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夜與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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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寧灣的房子還未來得及過戶到妻子的名下。出於謹慎和不必要的多慮，他在用鑰匙開門之前，足足敲了兩分鐘之久。屋裡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它來自於換洗的沙發座套、檯布和此刻拉得嚴嚴實實的窗帘。客廳牆上，那張裴勇俊的電影招貼畫不見了，留下了一塊鏡框大小的白斑。茶几上的花瓶中，插著一大叢雜色的雛菊，只是如今已經焦枯。

　　家玉其實最不喜歡雛菊。可每次陪她去花店買花，挑來挑去，最後卻總是抱著一大把雛菊回家。由於每次都買回這些廉價的花朵，時間一長，家玉就誤以為自己是喜歡它的。從這件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她性格中不為人知的悖謬。

　　有一次，端午開玩笑地問她，為什麼總是竭盡全力地去做她感到厭惡的事情。家玉平靜地回答道：“因為這就是我的命。”

　　儘管房間被收拾得異常整潔，可餐桌上已經有了一層灰白的浮塵。這至少說明，妻子已有一段時間不在這兒住了。卧室的床頭柜上，有一隻吃了一半的蘆柑。一隻方方的玻璃茶杯中，立頓茶包浮出了厚厚的霉垢，像奶昔一樣。

　　屋外的花園，被浮薄的朝陽照亮了一角。他還記得，房屋裝修時，他和家玉趕往幾十公里外的苗圃，挑選薔薇的花枝。他很少看見家玉那麼高興。如今花枝已經盛大，它們攀爬在綠色的鐵柵欄上，綴滿了繁密的花一苞。在牆根的排水溝邊上，種著一片薄荷。此刻，它正在瘋長，頑強的生命力，甚至足以將地面鋪設的紅磚頂翻。

　　隔壁人家的花園裡，有個老太太戴著涼帽，一邊捶著腰，一邊給韭菜撒草木灰。她是個“自來熟”，而且話特別多。她操著濃郁的揚州口音，驕傲地向端午說起她的兒子。他姓白，在中央電視台上班。端午不懷好意地問她，他兒子是不是叫白岩松。老太太就笑了起來。她說，兒子還沒當上那麼大的官。可他寄回家來的明信片上，倒是確實有白岩松的簽名。他是個司機，是從部隊轉業過去的。

　　端午向她打聽妻子的情況。老太太說，曾見她在這裡住過幾天，不過時間不長。最近一晌沒怎麼見過她。有一次，老太太看見她在花園裡給薔薇剪枝，就割了一把韭菜，隔著花籬，想遞給她。可家玉只是鄙夷地瞪了她一眼，理也不理，“文乎、文乎”的。端午不明白老太太所謂的“文乎文乎”是什麼意思，便笑著安慰她說，妻子恐怕聽不懂她的江北話。他又問老太太，是不是見過別的什麼人來過。老太太撩一起圍裙，擦了擦眼屎，朝他搖了搖頭。據她說，妻子常常一個人坐在花園的金銀花底下發獃。有時一坐就是半天。

　　從唐寧灣小區出來，端午的憂慮增加了。他沒去單位上班，而是叫了一輛黑車，直接去了大西路上的律師事務所。

　　在六樓的走道里，他遇見了剛剛從廁所里出來的徐景陽。他是妻子的合伙人之一。本來就長得肥頭大耳，去年從一次錯誤的癌症診斷中倖存了下來，一場虛驚過後，他變得比以前更胖了。他們見過不多的幾次面，都是在飯桌上。簡單的寒暄過後，徐景陽用餐巾紙仔細地擦了擦肥肥的手指，冷不防冒出一句：“家玉最近怎麼樣？”讓端午吃了一驚。

　　他愣了愣神，向景陽苦笑道：“我這麼心急火燎地趕過來，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呀。”

