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李瑞林瞧著老呂頭走遠之後，便走進傳達室。坐了一會兒，又站了起來，覺得這麼坐著不是個事兒，總得干點什麼吧，又不知道該幹什麼才好。他忽然覺得呆了這麼多年的廠子，變得好生分．好像他是個初來乍到的新工人。這讓他覺著很不是滋味。
於是，他捅開了封著的蜂窩煤爐子，打了壺水放在爐子上燒著，又從門背後找出把大掃帚，嘩啦嘩啦地掃著傳達室門前的那段柏油小路。說實在的，真沒有什麼可掃的，溜光的馬路挺乾淨，說邪乎點，真像舔過的那麼乾淨。他直起腰，打量著遠遠近近的廠房。從部隊轉業下來，他就到這個汽車廠來了。二十多年，眼瞅著這個廠子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就像眼瞅著鄰居家的孩子，生下來，吃奶，斷奶，會爬了，會走了，長大了，上學了……有時，他不明白，他明明見那孩子不久以前還光著屁股滿世界亂爬，怎麼一下F 子就變成了個漂亮小伙，穿著他頂不待見的喇叭褲，褲腿活像兩把用高粱篾兒紮成的笤帚，胳膊彎里還挎著個小妞兒。
這工廠越來越氣派了。比他家鄉那個縣城還大，繞廠子轉一圈，沒有大半個鐘頭怕是轉不下來。
一進廠子大門，是個挺大的圓形花圃，兩條柏油小路，從花圃左右兩旁繞了過去。像兩條筋骨挺好的胳膊，摟著個大笸籮。路邊，是挺直的白楊樹。樹榦上的節子，活像人的眼睛，木格登登地瞪著來來往往、進進出出的人們，也那麼瞪著李瑞林。白楊樹下，是修剪得一般高低的小松牆。松樹的針葉上，銹滿了從北京城的煙囪里冒出來的煤灰，葉子黑不黑、綠不綠。
花圃後面是辦公樓，辦公樓後面是一個挨一個的車間。右邊，幾乎看不到邊兒的廣場上，一輛輛嶄新的、準備出廠的汽車，排列得整整齊齊，像列隊的新戰士，穿著剛發的新軍裝，背著烏光鋥亮的新馬槍，很有一些排山倒海的氣勢。就連滿肚子怨氣的李瑞林也不得不承認，在原先那個亂攤子、散攤子、爛攤子上干出這一番成績，哪裡是只花苦力氣就能辦到的?!那真是明槍暗箭，左推右擋，嫉賢妒能，一步一個陷阱。全廠上上下下這些個人，誰是怎麼回事，那些多少年也解決不了的老大難問題，哪一樣李瑞林不知道啊。陳詠明也是個人吧，也有悶在肚裡說不出的苦吧，怎麼就不見他有個灰心喪氣的時候? 爐子上的水開了。咕嘟咕嘟的，氣兒挺足，把水壺蓋頂得呱嗒呱嗒地響。李瑞林泡了杯茉莉花茶。八角錢一兩的茶葉，還趕不上以前六角的。真是，什麼都不如從前了。他在椅子上坐下來，掏出裝煙絲的鐵盒和捲煙紙，卷了一支「大炮」，悠悠地吸著，一面端詳著傳達室里簡單的陳設。
一張條款，用毛筆字寫得工工整整，醒目地貼在大掛鐘的下面。大掛鐘的鐘擺搖來擺去，像個腦袋瓜，歪來歪去地在琢磨那張條款，看得有滋有味兒，沒完沒夠。
條款上這樣寫著：五罰一元錢的暫行規定一、隨地吐痰；二、隨處抽煙；三、亂丟紙片；四、亂放車子；五、家屬隨便進廠。
凡有上述行為發生，各罰人民幣一元。
曙光汽車製造廠
李瑞林把這條款瞧了又瞧，總覺得有點小題大做。
家屬小孩不能到廠子里亂竄，這還說得過去。可隨處吸煙，隨地吐痰，亂扔紙片，亂放自行車要罰一元錢，有那個必要嗎。尋思大夥錢多了還是怎麼的? 新鮮!沒見過! 沒事兒上街看看去，滿大街的煙頭、紙屑、黏痰，越是人多，越是熱鬧的地方就越亂乎。再說，誰能不吐痰呢? 中國人沒有不吐痰的。不信，就支著耳朵昕聽，別管在戲園子里，報告會上，或是電汽車裡，馬路上的自行車隊里，總能聽見打掃嗓子的聲音，往外咯痰的聲音。吐口痰，又礙著誰什麼了呢? 倒是自行車，那是亂放不了的。看車的老娘們兒，會拿著大喇叭沖著不存車的人使勁兒吆喝，就算不想存車的人有張追擊炮也打不透的厚臉皮，也甭想省下那二分錢。一說，還是迫擊炮，那是哪個朝代的武器了? 早不是李瑞林在部隊當迫擊炮手的那個時候了。老嘍! 落後嘍! 除了迫擊炮，還能知道什麼呢? 肯定，這是陳詠明的主意。前不久他才從日本考察回來，準是從那兒躉來的洋貨。
