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永世為老百姓而寫作——代後記
在北京因《天網》和《法撼汾西》這兩本書打官司時，幾個臨汾的老農民千里迢迢地趕來聲援我。」七月的北京，像火爐子一樣。他們擠著公共汽車好不容易問清地址趕到丰台法院時，法院的公開審理已經結束兩天了。天知道他們是怎麼打聽到群眾出版社並找到我的住處的。當我第一眼見到他們時，我的眼淚止不住地一下子就涌了出來。他們的衣著是那樣的不入時，臉色是那樣的黧黑，滿臉的皺紋流露著深深的關切和焦急，渾身的汗漬浸透著一種赤誠和真摯。他們一見了我就忙不迭地問輸了還是贏了，法院是向著他們還是向著咱們，然後便問他們能幫點什麼忙。他們說他們已經給丰台法院的人說了，他們村的人本來都要來的，因為不知道情況，所以就讓他們先來探探消息，要是法院把作家張平判輸了，宣判那天，他們全村的人都要來北京當眾給作家掛匾！咱老百姓就看它法律怎麼判！我們就是要讓天下的人都知道，咱們老百姓支持的就是像你張平這樣的作家！
後來他們就死了活了地要請我吃飯給我壓驚。在一個很普通的小飯館裡，他們很奢侈地點了八個菜。有一個大概是第一次來北京的老農民，竟然為我點了兩份過油肉！說是讓我好好補補身子，攥足了勁跟他們好好打！一瓶二鍋頭把大家喝得都滿臉通紅。吃到後來，他們把那個時時抱在胸前已不知是哪個年月的人造革提包小心翼翼地打開，從裡面拿出一個裹了好幾層的油紙袋，然後從油紙袋裡抽出一沓鈔票來，說這是大夥臨時湊下的500塊錢，你先拿著用，你一個窮作家，為我們老百姓寫書也掙不下幾個錢。人家都是當官的，你耗得過人家？如今打官司沒錢可不行，不過你放心，咱們老百姓都支持你，就是賣牛賣馬也要幫你把這場官司打贏！
一時間，我又止不住地淚流滿面。看著這由十塊五塊湊在一起的厚厚的一沓錢，好久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就這樣幾個普普通通、朴樸實實的老百姓，就這樣幾個貧困山區尚未脫貧的老農民，他們用他們的善良和真誠，在那樣的日子裡，給了我無窮無盡的力量和勇氣，也給了時時催我奮進的激情和信心。讓我感到溫暖，讓我感到踏實，讓我感受著一種永久的激動。
每當我想起這些時，總是止不住地再一次地濕潤了眼睛。
其實在後來的日子裡，這樣的事情幾乎時時在發生著。
中央電視台和北京電視台報道了我吃官司的消息後，尤其是北京電視台在「北京您早「欄目里對那場官司進行了專題報道後，竟有那麼多的人能在人群里認出我來。我到飯館裡去吃飯，老闆娘把我看了又看，後來終於忍不住地問我，你就是那個被人告了的作家？我點點頭說是。老闆娘看了看我，什麼話也沒說，轉身回去沒多久便端出兩大盤子菜來，說這兩盤子菜是她親手炒出來的，你就消消停停在這兒吃，今天的飯，不用你掏錢！日後你就天天來這兒吃，一律免費！那些日子，我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裡。那是一個老大不小的宿舍院。打官司前，門房老頭對我這個外地口音的陌生面孔總也是很兇。有時候，打電話忘了付費，他便會對我大聲怒喝：回來！繳錢！你連說對不起他也絕不會給你一個好模樣。沒想到那一天我去打電話時，他默默地看著我，滿臉都是慈祥和溫和。當我打完電話，他說敢情你就是那個被告作家呀，還真沒看出來。小夥子，你聽著，我一個老頭子也幫不了你什麼忙，日後這電話你隨時隨便打，不收你的錢！一次在公共汽車上，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靠過來悄悄對我說，我在山西插過隊，那兒的情況我了解。你放心，中國的老百姓都會支持你。有一次去公園，有幾個正在打牌的老人竟也認出了我。他們七嘴八舌地對我說，你肯定輸不了，北京人心裡明鏡似的，啥事不清楚？要是讓你這樣的作家輸了，北京人的臉還往哪兒擱？
這樣的人，這樣的事，究竟出現過多少次，記不清了，真的記不清了。
《天網》、《法撼汾西》，從發表到打完官司，前前後後收到過近兩千封讀者來信。尤其是在打官司期間，電話和來信源源不斷。新疆、四川、廣東、黑龍江、雲南……我真不清楚這些讀者是怎樣得到我的住址和電話的。1000人以上的聯名信，我收到過4封！500人以上的聯名信，我前後收到過12封！有一個讀者在來信中寫到：張平作家，你一點兒也用不著迴避，即便是你輸了，那也沒有任何關係，因為在我們老百姓心裡，你將會是永遠的贏家……
激動之餘，我常常一遍一遍地問自己，這一切，都是因為什麼？你一個區區寫了幾本薄書的小作家，何以能得到這麼多人的關心和支持？不就是因為在你的作品裡，描寫了一些深受老百姓擁戴的領導幹部，關注了一些老百姓所關注的社會問題，多多少少地為老百姓說了幾句公道話？
