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巒到海洋（跋）

　　——《額爾古納河右岸》跋

　　一部作品的誕生，就像一棵樹的生長一樣，是需要機緣的。

　　首先，它必須擁有種子，種子是萬物之母。其次，它缺少不了泥土，有誰見過可以在空中發芽的種子？還有，它不能沒有陽光的照拂、雨露的滋潤以及清風的撫慰。

　　《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出現，是先有了泥土，然後才有了種子的。那片春天時會因解凍而變得泥濘、夏天時綠樹成蔭、秋天時堆積著繽紛落葉、冬天時白雪茫茫的土地，對我來說是那麼地熟悉——我就是在那片土地出生和長大的。少年時進山拉燒柴的時候，我不止一次在粗壯的大樹上發現怪異的頭像。父親對我說，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倫春人雕刻上去的。我知道他們是生活在我們山鎮周圍的少數民族。他們住在夜晚時可以看見星星的撮羅子里，夏天乘樺皮船在河上捕魚，冬天穿著皮大哈（獸皮短大衣）和狍皮靴子在山中打獵。他們喜歡騎馬，喜歡喝酒，喜歡歌唱。在那片遼闊而又寒冷的土地上，人口稀少的他們就像流淌在深山中的一股清泉，是那麼地充滿活力，同時又是那麼地寂寞。

　　我曾以為，我所看到的那些眾多的林業工人、那些伐木者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而那些穿著獸皮衣服的少數民族則是天外來客。後來我才知道，當漢族人還沒有來到大興安嶺的時候，他們就繁衍生息在那片凍土上了。

　　那片被世人稱為「綠色寶庫」的土地在沒有被開發前，森林是茂密的、動物是繁多的。那時的公路很少，鐵路也沒有出現。山林中的小路，大都是過著遊獵生活的鄂倫春人和鄂溫克人開闢出來的。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大規模開發開始後，大批的林業工人進駐山林，運材路一條連著一條出現，鐵路也修起來了。在公路和鐵路上，每天呼嘯而過的都是開向山外的運材汽車和火車。伐木聲取代了鳥鳴，炊煙取代了雲朵。其實開發是沒有過錯的，上帝把人拋在凡塵，不就是讓他們從大自然中尋找生存的答案嗎？問題是，上帝讓我們尋求的是和諧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壞性的生存。

　　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三十年過去了，伐木聲始終沒有止息。持續的開發和某些不負責任的揮霍行徑，使那片原始森林出現了蒼老、退化的跡象。沙塵暴像幽靈一樣閃現在新世紀的曙光中。稀疏的林木和銳減的動物，終於使我們覺醒了：我們對大自然索取得太多了！

　　受害最大的，是生活在山林中的遊獵民族，具體點說，就是那被我們稱為最後一個遊獵民族的、以放養馴鹿為生的敖魯古雅的鄂溫克人。

　　有關敖魯古雅的鄂溫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我們從前兩年的報道中已經知道得太多了。當很多人蜂擁到內蒙古的根河市，想見證人類文明進程中這個偉大時刻的時候，我的心中卻瀰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憂鬱和蒼涼感。就在這個時候，我的朋友艾真寄來一份報紙，有記敘鄂溫克畫家柳芭的命運的一篇文章，寫她如何帶著絢麗的才華走出森林，最終又滿心疲憊地辭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艾真在報紙上附言：遲子，寫吧，只有你能寫！她對我的生活和創作非常了解，這種期待和信任令我無比地溫暖和感動，我馬上給她打了電話，對她說，我一直在關注著這件事，也做了一些資料，但我想等到時機成熟了再寫。

　　我其實是在等待下山定居的人的消息。我預感到，一條艱難而又自然的回歸之路，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

