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陽光下的紫雲英 3
3
起風了。到了晚上，到處都是墳堆，四周空無一人。我現在是在靠近安徽邊界的一個林場里給你寫信。卞忠禮回家照顧老婆生孩子去了，要到今年秋末再來。這兒全是松樹。卞忠禮說我可以一直在這個農場住下去，可他留下的乾糧卻只能支持到明天。恐怕還是得走。我不知道要往哪裡去，東邊，西邊，南邊還是北邊。我不敢肯定這封信能落到你的手中。晚上雨下得真大，我忽然想到給你寫封信。也不知為什麼，總是有點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就這樣死了。我已經覺得厭倦了，說不定明天一覺醒來，就會給他們捉住。自從去年的中秋之夜逃離梅城至今，已經過了七個多月。在這七個多月中，我只洗過三次澡。要是你在大街上遇見我——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你一定會認不出來。可就是這樣，卞忠禮昨晚還想對我動手動腳，兩個人僵持到後半夜，他就放棄了。毛主席說，希望往往就在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其實他若是再堅持一下，我多半會屈服的。
我隨身帶來的錢早已用完了，怎麼辦？我每晚幾乎都做著同樣的夢。我夢見自己被人五花大綁，押上刑場，押上公判台，而你卻站在台下微笑。你為什麼要笑？然後，囚車就把我帶到一個廢棄的打靶場上，是打靶場。因為我記得四周的紅牆邊矗一立著一排胸環靶，地上的草已經枯了。一個身背鋼的行刑隊員像鬼一樣，悄悄地來到我的身後，在我的腿彎里揣了一腳，我當時就就跪了下來。四周靜極了，我聽見他從皮套里掏手，掏了幾次都沒有掏出來。我在想，他要是一直掏不出來，是不是意味著我可以逃過一死？冷冷的管已經頂在我腦袋上了，我回過頭來對他說，請等一下。他把口罩往下一拉，問我，你還有什麼話要說？我說報告，我要撒尿！那個人古怪地笑了一下，說，待會兒聲一響，你自然就會小一便失禁的。他剛說完，就響了。真的，我像一隻牲口似的，大小一便失禁。又過來幾個人提起我的兩隻腳，倒拖著走。我能感覺到那是秋天，因為草已經枯了。他們把我拖到囚車邊，把我整個抬離地面，然後“嘭”的一聲扔到車上。直到那時，我覺得自己還活著，因為我仰面躺在車上，雙腳還在抽搐。那樣子雖然不好看，好在你不在現場。我長長地鬆了一口氣，我這麼難看地死了，可你卻並不在現場。隨後我就真的死了。
我真的怕死，把這個死想上一萬遍，告訴自己不要害怕，還是沒有用，我還是怕死。我在電影中看到女共一產一黨員被反動派抓了去，歷經種種酷刑的折磨，還堅持高呼革命口號，簡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若是換作了我，哪怕只要朝裝滿辣椒水的罐子或是老虎凳什麼的看上一眼，恐怕也會嚇得當場招供。像我這樣一個人，意志薄弱，百無一用，根本就不該出生，根本就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上。我的生命就像是那一片女人最珍貴的薄薄的膜，其中只有恥辱。
不過我現在不恨任何人。不恨錢大鈞。不恨白庭禹。不恨金玉。不恨湯碧雲。甚至，也不恨白小嫻。有一次，我看見你辦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壓著一張白小嫻的照片。趁著中午沒人的時候，我就把它拿了出來，暗暗地用曲別針在她左眼扎了一個窟窿。我這個人夠壞的吧？要說恨的話，真正恨的只有一個人。
