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後的一個春雨之夜。周家三兄弟都在神樓底里呆著。周金躺在自己的床上,周榕躺在周炳的床上,周炳坐在寫字檯子前面,拿鉛筆輕輕敲著桌面。憂鬱和沉悶籠罩著人間,無聲的春雨跟著緩緩的涼風從窗戶飄進來,院子外面久不久一滴、一答,一滴、一答地響著,和周炳的鉛筆敲打聲互相應和。這時候,周榕失業已經半年多了,離婚也半年多了。周金因為前兩天聽說上海的總工會叫蔣介石查封了,工人糾察隊叫國民黨軍隊繳械了,上海的血腥屠殺開始了,就趕回省城來,一直忙著沒回石井兵工廠去。周炳雖然恢復了學籍,仍然在高中一年級念書,但是跟學校總是貌合神離,對功課根本提不起一點興趣。這天晚上一吃過晚飯,他們就是這樣躺的躺,坐的坐,到現在還沒有人開過腔說話。抽了數不清的生切煙之後,周金到底開口了:
「辛亥革命沒有成功,是因為出了個袁世凱。這回國民革命眼看著要成功了,卻又出了個蔣介石。工人階級的命運好苦呵!」
周榕接上說:「是呀!可咱們該怎麼辦呢?這兩年來,我一直就沒鬧清楚。為什麼我們對國民黨那樣好,他們對我們總是那樣壞!我們吃小份兒,他們吃大份兒。可是我們過的心驚肉跳,他們倒是大不咧咧地滿不在乎。現在對工人,對共產黨員,對革命的青年男女,又是這個樣子!這論交情,論道義,論天理,論良心,都是說不過去的!」
周金把床板拍了一下說:「可不就是咱們把那姓蔣的慣壞了!他要雨就雨,要風就風!去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的事情能放他過去,什麼事情再不放他過去!你瞧著他還要當總統、皇帝呢!你能奈他什麼何?」
周榕陰沉地說:「話是這樣講了,可也是形勢所逼:那會兒人家是主,我們是客;人家是領頭,我們是跟後;人家本錢大,我們本錢小。你又能怎麼樣?何況那時候姓蔣的還是個左派呢!」
「左他娘個屄!」大哥粗暴地吼喊起來了。「欺騙!上當!恥辱!人家坐轎子,我們抬轎子。人家是東家,我們是扛活兒。人家叫住就住,人家叫走就走。我們兵沒個兵,官沒個官,錢沒個錢,權沒個權。什麼把柄都抓在他姓蔣的手裡。這是革的什麼命!」
周榕在床上翻了一個身,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嗐!多氣悶哪。時勢如此,也說不得那許多了。總之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就是了。人家當頭做主,你不是在人家手指縫裡討生活又怎麼的?現在希望國民黨還有一點革命良心就是了!」周炳也拍了一下桌子,發脾氣道:「這不可能!他能解散總工會,繳工人糾察隊的械,殺了那許多人,還有什麼革命良心?這不跟吳佩孚、孫傳芳、段祺瑞一個樣兒了么?除非咱們工人糾察隊能夠把上海佔領下來,跟他硬幹一場!除非咱們乾脆和那姓蔣的決裂了,把他的命也給革了下來!咱們組織咱們的工人政府!」周金又抽上一根煙,說:「也許這是個好辦法。也許哪一天用得著這個辦法。什麼國民革命,我看是沒有指望的了。」周榕又翻了一個身,又嘆了一口氣,說:「恐怕還不能這樣說吧。這太過於悲觀頹喪了。大局還有可為,總是不走這一著好。咱們還有大敵當前,這是大家都看得見的。蔣介石難道看不見?就說國民黨,他們還有汪精衛呀,還有那個左派呀。咱們還是忍耐著瞧吧!」
