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復了高考,但我不信大學可以考進去(以前是推薦的),直到看見有人考進去了我才信了。然後我就下定決心也要去考,但「文化革命」前我在上初一,此後整整十年沒有上學,除了識字,我差不多什麼不會了。離考期只有六個月,根本就來不及把中學的功課補齊。對於這件事,我是這麼想的:補習功課無非是為了走進高考的考場,把考題作對。既然如此,我就不必把教科書從頭看到尾。乾脆,拿起本習題書直接做題就是了。結果是可想而知:幾乎每題必錯。然後我再對著正確答案去想:我到底忽略了什麼?中學的功課對一個成人的智力來說,並不是什麼太難猜的東西。就這樣連猜帶蒙,想出了很多別人沒有教過的東西。亂忙了幾個月,最後居然也做對了不少題。進了考場,我忽然冷汗直冒,心裡沒底-到底猜得對不對,這回可要見真佛了。
現在的年輕人看到此處,必然會猜到:那一年我考上了,要不就不會寫這篇文章。他們還會說:又在寫你們老三屆過五關斬六將的英雄事迹,真是煩死了。我的確是考上了,但並不覺得有何值得誇耀之處。與此相反,我是懷著內心的痛苦在回憶此事。別人在考場上,看到題目都會做,就會高興。我看到題目都會做,心裡倒發起虛來。每做出一道題,我心裡就要嘀咕一番:這個做法是我猜的,到底對不對呢?所有題都做完,我已經愁腸千結,提前半小時交卷,像喪家犬一樣溜出考場。考完之後,別人都在談論自己能得多少分。我卻不敢談論:得一百分和零分都在我的預料之內。雖然成績不壞,我還是後怕的很,以後再不敢這樣學習。那一年的考生里,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少,但不是每個人都我這樣懷疑自己。有些考友從考場出來,心情激動地說:題目都做出來了,這回準是一百分!等發榜一看,幾乎是零蛋。這不說明別的,只說明他對考試科目的理解徹底不對。
下面一件事是我在海外留學時遇到的。現在的年輕人大可以說,我是在賣弄自己出國留過學。這可不是誇耀,這是又一樁痛苦的經歷,雖然發生在別人的身上,我卻沒有絲毫的幸災樂禍-我上的那所大學的哲學系以科學哲學著稱。眾所周知,科學哲學以物理為基礎,所以哲學系的教授自以為在現代物理方面有很深的修養。忽一日,有位哲學教授自己覺得有了突破性的發現-而且是在理論物理上的發現,高興之餘,發貼子請人去聽他的講座,有關各系的教授和研究生通通都在邀請之列。我也去了,聽著倒是蠻振奮的,但有覺得不像是這麼回事。聽著聽著,眼見得聽眾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大模大樣,掏出個煙斗抽起煙來。等人家講完,他把煙斗往凳子腿上一磕,說道:「Wrongstory!」(錯誤的故事)就揚長而去。既然談的是物理,當然以物理教授的意見為準。只見那位哲學教授臉如豬肝色,恨不能一頭鑽下地去。
現在的年輕人又可以說,我在賣弄自己有各種各樣的經歷。他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好了。我這一生聽過各種「wrongstory」,奇怪的是:錯的越厲害就越有人信-這都是因為它讓人振奮。聽得多了,我也算個專家了。有些故事,如「文革」中的種種古怪說法,還可以禍國秧民。我也是也編這種故事,也可以發大猜,但我就是不編。我只是等故事講完之後,用煙斗敲敲凳子腿,說一聲:這種理解徹底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