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格勒
二十四歲的時候，我用一支舊得不成樣子的鋼筆給父親寫過一封信。在信里，我講了一下家裡的近況。母親仍然自己一個人，和我生活在一起，沒有出去工作，每天在家裡看電視養花。我，馬上就要結婚，妻子是出版社編輯，因為出版我的小說認識，她比我年長，不算漂亮，但是人很和善，也很敬業。她說從第一次見到我開始，就覺得我這個作者似乎可以信任，這種感覺在之後的交往中得到了確認。我還在信里講了一下艷粉街現在的狀況，它已經被夷為平地，然後在上面蓋了無數的高樓，現在已經是核心市區的一部分，有幾個大型的超市和不少的汽車4S店。我在信的最後說，雖然很久之前你就告訴我，不要去看你，不用再給你寫信，可是在這樣特殊的時刻，我還是想寫信給你，跟你講一下。然後我把那支舊鋼筆放進信封里，把信寄了出去。
像過去一樣，我沒有收到回信，但是收到了那支舊鋼筆，監獄把鋼筆給我退了回來。我明白他們的意思，鋼筆有時候會成為兇器，這已經不是十幾年前，一切還都較為寬鬆。我把它和我的舊信件放在一起，鎖進了抽屜。
我和我的父母搬進艷粉街的時候，是1988年。那時艷粉街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準確地說，不是一條街，而是一片被遺棄的舊城，屬於通常所說的「三不管」地帶，進城的農民把這裡作為起點，落魄的市民把這裡當作退路。它形成於何年何月，很難說清楚，我到那裡的時候，它已經面積廣大，好像沼澤地一樣藏污納垢，而又吐納不息。每當市裡發生了大案要案，警察總要來這裡摸一摸，帶走幾個人問一問。這裡密布著廉價的矮房和衚衕，到處都是垃圾和髒水，即使在大白天，也會在路上看見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每到秋天的時候，就有人在地上燒起枯葉，刺鼻的味道會瀰漫幾條街道。
那年父親三十七歲，剛從監獄出來，1985年，他因為偷了同事的兩副新撲克牌，在監獄裡待了三年。在入獄之前，他是工人，據母親說，父親晚上喜歡讀武俠小說，還參加過廠里的徵文比賽，寫過歌頌「兩個凡是」的詩歌。出來的時候他一條腿瘸了，不過還可以自己走路。找工作的時候他經常要在對方面前走幾圈，你瞧，我瘸得不厲害，他總這麼說。一個獄友，先他四個月出獄，在艷粉街開了一家撞球廳，要他過去幫忙，他說那裡房租便宜，對於像他們這樣的人有很多的工作機會，容易交到朋友。撞球廳在地下一層，沒有窗戶，裝有兩個碩大的排風扇，裡面每天煙霧繚繞，賣一塊五一瓶的綠牌兒啤酒和過期的花生豆。大人們在裡面喝酒打球，談事情，除了十幾個撞球案子，還有六七個房間，有的裡面是一張牌桌，有的裡面是一張床。父親的任務是拿著一根廢舊的撞球杆坐在撞球桌旁邊的椅子上，裝作會打球的樣子，處理一些糾紛。他常哼著裡面播放的音樂，在一年後，他最後一次傷人之前，他已經學會了不少粵語歌。
奇怪的是，他一直沒有學會打撞球。
