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花女
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第一次映入眼帘時，我並沒覺得自己是在做夢，但這只是因為我的想像從來不曾創造出如此宏偉壯觀的東西。我的目光落在一座石雕鐘塔上。我被帶到鐘塔前，然後穿過它進入學院。一大片修剪完美的草坪環繞著湖泊，湖對面是一座象牙色的建築，我隱約認出是希臘羅馬式風格。但它是一座哥特式教堂，長三百英尺，高一百英尺，宛若一座石山，主導了全部的風景。
我被領著穿過教堂，進入另一個庭院，然後上了一段螺旋階梯。門開了，我被告知這就是我的房間。讓自己舒服些。帶領我的好心人這樣告訴我，但他不知道這有多麼不可能。
第二天一早，早餐在一間大禮堂供應。天花板像洞穴一樣空曠，讓人感覺像在一座教堂里吃飯，我感到自己在他人的審視之下，彷彿整個大廳的人都知道我在，而我本不該在那裡。我選了一張長桌，周圍坐滿了來自楊百翰大學的其他學生。女生們在談論她們帶來的衣服。瑪麗安一得知自己被這個項目錄取後，便去購物了。「到了歐洲，你需要不同的款式。」她說。
希瑟表示同意。她的祖母為她付了機票錢，所以她把錢都花在了更新衣柜上。「這兒的人穿的衣服更講究，」她說，「穿牛仔褲可不行了。」
我考慮跑回我的房間，換掉身上的運動衣褲和帆布鞋，但我沒有什麼可換的。我沒有一件像瑪麗安和希瑟身上穿的衣服——色彩艷麗的羊毛衫，搭配精緻的圍巾。我沒有為來劍橋添置新衣服，因為單單付學費我還得申請學生貸款。此外，即便我有瑪麗安和希瑟那樣的衣服，我也不知道怎麼穿。
克里博士來了，他宣布我們被邀請參觀教堂，甚至還可以登上屋頂。大家亂作一團，端回餐盤，跟隨克里博士走出大禮堂。我待在人群後面，穿過庭院。
當我步入教堂，我屏住了呼吸。房間——如果這樣一個空間可以被稱為房間的話——太大了，彷彿能容納整個海洋。我們被指引著穿過一扇小木門，然後上了一段狹窄的、石階不計其數的螺旋樓梯，最後抵達屋頂。屋頂傾斜得厲害，呈倒V形，被石護欄圍住。風在呼嘯，連綿的雲朵掠過天空；景色頗為壯觀，在教堂的襯托下，整座城市顯得十分渺小。我忘乎所以地爬上斜坡，然後迎風走在屋脊上，望著彎曲的街道和石砌的庭院，一片壯闊的景象。
「你不害怕摔下去。」一個聲音說。我轉過身，是克里博士。他一直跟在我後面，但他似乎站不穩，身體隨著陣陣大風搖晃。
「我們可以下去了。」我說。我順著屋脊跑到靠近扶壁的平坦的走道上。克里博士再次跟了上來，但他的腳步很奇怪。他不是朝前走，而是轉動身體，像螃蟹一樣側身而行。風繼續肆虐。他看上去那麼站不穩，於是最後幾步時我向他伸出手臂，他扶住了。
「我觀察過了，」我們下來後，他說，「你筆直地站著，雙手插在口袋裡。」他指了指其他學生，「看見他們是怎麼聳肩弓背，緊貼牆壁的嗎？」他說得對。有膽量登上屋脊的寥寥幾人都小心翼翼，像克里博士那樣笨拙地側身前行，在風中傾斜搖晃；其他人都緊抓石頭護欄，屈膝弓背，好像不知道是走還是爬。
我抬起手，抓住牆壁。
「你不需要那樣做，」他說，「這不是一種批評。」
他停頓了一下，彷彿不確定該不該說下去。「每個人都發生了變化，」他說，「其他學生都很放鬆，直到我們來到這麼高的地方。現在他們很不自在，很緊張。而你似乎正相反。這是我第一次發現你很放鬆。你走動時的樣子，就好像你一直住在這個屋頂上。」
一陣狂風掃過護欄，克里博士搖晃起來，抓住牆壁不放。我走上屋脊，好讓他靠在扶壁上。他盯著我，等著我解釋。
「我給乾草棚蓋過屋頂。」最後我說。
「這麼說你的腿更有力？就是因為這個你才能穩穩地站在風裡嗎？」
回答之前，我思考了片刻。「我能在風中站穩，是因為我不是努力嘗試站在風中，」我說，「風就是風。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陣陣狂風，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風。它們沒有區別。不同的是頭腦中怎麼想。」
