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巳（上午9 時一 11 時）
11
新郎並不一定感到幸福。
「好好的，你怎麼又給」掐「了？」薛大娘實在忍不住，責備薛紀躍，「你留神別把答錄機鼓搗啞了！」
「媽，壞不了！」薛紀躍沒心思向母親解釋。他坐在嶄新的電鍍架摺椅上，神經質地擺弄著答錄機。
答錄機是新的，錄音帶也是新的。這盤新帶子是朱逢博的獨唱曲，帶電子琴的小樂隊伴奏。薛紀躍自己也說不清，他為什麼此刻不能耐心地把每一首歌聽完。他已經好幾次中途把停止鍵按下，又按快進鍵讓帶子轉到下首歌，可是當那首歌從某一音符突然響起時，他又不能容忍開頭的不完整，於是便又按停止鍵，又進行短暫的快退，往往退又退得多了，使他更加煩躁……朱逢博被他折騰得總那麼顛三倒四地忽而尖嘯而出，忽而戛然而止，難怪本打算在這一天里容忍薛紀躍一切的薛大娘，也禁不住當面抱怨起來。
終於，薛紀躍似乎把興趣穩定在一首充滿了氣聲和顫音的歌曲上。
薛大娘憐惜地望了他一眼，吁出一口氣，繼續忙她的一攤子事去了。
薛紀躍獃獃地坐在那裡，心裡很亂。此刻他沒有邏輯清晰的理智思維，他的頭腦里淤塞著一大堆互相糾結、衝撞的散亂思緒。他知道那終於不可避免的局面即將來臨，那似乎是他盼望已久的，可也確鑿是他憂懼以待的……
……沒有電腦選曲的功能，就是差勁！雖說是四喇叭的，但牌子不硬；牌子硬的如今並不難買，自己工作的那個商場交電組就有，可實在太貴！交電組的許師傅勸過自己，「幹嗎要四喇叭？買個倆喇叭的」三洋「，聽著比你要的這個不差，既經聽，又省錢……」自己確實動搖了，可潘秀婭堅定不移：「就得四喇叭！」
薛紀躍朝屋子四面望望，他感到潘秀婭的這種「四喇叭精神」無處不在。
不過，潘秀婭——這位一會兒便要坐著出租小轎車來的新娘子，絕不是那種不知天高地厚、貪心不足的人。她從她那個家庭里摔打出來，她首先知道地有多厚。她爹她媽一共生了六個孩子，仨小子仨閨女，她是老五，底下還有一個待業的弟弟。她爹是一家洗染店的工人，她媽一年有三季推著小木車到十字路口賣冰棍。論經濟情況，她家比薛家窮得更多、更透，從來一分錢都恨不能掰成兩半兒使。就拿吃菜來說，黃瓜從來是單等到拉秧以後一毛錢一大堆了，才捨得買來吃，那些又短又彎、肚子又胖粒兒又大的黃瓜，她家吃了該有多少？拌著吃、熬著吃、擦成絲兒拌餡吃……所以，她倒不是那種手裡有了錢就當水潑的人。她自打到照相館當營業員以後，也就知道了天有多高。
她們那個照相館有時候包攬外出照團體照的生意，她給攝影師傅打下手，去過大機關，見過大場面。去得早了，有時候人家客氣，還拉到茶話會乃至宴席上入座，見著過好多的名人、闊主兒，那號場面是再貴重的東西也不足為奇……可她知道，自己夠不著人家那個生活標準，疑心妄想沒有用，白坑害了自己。她就是這麼個不僅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並且量著天和地的尺寸辦事情的人。
看吧，現在這間新房裡的東西，除了人家贈送的，全是依著她那滿打滿量的尺寸置備的。她自己拿出二百塊錢來，父母再給她三百，哥哥姐姐們包下了全部床上用品和鍋碗瓢盆，不再拿錢；薛紀躍沒有私房，掙工資以後錢都交給他媽，用的時候再問他媽要，但他爹媽有一個專為他立的存摺，拿出來辦事的時候是七百八十幾元，刨去留著擺席、散糖的三百元，置家當的錢不到五百元；這統共一千來元置家費到了潘秀婭手裡，她使用起來就好比吹一隻彩色的氣球，她要把那氣球吹脹到最大的限度，但又決不讓它爆掉。她所購置的東西說出去都得是最中聽的，而且要盡量實惠。雙人床一定要彈簧軟墊、兩邊上人的那種，即便夠不上正經八百的 「席夢思」，總也不能要她哥哥姐姐家裡還在耐心使用的那號光板床；大立櫃一定要三開的；沙發一定得葛絲沙發布 「全包」的 （真皮的不敢問津，但人造革的決不能要）；寫字檯一定得 「兩頭沈」；五斗櫥一定得是帶靠背鏡的；摺疊桌一定得是能方變圓，圓變方的（但不必買電鍍架的，因為搭上塑膠桌布以後，誰去看那支架？烤漆的就行）；摺疊椅卻一定得是帶電鍍架的；酒櫃一定得是一頭高一頭矮，雙拉門上不是粘著拉手而是電磨凹槽的……就是臉盆架，也一定得是帶高挑毛巾架和雙皂筐的。這就難怪她同薛紀躍去買答錄機時，寧願牌子軟一點，也非得要四喇叭的不可了。
