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樹
我和趙隊最後還是決定去一趟蔣不凡母親那，就算是枯井，也要下去摸一摸。燙傷事件里的母女，我們都已經排查過，沒有嫌疑，女人是單身母親，女孩兒成績不錯，兩人收到了大量的捐款，女孩的恢復也比預想的好，兩人既無作案的能力，也無更深層次的作案動機，和舊案也無瓜葛。在孫天博那裡，有一定的收穫，這讓趙隊振奮。收穫就是沒有收穫。孫天博的診所極其乾淨，一塵不染，病歷、錦旗、沙袋、針艾、草藥、床，都在恰當的位置，還有兩盆一人高的非洲茉莉。病志是整齊的十幾本，兩個人的字跡，前一個寫得比較凌亂，後面的則字跡清秀，工工整整，情況也寫得詳細。從裡面出來，回到車上，趙隊說，有意思，這個姓孫的好像一點毛病沒有。我說，是，太利整了。他說，說說你的想法。我說，得把他媽找著。趙隊說，是，找人，用不著咱倆，讓局裡落實。我打個電話。他把電話打完，我們倆坐在車裡抽煙，我說，蔣不凡留下什麼東西了嗎？他說，有，他當時穿的衣服，他媽都留著，上面還有血，沒洗。她說這是他兒子的血，不臟。搬了幾次家，都帶著。我說，趙隊，我想看看。他說，走吧。
蔣不凡母親跟大女兒一起住，在市西面的砂山地區，屬於三個行政區域的交界，發展得比較緩慢，三個區都想管，最後都沒管。有一片地方想開發，平房推倒，挖了一個大坑，一直沒有蓋東西。十年過去，還是一個大坑，所以那個地方也叫砂山大坑。她的大女兒在大坑邊上開了一間麻將社，不大，六張桌子，有一個小廚房，麻友可以點吃的，炒飯或者炒麵兩種。我們去的時候，她的大女兒去接孩子，蔣母自己看店，她坐在一張桌子旁邊，一邊嗑毛嗑，一邊和其中一個老頭說話。老頭說，今年退休金漲了一百五，真不錯，死了能多穿一件褲衩。趙隊說，大娘，沒玩？她轉過頭說，小東來了。我把買好的水果遞上，她說，老了，吃不了幾個，下回別買了。趙隊說，這是小庄。咱們後屋說啊。她說，咋的？人抓著了？桌子上的四個人馬上抬眼看我們，趙隊說，沒有，說點閑話，有日子沒來了。大爺，該和就和吧，別憋大的啦，五萬對死了。幾個老人笑了，繼續打牌。
蔣不凡的衣服果然在這兒，一件棕色夾克，一件深藍色毛衣，一件灰色襯衣，一件白色挎籃背心，一條黑色西服褲子，一條藏青色毛褲，一條灰色襯褲，一條灰色三角褲頭。蔣母用一個包袱卷包著，好像一盒點心。趙隊說，看看吧。蔣母說，我想了，我這身體越來越不行，今年小凡忌日，這些東西我就給他燒去了，要是我死了，怕是得讓人扔了。趙隊說，嗯，我們再看看。我把每件衣物翻檢了一遍，沒什麼東西，血跡已經發黑，兜里的東西應該早就拿出去了。我說，我再看一遍。趙隊說，你別急，都已經來了。第二遍我翻到褲子，發現右褲子兜是漏的，順著褲腿，我摸下去，發現在褲腳，有個東西。褲腳扦過，是兩層。我借來剪子，把褲腳挑開，裡面有個煙頭。我把煙頭拿出來，舉起來，過濾嘴寫著兩個字：平原。我說，大娘，蔣大哥當年抽什麼煙你還記得嗎？她說，大生產嘛，我給他買過，一天兩包。現在買不著了。我回頭跟趙隊說，是吧。趙隊說，是，我也抽大生產，後來這煙沒了，換成紅塔山，又換成利群。我把煙頭遞給他，說，那這煙頭是誰的？
回局裡的路上，我們倆停了一次車，去了煙店，買了一包新出的平原，打開一人一根抽上。我看著煙盒，覺得奇怪，上面有一個玩「嘎拉哈」的小姑娘，雖然圖案很小，面目不太清晰，但是感覺很親切。從煙標來看，做工是很好的。趙隊說，挺好抽，當年也有這種煙，但是不好抽，後來沒了。我說，不好抽？他說，是，還挺貴，抽的人特別少。我們可以查一下，95年，這種煙也許剛上市，抽的人更少。我說，那就明白了。他說，是，老蔣還是老蔣，可惜這麼多年我們都不知道他兜裡頭有東西。我說，不怪你，那兜漏了。蔣哥在車上管兇手要了一棵煙，他也發現抽這種煙的不多，所以抽完之後，就把煙蒂放在褲兜里。他說，幸虧老太太沒把衣服燒了。要不然老蔣就白死了。我說，不會的，不會有人白死的。
