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
我到現在還在設計凈水器，一想就是七八個小時，把腦子都想疼了。一種可能是我終於造出了巧奪天工的凈水器，從此可以得到無限的乾淨水，這當然美妙無比。但我也知道遙遙無期。另一種可能是我沒有造出這樣的凈水器就死掉了，死了就不再需要水，問題也解決了；但也是遙遙無期。最好的一種可能性是我得了數盲症，從此也沒了水的問題。
3
王二坐在繪圖桌前的高腳凳上，手裡拿了一把飛魚形的刀子在削鉛筆。那刀子有一斤多重，本身是一件工藝品，除了削鉛筆，還可以用來削蘋果、切菜、殺人。現在的每一把刀子都是這樣笨重，這是因為每把刀子都是鑄鐵做的，雖然是優質的球墨鑄鐵，但畢竟不像鋼材那樣可以做得輕巧。他在考慮圖板上的柴油機時，心裡想的也全是球墨鑄鐵，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考慮像金子一樣貴重的進口鋼材。除此之外，鋼是危險品，要特批，報告打上去，一年也批不回來。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只能設計出些粗笨、低效的東西，這是可以原諒的。只不過他的設計比合理的粗笨還要粗笨，比合理的低效還要低效，這就是不能原諒的了。他只能在另一個領域施展想像力：把柴油機做成巧奪天工的形狀，有些像老虎，有些像鯉魚，有些什麼都不像，但是看上去尚屬順眼。不管做成什麼樣子，粗笨和低效都不能改變，而且像這樣稀奇古怪的東西根本不能大批生產，每種只能造個三五台，然後就被世界各國的藝術館買了去，和貝南的烏木雕、尼泊爾的手織地毯陳列在一起。如今全世界所有的藝術經紀人都知道中國有個「WangTwo」，但是不知道他是個工程師，只知道他是個結合了後工業社會和民族藝術的雕塑家。這樣他的設計給國家掙了一些外匯，但是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不知道。這是國家機密。
有一件事我們尚未提到，就是王二和他技術部的絕大多數同人一樣，雖然現在做著技術工作，但是他們的生活並不是在工學院里開始的。王二本人從工藝美術學院畢業，同事則來自音樂學院、美術學院、中文系、哲學系、歌劇院等等；是一鍋偏向藝術和人文學科的大雜燴，但是這鍋雜燴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每個人的檔案里，在最後學歷一條上，都有「速校二年」一條。這是因為隨著數盲症的蔓延，所有未患這種病的人都有義務改行，到「速成學校」突擊學習技術學科，然後走上新的崗位。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原來的工程師患起數盲症來很快，改行的工程師卻比較耐久。他們是科技精英，雖然假如沒有數盲症這件事的話就夠不上精英，只能叫做蹩腳貨。就以我自己來說，就曾找領導談過多次，說明自己在速校把數學老師氣得吐血的事實。領導上聽了以後只給了這樣的指示：加強業務學習——水平低是好事，還有提高的餘地，所以我們不怕水平低。我說我快五十了，沒法提高。他卻說五十很年輕。我問多少歲不年輕，他說是二十，同時伸出三個指頭，幾乎把我氣死。和數盲辯理行不通。順便說一句，數學老師吐血是真的，但他有三期肺癆；而且不是氣的，而是笑的。上課時他講不動了，就讓大家講故事。我講了個下流笑話，他吐了血，後來就死掉了。
除了這技術部里坐著一些蹩腳貨，還有一些更蹩腳的在鋼鐵廠里，指揮冶煉球墨鑄鐵，另一些在煉油廠指揮煉劣質柴油，所到之處都是一團糟，但是離了他們也不行。不管怎麼說，王二在這群人里還算出類拔萃。他削好了鉛筆，忽然大廳里響起了小號聲，還有一個壓倒卡羅索的雄渾嗓音領唱道：「Happy birthday to you！」他在一片歡聲笑語里伸直了脖子，想看看這位壽星是誰。但是一把紙花撒到了他頭上。這個壽星佬原來就是他自己。然後他就接受了別人的生日祝賀，包括了兩個女實習生的親吻，並且宣布說，等你們結婚時，一人送一件毛衣。這是因為當時她們每個人都穿了一件毛衣——一件藍毛衣和一件紅毛衣，當然都是機織毛衣，看起來像些氈片，穿在漂亮姑娘身上不適宜。而王二的手織毛衣都是工藝品，比之刀子更送得出手。這些毛衣需要些想像力才能看出是毛衣，需要更多的想像力才能看出怎麼穿。但是穿上以後總是很好看。但是這兩記親吻帶來了麻煩——他上衣的口袋裡出現了兩張紙條。這肯定是她們塞進來的，但是各是誰塞的，卻是問題。有一個規定說，禁止把未患數盲症的人調離技術崗位，這就是說，技術部門實在缺人。還有一個規定說，女人不在此列。這就是說，領導機關也要些不是數盲的人，來擔任秘書工作。還有一條並不是最不重要，那就是秘書必須長得順眼，不能長得像王二一樣。因此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是在十八歲時考上工學院（工學院考分高得很，而且不招男生），二十二歲畢業，到技術部實習一年，然後到上級部門當秘書。此後很快就成了首長夫人。這是一條鐵的規律，甚至不是孩子的人都不例外，只要漂亮就可以。因為這個緣故，工學院挑相貌，挑來挑去，簡直招不上生來。現在聽說條件放寬了，但是要簽合同，保證接受整容手術。我覺得以後可能會接受肯變性的男生。當然，這種貨色，就如藝術家改行的我們，是二等品。