薛紀躍也曾同她爭論過：「我寧願要倆喇叭的名牌貨，也不要四喇叭的雜巴湊！」她呢，針鋒相對地掀著嘴唇說：「我寧要小羊頭，不要大牛尾！」
好嘛！眼下這屋裡倒是塞滿了「小羊頭」——大面上聽去全是擦著天的高檔貨，其實，雙人床是薛紀躍跟她幾乎跑遍了城裡所有的傢具店，把腿都跑細了一半，才終於在永定門附近買下的，好處就是那裡賣的是處理品，褥面上有點污損，比別處便宜十塊錢。「床單一鋪就看不見了不是？」潘秀婭這麼對薛紀躍說，倒好象她中了什麼彩似的。
三開大立櫃和全包沙發是在天壇牆根那兒的農貿市場，打一位滿嘴黃板牙的農民手裡買下的。其他不是託人情買的並無疵點的所謂「次品」，便是挑了又挑、比了又比、猶豫來又猶豫去、最後僅僅為了便宜個塊兒八毛的，才大老遠買下，又麻煩薛紀徽他們給運回來的……
薛師傅和薛大娘對潘秀婭的這份精打細算倒是看在眼裡、喜在心裡。豈止是喜在心裡，他們不僅當著薛紀躍、當著潘秀婭本人，而且當著薛紀徽和孟昭英兩口子，誇讚了不止一次。有回薛大娘誇過了頭，顯出有點橫著比的意思，還惹得孟昭英圓方臉變成了長方臉。又豈止是拿話誇呢？他們還捨得拿出三百來塊錢，單給潘秀婭買了塊瑞士雷達牌鍍金小坤表！這事直到此刻還瞞著薛紀徽兩口子……
當然，買表這事的來龍去脈薛紀躍一個人最清楚。就潘秀婭那一頭來說，你也很難說她如同農村姑娘那樣公開地要了彩禮。同許許多多搞物件的人一樣，在雙方基本相中了對方以後，他們便雙雙在公園遛彎兒，一遛二遛，漸漸地坐在一起的時候比走在一起的時候多了，又漸漸地不光是說話，而進入到身體接觸的階段——那最最初級的階段，便是互相抓著手腕子看對方的手錶，當然不是看幾點幾分，而是邊看邊問：什麼牌的？值多少錢？誰給買的？走得準不準？……潘秀婭很快便掌握了關於薛紀躍那塊表的資訊：港裝石英電子錶，頭兩年又稀罕又時髦，大概是小一百塊買下的，現在一點沒舊，卻頂多只值四、五十塊了；是他上班頭一天，薛師傅親自帶他到商場鐘錶部，鄭重其事地給他買的；可見他都那麼大了，父母還把他當心肝寶貝兒；這也難怪，他們家統共才倆兒子嘛，他又是小的，守在身邊的時間最多……潘秀婭手腕上的那塊呢？薛紀躍研究了半天也沒弄明白，潘秀婭詐唬地說：「我這可是瑞士雷達表！」他認不出那錶盤上的拉丁字母是什麼意思，他不懂中文拼音，當然更不懂外文，所以他就當真了。
他哼齣電視上播放雷達表廣告時的那種曲調，未了說：「呵，你可真夠帥的，雷達表！」潘秀婭把手腕子從他手中猛地抽出，心裡一陣酸楚、一陣悸動，她告訴他：「什麼雷達！外地雜牌貨！二嫂走後門買來的，說是內部試銷的新產品，六十塊錢。她剛給我的時候我還美滋滋的，對她千恩萬謝，給了她六張十塊的新票子，誰知道不到仨月這表就自由散漫得不行，快起來一天能快上半拉鐘頭，慢起來一天能慢十多分鐘。我拿去修理，人家說你這號表不管修，雜牌貨，有的零件精密度不過關。你說可氣不可氣！更可氣的還在後頭呢。我聽人家說，這表後門」試銷「的時候，一塊才賣五十塊錢，敢情我那二嫂還賺了我十塊錢！我跟她吵了一架，打那以後只要我在家，她就不敢來……你瞧我的命多苦，我爹我媽才不管給買表哩，我要想戴好表，就得自個兒擠著命去掙！就是真跟你」那個「了，你能給我買塊好表？……」這時候薛紀躍就挺起了胸脯，「給你買！買塊雷達的！」潘秀婭竟聞聲撲到了他懷裡，倒把他嚇了一跳。可潘秀婭隨即也就抽回了身子，冷靜地問，「你有那麼多錢嗎？」薛紀躍紅著臉說：「反正想買就能有。」於是他們下一次會面的主要活動內容，就成了去王府井大街上的雷達表經銷修理部……後來，當他們準備結婚的時候，薛紀躍便告訴她：「我爹我媽要給你買一塊瑞士雷達小金錶，可得在咱們結婚那天才能給你戴——為的是求個吉利。這是他們老人的講究，咱們就隨了他們吧。