聽說全廠整整停工一天，擦所有車間的窗子。說實話，那窗子打從建廠那天起，二十多年沒有擦過。上面膩著一層黑褐色的濁物，但是誰也沒覺得那有什麼不好。工廠嘛，又不是賓館，它本來就是個臟地方。油泥、鐵末子、鑄造車間清砂時到處飛揚的黑砂……別說車間的窗子，就是車間外頭的樹葉，也像剛從鑄模里倒出來，上面粘著一層黑砂。你擦呀，有本事連樹葉也擦擦。
陳詠明向大家講文明生產的重要。「挺好的廠房，弄得像個監獄。黑乎乎的，一進廠房就讓人昏昏欲睡，打不起精神。外國人要是看見這種廠房，准不跟你做買賣。他不相信，用這種態度對待廠房，還能用什麼更好的態度對待生產。也就不相信你能生產出好東西來．」
還聽說，廠子里蓋了暖房，請了花匠。開春以後，還要在空地上植草皮。說是這樣可以不往車間裡帶灰塵，能保證產品質量什麼的。好倒是好，頂什麼用? 能代替拉閘不給電，還是能代替原材料的不足? 工廠就是工廠，想看花看草上公園去。能跟洋人比嗎? 他們是資產階級，中國人不看花不看草照樣過日子，照樣出汽車。
莫不是他成心在挑陳詠明的刺兒? 落到看大門的下場，該怪誰呢? 春天，陳詠明在部里開完整頓企業管理會回來，不知得了什麼令兒，比剛到廠上任的時候更來勁兒了。什麼擴大企業自主權啦：什麼市場競爭啦；什麼整頓企業領導班子啦；什麼自由組閣啦；撤銷大慶辦、政工組和車問專職支部書記啦……真敢幹哪。
別的事，李瑞林不敢說，有幾樣他可實在接受不了。
取消政工組、大慶辦，行嗎? 陳詠明在動員報告里講過：「……政工組、大慶辦不過是一種形式。問題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實質。只要我們把工人群眾的疾苦真正地放在心上，認真地去解決，只要我們千方百計地把生產搞上去，何必一定要掛那個牌子? 五十年代，我們的經濟發展得不錯嘛，企業里並沒有政工組，大家不是很團結嗎? 那時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的是各級領導，小組裡還有八大員。何必另設一套人馬呢? 反而讓各級行政幹部認為思想政治工作是政工組的事，自己不用管了。到底是在黨的領導下，大家做人的工作好，還是少數人抓、別人撒手不管好呢? 」
自由組閣，這叫什麼詞兒? 哪兒寫著了，還是哪位首長說過了? 就是部里頒發的整頓企業十二條措里，也沒有自由組閣這一條啊。
「千軍萬馬抓班子。」
不管誰說什麼，陳詠明心裡有數。沒有這一條措施，汽車廠的工作別想打開局面。像保衛處長和董大山那種一味拆台的人+ 能很好地配合工作嗎? 生活福利處的處長，一天到晚不幹工作，還冒領加班費。誰給他送禮，他就給誰房子。誰不給他送禮，誰就分不到房子。群眾敢怒不敢言，誰敢得罪他? 他手裡攥著房子。
還有那個勞資處的副處長。據說她這個副處長，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把鼻涕、一把淚從宋克那兒哭來的。陳詠明覺得對於一個人，總應該往前看。幹部里女同志又比較少，也該考慮這一方面的代表性。沒想到他們處的老處長退休，沒有馬上把她提為正職，她就到處大罵廠黨委和陳詠明，躺在家裡不上班，還到部里找宋克，說廠里打擊她，不重用她，直鬧到宋克把她調到另一個廠去了事。
臨走之前，陳詠明和她談話：「你給廠黨委和我造了不少輿論。