正說著,門外忽然響起了砰砰砰的急急的敲門聲。大家的精神都振作了,神經也緊張起來了。兩個青年男子跳了下地,周炳也唰地一聲站了起來。周金對大家說:「不要慌張。
沒有什麼可怕的!什麼時候都不要忘記自己是個革命男子漢!」然後叫周炳去開門,自己站在窗前,仰望著那黑沉沉的天空,慢慢地吸煙。周炳扭亮了神廳的電燈,打開了大門,跳進來一個漂亮而壯健、大眼窩、大嘴巴的年輕小夥子,原來是楊承輝。他把雨衣一扔,就衝進神樓底,氣急敗壞地說:
「壞了,壞了!出事兒了!反革命分子動手了!快走吧,走吧,走吧!」
周家兄弟讓他坐下來慢慢講,他就勉強坐下,把剛才他怎麼回學校開會,怎麼遠遠地看見大批憲兵和警察包圍了學校,怎麼向附近小鋪子打聽,那小鋪子老闆怎麼告訴他是抓共產黨,已經抓走了一百多人等等情形,給他們講了一遍。周榕說:「是了,照上海的方子抓藥了。」周金說:「那自然是的。還有什麼不是的呢?你剛才還說,不要過於悲觀頹喪,話是說得早了一點,如今倒真地用得著了。也值不得大驚小怪,本來事前應該料得到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要走了,你們不是黨員,你們怎麼樣?」楊承輝說:「我是學醫的,平時又沒有怎麼出頭露面,我用不著走。榕哥是要避一避風頭的,他太紅了。」周炳說:「如果大哥、二哥走,我也走。」當下決定三個人都走,就吩咐楊承輝去通知區蘇,再去通知印刷工人古滔,要他們轉知所有的朋友,暫時不要上周家來。楊承輝和他們依依不捨地道了別,就走出黑魆魆的官塘街,去找古滔。這古滔本來是香港的罷工工人,後來罷工結束,很多人留在廣州做工,他也在普興印刷廠找到了一份工。他聽了情況之後,又和楊承輝約定,每逢陽曆五號、十號的晚上,在海珠公園的東南角上會面。這邊三家巷周家的人,也立刻行動起來。楊承輝前腳一走,他們三兄弟跟著就帶上一點現款,對周鐵和周楊氏只說要上韶關去幾天,就連夜溜出來了。
他們出了三家巷,一個勁兒向南走,經過官塘街,竇富巷,走進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過仙羊街,這樣朝長堤走去。一眨眼之間,他們就變成無家可歸的人了。他們並沒有覺著害怕,也沒有覺著哀愁,只覺著有一股無名的憤怒填滿了胸膛。天上的雨好像住了,到處是濕漉漉的,很不好走。人家都關上了大門,小鋪子都顯得冷清清的,每一盞街燈距離那樣遠,又都是那樣昏暗無光,好像整個廣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裡面去了。他們出了長堤,朝西拐,一直走到黃沙火車站,又回頭朝東走,一直走到大沙頭,只是在珠江邊上徘徊,渾找不到歸宿。他們想遍了親戚朋友,都沒有合於藏身的地方。想到旅館去開房間,又覺著不妥當。想找間空屋破廟,倒也不難,只是叫人撞見了反為不美。想來想去,還不如租一隻小艇子在珠江上過一夜,明天再做打算。主意拿定,他們就雇了一隻小艇,講明六毫錢過夜。三個人上船之後,叫把船從珠江北岸搖到珠江南岸——河南的塹口附近灣泊。