他茫然地看著我，不明白我的話。
「我只是站著，」我說，「你們卻都降低身體，試圖彌補，因為高處讓你們害怕。但蹲著走和側身走並不自然，這樣反而讓自己變得脆弱。如果能控制住恐慌，這風就不值一提了。」
「這對你來說沒什麼。」他說。
我想要一個學者的頭腦，但克里博士似乎看穿我長了一個屋頂工人的頭腦。別的學生屬於圖書館；我屬於起重機。
第一周在一連串的課程中稀里糊塗地過去了。第二周，每個學生都被指定一位導師來指導研究。我得知，我的導師是著名的喬納森·斯坦伯格教授，他曾任劍橋大學副校長，是大屠殺方面的知名學者。
幾天後，我跟斯坦伯格教授首次會面。我在傳達室等著，一個瘦削的男人出現，他掏出一串沉重的鑰匙，打開嵌在石頭裡的一扇木門。我跟著他爬上螺旋樓梯，來到鐘樓，裡面有一間光線明亮、陳設簡單的房間：只有兩把椅子和一張木頭桌。
坐下來時，我能聽到耳後的血液在跳動。斯坦伯格教授已經七十多歲了，但我不會將他描述為一位老人。他動作輕盈，目光在房間內來回掃視，充滿探索的能量。他的談吐清晰而流暢。
「我是斯坦伯格教授，」他說，「你想看什麼書？」
我含糊地說想看一些史學方面的。我已下定決心不研究歷史，而是研究歷史學家。我想我的興趣來自學習了大屠殺和民權運動之後的無據可依之感——意識到個人對過去的了解是有限的，並將永遠局限於別人所告訴他們的。我知道誤解被糾正是什麼感覺——改變重大的誤解便是改變了世界。現在，我需要了解那些偉大的歷史看門人是如何向自己的無知和偏見妥協的。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們所寫的東西不是絕對的，而是一種帶有偏見的話語和修正過程的結果，也許我就可以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人認同的歷史不是我被教導的歷史。爸爸可能是錯的，偉大的歷史學家卡萊爾、麥考利和特里維廉也可能是錯的，但從他們爭論的灰燼中，我可以構建一個世界，生活在其中。當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我懷疑自己能否把這些都表達出來。等我說完後，斯坦伯格教授盯著我看了一會兒，然後說：「談一談你的教育背景吧。你在哪兒上的學？」
房間內的空氣立刻被吸走了。
「我在愛達荷州長大。」我說。
「所以你在那兒上的學嗎？」
回想起來，我想到有人可能把我的事告訴了斯坦伯格教授，也許是克里博士告訴他的，也許是他覺察到我在迴避他的問題，這讓他感到好奇。不管什麼原因，直到我承認了我從沒上過學，他才滿意。
「太不可思議了，」他微笑著說，「我好像走進了蕭伯納的《賣花女》[Pygmalion，是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的戲劇，描寫了一名教授訓練一名貧苦的賣花女，並最終成功讓她被上流社會認可。後來好萊塢據此翻拍了電影《窈窕淑女》。]。」
兩個月來，我每周都與斯坦伯格教授會面。他從不給我指定閱讀書目。我只讀自己想讀的內容，不管是一本書還是書中的一頁。
我在楊百翰大學的教授們沒有一個像斯坦伯格教授那樣檢查過我的寫作。沒有逗號、句號、形容詞或副詞都會引起他的興趣。語法和內容、形式和實質對他而言同等重要。在他看來，一個寫得不好的句子是想法構思欠佳，但語法邏輯同樣需要修改。「告訴我，」他會說，「你為什麼要在這裡用逗號？你希望在這些短語之間建立什麼關係？」當我給出解釋，他有時會說「完全正確」，有時會對句法進行冗長的解釋來糾正我。
在與斯坦伯格教授會面一個月後，我寫了一篇論文，將埃德蒙·伯克與普布利烏斯進行比較，後者是詹姆斯·麥迪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約翰·傑伊撰寫《聯邦黨人文集》[TheFederalistPapers，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傑伊和詹姆斯·麥迪遜三人為爭取批准新憲法在紐約報刊上以「普布利烏斯」為筆名發表的一系列的憲法論文，首次整理結集出版於1788年。]時用的筆名。我幾乎有兩周沒怎麼睡覺：睜著眼睛的每一刻，我不是在閱讀，就是在思考這些文字。