不過，你事前可別跟他們問起這件事，一來顯得你不好，二來要讓昭英嫂子知道了，非添亂不成……「從那天起，一隻閃閃發光的瑞士小金錶，便不斷在潘秀婭的想像中和夢境中出現。
從薛師傅薛大娘這頭來說，他們原本並無給新媳婦買金錶當見面禮的宏願，可經不住薛紀躍一次又一次的動員。當他們同意給新媳婦買表，但只打算買一百多塊錢的國產表時，薛紀躍便暗示他們，這有可能讓他跟潘秀婭的關係拉吹：「不是人家貪財，是我們丟份兒！」最後，老兩口細細地合計一番，覺得從長遠看，給小兒媳婦買塊金錶也值當。他們拿出薛紀躍名下的那個活期存摺以後，手頭沒有什麼活動錢了，只有一個每月存入十元、為期五年的「零存整取」摺子。這摺子不早不晚，恰在昨天終於到期。老兩口結伴去儲蓄所取出了那筆款子，去的時候心境倒還平靜，往家返的時候薛大娘不禁百感交集。她說心口發緊，身子發沈，薛師傅只好挽著她，小步小步挪回家中。其實她生理上並無病變，而是心理上失去了平衡。她覺得自己的手腕子那裡突然格外地空虛。當年她臨上轎子的時候，才戴上了一對銀鐲子，可那是對什麼的鐲子啊，說是銀的，其實起碼摻了三成錫！後來徽子和躍子他們那死去的大姐得了急病，把那對鐲子褪下來送進當鋪，連付葯錢都換不來！解放後好多年了，直到小徽子上中學的時候，老薛換了塊上海牌全鋼表，才把解放初置的一塊蘇聯半鋼表給了她，她的手腕子才算跟手錶這玩意結了緣。那表越走越慢，後來乾脆死活不走了，修理去不值當，扔了又覺著可惜，她便擱在了大衣櫃的小抽屜里，和一些掉了珠花的銅簪子、已經一半發黑的銀耳挖勺什麼的為伍……
她以往是怎麼熬過來的啊，如今的新媳婦可真大不一樣了，進了婆家門就有塊三百來塊錢的小表等著她！她戴上那表，她孝順公婆嗎？她善待小躍子嗎？認出幾點幾分不難，稱出人心好歹不易啊！……儘管回到家裡以後，薛大娘心裡頭還不是滋味，但她臉上、嘴上卻沒含糊——她莊重地數出了足夠的一遝十元鈔票，嘎崩脆地交到了薛紀躍手中，催薛紀躍快去快回。薛紀躍立即騎車去王府井，買回了一塊瑞士雷達牌鍍金小坤表。
此刻，薛大娘暫且忘記了小金錶的事，她且到屋外苫棚里張羅飯菜，並讓薛師傅趕緊到馬凱餐廳去取事先訂好的啤酒。
薛紀躍卻在一種不能自己的心緒中，忽然離開了答錄機，走到了那帶靠背鏡的五斗櫥邊，近乎本能地拉開了右邊第二個抽斗。那抽斗里露出兩樣東西：一個織錦面的大照相冊——是同院荀磊送來的禮物；還有，便是配好鍍金絞絲錶帶的那塊雷達牌鍍金小坤表。這塊表的外形是潘秀婭親自相中的那一種——想當日他倆在王府井那家錶店里，埋頭在那些鋼化玻璃罩前，從罩下亮閃閃的樣品中挑選、評比了好久，直到薛紀躍的興緻已經消耗得點滴不剩了，潘秀婭才終於宣布：「我要戴上這一塊！」
現在那一塊便放在了這個抽斗中。荀磊送來的那照相冊原本有一個硬紙殼的封套，但薛紀躍故意把照相冊從封套中取了出來，把這塊金錶擱在了亮藍底子帶銀亭子、紅牡丹、綠芭蕉、紫山石圖案的織錦封面上，襯托得金錶更加豪華光艷。
薛紀躍在觀看那隻小金錶時，眼睛不覺瞥到了擱在抽斗後部的一本小冊子——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修養通訊」之一《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那是商場團委書記楊及光送給他的。他和潘秀婭置辦的傢具里沒有書架，實際上他們也簡直沒有什麼書值得有個書架來存放，所以這本小冊子便在這隻抽斗里棲了身——這並非有意的安排，只不過是薛紀躍一個漫不經心的動作所形成的結果。薛紀躍想把那本書取出來另放一個地方，可終於又懶得那樣作。他關上了抽屜，燦爛的金錶和紅色的書名在他的視覺儲留中重疊在了一起，弄得他心緒更其不安。