雲泥兩隱，無奈紙盡。五月十五日。
這封信分作兩頁，密密麻麻地寫在兩張香煙包裝紙的反面。一張是“大生產”，一張是“光榮”牌。信上沒寫抬頭，而落款的“雲泥兩隱”是舊時候通信時常用的一句套話，意思是知名不具。“泥”字不過是寫信人的自稱，“雲”字則指的是收件人，無非是自謙。但在譚功達看來，這個落款暗示了兩人云泥霄壤的不同處境，多多少少也含有譏諷之意，這是姚佩佩的一貫作風。
這封信看上去沒寫完，但譚功達從字裡行間猜測，姚佩佩最恨的人恐怕正是自己。不知為什麼，想到這一層，他在令人揪心的痛苦中竟然也感到了一絲喜悅。可她在“不恨白小嫻”這句話前面用了“甚至”二字，多少有點讓人費解，從中不難看出女孩子那蠻不講理的曲折心思。這麼一想，他就覺得此刻佩佩似乎就坐在他的對面，正調皮地看著他。
他打開錢包，從裡面翻出白小嫻的那張相片來。那是一張白小嫻的練功照，她梳著馬尾辮，穿著短褲，一條腿搭在練功房的欄杆上，陽光從玻璃頂上瀉下來，她的皮膚白得很不真實。他很快就在白小嫻左眼的眼眶處發現了一個小白點，果然是曲別針留下的痕迹……
寫信的日期是五月十五號，可郵戳上的日期則是五月三十號，由此可以推斷出，這封信隔了整整十五天才寄出。也許是林場附近找不到郵局，或者佩佩對是否要寄出這封信感到猶豫不決。對一個在逃的疑犯來說，寫信對自己行蹤和藏身地暴露的危險不言而喻。而對於姚佩佩這樣一個聰明絕頂的人來說，她當然不會想不到這一層。郵戳上標明她投寄的地點是“蓮塘鎮郵電所”，譚功達的身邊沒有帶地圖，所以他很難確定“蓮塘”的具體一位置。不過從信件的內容來看，這個地方應該靠近安徽邊界，反正離開梅城已經相當的遠了。想到這裡，他的心裡稍微踏實了一點。
譚功達坐在桌前的燈下，久未動彈，雙一腿不由地一陣發麻。外面的雨早已停了，蟬聲復鳴，青蛙聒噪。他又抓過這封信來，從頭至尾又細細讀了一遍。收信的地址是梅城縣人民政一府，佩佩不知道自己已經到了花家舍。他看見信封上的原址被圓珠筆划去了，下面出現了一行“花家舍人民公社查轉”的字樣。很顯然，這字跡出於信訪辦的老徐之手。因為在這行小字的旁邊，還有一個用圓珠筆圈著的大大的“徐”字。仔細研究信封上的字跡，譚功達差不多用了一個小時，這看起來並非無關緊要。老徐在信訪辦兼管收發，這至少可以說明，除了郵局的工作人員之外，老徐是惟一的經手人。也就是說，這封信在到達譚功達手裡的時候，基本上是安全的。
不過，譚功達自身的危險性也顯而易見的存在。將一個公開通緝的殺人犯的來信隱匿不報，本身就是一樁不可饒恕的罪行。按照譚功達在梅城縣長達十多年的工作經歷，依照他對我國現行司法制度的了解，我們的專政機關對於這一類罪行的懲罰通常是極為嚴厲的，甚至有可能超過兇犯本人。如果這封信落到了公安人員的手中，或者說姚佩佩一旦被捕，受不了刑訊逼供（關於這一點，她自己在信中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從而招出給他寫信的細節，那後果將不堪設想。而且姚佩佩的被捕，只是早晚的事。也就是說，譚功達本人潛在的危險隨時都會兌現。說不定，公安人員已經掌握了她藏匿地的可靠線索，正在趕赴蓮塘的途中……