　　“朋友，你，什麼意思？”景陽迷惑不解地望著他。碩一大的腦袋裡似乎飛快地在想著什麼。

　　“家玉今天沒來上班嗎？”端午問他。

　　這回該輪到徐景陽發獃了。

　　不過，徐景陽很快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在端午的肩上輕輕地拍了一下，道：“你跟我來。”

　　他們經由廁所邊的樓梯，上到七樓。徐景陽將他領進了自己的辦公室，把正在伏案工作的女秘書支了出去。然後，徐景陽十指相扣，端坐在辦公桌前，一字一頓地說道：

　　“年後上班的第一天，差不多也是這個時辰吧，家玉找到了我的辦公室。就坐在你現在坐著的椅子上。我以為她是來跟我商量潤江區的拐賣兒童案，可她張口就說，‘不論我對你說出什麼話來，第一，你不要大驚小怪；第二，你不要問為什麼。’我當時也沒顧上多想，就立刻點了點頭。隨後，她就提出了辭職，並要求結算合夥的本金和累計的分紅。

　　“我一個人悶悶地想了半天。畢竟，這太突然了。最後只得問她，錢什麼時候要。她說越快越好。隨後就站起身來。我看見她的臉色，怎麼說呢？有點怪怪的，像是出了什麼事。就約她中午到她平常最愛去的‘棕櫚島’喝咖啡，希望能夠了解她突然提出辭職的緣由。她在門口站了站，淡淡地說了句，改日吧。隨後就走了。我立即把這件事通知了老隋。老隋也覺得過於突然。他說，無論如何，還是應該找家玉談一談。我們倆找到她辦公室，可她已經離開了。辦公桌里的東西都清空了。”

　　“她後來沒來上過班嗎？”

　　“沒有。”徐景陽喝了一口茶，抿了抿嘴，將茶葉小心地吐在了手心裡，“她來過一個電話，讓我把錢直接打到她指定的銀行賬戶上。財務那邊的字，還是我幫她簽的。”

　　“多少錢？”

　　“大約是八九十萬吧。除了她應得的部分，我和老隋商量後，又額外多付了她六個月的工資。畢竟在一起合作了這麼久，好聚好散嘛。”

　　“我能不能抽支煙？”端午問他。

　　“抽吧。你給我也來一根！”景陽拿過煙去，並不抽，只是讓它在鼻孔底下，輕輕地轉著。

　　端午猛吸了兩口煙，這才不安地向他提到，家玉自從2月28日離家至今，已經失蹤了半個多月的時間了。暫時不知道她去了哪裡。端午向他隱瞞了他們已經離婚這樣一個事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景陽的判斷。

　　“從法律的意義上說，這還不能稱之為失蹤。”景陽安慰他說。

　　“你覺得要不要報警？”

　　景陽想了想，說：“先不忙報警。就算你報了警，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現在最要緊的，是弄清楚她為什麼會突然離家。她出走前，你們有沒有拌過嘴？吵過架？或者發生過別的什麼事？老實說，她突然提出辭職，讓我十分意外，我想了好幾天，也沒想出個所以然來。雖然知道她不願意接我的電話，可這兩天我還是一直不停地給她打。”

　　端午微微地紅了臉。他猶豫了半天，正打算硬著頭皮將妻子失蹤前後的事向他和盤托出，忽聽見景陽道：

　　“這樣，你回去以後，先把小區的監控錄像調出來看一下。如果她是帶著旅行包出門的，也許問題不大。沒準兒在外面呆個幾天，散散心，自己就會回來。”

　　辦公桌上奶白色的電話機響了起來。

　　景陽抓起電話，慢條斯理地“嗯、嗯”了幾句，忽然就暴跳起來，對著話筒大聲訓斥道：“跟你說過多少遍了，所有有關拆遷的案子，一概不接！”隨後，“啪”的一聲，就撂下了電話。

　　“有句話，不知該不該說。”景陽略微調整了一下情緒，接著道，“等家玉回來之後，你真該帶她去做心理諮詢。”

　　“你是感覺到，她精神上有什麼問題嗎？”

