助學金。」於是我買了一件星期日去教堂穿的新裙子。

我原以為那筆錢是被用來控制我的，但它卻讓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諾：平生第一次，當我說再也不會為父親工作時，我相信了。

現在回想起來，偷報稅單的那天是否意味著我首次為了離家回到巴克峰。那天晚上，我以一個入侵者的身份進入了父親的家。這是一種心理語言的轉變，是我對家鄉的放棄。

我自己的話證實了這一點。別的學生問我來自哪裡時，我答道：「我來自愛達荷州。」儘管多年來我曾多次重複這句話，但說出它從未讓我感到坦然自在。當你是一個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長的時候，沒有必要說出你來自那裡。我從未說過「我來自愛達荷州」，直到我離開了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