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了最常用的那個鍵。突然之間,在死一樣寂靜的山林里,就響起了悠揚的手機鈴聲。這是烏海的手機。真奇怪,那麼猛烈的碰撞,這個手機被甩出去了幾十米,又在風雨中翻滾,居然就毫髮未損,聲色清脆得如同一套音響。人們循著聲音,在一叢濕淋淋的刺棵子中間,找到了烏海的手機,我剛要伸手,人們把它交到了市委書記手上。
書記說,剛才已經找到了一個手機,怎麼又出來了一個?
我說,這是我家聯繫用的專門手機,號碼他從未告訴過別人。
書記說,既然是這樣,就和工作無關,把手機交給李大夫吧。
我摸著冰滑的手機,那鈴聲還在無休無止地響著,直到這一刻,我才扎紮實實地感覺到,烏海死了。這堆殘骸再不可能是別人,千真萬確就是烏海。我一下子就暈了過去,要不是周邊兩個人手疾地扶住了我,我就凌空而下扎進了山澗。
等我醒來的時候,已經在醫院了。我手裡緊緊握著烏海的手機,手指僵硬如鐵。我依舊閉著眼睛,我希望自己就這樣一直昏迷著,直到死去,再不醒來。我沒有能力面對山崩地裂的變故。
我住在專門的病房,是個套間。屋外的護士不知道我已經醒了,還在有一搭無一搭地說著話。一個說,真夠可憐的了。年紀輕輕的,孩子剛上中學。另外一個說,也怪她。第一個說,怪她什麼?第二個說,下雨,天又那麼晚了,她非要他趕回家,說是有急事。有什麼急事啊,看,這不要了命了……
她們說的話,一字一句印在我腦子裡。如果不是她們的議論,我還真忘了這個細節。我沒有要求烏海回家,我勸他住下,一定要小心。那麼,是出了什麼事令烏海一定要在暴風雨中匆匆上路呢?
我躺在床上,把手機打開,看到最後一個來電時間停留在二十二點三十七分。如果按照當時搜尋殘骸的人們估算,烏海的車就是在這個時刻傾覆的。
這是誰?一個我從未見過的電話號碼。
我撥響了那個號碼。
很久很久,都沒有人接,但電話是通暢的。在我的耐心幾乎用完的時候,一個女子的聲音傳了過來:這才幾點啊,就打電話來,還要不要人活了?
我看看錶,晚上六點。我說,你是誰呀?
對方伶牙俐齒地說,你給我打電話,你憑什麼問我是誰啊?我要問你是誰啊?
話說到這個分上,我基本上明白烏海是接到了一個打錯了的電話。我體乏手抖,不想和她啰嗦下去了,剛要掛斷電話,她好像突然睡醒了,說,哦,我知道你的是誰的電話了。他怎麼啦?為什麼不給我打電話了?我那天晚上等了他一夜呢!
這番話,說得我一頭霧水。這是一個什麼女人,為什麼和烏海這樣熟絡?他們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想到這裡,我想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穩住這個女人。我對她說,我是烏副市長的好朋友,是他絕對信得過的人。受烏副市長之託,我有要事需儘快告訴你,請你約定一個時間地點見面。
我知道烏海之死的消息還沒有通報公眾,因為要排除有人暗害的可能性,公安部門還在調查中,一般人並不知實情。
那邊的女子很痛快地定了一個小時之後在茶樓見面。
我怎麼才能認出你來?我問。
他沒告訴你嗎?女子有些納悶地說。
我心如刀割,說,沒有告訴。你知道他很忙。
女子說,我穿一雙紅襪子。
我回到病房,對護士說,我要到街上去一下。
護士為難地說,這可不行。
我說,我一定要去。因為這事我父母還不知道,我要想想怎麼親口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是從別人嘴裡知道了這事,也許會出人命的。我的情況已經恢復了,我還有很多事要處理。如果你們不讓我出去,我就再也不回到這裡來。而且,我還是會走。
兩個護士只好千叮嚀萬囑咐,要我小心,我一一答應下來。緊趕慢趕到了茶樓,我先定了一個靠窗的小茶室,狹小到只能坐下兩個人。然後到大門口去等。
一個穿紅襪子的女人。她到底是誰?她和烏海是什麼關係?好奇像一道金邊鑲在了悲痛的四周,讓悲痛更加醒目。
一個又一個的女人走了進來,她們穿著白襪子肉色襪子,還有穿黑襪子和沒穿襪子的,但是沒有一個女人穿紅襪子。我等得有些絕望,這不會是一個惡意的玩笑吧?憤怒地撥通了那個電話號碼。
一個女人夾帶著悅耳的手機鈴聲走了進來,她的襪子上嵌著兩道紅邊。看到我,她走了過來,伸出手說:「讓你久等了。」