那次嚴重的鬥毆具體因何而起我已經無從知曉，沒有人告訴過我，只知道父親打壞了一個年輕人的脊椎，導致他永遠無法站立，而我的家裡又拿不出賠償金。而據我的猜測，他也許只是想讓自己看上去能幹一點，畢竟這份工作來之不易，或者是在擊打對方的時候，想起了自己過去受過的苦，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因為是累犯，又是特殊時期，這次的刑期很長，父親被帶走之後，給母親寫過一封信，告訴母親和我忘掉他，也不要去看他，他不會見我們。事實證明，在這一點上他相當固執。我和母親試了幾次，都吃了閉門羹，寫去的信也全都給退了回來。
父親回到監獄之後，我和母親依然住在那裡，她每天清晨推著一車毛嗑兒出去賣，工廠倒閉之後她就開始干這個。我幫她把三輪車推到巷口，然後自己走路去上學。以我的腳程，二十分鐘可以走到，我目不斜視，筆直前行，需要走過六條街和一個旱廁。清晨的街道上布滿了垃圾，只有一個獨眼的環衛工人打掃。他年過花甲，老是用那隻沒瞎的眼睛審視著那些清晨時候下班的妓女，她們大多挎著鑲有閃閃亮片的皮包，穿著高跟鞋，有的搖搖晃晃，已經醉了，妝容花在臉上，有的抽著煙捲，眼睛快要睜不開，急匆匆地趕回出租屋去睡覺。路上常有人打劫，劫匪一般都是附近職業中學的高年級學生，他們的專業是水案或者修理汽車。他們在褲兜揣著摺疊刀，三五個一夥兒，在拐角或者樹後面出現，把你拉到衚衕里，打你兩拳，然後開始搜你的身上。我記不清自己被搶了多少次，按道理說，他們如果能夠信息共享的話，搶劫我這樣的孩子是十分沒有效率的，我兜里沒有一分錢，腕上也沒戴手錶，只有一書包的書和一個生鏽的文具盒。可惜在那個行當里，總是有新人加入，他們不認識我，他們需要錢去買遊戲機的幣子或者給自己喜歡的女孩兒買八王寺汽水。我已經習慣站在他們面前，自己主動把衣服脫掉，讓他們看清楚之後再把衣服穿上。這樣既能避過一些拳腳，還能節省時間，防止遲到。
我十二歲的時候，念到小學六年級，同年級的學生正在逐漸地流失，有些人已經沒有耐心把小學念完，開始離開艷粉街，各奔前程。母親希望我一直念下去，而且她想要攢錢把我送到市中心的初中，前提是我的成績能夠好一點，母親告訴我，你不要和你的同學比，你要想像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正常的孩子，他們每天讀書寫字，長大就會坐在有電風扇的辦公室里上班，你要把他們當成對手，你要比他們成績更好。我說，媽，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會考多少分，我怎麼和他們比呢？她說，你就想像他們永遠不會犯錯誤，他們像機器一樣，只要有電池，就不會寫錯一道題。我相信她的話。這條街區里只有一個旱廁，冬天的早晨會在旱廁前面排起長隊，想要拉屎的人站在寒風裡等待著，相互說著話，嘴上冒著哈氣。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大約四十幾歲的女人，正在和身邊的人開著玩笑，突然從隊伍里跳出來，脫下褲子蹲在地上，把肚子里的東西拉在冰面上，它們會長久地凍在那裡。我經常會想到這個景象，它像一隻手電筒一樣，直射我的眼睛，讓我在夜裡讀書時不那麼睏倦。