一揚頭，薛紀躍從五斗櫥上的靠背鏡中看到了自己。他對自己的面容吃了一驚。難道這個人便是今天的新郎嗎？在新郎的背後顯現出一張罩著粉紅色床罩的雙人床，難道……那神秘莫測的時刻，真是一分一秒地逼近了嗎？
那本《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薛紀躍翻過一遍，他希圖在某一頁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著他心底的疑慮，然而……沒有；不但這本書上沒有，他翻過好多本書，都沒有；他也曾試圖去請教那些有可能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末了不是碰了釘子，便是他自己話到了唇邊又吐不出來……
薛紀躍這一茬人，頂著初中畢業文化水平的名兒，實際上連小學也沒有上完；他們剛上到小學三年級便遇上了 「文化大革命」，在小學裡混到七○年，然後到中學裡轉悠了一圈，便打起行李卷上山下鄉了。
原來薛紀躍是分配去插隊，薛師傅費了好大勁，走後門把他換成了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圖的是兵團管得嚴，免得薛紀躍學壞。
薛紀躍所去的那個連隊，確實管得嚴。薛紀躍被分配在大食堂幹活，現在回憶起來，那好幾年的日子怎麼就象一整天似的——漫長而單調的一天。後來有一個跟他一個團但不在一個連隊的戰友，跟薛紀躍同屆的，近兩年成了一個挺走紅的詩人。薛紀躍偶然看到了他在雜誌上登出的組詩，不禁驚訝這位戰友怎麼能從那段生活中發現那麼多的詩情畫意，而且組詩的最後一首叫作 《我要歸去》，以激昂的感情傾訴著對曾是兵團的那塊土地的思念，並表示要立即回到那裡去，「讓我的靈魂成為你的音符，溶化於新時代的豪邁旋律！」那當然完全是一種真誠的精神升華，不過，寫出這種詩句的詩人也當然絕沒有真地把戶口轉回去——薛紀躍在商場遇見了他，他拿到了一筆可觀的稿費，正打算買一架星海牌中型鋼琴。
薛紀躍一點也不羨慕這位兵團戰友。他覺得他們從來就不是一種人，因而用不著去同他相比。兵團里還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後來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員的，有寫出整本書來的……但薛紀躍知道，那些戰友的父母幾乎都是知識份子，有黨內的知識份子（還擔任著一定的領導職務），有黨外的知識份子，學校停課了，人家家裡沒有停課；薛紀躍這號的市民子弟帶到兵團的木箱里只裝著薛師傅、薛大娘這種市民家長為他準備的換洗衣物和日用雜品，而那些兵團戰友帶到兵團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書。當年在兵團搞宣傳、寫材料、參加文藝宣傳隊的編寫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們；前幾年在報上、刊物上發表作品對那段生活進行無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們；而近來迸發出強烈的回歸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們……他們有著一種精神上的優勢，在兵團的幾年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寶貴的體驗，他們從而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資本。但他們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絕大多數的還是薛紀躍這類的青年，幾年的兵團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荒蕪，使他們本來就不豐腴的靈魂變得更加貧瘠。
