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黛和艾爾莎的離開給我帶來了很大傷痛。最讓我難過的是,她們倆最終還是選擇了她們的父親,而不是我。當然,她們很愛我,會很想念我。我不停給她們寫信,有時候很難過,就給她們打越洋電話,也不考慮電話費。我喜歡黛黛的聲音,她跟我說:「我經常夢見你。」艾爾莎給我寫的信讓我很感動:「我在到處找你用的香水,我也想用。」但歸根結底,她們還是離開了,我失去她們了。她們的每封信、每個電話都證明了:儘管她們對於我們的分離感到難過,但她們和父親在一起時沒有和我在一起的那些矛盾,而且父親是她們真正進入世界的切入點。
有一天早上,莉拉用一種很難描述的語氣對我說:「你再讓伊瑪住在城區里,一點兒意義也沒有,你讓她去羅馬找尼諾吧。大家都看得出來,她也想對兩個姐姐說:『我和你們一樣。』」她的話讓我很難受,就好像她不是給我提了一個中肯的意見,而是建議我和我的小女兒也分開。她好像在說:這樣對伊瑪有好處,對你也好。我回答說:「假如伊瑪離開我的話,那我的生活就沒意義了。」但她微笑了,說:「誰說生活應該有意義?」然後她開始取笑我那種忙忙碌碌的寫作。她用開玩笑的語氣說:「意義就是一段段黑線,就像蝦子身體里的屎。」她讓我歇一陣子,最後感嘆了一句:「每天忙忙碌碌,有什麼必要。」
我心裡不舒服了很久。一方面我想,她想讓伊瑪也離開我。另一方面,我想,她說得對,我應該讓伊瑪靠近她父親。我不知道,我是應該緊緊抓住唯一在我跟前的女兒,還是為了她好,重新和尼諾建立聯繫。
但最後這一點也很難實現,最近一次選舉就是一場考驗。伊瑪才十一歲,但她已經對政治充滿了熱情。我記得她給父親寫信,還給他打電話,說她會全力支持他,而且希望我能幫助他。但那時候我比之前更討厭社會黨人。見到尼諾的那幾次,我對他說了類似這樣的話:「你現在變了,我都快認不出你了。」我甚至會用一種誇張的修辭說:「我們出生於一個貧窮、充滿暴力的地方,索拉拉兄弟都是犯罪分子,他們想攫取一切,但你們更加糟糕,你們是一個洗劫所有人的幫派,你們制定法律只是為了防止其他人洗劫。」他很愉快地回答我說:「你對政治一竅不通,你永遠都不會懂的,你還是玩文學吧,不要談論你不懂的事。」
但後來狀況急轉直下。一件很久之前的賄賂案,因為法官態度的忽然轉變而浮出水面,雖然大家對賄賂習以為常,就像那是一條不成文、卻最受尊重的規定。那些涉案的高級官員,人贓俱獲的剛開始看起來沒幾個,好像案情被高估了,但後來牽扯的人越來越多,成了這個國家的管理層的真實普遍的狀況。在選舉之前,尼諾沒有上次那麼從容。因為我已經有自己的聲譽和影響力,他利用伊瑪想讓我公開支持他。為了不讓女兒失望,我就答應了她,但實際上我躲開了。伊瑪很氣憤,她重申她會支持她父親。尼諾想讓伊瑪出現在他的一個宣傳短片里,伊瑪很振奮,我提出了反對。我左右為難,一方面我不允許伊瑪去——讓她傷心在所難免,一方面我在電話里對尼諾大喊:「你把阿爾伯特、莉迪亞放到你的短片里,你不能這樣利用我的女兒。」他再三堅持,後來有些遲疑,最後只能放棄。我強迫他對伊瑪說,小孩子不能出現在那些短片里。但她明白是我不讓她公開出現她父親的身邊。她對我說:「媽媽,你不愛我,你讓黛黛和艾爾莎去和她們的父親一起生活,我和我爸爸一起待五分鐘都不行。」尼諾沒能再次當選,伊瑪哭了起來,她說這都是我的錯。
總之一切都很複雜。尼諾心灰意冷,變得很難打交道。有一段時間,我覺得他是那次選舉唯一的犧牲品,但事情並非如此,很快整個政黨系統都被顛覆了,我失去了他的消息。選舉者對於以前的老政黨很不滿,對新政黨和新新政黨也同樣憤怒。假如人們之前對那些要推翻政府的人充滿恐懼,但現在那些打著要服務人民的旗號,但像蘋果里的肥蟲一樣貪婪的人,也讓那些選舉者退避三舍。這股黑色的浪潮,之前隱藏在一片祥和的權力盛景之下,被歌功頌德、粉飾乾坤的言辭掩蓋,現在這股黑浪在義大利每個角落裡都在蔓延,而且事情越來越清楚,不僅僅我童年的城區是一個醜陋的地方,不僅僅那不勒斯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地方。有一天早上,我在樓梯間遇到了莉拉,她看起來很高興。她給我看了她剛買來了《共和國報》,上面有一張圭多·艾羅塔教授的照片,那個攝影師捕捉到了他滿臉驚恐的表情,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拍攝的,讓人很難認出他來。這篇文章里有很多「聽說」和「也許」,文章推測說,這位知名學者兼政治領袖,鑒於他對於義大利的腐敗現實有著深刻了解,可能也會很快被叫到法官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