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靈的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我在伊莎貝拉橋附近找了一套房子,把我和伊瑪的大部分東西都搬到了那裡。我記得,我們出發時,火車剛剛離開那不勒斯,我女兒坐在我對面,她看起來有些憂傷,好像第一次為離開那不勒斯感到難過。我非常疲憊,因為那幾個月我一直都來來回回地忙碌,準備我們需要的東西。我很疲憊,因為那些我做的事情,也因為那些忘記做的事情。我坐在座位上,從窗口看著那不勒斯的城郊,還有漸漸遠去的維蘇威火山。就在那時候,我忽然想到了——那就像一個浮子忽然冒出水面,我確信莉拉在寫那不勒斯時,一定會寫蒂娜,正是因為包含著一種難以言說的痛苦,她寫的東西一定會不同尋常。
產生了這個想法之後,我就很難把它抹去。在都靈的那些年,我在那家規模很小,但很有前途的出版社做主編,我覺得自己備受青睞時,說起來我那時候要比十幾年前我眼裡的阿黛爾更強大,我的這種想法變成了一種希望,一種祝願。我很希望莉拉有一天給我打電話,會對我說:「我有一部手稿,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一些隨想,總之有一些東西,我想讓你看看,想讓你幫我改改。」我肯定會馬上讀一遍,我會過一道手,讓它讀起來能被人接受,也可能我會一段一段地重寫。儘管莉拉的思想非常活躍,記憶力驚人,她一輩子都在看書,有時候她會跟我說,有時候她會瞞著我,但她的根基不夠,她沒有任何小說家的技能。我很擔心她會把那些漂亮的段落亂七八糟地堆積在一起,把那些精彩的片段放到錯誤的地方。那時,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她會寫一些乏味的故事,一些人云亦云的話,相反,我很確信她會寫出一些高水準的文字。有一段時間,我很難做出一個讓人滿意的出版計劃,我最後甚至想到去審問里諾——他經常出現在我家裡,他不打電話就會來,說他來打個招呼,但一住就是幾個星期。我問他:「你母親還寫東西嗎?你從來都沒看看她在寫什麼嗎?」但他說:「是的,還在寫,但我不記得了,那都是她的事,我不知道。」我再三問他。我想像著在出版書目里加入她寫的那本書,我會極力推廣它,自己也能沾點光。有時候我給莉拉打電話問她的近況,我不會直截了當而是小心翼翼地問她:「你對那不勒斯的興趣還有嗎?你還一直在記筆記嗎?」她很機械地回答:「什麼興趣?什麼筆記?我是一個像梅麗娜一樣的老瘋子,你還記得梅麗娜嗎?誰知道她還活著沒有。」我就只好放過這個問題,談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