　　“也不一定是精神上。”景陽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問題出在這兒。她當初實在是不該入這個行。干我們這一行的，最重要的是預先就得培養某種超越的心態，不能讓自己的感情陷入到具體的事件之中。這玩意兒，你懂的！說到底，就是一個game而已。”

　　“你指的是法律嗎？”

　　“當然。”徐景陽點了點頭。

　　他看見端午吃驚地瞪著自己，又補充道：“同樣是醉酒撞死人，你可援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他死刑，也可以按一般的交通肇事來個判一緩二。從法律的意義上說，有經有權，有常有變。靈活性本來就是法律的根本特徵之一。我們先撇開司法腐敗不談，法律當中的名堂經很多。一般人完全搞不懂。最簡單的例子，你想想，為什麼會有坦白從寬這一說？為什麼投案自首或高額賠償能極大地降低罪責？假如我想除掉你，殺人之後在第一時間投案自首，真心或假意的悔罪，加上高額賠償，基本上就可以免死。而你如果預先掌握了重大的案底，投案後，因揭發而立功，甚至還可以得到一個更短的刑期。從死者的角度看，這當然不公平。可法律並不真正關心公平。

　　“我們很可能會誤解，認為法律的設定，是以公平和正義為出發點的。家玉不是正規的法律系畢業的，這個彎子，她一直到現在繞不過來。法律的著眼點，其實是社會管理的效果和相應的成本。自從現代法律誕生以來，它就從來沒有帶來過真正的公平。不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完全一樣。因此，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法律的條文本身，而是對它的解釋和靈活運用。也可以說，沒有這種靈活性，就沒有法律。不過，話還是扯遠了。我的意思是說，家玉的情感太纖細了，太脆弱了。她不適合幹這一行。直到離職前，她在閱讀案卷的時候，還是會流眼淚。這又何必？太多負面的東西壓在她心裡，像結石一樣，化不掉……”

　　端午離開的時候，徐景陽客氣地將他一直送到電梯口。他囑咐端午，不論遇到什麼樣的問題，他都可以隨時給自己打電話。

　　一個小時之後，端午已經坐在小區的中控室了。他很快就查到了28日妻子出門的錄像。

　　他給徐吉士一連打了兩個電話，都是佔線的聲音。等到他終於撥通了吉士的電話，端午乘坐的計程車，已經來到了《鶴浦晚報》的辦公大樓前。

　　徐吉士滿臉怒容，正在辦公室里大聲地呵斥他年輕的女下屬。端午與他交換了一下眼神，就坐在門邊的沙發上等候。他隨手從茶几上拿起一本《三聯生活周刊》，翻了翻，又厭煩地扔回了原處。他看見吉士敲打著手裡的一摞文件，對那個女孩罵道：

　　“‘我好好喜歡’是他媽的什麼意思？嗯？你是從哪裡學來這種不倫不類的腔調？還有這裡，‘諫壁發電廠的這種做法，像極了古語所云的，怎不叫剛剛踏上社會的我們感到糾結？若不限期改正，廣大幹部群眾情何以堪？’你這叫什麼他媽的句子，誰能看得懂？你說你是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誰能相信呢？嗯？你說古語所云，所云什麼呀？我看你是不知所云……”

　　端午聽他這麼說，忍不住笑了起來。

　　吉士當上社長，還沒兩個月，脾氣見長不說，在訓人方面也很有心得。端午見他罵罵咧咧地把對方訓斥了十多分鐘，似乎還有點意猶未盡。那個女孩，長得眉清目秀，顯得十分單薄，但她並不把領導的盛怒當回事。既不聲辯，也看不出有任何緊張。她雙手反剪在背後，咬著嘴唇，輕輕地搖擺著身體。為了表示自己認真在聽，不時發出嬌羞的感嘆聲：

　　拉得很長的“哦”；

　　拉得更長的“啊——”；

　　鶯聲燕語的“是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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