有關藝術家改行的事，還可以補充幾句，我們改行後，原來的位子就被數盲同志們接替了。所以現在簡直沒有可以看得進去的小說、念得上嘴的詩歌、看得入眼的畫；沒有一段音樂不走調，假如它原來有調的話。與此同時，藝術家的待遇也提高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程度。但是這也叫人心服口服——你總得叫人家有事可幹嘛。而且藝術現在算是危險性工作了，它教化於民，負有提升大家靈魂的責任，是「靈魂的工程師」。萬一把別人的靈魂做壞了，你得負責任；這種危險還是讓數盲來承擔。假如大家都去當領導，領導就會多得讓人受不了，假如不讓人家當領導，人家又勞苦功高。所以就讓他們當特級作家、特級畫家，這還是虧待人家了。
4
我有個哥哥，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住在美國。1970年左右，他在鄉下當過知青。我那時只有七八歲，也知道他當時苦得很，因為每次回家來，他都像只豬一樣能吃。他告訴我，他坐車不用買票，而且表演給我看。有一回被售票員逮住，他就說：老子是知青！售票員大姐聽了連忙說：我弟弟也是知青。就把他放了。他還告訴我說，他們在鄉下很快活，成天偷雞摸狗不幹活兒也沒有人管。這件事告訴我，為非作歹是倒霉蛋的一種特權。我們就是一批倒霉蛋，所以擁有這種特權。舉例來說，假如我看中了一間空房子，就可以撬開門搬進去住，不管它貼著什麼封條。過幾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無非是讓我把原來房子的鑰匙交出來，再補辦個換房手續。但是不管我搬到哪裡，房子都沒有空調，沒有乾淨的供水，沒有高高的院牆，門口也沒有人守衛，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再比方說，我們和哪個女孩子好，就可以不辦任何手續地同居，假如風紀警察請去談話，無非是說：你們雙方都沒有結婚，何不辦個結婚手續？只是過不了幾天，這位女孩子調到機關去，就會和我們離婚。然後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鬧鬧。據我所知，大家都有點煩這個。但這種生活方式是不能改變的，除非得了數盲症。
我簡直想患數盲症，主要是因為現在的工作不能勝任。今天早上搞電力的小趙遞給我一張紙，說道：對不起老大哥，遇到了問題。我拿起來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我就知道這一點，別的一概不知。我舉起手來說：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開會了。於是我們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過去的美術編輯、攝影記者等等，搬著凳子圍成個圈子，面對著黑板上的微分方程，各自發表宏論。假如此時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他在場只會增加我們的痛苦。我說過，我們這間屋子裡的人幾乎都是蹩腳貨，這孫子是個例外。他是個工科碩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學位），像這種人不是發了數盲症，就是到了國外，這孫子又是個例外。他聽了某些人的意見，面露微笑。聽了另一些人的意見，捧腹大笑。聽了我的意見之後，站在椅子上，雙手掩住肚子，狀如懷孕的母猴，在那裡扭來扭去。坐在他旁邊的人想把他拖出去，他拚命地掙扎道：讓我聽聽嘛！一個月就這麼點樂子……這使大家的面子都掛不住了。大胖子男高音跳起來引吭高歌，還有人吹喇叭給他伴奏。在音樂的伴奏下，有些人動手擰他——懷著藝術家那種行業性的妒賢嫉能，以及對卑鄙小人的仇恨。這傢伙是個賤骨頭，挨擰很受用。等到亂完了之後，我就宣布散會。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為解不出來，改用近似演算法。這個例子說明我們設計的東西為什麼這麼蹩腳——用了太多的近似演算法。而在近似演算法方面，我們都是天才。我們已經發明了一整套新的數學，覆蓋了整個應用數學的領域，出版了一個手冊，一流裝幀，一流插圖，詩歌的正文，散文家的注釋，但是內容蹩腳至極。手冊的讀者，我們下級單位的同行經常給我們寄子彈頭，說再把書寫得這樣不著邊際，就要把我們都殺掉。其實我們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飾痛腳。