就在我要把六年級念完，準備小學畢業的時候，我又一次遭到了搶劫。首領是一個女孩子，身邊站著兩個和她同樣年紀的男孩兒。他們看上去十五六歲，以比例來說，比我大很多。我沒見過她，她穿著一條紅色的連衣裙，頭髮燙成一個一個大的彎弧，劉海遮過了眼睛。腿上穿著黑色的絲襪。她首先抽了我一個嘴巴，認識我嗎？她說。我不說話，開始把書包翻過來，倒在地上。她又給了我一個嘴巴，我叫老拉，你有名字嗎？我說，我身上沒有錢，書包里只有書和文具盒，你們自己看。老拉伸手拿起我的作文本，翻開，朝著她的兩個同夥說，題目，《蚊子》，男孩兒們笑了，其中一個抬腿踢了我一腳，說：傻逼，我叫蒼蠅。她繼續念道：我家夜裡有好多蚊子，我打它們，它們就跑，好像它們曾經被我打死過。她看了看我，繼續念：我太小了，什麼也不懂，也許長大一點會懂，為什麼我們非要殺死蚊子，我們才能睡覺。她把作文本扔在地上，撿起我的文具盒，從裡面拿出我的鋼筆，你有鋼筆，她說，哪來的？我說，我爸給我買的。她把鋼筆放在絲襪里說，我借走了，不過會還你的。她的同夥狐疑地看著她，其中一個把手伸向她的大腿，說：給我吧，你留著沒用。她把他的手按在腿上，說：你留著有用？你認字嗎？那人說：認得一些。她說：絲襪好嗎？他說：好。她掰起那人的手指說：那就撒手吧。然後她轉過頭對我說：我要拿它寫封信，兩三天就能寫好，三天吧，你到紅星撞球廳找我。認識嗎？我說：認識，在廢品收購站對面。她說：你要是不來的話，我就當你送我了。說完她抬起手，我還以為她要再抽我一個嘴巴，她把頭髮簾撥了撥，走了。
那支鋼筆確實是我爸送給我的，不過不是他買的，他說是一個獄友送給他的。我爸把鋼筆放在我手裡，是他剛出獄不久，我正趴在地上生爐子，用扇子努力把油氈紙扇著，他蹲不下來。他讓我進屋去給我看點東西。火著了起來，把細柴也引燃了，最後燒著的是煤塊。我墊上爐圈，放上水壺。他又叫了我一次，我站起來走進屋去，看見他坐在炕沿手裡拿著這支鋼筆。送你了，他說。我接過來，一支嶄新的英雄牌鋼筆，鍍金的筆尖，不鏽鋼的筆身和筆帽，拿在手裡像一顆細長的子彈。我說：爸，鋼筆哪來的？他看著我，不知道是我的問題讓他吃驚還是灶台的煙飄了進來，他好像要哭。在哪買的？我補充了一句。他把一條腿從炕上搬下來，站在地上，說：監獄裡的朋友送的，你好好看看，是新的。我說，是新的，確實是新的。他向外面走去，說，本來，他想用這玩意扎人來著。我說，後來呢？他說：沒扎。
紅星撞球廳離我的學校不遠，不是我爸工作過的那一個，是另一個。在裡面玩的人大多年紀不大，便宜，是給小孩兒玩的撞球廳，在牆角擺著三台大型遊戲機，幾個人手抓著搖柄，在玩《街頭霸王》，時不時從兜里再掏出幣子塞進去。老拉正在和一個男孩兒打撞球，這個男孩兒我也沒見過，他焗了一腦袋紅頭髮，好像一束活動的假花。老拉在進攻，她趴在撞球桌上，一隻乳房幫助她固定住桿位，我看著她把白球從桌上打起，直飛到鄰桌的球中間，把那邊擺好的三角球型炸散了。然後她直起身子，看著桌面，好像局勢還在她控制之中，然後她從兜里掏出五個幣子，放在桌沿上，說，輸了，明天再玩。
過來吧，蚊子。她沖我招手。我想提醒她我不叫蚊子，沒人願意叫蚊子，可是我沒說，她願意叫什麼就叫什麼吧，那是她的事兒。她坐在球桌旁邊的椅子上，讓我坐在她旁邊。你打撞球嗎？她問我。我說，不打，不會打。她說，大型呢？玩嗎？我說，不玩。她說，你平常都幹嗎啊你？哎，你跟我說說，來這兒幹嗎來了？我說，來拿我的鋼筆。她說，鋼筆？什麼鋼筆？你以為這是文具店呢？傻逼。我說，咱們說好的，三天之前你把我的鋼筆借走了。她說，挑一樣。我說，什麼？她說，撞球，大型，挑一樣，陪我玩一會兒。我說，我都不會，下午我還得上課。紅頭髮在旁邊自己和自己打著撞球，不停地把球打偏。