他們上岸,找一間叫做「二厘館」的那種炒粉館喝過茶,吃過宵夜,才回船上去睡。周金和周炳一倒下就睡熟了。只有周榕一個人睡不著。他靠著船篷的窗口坐著,望著面前的迷濛雨景出神。那雨夜的珠江,平靜地、柔媚地打他的窗前流過,只聽見十分細碎的腳步聲。在笨重的黑夜的掩蓋之下,一點也看不清她的顏容。遠處,西濠口的燈光像大火燃燒一般地明亮。他望著那廣州,想起那廣州城裡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陳文娣和他在一隻大輪船的甲板上,心貼著心地站著,一道向上海衝去的情景,禁不住感慨萬分。忽然一陣腥風夾著雨點從廣州那邊吹了過來。他嗅著那一股又腥又鹹的涼風,彷彿有人血的味道,不覺用手捂住臉孔,唉地長嘆了一聲。
第二天,周炳按照大哥周金的吩咐,到沙面找著了洋務工人黃群。他把大局的情形告訴了她,要她通知洪偉、章蝦和其他曾經參加省港罷工的工人,讓大家特別小心,沒事就在沙面住幾天,不要回家去。那年輕活潑的女工聽到這些話,當堂就哭起來了。後來談到找房子的問題,黃群自己走不開,她告訴周炳怎樣去找她的表舅母冼大媽想辦法。這冼大媽住在芳村市頭後面的一間竹寮里,是一個四五十歲、無依無靠、無親無近的寡母婆,每天只靠擔了筐子,到酒樓菜館去收買菜腳、下欄,又把它轉賣出去度日。當下她聽說是黃群叫來找她借地方住的,一口就答應了。跟到就把竹寮的外間收拾乾淨,支起一個大鋪來,又把一條鑰匙交給周炳,自己擔上筐子去幹營生去了。這三兄弟得了個暫時安身之所,就把房租和米飯錢都交了給冼大媽,又幫她挑水破柴,燒飯做菜,大家一道過日子,好像一家人一樣。幾天之後,他們看見冼大媽是個忠直慈善的婦人,就把她認做了乾媽,並且把省港工人如何罷工、國民革命軍如何北伐,國民黨、蔣介石如何獨裁、分裂,如何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工人等等事情,都對她說了。她聽了之後,義憤填膺地說:
「你們別看我年老,不通世情,蔣介石這樣的壞心腸,我可看不上眼!一個人不講天理良心,看他當堂就會得到報應。不要緊,你們就安心住在我這裡。你們只管對人說我是你們的乾娘,包管你們沒事兒。那姓蔣的也不會長久的,等他倒了台,你們再回家不遲!」
從此之後,他們就躲藏在這芳村冼大媽的竹寮里。白天,看看書,看看報,下下棋,喝喝酒。晚上,周金和周榕就出去活動,經常搞到深夜才回來。他們把周炳留在家裡,不讓他出去,他只好整夜整夜地跟著冼大媽東拉西扯,聊天過日子。冼大媽聽得多了,也就慢慢明白。後來,她不單給她這幾個乾兒子買東西,洗衣服,也逐漸給他們送信,傳消息,和他們的朋友都相熱了。有一天,冼大媽從區蘇那裡帶回來一個口信,說陳文娣要在五月四日那一天跟何守仁結婚,周炳叫她千萬莫把這個消息告訴周榕,又把陳文娣和他二哥的關係,陳文婷和自己的交情一五一十都對冼大媽說了,希望從她那裡得到一點支持和安慰。但是冼大媽吐了一口唾沫說:「呸!我守寡二十多年還沒嫁,他男人還活著倒嫁了。這樣人家的姑娘有什麼好希罕的?你那個表妹,依我說,萬萬要不得!」這真是把周炳弄得心亂如麻。他本來悄悄寫下一封信,準備寄給陳文婷,約她到西堤「大新公司」會一會面,聽見冼大媽這麼一說,又不寄了。時局一天比一天壞。