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女人
我來楊百翰大學本意是學習音樂，以便將來有一天能指揮教堂唱詩班。但是那個學期——大三的秋季學期——我沒有選任何音樂課程。我無法解釋，為何我放棄了高等音樂理論，轉而選擇地理和比較政治學；為何放棄了視唱，轉而選擇猶太歷史。但當我在目錄中看到這些課程，大聲讀出它們的名稱時，我感受到一種永恆，我想嘗嘗那種永恆的味道。
我聽了四個月的地理、歷史和政治講座，了解了瑪格麗特·撒切爾和三八線；學習了世界各地的議會政治和選舉制度；知道了猶太人流散以及《錫安長老會紀要》[TheProtocolsoftheEldersofZion，1903年在沙俄首度出版的一本反猶太主題的書。]的奇怪歷史。學期結束時，我感覺到世界的廣大，很難想像再回到山上、回到廚房，甚至回到廚房隔壁房間的鋼琴旁，是什麼樣子。
這引起了我的一種危機意識。我對音樂的熱愛和對學習音樂的渴望與我對女人的理解可以兼容並蓄。我對歷史、政治和國際事務的熱愛並非如此。然而它們在召喚著我。
期末考試前的幾天，我和朋友喬希在一間空教室坐了一個小時。他在檢查就讀法學院的申請，我在考慮下學期選什麼課程。
「假如你是女人，」我問，「你還會學法律嗎？」
喬希頭也沒抬，說道：「如果我是女人，我不會想學法律的。」
「但從我認識你以來，你口口聲聲只談論法學院，」我說，「學法律是你的夢想，難道不是嗎？」
「沒錯，」他承認道，「但假如我是女人，情況就不一樣了。女人天生不同。她們沒有這個野心。她們的野心在孩子身上。」他朝我笑了笑，好像我知道他在說什麼似的。我的確知道。我笑了，有幾秒鐘我們達成了一致。
接著我又問：「但假如你是女人，你的感覺和現在一模一樣呢？」
喬希出神地盯著牆壁看了一會兒，認真思考這個問題。過了片刻，他說：「那我就知道是我自己出了問題。」
自從學期開始我第一次去上國際事務課起，我就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我一直在想，為什麼身為女人，我卻對女性化的東西不感興趣。
我知道一定有人知道答案，所以決定去諮詢一位教授。我選擇去問猶太歷史課教授克里博士，因為他人很安靜，說話柔聲細語。克里博士個子不高，有一雙黑眼睛，表情嚴肅。即使在大熱天，他講課時也穿著厚厚的羊毛外套。我輕輕地敲了敲他辦公室的門，好像暗自希望他不要回應似的，但很快我就默默地坐到了他的對面。我不知道我的問題是什麼，克里博士也沒有問。他只提出了一些一般的問題——我的成績怎麼樣，在修什麼課程。他問我為什麼選猶太歷史課，我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說幾個學期前我才聽說了大屠殺，我想知道更多。
「你什麼時候聽說大屠殺的？」他問。
「來楊百翰大學後。」
「你們學校沒教過這個嗎？」
「他們可能會教吧，」我說，「只不過我沒上學。」
「那你去哪兒了？」
我儘可能地解釋，說我的父母不相信公共教育，讓我們待在家裡。我說完時，他兩手十指交叉，好像在思考一道難題：「我覺得你該自我拓展一下。看看會發生什麼。」
「怎樣拓展自我？」