　　2004年5月，我在澳大利亞訪問了一個月。有一周的時間，我是在澳洲土著人聚集的達爾文市度過的。達爾文是個清幽的海濱小城，每天吃過早飯，我會帶著一本書，到海濱公園坐上一兩個小時，享受著清涼的海風。在海濱公園裡，我相遇最多的就是那些四肢枯細、肚子微腆、膚色黝黑的土著人。他們聚集在一起，坐在草地上飲酒歌唱。那低沉的歌聲就像盤旋著的海鷗一樣，在喧囂的海濤聲中若隱若現。當地人說，澳洲政府對土著人實行了多項優惠政策，他們有特殊的生活補貼，但他們進城以後，把那些錢都揮霍到酒館和賭場中了。他們仍然時常回到山林的部落中，過著割捨不下的老日子。我在達爾文的街頭，看見的土著人不是坐在驕陽下的公交車站的長椅上打盹，就是在商業區的街道上席地而坐，在畫布上描畫他們部落的圖騰以換取微薄的收入。更有甚者，他們有的倚靠在店鋪的門窗前，向往來的遊人伸出乞討的手。

　　離開達爾文，我來到藍山寫作中心，在那裡住了十天後，當我乘火車返回悉尼時，剛出站台，就在寬敞的候車大廳遇見了一對大打出手的土著夫妻。女的又矮又胖，男的高而瘦削。女的又哭又叫著，瘋了似的一次次地撲到男人身上，用她健碩的胳膊去打那個酒氣熏天的男人。他們沒有一件行李，女的空著手，男的只提著一個骯髒的塑料袋，裡面盛著一團軟軟的豆腐渣似的東西。他不躲閃，也不反抗，任女的發泄。很快，他們周圍聚集了一些白人圍觀者，他們的臉上呈現的大都是遺憾的神色。車站的警察也來了。他們拉開了土著女人，而那個男人，已經被打得唇角出血，他蜷縮在一根柱子前，哀哀地垂著頭。圍觀者漸漸散去，而我由於等待沒有準時趕來的出版商，得以有機會一直觀察他們的動向。女的坐在男的對面的一根柱子前，哭泣著，大聲抱怨著什麼。她並沒有具體的傾訴對象，警察和匆匆而過朝她瞥上一眼的過路人的表情都是漠然的，可她卻說得那麼地凄切、動情。她的訴說就好像是為站台上不時傳來的火車的鳴笛聲融入一種和弦似的。男人最後站了起來，他走到女人面前，遞過那個塑料袋，對她說，吃一點吧。我這才明白那裡面的東西是食物。女的跳起來推開他，讓他走開！可男人很有耐性，又一次次地靠近她，滿懷憐愛地把那個塑料袋遞到她面前。這幕情景把我深深地震撼了，我只覺得一陣陣地心痛！我想如果土著人生活在他們的部落中，沒有來到燈紅酒綠的城市，他們也許就不會遭遇生活中本不該出現的衝突！

　　帶著一股悵然的情緒，我離開了澳洲，來到了古老的愛爾蘭。2000年秋天，我曾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過那裡。我們只待了三天。印象最深的是海濱的喬伊斯紀念館和在皇家劇院觀看的王爾德的著名話劇《莎樂美》，感覺愛爾蘭是一個充滿了優雅之氣和濃厚的文化氛圍的國家。然而此番再去，我感覺是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度。我住在都柏林一條繁華的酒吧街上，每至深夜，酒吧營業到高潮的時候，砌著青石方磚的街道上，就有眾多的人從酒吧中絡繹而出，他們無所顧忌地叫喊、歌唱、擁吻，直至凌晨。我幾乎每個夜晚都會被擾醒。站在三樓的窗前，看著昏暗的路燈下縱情聲色的男女，我的眼前老是閃現出悉尼火車站候車廳里，那對土著夫妻發生衝突的一幕幕情景。我覺得那幕情景和眼前的情景是那麼地相似——他們大約都是被現代文明的滾滾車輪碾碎了心靈，為此而困惑和痛苦著的人！

　　歸國後，我寫了一篇短文《土著的落日》，其中的一段話表達了我內心的感觸：

　　面對越來越繁華和陌生的世界，曾是這片土地主人的他們，成了現代世界的「邊緣人」，成為要接受救濟和靈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們內心深處的哀愁和孤獨！當我在達爾文的街頭俯下身來觀看土著人在畫布上描畫他們崇拜的魚、蛇、蜥蜴和大河的時候，看著那已失去靈動感的畫筆蘸著油彩熟練卻是空洞地遊走的時候，我分明看見了一團猩紅滴血的落日，正沉淪在蒼茫而繁華的海面上！我們總是在撕裂一個鮮活生命的同時，又扮出慈善家的樣子，哀其不幸！我們心安理得地看著他們為著衣食而表演和展覽曾被我們戕害的藝術；我們剖開了他們的心，卻還要說這心不夠溫暖，滿是糟粕。這股瀰漫全球的文明的冷漠，難道不是人間最深重的凄風苦雨嘛！