從父親那裡我學到，書籍要麼被崇拜，要麼被摒棄。上帝的書——摩門教先知和開國元勛們寫的書——不是用來好好研究的，而是用來好好珍惜的，因為它們堪稱完美。我被教導，像麥迪遜那樣的人的話，要被視為模板，我應當把自己思想的石膏倒進這個模子，按照它們完美無瑕的模型輪廓重塑自我。我讀這些書是為了學習該思考什麼，而不是如何自己思考。與上帝無關的書則被驅逐，它們是一種危險的存在，不可抗拒地強大而狡猾。
為了撰寫論文，我不得不換一種方式讀書，不讓自己陷入恐懼或崇拜。伯克捍衛過英國君主制，因此父親會說他是暴政的代理人，他不會允許家裡有這樣一本書。信任自己，去閱讀這些文字，讓我感到一陣激動。讀麥迪遜、漢密爾頓和傑伊的作品時，我也感受到類似的興奮，尤其是在我放棄他們的結論而支持伯克的觀點，或者是在我看來他們的觀點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這種閱讀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設：書並非兒戲，我也並不軟弱。
寫完這篇論文後，我把它發給了斯坦伯格教授。兩天後，又到了我們見面的時間。他隔著桌子盯著我，一言不發。我等著他開口說這篇論文是一場災難，是一種無知的思想的產物，說它不自量力，引用的材料太少，得出的結論太多。
「我在劍橋教了三十年書，」他說，「這是我讀過的最好的論文之一。」
對侮辱我有備而來，但我沒有準備好接受這個回答。
斯坦伯格教授一定對這篇文章作了更多的評論，但我什麼也沒聽到。我腦海中充滿了一個痛苦的需求：離開那個房間。那一刻，我不在劍橋大學的鐘塔里。我重返十七歲，坐在一輛紅色吉普車裡，而我愛的男孩剛剛碰了我的手。我落荒而逃。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殘忍。讚美對我來說是一種毒藥，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對我大喊大叫，他沒有這樣做反而讓我頭暈目眩。我的醜惡一面必須得到表達。如果不是用他的聲音來表達，我就需要用自己的聲音來表達。
我不記得是怎麼離開鐘塔的，也不記得那個下午是怎麼度過的。那天晚上有一個正式的晚宴。大禮堂被燭光照亮，很美，但我感到開心還有另一個原因：我沒有著正裝，只穿了黑襯衫和黑褲子，我以為在昏暗的燭光下人們可能不會注意到這一點。我的朋友勞拉姍姍來遲。她解釋說她的父母來看望她，帶她去了法國。她剛回來。她穿了一條深紫色的百褶裙，裙擺在她膝蓋上方几英寸處。一時之間，我覺得這條裙子很淫蕩，直到她說這是她父親在巴黎給她買的。父親送的禮物不可能淫蕩。在我看來，父親送的禮物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意味著自己的女兒不是妓女。我在這種不協調的矛盾中掙扎糾結——淫蕩的裙子，送給心愛女兒的禮物——直到晚餐結束，盤子都被撤走。
下一次跟導師會面，斯坦伯格教授說，如果我申請研究生院，無論選擇哪所大學，他都會確保我被錄取。「你去過哈佛嗎？」他說，「或者你更喜歡劍橋？」
我想像自己是一個身著黑色長袍的劍橋畢業生，大步穿過古老的走廊時，長袍沙沙作響。接下來的畫面是我蜷縮在衛生間，手臂擰向背後，頭伸進馬桶。我試著把注意力集中在畢業生的畫面，但我辦不到。我無法只去想像那個身穿黑袍的女孩的畫面，而對另一個女孩視而不見。學者與妓女，不可能都是真的。其中一個是謊言。
「我不能去，」我說，「我付不起學費。」
「讓我去操心費用的問題吧。」斯坦伯格教授說。
八月下旬，我們在劍橋的最後一個晚上，大禮堂里舉行了一場告別晚宴。我從未見過桌上擺著那麼多刀叉和高腳杯；在燭光的映照下，牆上的油畫光影錯落。我既感覺暴露在優雅的環境中，又感覺自己仿若無形。其他學生經過時，我盯著他們，看著每一條絲質連衣裙、每一隻濃妝艷抹的眼睛。它們的美麗讓我迷醉。