我說，如果你不給我，那我就走了。我站了起來，她仰著頭看我，說：那你隨便干點什麼行嗎？你會什麼？隨便干點啥。信我已經寫好了，你那破筆我留著也沒用。我說，我會背詩。我操，她高叫著，我操。我轉身準備走出去，她在我身後說，哎，你背吧，背完趕緊拿著破筆滾蛋，背吧，什麼詩？我轉回來，說：外國詩。她說，還會背外國詩？哪看的，不是你自己瞎編的吧。我說：不是，在書店看的。我和我媽去市裡買過書。她說，背吧，趕快，我還有事兒呢。我背道，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淚，如靜脈，如童年的腮腺炎。你回到這裡，快點兒吞下，列寧格勒河邊路燈的魚肝油。彼得堡，我還不願意死：你有我的電話號碼。彼得堡，我還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聲音。她說，沒了？我說：還有，但是我就記到這裡，其餘的忘了。她說，列寧格勒是哪？我說，我不知道。她指著我，對紅頭髮說：老肥，你聽見沒，這傻逼會背詩。紅頭髮瘦得像餓狗一樣，卻叫老肥。他一邊打出一桿球，一邊說：我還會呢，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她對我說，我進去一趟，你們倆傻逼對詩吧。老拉進去之後，老肥把桿杵在地上，對我說，你怎麼認識老拉的？我說，忘了。他用桿頭指了指我，好像要把我打進洞里，說，離她遠點。我說，我知道。他說，你知道個雞巴。說完他把白球擺好，再一次錯失了目標。
老拉出來的時候，手裡拿著我的鋼筆和一個信封，信封上有字。她說，陪我去把信寄了。我說，我要遲到了。我知道郵筒的位置，艷粉街里唯一的郵筒，在它的邊緣，再往東，就是荒地了，我曾經遠遠地看過，有火車道，有土丘，再往那邊不知道有什麼，看不見了。我去的時候是冬天，給父親寄信，雖然知道會被退回。在信里我用鋼筆寫了我最新學到的東西，默寫了圓周率的後十幾位，還跟他說了光合作用的原理。那天下雪，一列火車經過，能看見車窗里的光亮，能看見有人躺在光亮里，火車好像正在逃走的房子。我在想，信是怎麼寄到父親那裡的呢？難道郵筒底下有一個管道，直接通到監獄裡父親的房間？可並不是所有信都寄到監獄去的吧，那可真的需要好多通道才行。走吧，我有自行車，很快就到，很快就能回來，她說。我說，好吧，鋼筆我幫你拿著吧。她說，到那給你。
她的自行車很舊，橫樑，我懷疑過去不是她的。她讓我坐在後面，然後撩起裙子跨在上面，車座太高，她只好把屁股擱在橫樑上，腳才能夠到腳蹬子。她將鋼筆和信封夾在手指里，騎得很快，路也很熟。我雙手扶著車座，防止轉彎的時候把我摔下來。她的脖子後面滲出了汗珠，細長的脖子，曲項向天歌的鵝。我能看見她的抹胸在衣服里拱出一片棱，能看見她被風吹起的裙擺里，白色的褲衩。在我十二歲的這個盛夏的中午，我第一次感到身體里一束遙遠的戰慄，它好像暴雨前的雷聲一樣，由遠及近，在我的身體里炸開，然後蔓延開去。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感受到這種東西的實質，也許它的實質是故鄉的感覺，當然這是我後來對此的總結，也許很不準確。