不光數學是我們的痛腳，還有各種力學、熱力學、化學、電工學等等。事實上，我們的痛腳包括了一切科學部門。我知道美國有個《天才科學家》雜誌（這個天才當然是帶引號的），專門刊載我們的這些發明，而有一些漢奸賣國賊給他們寫稿，還把我們的照片傳出去，以此來掙美元稿費，其中就包括了這個姓徐的。因為他的努力，我已經有兩次上了該刊的中心頁，三次上了封面，還當選過一次年度「天才數學家」。據說正經搞理工的讀了那本刊物，不僅是捧腹大笑，還能起性，所以我經常接到英文求愛信和裸體照片，有男有女，其中有些還不錯，但多數很糟糕；危險部位全被炭筆塗掉了。我一封信都不回。對於某些搞同性戀的數學家，我比《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還性感。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但是我也明白，就是倒霉蛋也不能殺人。
我覺得外國的科學家缺少同情心——假如他們和工程師都傻掉，只剩下一些藝術家，我倒想看看他們那裡會發生什麼樣的事。假如畢加索活著，馬蒂斯活著，高更和莫奈都活著，我也想看看他們畫起柴油機是否比我高明。但是最沒有同情心的是小徐這種人。我曾經把炭筆塞到他手裡，強迫他畫一張畫，哪怕是畫個雞蛋也行。但是他就是不接，還笑嘻嘻地說：我不成，我有自知之明。這話又是暗諷，說我們都沒有自知之明。
在馬蒂斯決定復活，替我來畫柴油機之前，我還有一件事要提醒他：他休想得到一點兒頂用的技術資料。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樣：國外所有的技術書刊都以光碟、磁碟的形式出版，而這類東西是禁止進口的，以防夾帶了反動或者下流的信息。至於想用計算機終端從國外查點什麼，連門都沒有。這是因為一切信息，尤其是外國來的信息都是危險的。打電話可以，必須說中文，因為有人監聽，聽見一句外文就掐線。我不知馬蒂斯中文說得怎麼樣，假如說得不好，就得準備當個啞巴。除此之外，什麼材料都是危險品：易燃的、易爆的、堅硬的。危險這個詞現在真是太廣義了。在這種條件下，讓馬蒂斯來試試，看他能搞出些什麼！
會後小徐對我說：你把你的貝南木雕給我，我就給你算這道題。我說你媽逼你想什麼呢你，又不是我要算這道題。那時候我的臉色大概很難看，嚇得他連連後退，過了老半天才敢來找我解釋：老大哥，要是你要算這道題我馬上就算，要你什麼我是你孫子！
這時我已經恢復了老大哥的風度，心平氣和地說：我不要算這道題，是公家要算這道題。我盡心儘力要把它算出來，這是我的責任，但它畢竟不是我的題。小徐說：只要是公家的題他就不算，這是他的原則。但是他不願為此得罪老大哥。我說：我怎麼會？堅持原則是好事。為了表示我不記恨他，我和他擁抱，吻了他的面頰，這讓我覺得有點噁心——這傢伙有點娘娘腔。但我既然是老大哥，對所有的人就必須一視同仁。
有關那件木雕，有必要說明幾句。那是上大學時非洲同學送我的，底座上刻著歪歪斜斜的中國字：老大哥留念——我們是有色人種。這是個紀念品，其一，它說明我上大學時就是老大哥；其二，它說明有個黑人把我當成黑人。一般來說，我們黃種人總是被黑人當成白人，被白人當成黑人，被自己人不當人，處處不落好。我能被黑人當黑人，足以說明我的品行。這姓徐的竟想把它要走，拿到黑市上賣。只此一舉，就說明他要得數盲症了。
開完了數學討論會後，我坐到繪圖桌前，那個穿紅毛衣的實習生搬凳子坐在我身邊，假裝要幫我削鉛筆，削了幾下又放下了。說實在的，削鉛筆不那麼容易，刀子鈍筆芯糟，假如她只是心裡有話要說，那就是糟蹋東西。那孩子悄聲對我說：王老師，我會算這道偏微分題。我也悄聲說道：別管我們的事——輔導老師沒關照你嗎？她說：關照過的，但是我的確會算。我不理她（我還要命哪），她還是不走，這叫我心裡一動——於是我壓低了聲音說：讀過《1984》？她臉色緋紅，低著頭不說話。這就是說，讀過了。
我們過去都是藝術家，藝術家的品行就是：自己明明很笨，卻不肯承認。明明學不會解偏微分方程（我們中間最偉大的天才也只會解幾種常微分方程），卻總妄想有一天在睡夢中把它解開，然後天不亮就跑到班上來，激動地走來走去，搓手指，把粉筆頭碾成粉；好容易等到大家來齊了，才宣布說：親愛的老大哥，親愛的同事們，這道題我解出來了！！然後就在黑板上寫出證明，大體上和數學教科書上寫的一樣，只是在講解時雜有一些比喻，和譬如「操他媽」之類的語氣助詞，這能使大家都能理解。有了這些比喻和「操他媽」，證明就屬於我們了。講解者在這種時候十分激動並且能得到極大的快感，有一位天才的指揮家在給大家講解「拉格朗日極值」時倒下去了，發了心肌梗死，就此一命嗚呼。這種死法人人羨慕。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不容易得數盲症。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不喜歡女人來幫助我們。當然，有些少數喪失了自尊心的人也會這麼干，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關於藝術家不得數盲症的機理，有必要講得更明確：我們在科技方面十足低能，弄不懂偏微分，所以偏微分才能吸引住我們。假如能弄懂，就會覺得沒有意思了。這就是說，我們不能太聰明，並且要保持藝術家的狂傲的性情，才能在世界上堅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