那些傳說廣州就要暴動的消息看來總不能證實。說海、陸豐農民已經暴動起來,已經奪取了縣城,並且已經成立了人民政府,又不知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吧,海、陸豐離廣州多遠哪,」他想道,「什麼時候才能來到廣州呢?」可是那些討厭的消息卻一天比一天多。不是說某某人被槍斃了,就說是某某人失蹤了,某某人逃走了。周炳看得出來,他大哥跟二哥的臉色一天比一天難看,一天比一天沉重,後來簡直整天整夜地躺著,既不看書、下棋,也不出去活動,最後連吃飯都吃不下去了。他問他們,他們什麼也不說;他要出去看看,他們又不允許。這一下,把周炳急得實在按捺不住了。他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得開交。最後,他把寫給陳文婷的那封信拿給大哥、二哥看。周榕看了,只是平靜地說:「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她不會跟你見面的。」周金卻暴躁如雷地跳起來罵道:「給她寫信?約她見面?你想想看,她家有的是買辦、姦細、賣國賊、忘恩負義之徒,哪裡有過一個好人!」周炳覺著無話可說,把信又收了起來。
到了五月四日那天早上,時局更加緊張,情況更加危險,周金、周榕都出去了,剩下周炳一個人在家,再也沉不住氣。他先拿出區桃的小照片看了那麼一個鐘頭,然後珍重地把那小照片放進表袋裡,覺著渾身都不自在。他走到竹寮大門旁邊,大門從裡邊閂著。他從門縫裡朝外邊窺探,看見外面那一片菜地上,如今正種著黃瓜,瓜蔓纏在竹架上,正拚命地往上攀。上面是熱烈的太陽,是廣闊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春風,——那春風,掠過瓜棚,把一股清香,微帶苦味兒的清香從門縫裡吹進來,聞得人心清肺潤,十分舒服。他不由得自言自語道:
「光明的前途,幸福的預感,緊張的生活,——毀了!東園,南關,西門,三家巷,許多的好朋友,最心愛、最心愛的舞台,——沒了!我自己把自己拴在這竹寮里,唉,孤獨呵!苦悶呵!寂寞無聊呵!我如果像那一片雲,那一隻相思鳥,那一隻小蝴蝶,出去飛一下,多好!」但是他又立刻回答自己道:「不行,不行,哥哥們不叫出去!」於是他只好拿起周金的生切煙包來,卷了一根很粗的煙來抽。他不會抽煙,嗆得很厲害,可是他等嗆完了,又使勁再抽。
過了一會兒,他的全身筋肉都跳動不停,他實在熬不住了,於是又自言自語道:「這十幾二十天沒有得到我的消息,不知道她會多麼難過!究竟把我當做活著呢,還是死了呢?留著呢,還是跑了呢?不知道她多少晚上失眠,流了多少眼淚,咬碎了幾個繡花枕頭!我能夠這麼忍心,連字條兒都不捎個給她么?陳家沒有一個好人,何家也沒有一個好人,但是陳文婷、何守禮、胡杏這些,究竟是一些例外!陳文雄的心腸是毒辣的,陳文娣的心腸也是毒辣的,——她今天晚上就另有新歡了,出賣自己的靈魂了。陳文婷可不一樣呀!她在家庭裡面也是孤獨的,苦悶的,寂寞無聊的。一定是這樣!我怎麼能夠殘忍到這般田地,把她甩開不管,讓她孤立無援,痛苦難堪,抱怨天下男子無情無義呢!」這樣子,他偷偷在信封上貼了郵票,打開竹寮的大門,走上街去,把那封寫好了、壓下來的信給陳文婷寄去了。