今天你要走了，咱們應該談談心。我來廠以後，在幹部大會上做過安民告示：多換思想少換人，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安定團結，才能大幹快上。對不對? 當時群眾對你反映很大，這個情況你也是知道的。但是廠黨委為你承擔了責任。為什麼選你當廠黨委委員? 也是給你造輿論。這步棋，你明白嗎? 成立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時候，又選你當了一個委員，也是給你造輿論。這是不是事實? 你們處長退休了，半年沒安排正職。當然，也不是沒有人建議，應該派誰派誰，我們沒派。這不是給你留的位子嗎? 這是不是事實? 你半年就等不及了? 你到底是為了工作，還是為了當官兒? 沒有馬上給你這個官，你就大罵大鬧，哪點兒還像個共產黨員、像個幹部的樣子? 這是個考驗。很遺憾，你沒有經受住這個考驗。你要求調動工作，可以。但調走也得把這個賬算清楚，不能這麼稀里糊塗一走了事……「
她走了也好。這種幹部，走到哪兒，哪兒倒霉。
宋克怎麼凈選這樣一些人當幹部呢? 這樣的幹部，能撲下心來干工作嗎? 「四人幫」的干擾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汽車廠的工作上不去，宋克能說沒有責任嗎? 陳詠明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大刀闊斧地調整了各職能處科室的領導班子。其速度之快，調整範圍之廣，是建廠以來從來未有的。
首先，廠內各職能處科室的領導，由廠黨委在民意測驗的基礎上委任。不管這位新委任的領導是不是黨員，責成他組織自己的班子，三天之內交出名單。由他自己提出，他那一攤兒誰上誰下，誰需要橫調。然後大家坐下來討論，你這個班子配得怎麼樣，提拔的、免職的、橫調的理由是什麼，合適不合適……
要照過去的辦法，先提個想法給組織部門、政治部門。讓他們去考核、研究，然後再交黨委開會討論研究。反反覆復、上上下下，好幾個來回。要想對班子做這麼大的調整，等到猴年馬月去了。
這說明幹部管理，是可以走群眾路線的。
李瑞林說，這不是給拉山頭、搞宗派留空子嗎。處科長個人能比黨委正確? 客觀? 能比組織部門對幹部的了解全面? 資產階級的辦法，怎麼能用來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的領導班子? 二車間，那個叫楊小東的刺兒頭，當時就頂了他：「什麼資產階級的辦法，毛主席批江青的時候就說過，『……不要由你組閣……，中央發的那幾個揭發』四人幫『罪行的材料，您沒仔細看過還是怎麼著? 」
只要屁股一挨板凳，坐下來開會或是學習，李瑞林馬上就會打瞌睡，好像頭天晚上湊巧一宿沒睡。難得有那麼一兩回不打瞌睡，他便用兩個鎳幣摞在一起，專心致志地夾腮幫子上的鬍鬚。那鬍鬚挺經拔，二十多年，搞了多少運動，開了多少會，學習了多少文件，愣是不見減少。
李瑞林沒和楊小東論個長短，文件上到底有沒有，他心裡沒底兒，實在記不準了。現在的年輕人，嘴尖舌快，見多識廣．新名詞、新理論一套一套的，別管真假，一張嘴就能引經據典地來上幾句，把人唬得一愣一愣、張口結舌。誰知道那些話馬克思、列寧說過沒有? 上哪兒查去? 遇到這種場合，李瑞林只好不搭茬兒。
陳詠明的氣兒可粗得很：「有人反映，『苗卓嶺不是黨員，他有什麼資格組班子? 還要不要黨的領導? 黨還管不管幹部? 』」你讓他當總工程師，把生產技術大權交給了他，說明你信任他。不信任他，怎麼能讓他當總工程師呢? 生產技術讓他負責，班子不讓他沾邊兒，他手下的人提拔、調動，他都不知道，你讓他怎麼負責，怎麼安排工作?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把他安排在這個位置上，他對班子就應該有發言權。何況最後的決定權還在黨委，怎麼叫不要黨的領導? 『黨管幹部』! 組織部門那幾個人就代表黨? 「再說組閣問題。哪怕有人組了自己的小舅子、大姨子來也行，只要把生產搞上去。有條件卡著嘛，三個月內要取得較好的成績，半年內要有新的突破。搞不出成績，第一把手就自動讓賢嘛。
怕什麼? 何況還沒有發現這樣的情況。人做工作，總要有合得來的幫手，我們要注意合得來這一點，不要怕人家說什麼宗派、山頭。
