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一滴眼淚都沒流,但我很難接受母親的死。很長時間裡,我都很難過,可能那種痛苦一直都沒真正離開。我一直認為,她是一個麻木、粗俗的女人,我很怕她,一直都想遠離她。在她的葬禮結束之後,我感覺好像忽然下起了一場大雨,看看周圍,沒有一個可以躲雨的地方。有好幾個星期,無論白天還是夜裡,我感覺到處都是她的影子,到處都是她的聲音。那就像一股青煙,漂浮在我的腦海里,沒有任何導火索也會燃燒起來。我很懊悔,在她生病時,我才找到了另一種和她相處的辦法,我甚至回憶起了我小時候,她還年輕時的一些愉快的時刻。我的愧疚感讓懷念一直在持續,我在抽屜里放了她的一個發卡、一塊手帕,還有小剪刀,但我覺得這還不夠,戴著她的手鐲也還不夠。也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我懷孕時,我的胯部又開始疼了,生產完之後那疼痛還沒消失,我選擇不去看醫生,我保留著身體的疼痛,就像那是我母親給我的遺產。
還有她最後給我說的那些話(「我相信你」),也陪伴了我很長時間。她臨死時確信:按照我的性格,還有我積累的資源,我不會被任何東西摧毀。這種想法一直在我的腦子裡迴響,後來真的起了作用。我決定向她證明,她說得對,我打起精神,嚴格要求自己,開始利用那些空暇讀書寫作。我對那些瑣碎的政治失去了興趣——五個政黨聯合起來統治這個國家,它們和義大利共產黨的爭執,這都是尼諾積极參与的事情,我無論如何都打不起精神,但我繼續關注這個國家的暴力和腐敗問題。我一直在閱讀女性主義的資料,我最後一本小書的影響還在,我給針對女性讀者的新雜誌投稿。但我得承認,我的主要精力都用來讓我的出版社相信,我的新小說已經寫得差不多了。
大約兩年前,出版社給我預支了一半稿費,那是很大一筆錢,但我自己這兩年基本一事無成,我感覺很吃力,還在尋找素材。那個主編,就是給我預支了那筆錢的人,從來都沒給我施壓,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詢問我工作進展,假如我避而不談,那他也不深究。因為要說實話的話,我會覺得很丟臉。後來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在《晚郵報》上出現了一篇帶有諷刺色彩的文章,裡面讚揚了一部處女作獲得的成功,然後提到了我的名字,說整個義大利青年文學還在等著我許諾的那本書。幾天後,我的主編經過那不勒斯,他來參加一個盛大的研討會,他要求見我。
他嚴肅的語氣馬上就讓我很擔心,在將近十五年的合作中,他從來都沒讓我感到壓力。他站在我這一邊,對付阿黛爾的阻撓,他一直對我都很客氣。我做出一副愉快的樣子,邀請他到塔索街上的家裡來吃飯,這讓我很不安,也很辛苦,但我請他來家裡,是因為尼諾想出版一本新的雜文集。主編的態度很客氣,但沒表露出多餘的情感,他對我母親的去世表示哀悼,然後讚揚了伊瑪,送給黛黛和艾爾莎幾本色彩非常鮮艷的小書。他耐心地等著我弄完飯菜,照料幾個孩子,我讓尼諾和他談那本想要出的書。後來,到了這次會面的關鍵環節,他說他想知道,他能不能做計劃,在那年秋天出版我的小說。
我臉紅了,問道:
「一九八二年秋天?」
「是一九八二年秋天。」
「也許可以,我還以為晚些時候呢。」
「你現在知道就好。」
「但我距離收尾還有點兒時間。」
「你可以先讓我看看你寫的。」
「我還沒準備好。」
他沉默了,喝了一小口葡萄酒,用一種嚴肅的語氣說:
「埃萊娜,到現在為止,你一直很幸運,上一本書的反響尤其好,你贏得了聲譽,也贏得了很多讀者,但這些讀者需要經營,假如你失去他們,你也失去了出版其他書的可能。」
我覺得很難過。我明白,阿黛爾一次次的抗爭,已經影響到了這個非常有文化、彬彬有禮的男人。我想像著彼得羅母親的話,她的措辭:「這是一個非常不可靠的南方女人,表面上看起來很可愛,但卻精於算計,會騙人。」我痛恨我自己,因為在這個主編面前,我正好證實了這些話。面對桌上的甜點,主編用短短几句話就拒絕了尼諾的提議,他說,現在出版雜文很難。大家都有些尷尬,不知道要說什麼。我談到了伊瑪,直到我的客人抬起手腕看錶,說他要走了。這時候我忍不住說:
「好吧,我會準時交稿,保證在秋季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