五月四日那天晚上,何家為了何守仁和陳文娣舉行婚禮,在有名的西園酒家大排筵席。到的客人之中,有何應元的朋友和同僚,有何守仁的同學和同事,有陳萬利和陳文雄的同業,也有陳文娣的同行,再加上何、陳兩俯的親戚世交,簡直是古語所謂冠蓋雲集,洋洋大觀,比陳文雄跟周泉結婚時候,那氣派和排場,又勝一籌。這些賀客,有坐汽車來的,有坐轎子來的,有坐包車來的;有穿長衫馬褂的,有穿西裝革履的,有穿中山裝、學生裝的;堂客有穿旗袍的,有穿長裙的,有穿西服的,有穿大襟衫、長褲的,也有穿學生衫裙的;有說廣東話的,有說外江話的,有說英國話的,還有說法國話的。簡直把個「西園」酒家裝扮得五光十色,燕囀鶯啼。客人都安好座位之後,宴會就開始,一時燕窩、魚翅、鴨掌、鳳肝大盤大碗地捧上來,猜枚飲酒,笑語嬌嗔,十分快活。在一個單獨的小廳里,新婚夫婦何守仁和陳文娣,陪著陳文雄、李民魁、李民天、楊承輝、陳文英、周泉、陳文婕、陳文婷做一桌。這陳文英大姐是最受歡迎的人物之一。她是剛從她丈夫張子豪的駐地上海歸寧回來,昨天才到家的。張子豪最近升了團長,她也就成了團長夫人。她做了祈禱之後,才開始吃菜,一面吃,一面給大家講上海的風光,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兒,都羨慕那十里洋場,豪華富麗。陳文雄溫文爾雅地問他大姐道:「上海的清黨辦得好不好?把共產黨捏得乾淨不幹凈?」陳文英說:「誰愛管你們這些魔鬼的事情?我倒是聽過你姐夫說,上海的清黨是清得最乾淨的,比用瀉鹽清的還要清,說是連一個都沒有留下了!」
「連一個都沒有留下?」陳文雄很有禮貌地挺起腰桿問,又自己回答:「子豪未免太自豪了!我承認上海人是欺軟怕硬的,共黨分子尤其如此。大姐夫有兵權在手,事情自然好辦。可是,難道說租界也能進去么?」陳文英含糊不清地說:「這個,我就不知道了。」陳文雄又指著楊承輝說笑話道:「大姐,還有好笑的呢。不久之前,咱們這位表少爺還大叫共產黨萬歲,哪裡知道連一歲都沒有,就完了。」大姐跟李民魁哈哈笑了兩聲,其餘的都沒笑,楊承輝風度翩翩地微笑道:
「大表哥,請允許我說一句不知進退的話,你未免太樂觀了。共產黨怎麼就算完了呢?」
李民魁插嘴道:「就算你還數得出一兩個,什麼大不了的氣候是沒有的了。這叫做天下事大定矣!」
李民天提醒大家道:「不管怎麼說,兄弟鬩牆,只能說是民族的災難。咱們有什麼感到特別快活的理由呢?」於是陳文雄、李民魁和李民天、楊承輝這兩位大學生,四張嘴對吵起來。新娘和新郎今天保持著超然物外的幸福的態度。周泉和陳文婷想起周榕和周炳,覺著很痛苦,老耷拉著腦袋。陳文英和陳文婕總想找機會加入一方,可是那機會總沒碰著。一會兒,新郎和新娘站起來道歉,要到外面去敬酒,爭論才暫時中斷了。陳文婕就趁著這個機會,向陳文英提出一個疑問道:「大姐,按照基督教的教義,是提倡慈愛和平,反對兇殘殺戮的,對么?」陳文英望了她一眼,慈和地笑著說:「三妹,你又是一位大學生。不錯,我們是崇尚仁慈的。但是對於魔鬼,有什麼仁慈可說呢?」陳文婷抗聲道:「無論如何,我不能贊成把任何一個共產黨員都看成魔鬼!這是不公平的。」周泉咬著嘴唇,扭歪著那蒼白的瘦削的臉孔,自始至終,一言不發。……