所以自己也就常常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慶幸，為自己的作品而感到慶幸。在自己的創作生涯里，假如沒有《法撼汾西》、《天網》、《孤兒淚》、《抉擇》這些作品，時至今日的你又會是個什麼樣子？如果你所寫的作品都是花前月下，杯水風波的感受和體驗，都是象牙塔里的純而又純的「陽春白雪「，都是舞場歌廳，酒宴飯桌，堆金積玉，惹草沾花的豪華奢靡和恣行無忌，都是拿讀者當試驗品的雲遮霧罩般的技巧翻新和新潮賣弄，這些老百姓讀得懂你嗎？又能記得住你嗎？他們還會像今天這樣關心和支持你？
有什麼樣的作品就有什麼樣的讀者，反過來，有什麼樣的讀者也就有什麼樣的作品。」陽春白雪「有人需要，」下里巴人「也一樣有人需要。作為一個作家，你的生活屬性必然決定著你作品的用性，你對什麼樣的生活熟悉，你嚮往什麼樣的生活也就必然會有什麼樣的作品。你對歌廳酒吧賭場情場的生活非常熟悉，你就會寫出十分逼真的歌廳酒吧賭場情場的環境和氛圍；對男男女女的事情情有獨鍾，你就會寫出十分真實的男女之間的體驗和感受；你要是常年生活在一個極其孤獨的小天地里，那你就不可能寫出轟轟烈烈，情緒飽滿，黃鐘大呂似的史詩般的時代文學；而如果你要是時時關注著社會的變遷和老百姓的生活，那你同樣不可能一直只寫那些無病呻吟、故弄玄虛的消閑和遊戲之作。對一個作家來說，生活本身、題材本身並不決定作品的優劣，決定作品優劣的東西應該是對生活的態度和對文學的理解。
我們總是埋怨讀者的水平太低，埋怨讀者的不成熟，埋怨知音難覓，以至想把自己的作品留到下個世紀供人們去研究。下筆之前，我們總是想著應該如何更新，如何突破，如何超越，如何讓專家們耳目一新，如何讓同事們心服口服，如何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後現代主義……解構，顛覆，破壞，摧毀……文本是遊戲，語言是牢籠，終極無意義，閱讀即誤讀……甚至反意義，反解釋，反形式，反體裁，反美學……我們注視的是這些，研究的是這些，攀比的也是這些。這種既有的觀念已經變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成為我們的下意識，時時刻刻在左右著我們的思維和寫作。面對著自己以往的作品和想往，連我自己也感到說不出的震驚。為什麼生活在千千萬萬精神和物質世界尚還貧乏的老百姓之間，卻會漸漸地對他們視而不見？為什麼與這塊土地血肉相連的自己，會把自己的眼光時時盯在別處？什麼時候自己對老百姓的呼求和評判竟會變得如此冷漠而又麻木不仁？又是在什麼時候自己對自己以往的責任、理想和憂患意識放棄得如此徹底而又不屑一顧？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又是什麼促使自己變成了這樣？與此相反，我們卻似乎很少去想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有數以千萬計的文盲，還有數以億計的尚未完成義務教育的半文盲，還有近十億的農民和工人。我們似乎很少有人這樣去想去做：我這一部作品就是要寫給最普通最底層的老百姓看，寫給這近十億的農民和工人看。面對著市場和金錢的誘惑，我們的承受能力竟也顯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擊。或者只盯著大款的錢包；或者放棄了自己的尊嚴和職責；或者把世界看得如此虛無和破碎；或者除了無盡的憤懣和浮躁外，只把寫作作為一場文字遊戲……寫作如果變成這樣的一種傾向，那麼老百姓的生活也就不再顯得那麼重要：處處都有生活，處處都有素材，處處都能產生語言遊戲的歡欣和情慾，時代和生活也就沒了任何意義。於是我們的作品高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遠，讀者群也越來越小。到了這種地步，我們卻又拿出「邊緣化「、「多極化「的理論，以印證文學的倍受冷落和讀者群的減少勢在必然。面對著人們的呼籲、批評和不滿，我們卻還面不改色，振振有詞地在大庭廣眾面前討論著文學作品究竟應該不應該有理想、責任、良知、正義和崇高。面對著國家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改革和變遷，無動於衷，冷靜得出奇的一些作家們卻仍然高高在上地把自己封閉在「象牙塔「里，依然故我地做著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文學夢。或者一覽眾山小地顯示著自己的清高，或者把自己貶為微不足道的碼字匠。也許這才是文學跌入底谷元以自拔的最致命的原因。
我們的時代需要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但我們的時代決不需要那些充滿鋼銹和私慾的偽文字和偽文學。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作家絕不可以遠離時代和人民。不關注時代和現實、沒有理想和責任的作家，也許可以成為一個出色的作家，但絕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一個簡單得再不能簡單的道理：文學不關注人民，人民又如何會熱愛文學？