他突然身體前傾，彷彿剛剛有了一個主意。「你聽說過劍橋嗎？」我沒有聽說過。「那是一所英國大學，」他說，「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之一。我在那裡為學生組織了一個留學項目。競爭激烈，要求也非常高。你可能不會被錄取，但如果被錄取了，這個項目會讓你對自己的能力有所了解。」
走回公寓的路上，我思考著該如何理解這次談話。我本想得到道德上的建議，能讓我作為妻子與母親的使命與個人興趣並行不悖。但他對此不加理睬。他似乎在說：「先找出你的能力所在，然後再決定你是誰。」
我申請了這個項目。
埃米莉懷孕了。過程不太順利。懷孕的前三個月她差點兒流產，現在孕期快二十周了，她開始出現宮縮。身為助產士的母親給她服用了聖約翰麥芽汁和其他藥劑。宮縮有所減輕，但仍未停止。
回巴克峰過聖誕節時，我原以為埃米莉會躺在床上休息，但她並沒有這麼做。她正站在廚房，和其他六個女人一起過濾藥草。她很少說話和微笑，只是提著一桶桶痙攣樹皮和益母草走來走去。她安靜得幾乎讓人感覺不到她的存在，幾分鐘後，我便忘了她在那裡。
爆炸已經過去了六個月，爸爸重新站了起來，顯然他再也比不上從前了。他的肺部嚴重受損，在家稍一走動便氣喘吁吁。他下半部分的臉重新長出薄薄一層蠟一般的皮膚，好像被人用砂紙打磨到透明。他的耳朵布滿了傷疤。他的嘴唇變薄，嘴巴耷拉著，讓他看上去像一個更加蒼老的人一樣憔悴。但比他的臉更引人側目的是他的右手：每一根手指都很僵硬，有的蜷曲著，有的彎折著，湊在一起就是一個粗糙的爪子。他能自己拿勺子，把勺子擠進向上彎的食指和向下扭的無名指之間，吃起東西來非常費力。儘管如此，我想知道植皮手術能否取得母親的紫草和半邊蓮藥膏的效果。人人都讚歎這是個奇蹟，所以爸爸燒傷後，他們給母親的藥膏取了個新名字：奇蹟藥膏。
我回家後第一天吃晚飯時，爸爸將爆炸描述為一種來自上帝的仁慈。「這是一種祝福，」他說，「一個奇蹟。上帝饒恕了我的命，賜予我一個偉大的使命，讓我為他的力量作證，讓世人知道，除了醫療機構還有另一種方式。」
我看著他努力夾緊刀子去切烤肉，但沒有成功。「我從沒遇到過任何危險，」他說，「我會證明給你們看。只要我能穿過院子而不至於昏過去，我就會拿起割炬，再去卸個油箱看看。」
第二天早上，我出來吃早餐時，一群婦女聚在爸爸周圍。她們安靜地聽他講述自己生死徘徊時所受的上天的眷顧，眼睛閃閃發光。他說自己曾受天使侍奉，就像古代的先知一樣。女人們看著他的眼神中有某種東西，像是崇拜。
整個上午我都看著這些女人，意識到父親的奇蹟給她們帶來的變化。以前，為母親工作的女人們總是隨意地走近她，向她諮詢工作上的實際問題。現在她們言語輕柔，充滿欽佩。她們爭相想得到我父母的重視，場面頗為戲劇性。這種變化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以前，他們是僱員；現在，他們變成了追隨者。
父親被燒傷的故事已經變成一個神話：它被一遍又一遍地講給新員工聽，也講給老員工聽。事實上，只要在房子里待一下午，肯定會聽見對這個奇蹟的某種講述，而這些講述有時並不準確。一次我聽母親對著一屋子虔誠的面孔說，爸爸上半身有百分之六十五的面積是嚴重的三度燒傷。我記得不是這樣。在我記憶中，大部分只是表面傷，他的胳膊、後背和肩膀幾乎沒有受傷，只有手和臉的下半部分是三度燒傷。但我沒有告訴別人。