　　我覺得是去看敖魯古雅的鄂溫克人下山定居的現狀的時候了。在哈爾濱休息了半個月後，在呼倫貝爾市政府的協助下，我在8月份來到了內蒙古。我的第一站是海拉爾，事先通過韓少功的聯繫，在那裡得以看到了多年不見的鄂溫克著名小說家烏熱爾圖。他淡出文壇，在偏遠一隅，做著文化史學的研究，孤寂而祥和。我同他談了一些我的想法，他鼓勵我下去多看一看。

　　在接下來的幾天中，我驅車去了滿洲里、達賚湖，然後穿過呼倫貝爾大草原，來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根河市。

　　我的預感是準確的。在根河的城郊，定居點那些嶄新的白牆紅頂的房子，多半已經空著。那一排排用磚紅色鐵絲網攔起的鹿圈，看不到一隻馴鹿，只有一群懶散的山羊在雜草叢生的小路上逛來逛去。根河市委的領導介紹說，馴鹿下山圈養的失敗和老一輩人對新生活的不適應，造成了獵民一批批的回歸。據說馴鹿被關進鹿圈後，對餵給它們的食物不聞不碰，只幾天的時間，馴鹿接二連三地病倒了。獵民急了，他們把馴鹿從鹿圈中解救出來，不顧鄉里幹部的勸阻，又回到山林中。我追蹤他們的足跡，連續兩天來到獵民點，傾聽他們內心的苦楚和哀愁，聽他們歌唱。鄂溫克獵民幾乎個個都是出色的歌手，他們能即興歌唱。那歌聲聽上去是沉鬱而蒼涼的，如嗚咽而雄渾的流水。老一輩的人還是喜歡住在夜晚時能看見星星的希楞柱里，他們說住在山下的房子里，覺都睡不踏實。而年輕的一代，還是嚮往山外便利的生活。他們對我說，不想一輩子尾隨著馴鹿待在沉寂的山裡。鄂溫克人不善掩飾，他們喜怒形於色。有一次我提了一個他們忌諱的問題，其中的一個老女人立刻板起臉，指著我大聲說：建建是個壞蛋！（在那兩天，他們都叫我建建。）而當我與那個老女人聊得投機時，她依然是親切地叫我一聲「建建」，然後捏出一撮口煙，塞進我的牙床里。當我被辛辣的煙味嗆得跳了起來的時候，老女人就發出快意的笑聲，說：建建是個好人！

　　在那無比珍貴的兩天時間中，我在鄂溫克營地喝著他們煮的馴鹿奶茶，看那些覓食歸來的馴鹿悠閑地卧在籠著煙的林地上，心也跟著那絲絲縷縷升起的淡藍色煙靄一樣，變得迷茫起來。由於森林植被的破壞，如今馴鹿可食的苔蘚越來越少了，所以他們即使回到山林了，但搬遷頻繁。他們和馴鹿最終會往何處去呢？

　　回到根河，我聽說畫家柳芭的母親因腰傷而從獵民點下山來，住進了醫院，我便趕到醫院探望她。我不敢對躺在病床上的虛弱的她過多地提起柳芭，只想靜靜地看看養育了一位優秀畫家的母親。當我快要離開的時候，她突然用手蒙住眼睛，用低沉的聲音對我說：柳芭太愛畫畫了，她那天去河邊，還帶了一瓶水，她沒想著去死啊。

　　是啊，柳芭可能並沒想到要去死，可她確實是隨著水流消逝了，連同她熱愛著的那些絢麗的油彩。我的眼前突然閃現出了在悉尼火車站看到的土著男人一次次地把食物送到妻子面前的情景，這些少數民族人身上所體現出的那種人性巨大的包容和溫暖，令我無比動情，以至於在朝醫院外走去的時候，我的眼睛悄悄蒙上了淚水。