在創作《抉擇》這部作品前，我曾在省內外採訪過數十個國有大中型企業和私營企業。一個極為令人深思的現象，使我從另一面對文學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越是那些廠長、經理、老闆、大款、董事長以及那些屬於知識分子的高工、總工和領導幹部，越是不看文學，他們甚至連電視劇也不看。他們沒有時間。太忙，太累，應酬太多。在作家們眼裡幾乎是不入流的文藝作品：流行歌曲，他們卻非常熟悉。老歌新歌最時髦的歌他們幾乎都能唱，而且唱得非常到位。與此相反，偏是那些最基層最普通的工人，對文學藝術卻接觸得最多、最廣。電影、電視、戲劇、小說、散文，最真誠最忠實的觀眾和讀者群仍然是他們！在廣大的農村，這種現象更為普遍。讓一些作家最為鄙視最看不上眼的作品，如像《包公案》、《施公案》、《三俠五義》，農民們依然一字一句看得津津有味。甚至給他們孩子的啟蒙讀物也依然是這些作品。對我們當代文學來說，這豈不是一個天大的悲劇和莫大的諷刺？我們以為最不會流傳的作品仍然在廣泛流傳，而我們覺得最應該流傳的，卻幾乎以每三年、五年一茬的淘汰率被淘汰掉……
還用再問一句為什麼嗎？
更新觀念和技巧，並不意味著就可以一步到位地更新我們的基礎；超越自我和文本，也不是說就可以不管不顧地隨意超越我們的時代。我絕不相信一部連本國人民也不認可的作品，會堂而皇之地走向世界；我絕不相信一個作家的作品在生前沒有任何影響，在身後卻會成為久盛不衰的經典；我也絕不相信在當代沒有讀者的作品，會在將來擁有大批的研究者和崇拜者……退一步說，即使有這種情況，那也絕不是我的追求和願望。
《抉擇》這部作品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去年我和幾位同仁在採訪國有大中型企業時，根本沒有想到工人們對我們的採訪反應會那樣強烈。這同那些似乎早已被採訪膩了的廠長經理們根本不同，工人們一聽說我們要採訪他們，而且是要他們實話實說，情緒激動的他們竟然蜂擁而至，需要採訪什麼，他們就會滿足你什麼。他們說了，這麼多年，已經很少有人來採訪他們工人了。有時候來些採訪的人，大都是想在企業里弄點錢的，或者是那種屬於廣告性質的象徵性的採訪。找幾個廠長經理信任而又能說會道的，坐在一起把廠里領導的光輝業績誇上一通，把廠里的美好前景毫不負責地宣揚一通，然後再照照相，吃吃飯，於是皆大歡喜，拍拍屁股走人。從來也沒有人真正問過我們工人究竟需要什麼，究竟在想什麼。好多人一遍一遍地問著我們，你們為什麼就不能寫寫我們工人呢？那麼多的編劇，導演，作家，藝術家，為什麼就只把眼睛盯在那些廠長經理和大款們身上？我們工人不是國家的主人嗎，不是國家依靠的對象嗎？為什麼你們會把我們給忘記了拋棄了？為什麼你們就不能寫一些反映我們工人讓我們工人看的作品？
慚愧和內疚之餘，我無以應對。
我能說我對你們的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嗎？不熟悉，不了解，那就到我們這兒多走走，多看看不就熟悉了解了嗎？那些給廠長經理領導幹部樹碑立傳的作品，難道那些作者們對他們就很熟悉很了解嗎？聽說你們作家有不少人都在深入生活，有的還下去掛職鍛煉，那為什麼就不能到我們這兒來深入，到我們這兒來掛職？莫非你們這些作家們也一樣是嫌貧愛富，只揀有錢有權的肥窩富窩跑嗎？
我真的無言以答。
1995年跟隨北影的導演和編劇一塊兒去平遙採訪時，我們在一個偏遠山區老農的炕頭上發現了一本已經發黑髮卷，殘破不全的《天網》。這位老農讓我在書上簽名時，我幾乎找不到一個能落筆的地方。我想像不出這本書有多少人傳看過，我也實在不知道應該在這樣的書上寫些什麼。末了，我只寫了一句話：謝謝您，老大爺！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們的深情厚意！我當時的感覺非常真誠，這也是我當時唯一的感覺。真的，我打心底里感激他們，如果沒有他們，我想我過去和現在的一切努力都將沒有任何意義。
我以前說過，我現在還要再說一遍，我只盯著現實，現實比一切都更有說服力。如果別人賣的是人蔘，那我就心甘情願地賣我的胡蘿蔔。只要能對我們現實社會的民主、自由，對我們國家的繁榮、富強，對全體人民生活的幸福、提高，多多少少會產生一些積極有意義的影響，即便是在三年五年十年以後我的作品就沒人再讀了，那我也一樣心甘情願，心滿意足了。一句話，我認了！如果我以前沒有真正想過我的作品究竟是要寫給誰看的，那我現在則已經真正想過和想定了，我的作品就是要寫給那些最底層的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將為他們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