第二天趙隊主持開了個會，煙頭的事兒他沒有通報，因為涉及到過去的過失，等查出結果再說也不遲。他主要提了兩件事兒：一個是密切監視孫氏中醫診所，二十四小時不能斷人；一個是儘快找到孫天博母親的下落。盯了一星期，孫氏診所沒什麼動靜，沒有可疑的病人，孫天博也沒有逃跑的動向，但是孫天博的母親找到了。她叫劉卓美，現在在北京朝陽區東四環附近開了一家四川小吃店，賣麵皮、麻辣涮肚、麻辣拌。老闆是四川人，當年在本市走街串巷，推著一個兩平米的小車，四面縫著塑料，裡面有口鍋，常年煮著漂著大煙葫蘆的老湯，她常上他的車吃麻辣燙，後來孫育新下崗，她就跟著他推著車跑了。我和趙隊馬上連夜飛到北京，當時北京正在弄奧運，一片亂糟糟，我們兩個外地警察，也被人反覆查了一陣。到了那家小店的時候，已是晚上十點多，飯店裡沒什麼人，幾個服務員圍著一鍋麵條，一邊吃一邊看牆角掛著的小電視，裡面正在播蓋了一半的鳥巢，一片狼藉，好像被拆了一半。我們拿著照片，看見劉卓美坐在其中一張靠里的桌子上點賬，左手拿著一棵煙。每翻開一頁紙，就用拿煙的手蘸一下口水，頭髮花白，其實已經焗過，但是在亞麻色中間，到處可見成綹的白髮。我們說明了來意之後，她沒有驚慌，而是讓服務員提前下班，說要和我們好好聊聊。她說，老鄉啊，雖然我的口音已經亂套了，老鄉還是老鄉。她的丈夫從後廚出來，是一個個子不高的中年男人，穿著一雙安踏運動鞋，鞋幫已經裂了。他給我們沏了壺茶，她說，他可以先回家嗎？趙隊說，可以，主要問你一些事情。她說，那你回吧。那個男人走出門去，卻沒有走，而是蹲在路邊，背對著我們抽起煙。趙隊說，你是哪年走的？她說，94年10月8號。趙隊說，說說怎麼回事。她說，老孫下崗了，第一批被裁了員，過去他在拖拉機廠當木工。下崗之後，他想開診所，那時給了他一筆買斷工齡的錢，但是我反對，租房子，進東西，投入太大，而且他的手藝平常覺得好使，真開起診所說不定哪天就讓人封了。他不幹，我就不給他錢，咱們家的存摺在我這兒，他就打我，我和他一直關係不好，他老打我，手勁還大。那時候我和小四川很熟，我問他，你願不願意帶我走，我有點錢。他說，你沒錢，咱們也走。10月8號的上午，是休息日，老孫沒在家，我給天博做好飯，看著他吃完，問他如果有一天媽不想和爸過了，你是跟媽走還是跟爸走。他說，跟爸。然後繼續吃飯。下午我拿上存摺，就跑了。趙隊說，說得很清楚，那就是說，95年12月24號，你已經不在老家了。她說，95年？那時候我們在深圳打工。趙隊看了我一眼，說，他們現在的診所開得不錯，你兒子接班了，老孫去世了。她沒有表情，說，從走那天開始，我就和他們沒有關係了。天博從小就是個心裡有數的孩子。頓了一頓，她說，他結婚了嗎？趙隊說，沒有。她說，嗯。這時我說，你當時把家裡的錢都拿走了？她說，是，連他買斷的錢我都拿了，就給天博兜里揣了十塊錢。我說，那他拿啥開的診所呢？父母能給不？她說，不可能，他父母早沒了，兄弟姐妹比他還困難。我說，那他從哪來的錢呢？她說，這我哪知道？我說，你再幫著想想。她想了想說，他有個朋友，一直很好，如果他能借著錢，也就是他了，他們從小就認識，下鄉，回城，進工廠都在一起。那個人不錯，是個穩當人，不知道現在在幹啥。我說，他叫什麼你還能想起來不？她說，姓李，名字叫啥來著？他有個女兒，老婆死了，自己帶著女兒過。我說，你再想想，名字。她說，那人好像姓李，名字實在想不起來，他那個姑娘，很文靜，能背好多唐詩宋詞，說是一個鄰居教的，小時候我見過她，那孩子叫小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