　　我覺得找到了這部長篇的種子。這是一粒沉甸甸的、飽滿的種子。我從小就擁有的那片遼闊而蒼茫的林地就是它的溫床，我相信一定能讓它發芽和成長的。

　　回到哈爾濱後，我用了整整三個月的時間集中閱讀鄂溫克歷史和風俗的研究資料，做了幾萬字的筆記。到了年底，創作的激情已經閃現，我確定了書的標題——《額爾古納河右岸》，並且寫下了上部的開頭：「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們給看老了。」這是一個我滿意的蒼涼自述的開頭。不過，確定了敘述方式和創作基調後，我並沒有接著進行下去，因為春節的腳步近了，我想把它帶回故鄉，過完年以後再寫。我覺得它應該是一部一氣呵成的作品，它還該是一部有地氣烘托著的作品，那麼春節後在故鄉用完整的時間營造它是最理想的了。

　　除夕爆竹幽微的香味還沒有散盡，正月初三的那一天，我便開始了長篇的寫作。書房的南窗正對著一帶覆蓋著積雪的山巒，太陽一升起來，就會把雪光反射到南窗下的書桌前，晃得人睜不開眼。如果拉上窗帘的話，就等於與壯美的風景隔絕了。於是我把廚房的方桌搬來，放置在書房進門的地方。這樣我倚著北牆，中間隔著幾米可以削弱陽光強度的空間，仍然能在寫作疲勞時，抬眼即可望見山巒的形影。

　　方桌上擺著一盆我愛人生前最喜歡的花，它紛披的嫩綠葉片常常在我落座的一瞬或是拿茶杯的時候，溫柔地觸著了我的臉或手。寫作是順暢的，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障礙。我每天早晨八點多起床，早飯後，打掃過房間，就開始工作。到了中午，簡單吃點東西後睡個午覺，起來後接著工作。到了傍晚，我會像出籠的小鳥一樣，一路歡快地奔到住在姐姐家的媽媽那裡，飽餐一頓。她每天都會為一家人準備好豐盛的晚餐。她說我寫長篇費腦子，所以總想在飲食上給我補足了。對著餐桌上的山珍野味，我總要喝上幾杯紅酒。家人怕我晚上回去後又要接著寫作，總是以菜好為借口，鼓勵我多喝幾杯，想讓我醉醺醺地回去後，只有一個睡的心思。但我從不上當。我每天晚上還要寫兩個小時呢。我弟弟知道我喜歡吃魚，便與打魚人聯絡好了，只要捕到了新鮮魚，就打電話給他，喚他來取。溫暖的親情和可口的飲食，對我來說就是催生種子發芽的雨露和清風。

　　寫累了的時候，我常趴在南窗前看山巒。冬天的時候，山下幾乎沒有行人。有的只是雪、單調的樹和盤旋著的烏鴉。有的時候，我會在相對和暖的黃昏去雪地上散步。我滿眼所見的蒼茫景色與我正寫著的作品的氣息是那麼地相符。

　　3月底，快完成中卷的時候，我回到了哈爾濱。一出站台，面對高樓大廈和車水馬龍的情景，我突然覺得是那麼地孤單和哀愁，看來小說所瀰漫的那股自然而浪漫的氣息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深入到我心靈中了。我在哈爾濱待了三天，馬上又返回故鄉。我覺得這部長篇只有面對著山巒完成，才是完美的。

　　故鄉對我來說就是創作中的一道陽光，離開它，我的心都是灰暗的。

　　我很快又從那連綿起伏的山巒中獲得了信心和靈感，回到創作中。

　　在小說將要完稿的時候，我愛人三周年的忌日到了。我沒有去他的墳前，因為從他離開的那天開始，一座年輕的墳就沉甸甸地壓在了我的心頭。那天晚上，姐姐、弟弟和姐夫陪著我來到十字路口，我們遙遙地靜穆地祭奠著他。被焚燒的紙錢在暗夜中發出跳躍的火光，就像我那一刻顫抖的心。

　　我感謝親人、大自然和寫作。這幾年，是他們為我療傷的。

　　只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初稿就完成了，這種酣暢淋漓的寫作狀態在這十年中是少見的。寫完尾聲《半個月亮》的時候，是5月7日的正午，我鎖上門，下了樓，一路疾行到了姐姐家。媽媽見我進來，非常吃驚，說，你怎麼中午回來了？我對她說，我的長篇結束了！媽媽笑了，馬上拿過一個杯子，倒了一些紅酒，遞給我說，慶祝一下吧！我在喝那杯酒的時候，無比地幸福，又無比地酸楚。因為我告別了小說中那些本不該告別的人。