人都是有個性的嘛，就有個合得來、合不來這一說。唱那個高調幹什麼? 『我們是馬列主義者，我們是階級兄弟，有什麼合得來、合不來? 』李瑞林和申鴻昭同志，是兩位很好的同志，一個是書記．一個是車間主任，卻鬧得天翻地覆，這怎麼工作呢? 有隔閡就分開．兩個人都會謝天謝地。這樣的好事，為什麼不幹? 過去人事部門、組織部門派的班子，互相之間常常搭不上手。還有些人，資格挺老，人也不錯，就是任務承擔不了。這樣的班子，怎麼能把工作搞好? 各部門工作松垮，組織部門應當負一大部分責任。現在，很多權力下放到科室、車間了，就是要選拔能承擔這麼多權力而又不出毛病的人。通過民意測驗，說明我們不是沒人，而是有人不懂得使用。「
根據這套辦法，李瑞林的專職書記不但撤掉了，組閣時，又扣個「幹部」給組掉了。說起來既讓人寒心，又讓人沒法兒相信。誰也說不出他有什麼大毛病，可就是沒人要他。就算他李瑞林不行．四車間的主任馮振民怎麼樣? 老勞模了，也下來了。
陳詠明不是這樣說的嗎? 「為什麼當了勞模就一定要當官兒呢? 現在是機械化大生產，需要領導生產的人懂技術，懂生產，還有組織領導這種生產的能力。老馮人是不錯，哪兒艱苦往哪兒去．為了搶任務，經常加班加點，飯都顧不上吃，餓昏在地上。可是呢．四車間的生產組織得亂七八糟，生產計劃月月完不成。廠里開個調度會，回到車問，他能把一大半要做的事給忘了。記性不好，能記在本子上也行，到了現在，還是個半文盲。他呀，還是當勞模好。
按選勞模的標準選車間主任是不夠的，有人能當個挺好的勞模，不一定能當個得力的好乾部。『將是將才，帥是帥才，，對不對7 ，，「那也不能怪他，他沒文化呀。他自小受苦受窮，哪兒有條件學文化? 您不能拿我們大老粗和知識分子比。」說到「大老粗」這三個字，李瑞林覺得脊樑挺了起來。
「大老粗? 大老粗怎麼啦? 既不是光榮榜又不是獎狀。就算是光榮榜，它也只能代表過去不代表現在。剛解放那會兒，你還可以這麼說，因為我們以前忙著打仗去了。現在，三十年的和平日子過去了，這三十年你忙什麼去了? 打撲克去了? ，，打撲克怎麼著? 李瑞林不服氣。他想：一不抽煙，二不喝酒，不就是打打撲克嗎?算什麼原則性的問題? 該抓的大事不抓，倒提起打撲克的事來了。
「苗卓嶺就行? 」
「他怎麼不行? 」
「他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關係。」
「你呀，什麼時候了，還是這麼一腦門官司。這種看法不但把許多好同志整苦了，也把咱們的國家坑苦了。多少人才，就讓這種偏見給毀了。結果誰倒霉? 國家倒霉。沒有人才，搞什麼現代化，搞什麼社會主義建設。咱們只好在原地踏步走，瞅著別人往前跑。
五十年代，我們和日本的經濟水平差不多，現在你再看看人家，把戩們落下至少三十年。「
「我用不著看他們，他們那兒貧民窟里的耗子有這麼大。」李瑞林兩手往外一比劃，那耗子大概和貓差不多了。
「你見著啦? 」
「……報紙上登過。」
「哈! 哈! 哈! 」
陳詠明嘴裡打著哈哈，心裡卻往外冒著苦味兒。他的眼前浮現出苗卓嶺那老是夾著肩膀、縮著腦袋，以及他在生產會、辦公會或技術會上結結巴巴發言的樣子。戰戰兢兢、眼睛絕對不敢離開手裡的發言稿，哪怕他要講到的，不過是同意或是不同意修個廁所這樣的問題，他也要照著事先寫好的稿子念。那發言稿上的每一個字一定翻過來、覆過去地掂量過、檢查過，讓人抓不住一點茬兒。
就是這樣，散會之後，他還要拉著陳詠明和記錄員當場查對記錄。
他怕，怕萬一記錄員把哪個人的錯話記在他的賬上，或是曲解了他的哪句話。人活在這種心境里，是一種什麼滋味兒啊。難道不應該撫平這些心上的皺褶嗎? 一陣自行車的鈴聲驚擾了李瑞林的思緒。吳國棟騎了一輛嶄新的二八永久車進廠了。瞅見李瑞林坐在傳達室的窗口，他挺熱情地湊過去招呼著：「您——上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