父母的看法似乎首次達成了一致。父親離開房間後，母親不再糾正他的陳述，不再輕聲發表自己的意見。她已被奇蹟改變——變成了他的樣子。我記得她還是個年輕的助產士時，即便自己有那樣的能力，對待手中的生命還是那麼謹慎、那麼溫柔。現在她身上的那種溫柔消失了。耶和華親自引導她的手，不會有不幸發生，除非那是上帝的旨意。
聖誕節的幾周後，劍橋大學寫信給克里博士，拒絕了我的申請。「競爭非常激烈。」我去克里博士的辦公室時，他這樣告訴我。
我謝過他，起身要走。
「等一下，」他說，「劍橋大學指示過我，如果覺得存在嚴重的不公，可以寫信。」
我不明白他的話，於是他又重複了一遍。「我只能幫助一個學生，」他說，「如果你想的話，他們可以為你提供一個名額。」
我似乎不太可能真的被批准去那裡。接著我意識到，我需要一本護照，但是沒有正式的出生證明就沒法辦護照。像我這樣的人不屬於劍橋。彷彿整個宇宙都明白這一點，都在試圖阻止我這種褻瀆上帝的去意行為。
我親自去申請護照。看到我那份延遲出生證明，辦事員大笑起來。「九年！」她說，「九年可不是延遲。你還有其他證明文件嗎？」
「有，」我說，「但上面的出生日期都不同。而且，上面的名字也不一樣。」
她還在笑。「不同的日期，不一樣的名字？不，這可不行。你沒法拿到護照。」
我又去找過這個辦事員很多次，一次比一次讓人絕望，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黛比姨媽來到法院，宣誓了一份書面陳述，證明我就是我聲稱的那個人。我的護照終於辦下來了。
二月，埃米莉的孩子出生了。嬰兒重一磅四盎司。
埃米莉在聖誕節開始宮縮，母親說懷孕結果如何全憑上帝的旨意。結果表明，上帝讓妊娠二十六周的埃米莉在家生產。
那天晚上有暴風雪，是一場山間特大暴風雪，道路封閉，鎮上空無一人。埃米莉已經到了分娩的最後階段，母親才意識到需要送她去醫院。幾分鐘後，取名為彼得的嬰兒出生了，他從埃米莉的身體里輕而易舉地滑了出來。母親說她不是為他接生，而是「接住」了他。嬰兒呈灰白色，一動不動，肖恩還以為他死了。接下來母親摸到了微弱的心跳——實際上她看見了嬰兒的心臟透過薄薄的皮膚在跳動。父親衝到麵包車前，將冰雪刮掉。肖恩抱起埃米莉，把她放在後排座上，接著母親包好嬰兒，放在埃米莉的胸前，算是造了一個臨時保溫箱。後來她把這叫作「袋鼠式護理」。
我父親開車。暴風雪肆虐。在愛達荷州，我們稱之為「乳白天空」：狂風猛烈地拍打著雪花，將道路覆蓋成全白，就像蒙上一層面紗，讓人看不見柏油路，看不見田野，也看不見河流；除了皚皚白雪，什麼也看不見。他們在風雪中打滑前行，無論如何總算到達了城裡，但那裡的醫院和鄉下的一樣落後，沒有設備能照料這樣一個發出微弱嗚咽的小生命。醫生說情況緊急，必須儘快送他去奧格登的麥凱迪醫院。因為暴風雪的緣故，不能乘坐直升機，所以醫生派了一輛救護車。事實上，他們派出了兩輛救護車，第二輛為了防止第一輛在暴風雪中出事。
幾個月過去了，經過多次心臟和肺部的手術，肖恩和埃米莉終於將這個我稱為侄子的小傢伙抱回了家。那時他已經脫離了危險，但醫生說他的肺可能永遠不會發育完整，他的身體可能一直很虛弱。
爸爸說孩子的出生是上帝的精心安排，就像他被安排了爆炸燒傷一樣。母親附和他，說上帝用面紗遮住了她的眼睛，所以她才無法制止宮縮。「彼得就應該是這個樣子來到這個世界的，」她說，「他是來自上帝的禮物。上帝按自己選擇的方式賜予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