幾年單調、枯燥的兵團生活中，有兩件身外事給薛紀躍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件，是在伙房裡收拾鮮魚時，視覺上所受到的強烈刺激。他們連隊附近有一個水泡子，水泡子里有一種魚，能長到一尺來長，有點象胖頭魚，可沒那麼肥實。當地的農民都不吃那種魚，據說他們有一種迷信心理，認為吃了那魚不吉利。連隊後來實在沒有葷菜吃，連長就發動兵團戰士們破除迷信，撒網打那魚吃。網上的魚送到了伙房，薛紀躍負責收拾那魚，剖開第一條以後，他看見那魚從嘴巴到腸子根里，寄生著一種白乎乎的條蟲，讓他禁不住一陣噁心；他以為那不過是碰巧了，誰知剖開第二條、第三條……每一條魚肚子里全寄生著那樣的條蟲；他拒絕再剖下去，並建議不要給大家吃那些魚，誰知連長卻滿不在乎地說：「怕什麼？魚腸扔了就是，魚肉照樣吃！」
薛紀躍回到北京以後，直到現在還怕吃魚肉，他一見到魚，就不免立即聯想到那些條蟲，有時他在噩夢裡，還會被蠕動的條蟲嚇得叫喊起來。
另一件，是連隊里的一對老兵團戰士結婚。連長主持了他們的婚禮，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頓，喝了整整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子找到連長告狀，告她的愛人，什麼罪名呢？她氣憤地對連長說：「連長！他……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連長先是楞住，隨後便忍不住仰脖大笑起來……這事半小時內便傳遍了連隊，薛紀躍也隨著大夥鬨笑了一陣，但笑完了他心裡也怦怦亂跳。說實在的，對這男女之間的事情，他的無知程度與那位新娘子其實相差無幾……
在許多年裡，我們對青年人實際上是進行著一種清教徒式的教育，「文化大革命」當中這種教育方式達到了巔峰狀態，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等一大批社會科學學科固然早經取消，到後來連對青年人進行必要的生理知識傳授也沒有了，這就導致了三種結果：一種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為性放縱而墮落；另一種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誠的性封閉、性冷感的無知、畸形青年，那位認為丈夫的愛撫是 「耍流氓」的兵團新娘，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種是絕大多數，他們只好靠著本能、靠著揣測、靠著長輩及過來人的暗示，從混混沌沌逐漸朝明白處摸索。當然，許許多多的人最後都無師自通，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了，不過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礙，又找不到辦法排除，於是便會陷於深深的苦悶與惶惑。
此刻的薛紀躍，恰屬於第三種人中的後一類。