吃飯時，我一邊聽著朋友們愉快地聊天，一邊盼望回到自己的房間獨處。斯坦伯格教授坐在高桌旁。每一次我瞥到他，就會感到一種古老的本能在起作用，讓我肌肉繃緊，隨時準備逃跑。
甜點一上，我就離開了大禮堂。從那些精緻美麗的人和事物中逃離出來是一種解脫——我允許自己不可愛，但不是給人當綠葉。克里博士見我離開，也跟了上來。
外面一片漆黑。草坪是黑的，天空更黑。白堊色的光柱從地面升起，照亮了教堂，讓它在夜空的映襯下，像月亮一樣閃閃發光。
「你給斯坦伯格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里博士說，與我並肩而行，「希望他給你留下了一些印象。」
我不明白。
「這邊走，」他說著，轉向教堂，「我有話要對你說。」
我跟在他身後，注意到自己的腳步是無聲的，意識到我的帆布鞋不像其他女孩穿的高跟鞋那樣優雅地在石頭上發出嗒嗒的敲擊聲。
克里博士說他一直在觀察我。「你表現得像是在假扮別人。好像你覺得你的生活全靠偽裝。」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所以什麼也沒說。
「你從沒有想過，」他說，「你可能和其他人一樣有權待在這裡。」他等待我做出解釋。
「我更喜歡給別人上菜，」我說，「而不是吃菜。」
克里博士笑了。「你應該相信斯坦伯格教授。如果他說你是一個學者——我聽他說你是塊『純金』——那麼你就是。」
「這真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我說，「一切都閃閃發光。」
「你千萬別這樣想，」克里博士提高聲音說，「你不是愚人金[Fool’sgold，指黃鐵礦，即看似黃金的物質。]，只在特定的光線下才發光。無論你成為誰，無論你把自己變成了什麼，那就是你本來的樣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劍橋，而是在於你自己。你就是黃金。回到楊百翰大學，甚至回到你家鄉的那座山，都不會改變你是誰。那可能會改變別人對你的看法，甚至也會改變你對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黃金，在某些光線下也會顯得晦暗——但那只是錯覺。金子一直是金子。」
我想相信他，接受他的話，重塑自我，但我從來沒有那樣的信心。無論我把回憶埋得多深，無論我如何緊閉雙眼對抗它們，當我想到自己，腦海中浮現的形象是那個女孩，在衛生間、在停車場的那個女孩。
我不能告訴克里博士關於那個女孩的故事。我不能告訴他，我不能回到劍橋，是因為在這裡，我人生中的每一個暴力和墮落時刻更為凸顯。在楊百翰大學，我幾乎可以忘記，讓過去的留在過去。但這裡的反差太大，眼前的世界過於夢幻。比起石頭尖頂，記憶更加真實，更加可信。
對我來說，我假裝自己不屬於劍橋還有其他與階級和地位有關的原因：因為我很窮，從小就很窮。因為我可以站在教堂屋頂的風中而不傾斜。這就是那個不屬於劍橋的人：這次她是屋頂工人，不是那個妓女。那天下午我在日記里寫道：我可以上學，可以買新衣服，但我始終是塔拉·韋斯特弗。我做過的工作沒有一個劍橋學生會去做。不管怎麼打扮，我們始終不同。衣服不能解決我的問題。我內心裡有什麼東西腐爛了，惡臭熏天，令人作嘔，僅憑衣服無法掩蓋。
我不確定克里博士是否對此有所懷疑。但他明白，我執著於衣服，把它們作為我不屬於這裡、也不能屬於這裡的象徵。臨走前他最後對我說的一句話，讓我站在教堂旁邊，驚訝得一動不動。
「決定你是誰的最強大因素來自你的內心。」他說，「斯坦伯格教授說這是《賣花女》。想想那個故事吧，塔拉。」他停頓了一下，目光如炬，聲音洪亮，「她只是一個穿著漂亮衣服的倫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時，她穿什麼衣服已經無關緊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