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學校公廁挑糞的時候,時常會與一個人不約而同地會師在糞坑前。他黑長臉,破草帽,褲腳上一定沾泥帶土。一雙黃膠鞋前面破了洞,鞋後跟掛著幾條散紗,像是從垃圾堆里撿來的荒貨。
看他兩個特大型號的糞桶,誰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個城裡人。他姓余,人稱「余老闆」,因為多年前來此辦魚場,雇了一些幫工,就有了老闆的身份。但他養魚頗為不順,不是碰上魚瘟,就是碰上山洪,幾年下來把幾十萬投資都賠光了。但他決不撤兵,依然在這裡餵豬,打米,種田,育瓜菜,把魚塘之外的經營範圍越做越大,光是豬就呼嚕呼嚕餵了二十多頭,簡直是個勞動瘋子。他沒再僱工了,親自來學校擔糞,而且恨不得一肩挑上三擔,選擇的糞桶大得像糞缸。
他看上去也是五十歲左右的人了,還想當個農業李嘉誠?還想拿個農業奧林匹克獎?
我遇到他,免不了要向他討教很多農事,關於母雞不下蛋時該怎麼辦,關於西紅柿枯葉是怎麼回事。我在《齊民要術》一類農書里沒法找到問題的答案。在這時候,他一五一十指教得非常詳細,有時還叮囑一句:你到我家裡來,我給你一點好秧子。
他也
讓人捎來過一些好秧子,還有防病治蟲的報剪資料什麼的。我去過他家。一路走去,發現他擔糞的路途很遠。他既然餵了那麼多禽畜,家肥應該不成問題的,但還是一次次長途奔襲學校廁所,只差沒把免費的大糞當作大鍋飯,其種植野心想必無比遼闊。我看到了他滿坡的菜,滿壠的禾,滿欄的豬,果然被他的產業規模所震撼。他的家倒像個叫化子窩,比一般農家還骯亂許多。幾間借來的舊瓦房裡,大鍋里是半鍋冷潲,母雞飛上了灶台,留下雞屎和草須。卧房裡居然沒有一兩張像樣的椅子,倒是有幾口土磚可坐。一袋袋谷糠或化肥,堆碼在大木櫃旁,成了客人必須小心提防的路障。一張顯然是借來的破床上,被子也沒疊,堆成一團,壓住了兩本破雜誌,不知主婦是沒時間打理,還是沒心情打理。
我在這裡沒說上多少話,因為他實在太忙,沒功夫陪我多說。剛從地上大汗淋淋地回來,就有農民來求他打米,有農民來買他的鴨蛋。這裡還沒做完,又來一婦人請他去給雞診病,簡直一刻也不讓他消停。
主婦回來了,忙著切豬菜和熬豬食,也顧不上與我多說。看得出她累得都直不起腰了,一絡汗津津的頭髮搭拉在前額。
「你們太能幹了,承包了這麼多地。」
她冷笑一聲:「這不是發瘋么?我一直沒搞明白,這裡是有一團金子呢,還是有一團銀子呢?放著好日子不過,跑到這裡來打鬼。」
「倒也是,不年青了,心不能太大,能做多少算多少,悠著點。」
「他恨不得一天有三十六個鐘頭,恨不得我一個人長出八隻手!」
我看見她坐的一張椅子偏偏欲倒,「你們至少應該打幾件傢具,再把房子修整一下。安居樂業么,先安居,後樂業。」
「誰說不是呢?說是今年冬天要搞一下的吧?不過,搞不搞,怎麼搞,我都隨他。」她懶得往下說,看著門外的斜陽,一臉嫁狗隨狗的愁怨。
後來我知道,余老闆與我還是中學同學,只是不同年級。當年他是「井岡山」的,我是「紅造會」的,兩派操著五四手槍、手榴彈以及磚塊鐵棍互相惡鬥的時候,說不定我們還交過手,只是沒有互相記住面容。後來大家統統滾下農村,他去了另一公社,與我所在公社不算太遠。我們說不定在長途汽車上或集鎮上也見過面,只是沒有特別的交道。不久前,幾位老校友來鄉下看我,其中一位女士是他的同班同學。他聞訊後立即提一條大魚來款待客人,但自己決不留下來吃——其實是忙得沒功夫入席。
看著他叭嗒叭嗒遠去的兩隻泥腳,我的客人都好奇他的忙碌。照理說,他在城裡有房子,有退休金,自己做生意還賺過兩筆,有什麼必要一定要來此搞得一身泥髒水臭?搞得老婆滿腔怨氣以至每次見客都要開一場控訴會?他是想發財嗎?好像不是。憑他一位叔叔的局長身份,他在城裡隨便開個什麼店,幫個什麼工,也少不了這一份收入。相反,他在這裡給東家診雞病,給西家送菜秧,到處指導殺蟲和果樹接枝,完全是個義務的農技推廣機構——能發出個什麼財?他還養了條大洋狗。那畜牲大如一頭小牛,立起來有人高,一天要吃一兩付豬肺,害得他老婆三天兩頭就去集鎮找豬肺,光是車票錢和豬肺錢都不知賠了多少——有這樣發財的么?
連農民也覺得他不可思議。
在這個時代,人們可以理解財迷、酒迷、舞迷、棋迷、釣迷、牌迷乃至白粉迷,就是很難理解一個農迷。人們看見健身的大汗淋淋,會說那是酷;看見探險的九死一生,會說那是爽;但看見一個人高高興興地務農,肯定一口咬定那是蠢。同樣,人們看見粉絲們為台上偶象一擲千金,看見股民們在交易所血本無歸,都會覺得正常。看見余老闆玩農活哪怕小賺不賠,也會覺得瘋人院沒上門鎖。
余老闆忙得連電視都不看,從不知道哪個明星懷孕了,哪個明星離婚了,哪個明星打官司了,哪個明星的性取向有變……這在很多人看來,當然是問題更為嚴重。他簡直是信息時代的白痴一個。他敢不承認?
這個時代的好些道理,沒法與余老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