賀頓說:「今天就到這裡吧。在我們沒有討論完之前,請你不要採取任何不可挽回的措施。」
李芝明說:「什麼叫不可挽回?」
賀頓說:「就是你以後也許會後悔的舉措。想要破壞不必著急,破壞永遠來得及。」
姨媽病了,託人帶信來,說臨死前想見媽媽一面。貧窮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會讓親情要麼變得很淡,要麼變得很濃。媽媽和姨媽家分屬不同種類。當絳香家非常貧困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姨媽在哪棵樹下乘涼,現在媽媽有了一個能充當長期飯票的男人,姨媽也就重新浮出水面。媽媽對這一切心知肚明,但同胞手足的呼喚總是令人難以抗拒,再加上病入膏肓。死亡有大於一切的魔法,可以化干戈為玉帛。媽媽以最大熱忱準備探親的用度,直到最後一刻才想到絳香怎麼辦。
她很傷心,因為她知道媽媽此刻只想著姨媽。那個她從來也沒有見過的女人。絳香乖乖地到李婆婆家去住。在這個村子裡,只有李婆婆不嫌棄她們娘倆。
絳香在媽媽走的頭一天,到了李婆婆家。第二天早上,絳香在送媽媽的路上,說,我不到李婆婆家去了。媽媽大驚,說為什麼?絳香說,李婆婆的腿是爛的,骨頭碴子都變成黑的了。媽媽鬆了一口氣說,我還以為是什麼事呢。腿爛了是老毛病,不傳染,你放心住好了。絳香還想說,你一走我就跑回家,可是她沒說。她是個乖巧的女孩,知道這樣說了,媽媽就會不放心。她沒有什麼送給媽媽的禮物,就送一個放心讓媽媽帶著上路吧。
媽媽走了,帶了鹵好的豬心豬肺豬腸子豬肚子,這都是媽媽這些天不讓絳香吃,攢下的。長途汽車等了很久才來,媽媽上車的時候,對絳香說,聽話……媽媽含糊其辭,沒有說清是聽她的話,還是聽李婆婆的話,還是聽「長期飯票」的話。總之,絳香決定誰的話也不聽,只聽自己的話。
放學之後,絳香到了李婆婆家,對半聾的老人說,我今天晚上不來了。李婆婆說,哦哦,你媽媽今天沒走成啊?絳香就學她的聲調,說哦哦。李婆婆就不再問了,專心敲打著她發黑的腿杆子。
蘇三先生戴著鴨舌帽和碩大的遮陽墨鏡來了。當時陰天。
寒暄之後,賀頓問道:「真的是血嗎?手心和額頭?」
蘇三說:「不是血。可是在我心裡,它和血是一樣的。甚至比血還可怕。」
賀頓說:「請繼續說下去。」
蘇三說:「和外國人的談判也就罷了,原則是事先制定好的,和談判人員的臨場發揮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可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影響就太大了。我沒有辦法清楚地闡釋自己的觀點,以至於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意見得不到支持,當然也就形不成決議,得不到實施,給工作造成了巨大損失。」
賀頓回應:「你很想改變這種狀態,很大的成分是為了工作著想?」
蘇三說:「基本如此。不過,我沒有你想像的那樣高尚。」
賀頓說:「蘇三先生還有什麼更隱秘的動機?」
蘇三說:「你不會笑我吧?」
賀頓說:「我哪裡會笑話您?對於說實話的人,我會敬佩。」
蘇三說:「好,那我就告訴你。我想當官。這種發言恐懼症,嚴重地影響了我的升遷。」
賀頓說:「你非常在意升遷這件事嗎?」
蘇三非常鄭重地說:「是的,非常在意。這也就是我為什麼一定要來找心理醫生的原因。如果你對別人說自己很想當官,所有的人都會嘲笑你,如果你說自己想去偷東西,反倒沒有那麼多人驚訝。連我老婆都不理解我,她是做生意的,我們家有很多錢。她說我們早已超越了小康,到了大康特康的程度,我什麼都不幹,也可以過非常富足的生活。可是我不想這樣平庸地活著,我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古代酋長的兒子,很想掌握更大的權力,在危機的時刻挺身而出,解救人民於水火之中。說得更大一點,為世界貢獻更多的力量,為更多的人謀福利。做一個政治家,這就是我的理想,你會笑話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