郵筒在那，毫無疑問，它一直在那。老拉把信投進裡面，用手拍了拍郵筒說，綠哥們，全靠你了。我和自行車站在一起，看著郵筒背面的那片荒地，一片齊膝的雜草，前兩天下了一場暴雨，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坑。遠處是鐵軌，兩頭都看不見終點。老拉把自行車推到郵筒旁邊，鎖上，說，那頭去過嗎？我說，沒有，那頭有什麼？她說，煤廠，很大的煤廠，沒去過？我說，沒有。她說，沒人管，我去拿過煤，很禁燒，姥姥說，這煤鍊鋼都行。我說，鋼筆給我吧。她把鋼筆舉在我面前晃了晃，說，裡面還有墨水，我買了最貴的墨水，鴕鳥牌，我打聽過，鴕鳥牌最好。我想起母親這時候在烈日底下賣毛嗑兒，她要當場把毛嗑兒炒熟，用鐵鍬一樣的鏟子翻檢，也許不久之後，我就會離開這裡，到市裡去上學，住宿，不再用水井壓水，而是喝水龍頭的自來水。我問，那邊沒人管嗎？她說，我去過兩次，都沒有人，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就是沒有人。去嗎？我說，我們用什麼裝煤呢？她說，用手，我們挑大塊的揀，四隻手能拿四塊，回來放在車筐里。我說，我就拿兩塊小的。她用手推了我一把說，傻逼，說過了沒人管，當然揀大的拿。
我沒有想到，煤廠十分遙遠。其實我應該想到的，站在沒有視線阻礙的地方眺望，看不見它，那它一定是遠得可以。在烈日底下，我們穿過雜草叢，穿過鐵軌，迎面是一片高粱地，這片高粱地非常廣大，我記不清在裡面穿行了多久，汗水流進了我的眼睛，我感覺到臉上都是鹽。老拉走在我前面，步履強健，她不時用手分開高粱葉，說，這邊走，你看，螞蚱，這麼大的螞蚱。不但有螞蚱，還有蜻蜓，黃色的是大老黃，翅膀較小，飛得很快，比較機靈；綠色的我們叫它綠豆，長著碩大綠頭，翅膀較大，智商卻低，它落下之後，用手可以直接鉗住它的翅膀。蜻蜓們成群在我們頭上盤旋，落在觸手可及的高粱稈上。可惜我無心捕獲它們，我的手要留著拿煤塊。從高粱地里走出去，聽見有火車經過鐵軌的聲音，只聽見隆隆的聲響，聽不清鐵輪軋過軌道接縫的聲音。
一扇斑駁的鐵門出現在我們面前，鎖頭鎖住了門鼻。這是哪啊？我問。列寧格勒，她說。我大吃一驚說，真的？她說，傻逼，旁邊有字。在鐵門旁邊的石牆上，有四個紅字，像是許多年前刷上去的，好多筆畫已經脫落，不過還是能辨認出是「煤電四營」四個字。煤電四營是什麼東西，我問她。她搖搖頭說，我也不知道，我問過姥姥，她也不知道。我們兩個翻過鐵門，落進院內。院里有一段鐵軌，鐵軌上停著一輛煤車，四四方方，鐵軌向前延伸，一直爬過一個土丘。她說，蚊子，土丘那邊都是煤，還有挖斗車和吊車。我突然說，你坐在裡面，我推你過去。她說，我也不癱，推我幹嗎？我說，你坐進去，我推你。她說，前面是上坡，如果滑下來，能壓死你。我說，你坐進去吧。她蹲在裡面，我努力去推，車一動不動，使勁啊傻逼，她拍著車沿大笑，手上沾滿了灰土。我說，你別催，馬上就會動了。我兩隻腳一前一後頂住後腰，腦袋含在胸前，牙齒咬在一起，鞋要擦出火星，車還是一動不動。她說，別推了，再推天黑了。她從車裡跳下來，指著車輪說，傻逼你看，銹死了。果然是銹死了，我忙著推車，沒看軲轆，車輪和鐵軌已經銹在了一起，好像年老的夫妻。她說，伸出手來看看。我朝她伸出手，手心通紅，兩塊皮離開了手掌，像書頁一樣翻著。她把我的手揉了揉，然後拉住說，走吧，再玩就來不及了。
在我的記憶里，那是第一次有女孩子拉起我的手。