……那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兵團已經土崩瓦解，薛紀躍也已辦妥了回城手續，在一個風雪之夜，純粹是出於女性方面的主動，薛紀躍陷入了那種事里，但他沒有成功。這次慘痛的失敗在他心裡留下了一個難以癒合的傷口……
那件事，當然純屬他和她個人生活中最最隱秘的部分。至今他不怨她，相信她也不會怨他。當然他願今生今世再不與她相逢，相信她也抱著同樣的願望。他將永不說出她來，她也將永不說出他去。
然而這件事卻給薛紀躍帶來了永無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反饋——強作自信與強擺男子漢氣派。
粉碎「四人幫」以後，愛情恢復了它在社會生活中和思想言論中的正常位置，《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這類小冊子應運而生，大受歡迎，也解決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問題；然而對薛紀躍這種心態的青年人進行心理治療的緊迫性，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認識，或者感覺到了，而又迫於一種世代相傳的習俗不能有所行動——據說，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還要到喇嘛廟裡看「合喜」金剛，以接受這方面的啟蒙教育，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為薛紀躍這樣的社會成員，提供方便而可靠的諮詢方式呢？
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櫥邊的新郎薛紀躍，只覺得心裡頭往外涌著一種異樣的滋味，那似乎本是這個日子裡所不該有的……
他抬眼望著掛在五斗櫥上方牆壁的十六寸著色結婚照，那是在潘秀婭他們照相館，動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經過反覆布置、擺弄才拍成的。披白紗著長裙、懷抱花束的潘秀婭，滿臉洋溢著真正的幸福感，而西服革履、油頭粉面的自己呢？現在望去，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勁頭卻透著虛偽……
其實他才二十五歲，何必那麼著急？潘秀婭也二十五歲，她那個二十五可比不了自己的二十五，她著急，她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賴是四喇叭」的貨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種古怪的心理狀態下才順勢走到今天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證明薛紀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男子漢……
「嘿，哥兒們，發哪門子呆哪！」忽然響起一個粗魯的聲音，薛紀躍轉回身去，他看見一個粗短的身軀，一張粗俗的面孔，不禁一驚。
來的那個人是盧寶桑。
12
一位農村姑娘帶著厚禮走來。
郭杏兒手腕上有表，可她還沒養成伸腕看錶的習慣。再說她雙手都拿著東西，想看也費力。她習慣性地憑天光估量著：幾點啦？她望著高聳在眼前的鼓樓，心裡盤算著：這時候也不知人家在不在家？闖進去合適不合適？
冬日溫柔的陽光，親吻著郭杏兒汗津津、紅噴噴的臉龐。