二更過了,酒正喝到熱鬧處。何家的小小姐,年方十歲的何守禮瞌睡了,由那十三歲的丫頭胡杏伴送著,步行回家。一出西園門口,何守禮倒不瞌睡了。她問胡杏道:「剛才那肥豬一樣的人是誰?他光望著我爸爸笑,又一個勁兒地打恭作揖,那嘴巴咧開,像吃了屎的一樣!」胡杏說:「你連他都不認得?他是你爹的管賬,叫何不周。在鄉下,他的威風可大呢!說起來,他還是你爹的叔叔,是你的叔公。在我們家裡,大家管他叫二叔公,都說光他那一身膘,就足夠二百斤重!」何守禮說:「算了。誰願意倒霉,要這麼個二叔公!」過了一會兒,她倆走進竇富巷口,她又問胡杏道:「杏姐,告訴我,今天陳家二組和我大哥吃喜酒,你不覺得奇怪么?」胡杏說:「我不覺得奇怪。」何守禮說:「別哄我。她不是早就嫁給周家二哥的么?怎麼忽然間又嫁給我大哥?」胡杏承認道:「要按這麼說,那倒是有點奇怪了!不過這樣的事情,咱們是弄不清的。你知道那些大人心裏面盡想什麼?」何守禮說:「為什麼周家今天光來了個姐姐,幾個哥哥都不來呢?他們是不是跟我大哥慪氣啦?」胡杏說:「不,不是慪氣。周炳他三兄弟早就逃走了。」何守禮說:「為什麼要逃走?他們是壞人么?」胡杏不想往下說了,就只推說不知道。何守禮哪裡肯依,就苦苦糾纏著要她講。她們回到家,洗了澡,何守禮的媽媽、那三姐何杜氏還沒回家,胡杏就伺候她回到那第三進的北房,要她先睡。她怎麼說也不答應,一定要胡杏給她分辨那周家三兄弟是好人、是壞人。胡杏叫她逼得沒法,只得說了實話道:「依我看,他們都是好人!」何守禮又追問道:「好人為什麼要逃走?」胡杏說:「那我可當真不曉得了。敢情是有壞人要害他們咯!你快睡吧……再不睡,我又要捱揍了!」何守禮不得要領,只好帶著那個疑團睡下了。
何守禮睡著之後,胡杏又悄悄地跑到周媽那邊去,替她擦桌、椅、板凳、茶几、杌子。自從周家三兄弟離家出走之後,胡杏一抽得出空,就上周媽家裡去,陪她做針黹,陪她談閑天,有時也替她打水,破柴,掃地,倒痰罐;有時還替她洗衣服,擦桌、椅。周楊氏也很喜歡她,疼愛她,總愛買點香、脆好吃的東西,像咸脆花生、蚝油蠶豆、雞蛋卷子、南乳崩砂之類,放在茶食柜子時,見了她,就塞給她吃——一面看著她吃,一面自己淌眼淚。慢慢地她倆就像兩母女一樣,相依為命,一天不見,心裡就犯嘀咕。那天晚上,擦桌、椅擦到神樓底,胡杏看見區桃那張畫像,還隨便放在書桌上,沒收藏好。她知道這是周炳心愛的東西,就有心替他收藏起來。她跟周媽商量了好半天,沒個合適處。後來她看見神廳里、牆壁上掛著一個玻璃鏡框,鏡框里嵌著一張全家福的照片,覺得合適,就把那鏡框除了下來,撬開底板,把區桃的畫像打橫墊在照片後面,放了進去。周楊氏坐在一旁,看著她裝上底板,釘上釘子,重新掛在牆上,還是那幅全家福照片,誰也猜不出有一張畫像在底下。——這幾下手腳做得那麼輕巧,那麼敏捷,那麼細心,那麼妥帖,不由得周媽不想起當年的美人兒區桃來。胡杏收好畫像,擦完桌、椅,又從井裡打起一桶涼水,提到巷子當中去,澆在那棵白蘭樹的樹根上面,一面澆、一面說:
「要澆才行,要澆才行。別把它旱壞了。——他要罵人!」
周楊氏看著,一面頻頻點頭,一面想:「這孩子的心有頭髮絲那麼細!她多有腸肚!她對阿炳多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