翻過土丘，是一片煤的海洋，準確地說，應該是煤的山川。一座座煤山橫亘在眼前，高的有四五層樓，矮的也有兩層樓那麼高。在煤山之間的低洼處，有前兩天暴雨留下的積水，形成一個一個小型的人工湖，漆黑渾濁，水面上泛著油光。可是，雖然有無窮無盡的煤，卻沒有煤塊，都是煤沙。我說，你帶塑料袋了嗎？她說，沒有，確實有煤塊，要再向前走。我搖搖頭說，到處都是水，走不過去了。她說，怎麼走不過去？我在前面走，你跟在我後面，我走過的地方你就能走。我說，不去了，鋼筆給我吧。我看著這些煤，它們潮濕鬆軟，黑色海綿一樣，而我和老拉，就像兩滴被風吹過來的清水，無足輕重的清水。我忽然想起來，我已經離開家這麼遠了，而且沒有人知道，這種恐懼突然抓住了我，搖晃我。她鬆開我的手，把鋼筆扔在我身上，說：愛去不去，破玩意給你。沒有自行車，看你怎麼走回去。然後獨自向前走去，腳落在煤沙上，發出踩碎枯葉一樣的聲音。我在地上撿起鋼筆，轉過頭，原路返回，翻過鐵門，走進高粱地，一隻大老黃落在我肩膀上，用翅膀小心地保持著平衡。我逮住它，用手撫摸著它的翅膀，它沒有害怕，用觸角輕輕碰著我的手指，我鬆開手，它慢慢地升高飛走了。天空中開始看不見太陽，我四處尋找，確定太陽正在落向我們來的方向，我在心裡努力記住這件事情。我又想了想父親和母親，主要是想了想父親的樣子，他其實大多數時候是個靦腆而沉默的人，不知道是不是監獄裡都是這樣的人，因為膽小而犯罪，應該不會吧，肯定不是這樣。我不能扔下老拉。我轉向煤電四營的方向，吸了一口氣，跑了起來。
我找到了老拉的腳印，她的腳步均勻，好像知道自己的目的地，腳印是一條直線。我踩著她的腳印向前走，煤沙和我想的一樣，如同泥巴，不過因為年紀小，骨頭輕，所以只要不是用力跺腳，可以在上面行走。翻過了一座煤山，看見兩個挖煤的鏟車停在那裡，腳印穿過了其中一輛。老拉應該是在上面坐了一會，我也登了上去，所有東西都生鏽了，車胎也早就乾癟，鏟車的翻斗里，盛滿了雨水。這裡不是列寧格勒，這是一個遺失的世界。我在鐵斗里喝了一點水，如果老拉還沒有喪失理智的話，她也應該在這裡喝水，否則不久之後，水會成為問題。我喝過了水，又洗了臉和手，繼續沿著腳印走。不知走了多久，一直沒有看到老拉的身影，我喊她，也沒有回應，天已經開始黑了起來，身後的鏟車早已經看不見了，被一座座的煤山遮住。我沒有害怕，至少我還有自己的腳印可以走回來。我不認識老拉，我跟她在一起的時間不超過一天，我幾乎不知道她的任何事情，她是一個女孩兒，她也許比我瘋狂，我就知道這些。可在此時此刻，我唯一想要做的事兒就是把她找到，然後一起離開這裡，就算把我的鋼筆給她也行，我必須得這麼干。走到兩座煤山之間的一個岔口，問題出現了。地上突然多出了好多腳印，雜亂無章，向著四面八方走去，我蹲在地上，仔細地比對腳印，看不出新舊，因為天氣太熱，新的腳印不會像剛剛踩過那樣潮濕，而且大小都差不多，也許是老拉自己的，那隻能說明她迷路了，走回了原點，又向著另一個方向走去。我又一次扯開喉嚨大喊：老拉，老拉。我希望這是她的真名字，這樣即使她聽不見，也能感覺到有人在喊她。沒有人回應。我只能選擇其中一條腳印走上去，我選擇了向著更遠方向的那條。