郭杏兒一大早就抵達了北京站。光是出站通過的那條鑲著瓷磚的長長地道，就給了她一種新奇而神秘的感覺。那條地道的盡頭處裝有日本精工表的燈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歡迎您到北京來！」這個告示箱據說是日本商人 「免費贈予」的，其實是讓人家不花錢而作了大廣告，並傷害了中國旅客的民族感情，難怪許多人忍不住給有關部門寫信，給報紙寫文章，強烈要求撤換那份廣告，後來那份廣告也果然被撤換了；不過，郭杏兒路過那份廣告時，卻並沒有產生類似的義憤，她只朦朧地感到那種燈光廣告發散著一種她以前未曾體驗過的城市氣氛（用她的語言說就是「城裡味兒」），而這種氣氛是她夢寐以求的。
郭杏兒落生以後直到如今，不光是頭一回進北京，而且是頭一回進城。當然，如果把到過只有一條「大十字」街的縣城也算作進城的話，那麼勉強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實村裡跟她那麼大的姑娘，沒進過城的多矣，本沒什麼好慚愧的，問題在於郭杏兒的父親郭墩子是一九六○年打城裡返回村裡去的，而且，嚴格來說，郭杏兒是她娘在城裡就懷下的，她得算是城裡的姑娘落生在了鄉村。自打她懂事以後，她就不斷聽父親講起城裡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裡，是首都北京！
父親經常這樣開口講話：「這事要是到了北京呀……」「這東西要擱到北京去呀……」「這幹部要跟北京的幹部比呀……」「這個理要拿到北京去論呀……」使得郭杏兒在意識里不僅覺得北京的人和物非同一般，就是道理，好象也另有一個，更神聖，更偉大。
但是郭杏兒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後，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她弟弟棗兒以後，更是整整有一年卧病不起，雖有她爹拚命地掙工分，生產隊對他們也算相當照顧，但是整個村的生產始終上不去，連沒災沒病的人家都受緊，他們那日子窮窘得就更沒法提了。好容易她娘緩過勁來了，她爹那茁壯的身子，有一天卻突然垮了下來——他全身浮腫，一直腫到連眼睛也睜不開，終於在杏兒九歲、弟弟棗兒七歲的時候合了眼。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們那個村裡也鬧騰了一番什麼 「奪權」、「反奪權」，把生產隊的幹部也掛牌子鬥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兒她家牆外的電線杆上，整天哇啦哇啦吵個不停……後來杏兒、棗兒大了，她娘告訴他們說：「你們爹生是讓那高音喇叭氣死的！」娘又嘆息說：「虧得你們爹脾氣倔，回村以後指派也好、選舉也好，讓他當那隊幹部他死活不幹，要不，病成那樣說不定也得揪出去斗……」
有人來勸杏兒、棗兒娘改嫁，她給人家沏上茶，還留人家吃飯，可任憑人家千言萬語，她只是一句話：「俺一個人能把杏兒、棗兒拉扯大。」杏兒早熟。她十二歲就不再去學校上學，天天堅持下地幹活。她很快成了棗兒的另一個家長，而且往往比娘還更顯得強而有力。
杏兒爭強好勝。當她只能拿 「娃娃分」（即隊里給未成年的勞力定的低值工分）時，她去找隊長爭辯：「俺乾的一點不比大嫂大姐們少，幹嗎少給俺工分？」可是當她十四歲上終於拿到 「婦女分」（即隊里給婦女壯勞力定的低於男勞力的工分）時，她又去我隊長爭辯：「俺乾的比哪個大小爺兒們差？幹嗎不給俺滿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陣，公社把她樹成了「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結果卻使得隊里幹部對她極度反感，於是專派她去干那最臟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婦女不適於乾的活。當然也不能只派她一個去，每次總要搭配上幾個其他的女勞力，這樣又弄得那幾個女勞力對她不滿：「讓杏兒一個人去」典型「