恐懼的念頭從一開始就存在，甚至當他在樓下第一眼看到這個信封的時候，巨大的驚恐就隨之出現，不過，在當時，這種恐懼感被暫時遮蔽住了。現在，他卻不得不去面對這個嚴峻的問題。譚功達的憂慮顯然還不止於此。對姚佩佩的忠誠必然意味著對國家機器的背叛，意味著對十八歲就投入其中的這個組織以及全部信念的背叛，意味著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公然挑釁，意味著與自己的過去徹底訣別……當然，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這封信立即交出去。
這個念頭只是在他腦子裡閃了一下，也帶給他深深地羞辱和自責。姚佩佩完全不考慮自己的死活，冒著暴露自己的行蹤的危險，甚至明知這封信不一定能夠寄到自己的手裡，卻依然決定給自己寫信，相形之下，自己是多麼的自私、怯懦、骯髒！除了自責之外，他的心裡多少還有點歉疚，正是自己把姚佩佩從梅城浴一室搭救出來的愚蠢動機，永遠地改變了她的命運。他一次次地重複著記憶中的這個關節點，讓時間停留在一九五三年那個大雪紛飛的夜晚。譚功達雙手相扣，墊於頭下，和衣躺在床上，獃獃地看著帳子，在嗡嗡的蚊子聲中，一夜沒有合眼。他的太陽穴一像一個小獸，一刻不停地跳動著，隱隱作痛，而腦子已經完全亂了……
花家捨出早工的鐘聲噹噹地響過之後，他終於從床上滿頭大汗地坐了起來。他決定燒掉那封信。
他從門背後找來一隻簸箕——還好，簸箕是用鐵皮做的，把佩佩的來信連同信封都點著了火，付之一炬。在火光中，他意識到自己就此與逃亡途中的姚佩佩建立了共犯關係，既激動又傷心。信膽上的齒輪、麥穗和拖拉機圖案在火焰的吞噬中痛苦地扭曲著，最後，所有的紙張都變成了深黑色，變成了又薄又脆的灰燼。有一種說法，秘密信件即使被燒成了灰燼，可一旦到了公安部門的技術專家手裡，他們甚至有辦法能讓信件的內容完全復原。這當然是無稽之談。譚功達笑了一下，兀自拍了拍自己的腦袋。你太多慮了！不過他還是把灰燼一點點地放在手掌里搓碎，直到它完全變成了一堆細細的粉末，每一粒紙屑絕對無法承受一個字的重量，這才站起身來，打開了那扇朝北的窗戶。
窗下有一叢茂密的金銀花。黃色和白色的花朵散發著馥郁的香氣。在金銀花藤的邊上，有一個蓄滿雨水的低濕的小水坑。他將簸箕伸出窗外，小心翼翼地倒下去。那些紙屑的細末紛紛揚揚，無聲地落在水面上，風一吹，幾道漣漪過後，什麼痕迹都沒有了。
這天早晨，譚功達下樓時，在樓梯口碰到了八斤。他正蹲在地上，在一隻大木盆里用刀剁著胡蘿蔔：“譚同志，你，好像有開著電燈睡覺的習慣，是不是？”
他停下手裡的薄刀，望著譚功達。
譚功達愣了一下，隨後抱歉地笑了笑，說自己躺在帳子里看書，看著看著就睡著了，忘了關燈。
“這樣不好。”八斤的臉上還掛著笑，可表情卻相當嚴肅：“眼下正是夏忙季節，工農業生產用電都很吃緊。在花家舍，雖說用電不花錢，可我們還要時時不忘節約。您想想，一度電雖然不算什麼，假如我們每人每天節約一度電，花家舍公社一共有1687戶居民，一年按360天計算，那一年下來就是六七四十二，進四，六八四十八，加四進五，六六三十六，咦，我怎麼算不過來了呢，你來幫我算算……”
他扳著手指頭算了半天，也沒算出個頭緒。可譚功達早已經離開那裡了。
這天上午，譚功達去了一趟村裡的新華書店，從那裡買了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圖和一本厚厚的地圖冊，又在隔壁的供銷社買了一盒圖釘。他將這幅巨大的地圖用圖釘釘在牆上，對照著地圖冊，很快從牆上的地圖上找到了蓮塘的大致位置。它位於朔望之南，舊鋪與馬壩之間，他用鉛筆在地圖上畫了一個五角星，同時也產生了一個小小的疑問：她怎麼會想起來跑到那裡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