天已經完全黑了。盛夏的夜風吹起來，可是並不讓人感到涼快，這裡沒有一株植物，沒有一棵草，沒有麻雀，沒看到有一隻鳥或者昆蟲飛過。腳印快要看不清了，我把挎籃背心脫下來，撕碎，一點點地扔在地上，走了一會兒，挎籃背心也用完了，可是腳印還在延伸。我忽然想到，如果我錯了，再向前走，可能我就走不出來了。如果我對了呢？老拉就在前面，我們能夠走出來嗎？會有人發現我們嗎？嗓子乾燥得好像炕爐，四處都是積水，可是不能喝。我突然想要拉屎，拉過之後，用內褲擦了屁股，然後把內褲蓋在上面，這是一個標記。現在我的體內空空如也，連屎也沒有了。我坐在地上歇了一會，繼續向前走，邊走邊俯下身，仔細辨認腳印，在一座煤山的半山腰，腳印斷了。我的眼睛已經適應了黑暗，我看見在煤山的側面，有一攤積水，看不清有多深。我喊了老拉的名字，聲音乾裂得好像大人。我坐在煤上，向著積水一點一點滑動。一隻手，一隻手在水邊。我把鋼筆放在旁邊，拽住那隻手，不過不敢太用力，我怕被那隻手拖進水裡。我明白這件事情的原理，她跌入了水裡，雙腳陷進了水裡的軟煤中。她掙扎呼救，可是水還是沒過了她的頭顱，不過水底的煤並沒有被完全浸透，陷入到一定程度就會停下，她的手就這麼搭在了水邊。我用了幾次力氣，都沒法撼動她。我順著原路返回，尋找工具，我卸下了一輛煤車上面的手剎桿，那東西好像風化的石頭一樣，折斷了。我脫下身上僅剩的東西：穿在外面的短褲，把她的手綁在鐵杆上，然後緩慢地向外拖動她。不知道用了多久，有幾次我感到肺子里好像要爆炸一樣，我終於把她拖了出來。她穿著一條有著粉色花瓣的裙子，腳上沒有鞋。
我赤身裸體地在屍體旁躺了一會。不是老拉，她看上去和我年紀差不多，臉雖然脹了，可是看著還是很清秀，鼻子小巧精緻，好像麵糰捏的。她的頭上梳著兩個鬏鬏，上面都是煤渣。她是來撿煤塊的嗎？或者她是陪別人來的？我有種不好的感覺，自己快要睡著，我坐了起來，捏了捏自己的臉，鋼筆叼在嘴裡，把屍體背在身上，向著原路走去。
屍體貼著我光溜溜的脊背，我的身體好像在結著殼。我確信我自己曾經睡過去幾次，邊走邊睡，我想喝水，我想吃東西，我想把她帶出去。不知道為什麼，也許我覺得，一旦走出了這裡，她就會從我的後背跳下來走掉，她死在這裡，她僅僅死在這裡。
後來母親告訴我，她等了我一宿，我沒有回家。第二天她沒有出攤，而是去學校，去我可能去的地方找我，詢問了前一天見過我的人。她見到了老肥，然後見到了老拉。老拉矢口否認曾經見過我，可是我媽抽了她幾個嘴巴，她看出來她在撒謊。我媽找到我的時候，我一絲不掛趴在那個鐵門裡面，嘴裡咬著鋼筆，渾身漆黑，背上有一具高度腐爛的屍體。我很快蘇醒過來，考上了市裡的初中，離開了艷粉街。我問過母親那具屍體後來怎麼樣了，她說交給了警察，然後就沒了下文，好像一直沒人認領，也許是流浪兒，然後應該是燒掉了，撒掉了。
我離開那裡之前見過老拉，她和幾個男孩兒走在一起，指著我說，他就是蚊子。哎，蚊子，有幣子嗎？大型的幣子？她忘了我曾經說過，我不玩大型。她和外婆生活在一起，母親在廣州，做什麼不知道，也許老拉有她的地址。
過了一段時間，差不多是我婚後的三個月左右，我收到了父親的回信，信很簡短，是用鉛筆寫的：
祝賀。多寫東西，照顧好身邊的人，你比我強。不要再寫信給我，眼睛越來越花，如果有婚禮的照片，可以寄給我看。過去我送過你一支鋼筆，你還記得嗎？如果還在，寄給我，我想看看，然後還給你。如果沒有了，就算了。再次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