　　初稿完成後，受王蒙先生的邀請，我來到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做長篇的修改。我是這所大學的駐校作家。海洋大學為我提供了生活上便利的條件。在小說中，我寫的鄂溫克的祖先就是從拉穆湖走出來的，他們最後來到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山林中。而這部長篇真正的結束又是在美麗的海濱城市青島。我小說中的人物跟著我由山巒又回到了海洋，這好像是一種宿命的回歸。如果說山巒給予我的是勇氣和激情，那麼大海賦予我的則是寬容的心態和收斂的詩情。在青島，我對依芙琳的命運進行了重大修改，我覺得讓清風驅散她心中所有世俗的憤怒，讓花朵作為食物洗盡她腸中淤積的油膩，使她有一個安然而潔凈的結局，才是合情合理的。從這點來說，我得感激大海給我的啟示。

　　這部長篇出來後，也許有人會問，你寫的就是敖魯古雅的鄂溫克人嗎？我可以說，是，也不是。雖然這粒種子萌生自那裡，但它作為小說成長起來以後，又注入了許多新鮮的故事——虛構的，以及我所了解的一些鄂倫春人的故事。鄂溫克族和鄂倫春族在生活習性、自然崇拜以及最終的命運上是那麼地相似，而且他們都生活在大興安嶺的莽莽林海中，把他們的命運雜糅在一起，是我的願望。

　　我非常喜歡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前一段看朱偉的一篇樂評，在談到貝多芬的這部作品時，他用了一個詞「百聽不厭」，我深有同感。如果說我的這部長篇分為四個樂章的話，那麼上部是悠揚浪漫的，如清新的清晨；中部是舒緩安詳的，如端莊的正午；到了黃昏，它是急風暴雨式的，斑駁雜響，如我們正經歷著的這個時代，摻雜了一縷縷的不和諧音；而到了第四樂章的《尾聲》，它應該是一首抒情而又優美的小夜曲。我不知道自己譜寫的這首心中的交響曲，是否會有聽眾，我沒有那麼大的奢望要獲得眾生的喝彩，如果有一些人對它給予發自內心的掌聲，我也就滿足了。

　　法國古典作家、《博物志》的作者朱爾·勒納爾曾說過這樣的話：「神造自然，顯示了萬能的本領，造人卻是失敗。」我覺得他對人類有點過於悲觀了。人類既然已經為這世界留下了那麼多不朽的藝術，那麼人類也一定能從自然中把身上沾染的世俗的貪婪之氣、虛榮之氣和浮躁之氣，一點一點地洗刷乾淨。雖然說這個過程是艱難、漫長的。

　　我從未對自己的作品說過這麼多的話。這篇「跋」，斷斷續續地寫了一周。原因是從山東改稿歸來，我一直生病。今天感冒了，明天又得了急性胃腸炎了，身體變得有些虛弱。看來，這部長篇還是使我在不知不覺間透支了體力。

　　我想起了在青島改完長篇的那個黃昏，晚飯後，我換上旅遊鞋，出了校園，一路向北，沿著海濱路散步。那是一次漫長的散步。我只想不停地走下去，走下去。好像身體里還殘存著一股激情，需要以這樣的方式釋放出去。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我不知疲倦，已經快走到嶗山腳下。那時天色已昏，車少人稀，近前的大海灰濛濛的了。這時路燈閃爍著亮了。光明的突然降臨，使我的腿軟了，我再也走不動了。我站在路邊，等了很久，才打到一輛計程車。車在暢通無阻的情況下，行駛了近半小時才到達海洋大學的校門，可以想見我走了多遠的路。

　　我下了車，站在路邊，回望走過的路。路是蜿蜒曲折著向上的，迤邐的燈火也就跟著蜿蜒曲折著向上。在那個時刻，燈火組成了一級一級的台階，直達山頂，與天邊的星星連為一體。山影和雲影便也成為這燈火台階所經之處可以歇腳的亭台樓閣。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於哈爾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