吧，俺們不要這路同工同酬！「事實證明，」大鍋飯「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具有理論上的某種瑰麗色彩而外，並不能真正調動起農村婦女的勞動積極性。有一天杏兒也不幹了，她跑去找公社書記說：」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書記大吃一驚，忙問：」怎麼啦？「杏兒瞪圓了眼睛說：」沒什麼，就因為俺是個女的！「她這個」典型「因而崩潰。
杏兒想多掙工分，早點讓家裡富裕起來，確實並不是為她自己，她是為了棗兒，為了棗兒也就是為了娘。她知道娘的心思，娘再疼她，也跟疼棗兒有區別。她早晚是要離開家的，而棗兒卻必須永遠留在娘的身邊。她和娘供棗兒上完小學，又供他上中學。她和娘為棗兒攢著一筆錢，從一塊錢起頭，慢慢地往上增添……
村裡有的姑娘，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裡的親，還並沒能嫁到那裡去，只不過去逛了一趟，回到村裡那勁頭啊，就象當過了西太后似的。有一回下地當中打歇兒，一個叫紅桃的姑娘——她不久前剛到石家莊去過一趟——掏出一張照片讓大家夥傳看，那可是在城裡照的！
背景是座高樓，有人數了數，足足有六層。再高的樓他們也從電影上見過，問題是紅桃就站在那高樓前頭，並且說她在石家莊的那幾天就住在那樓里，這就不一樣了；據紅桃說，樓里人不睡炕，睡床，那床軟得不行，她睡不慣，人家就拿來個大鐵篦子似的東西，只有半人高，說讓她睡那個，那咋睡得下呢？她正疑惑呢，人家就把那「鐵篦子」
打開了，敢情那叫「摺疊床」，連支子都是現成的，睡著不那麼軟了，可也不踏實，她到第三夜才習慣下來……她還形容了半天無軌電車。
有個人問她：「咋叫無軌呢？」她眨了眨眼，笑著說：「破除迷信唄，沒有鬼，不鬧鬼唄！」在一旁早就見不得她那張狂勁的杏兒忍不住開口了：「你懂啥呀？無軌就是沒有軌道！」可有人問：「啥叫軌道呢？」輪到杏兒眨眼了，她只覺得心裡頭有那麼個意思，可嘴上就是講不出來，憋了個大紅臉。這樣，不但紅桃揚著聲音嘲笑她，在場的人也都鬨笑起來。杏兒急了，便大聲嚷：「俺爹還去過北京呢，你們忘了俺家有他的相片啦？」她家躺柜上頭的鏡框里，正當中的兩張就是她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照的。一張背景是天安門，單是她爹一個人，另一張是她爹和荀大爺，兩人表情過分嚴肅地站在那裡，毫無必要地採取了嚴格的立正姿勢……凡到過她家的鄉親們自然都見過那兩張照片，可這畢竟不同於杏兒自己去過北京，因此他們還是都捧著紅桃而鄙夷杏兒。
紅桃更火上澆油地譏諷說：「杏兒你別在姐姐前頭誇見識，你連咱們縣上還沒去過吧？有鬼沒鬼還用不著勞動你來給大家夥嚼舌頭！」
杏兒打那天起就下決心一定要進城。七七年麥秋以後，聽說縣裡設了自由市場，杏兒就挽上一筐雞蛋，要去縣城。娘不讓她去，說就在五里外的公社鎮上賣了算了，可她偏要去二十多里外的縣城。她果然一步一步地走著去了，並且在縣城邊上的自由市場很快賣完了她的一筐雞蛋。她原不是為賣蛋而來的，所以賣完蛋她就趕緊進城去逛——縣城讓她失望，因為那縣城除了一處叫作「大十字」的街道以外，其餘的地方並不比公社所在的鎮子強。那「大十字」不過是以四座三層樓房為標誌的一個十字路口，各自向東西南北延伸出幾十米的商業區，便消融在農村式的房屋中了。杏兒進了東北角的 「百貨大樓」，倒是有不少讓她眼兒發亮、心兒發癢、拳兒發緊的新鮮商品，特別是那薄得透明，或紅或綠之中還閃著金絲銀絲光芒的紗巾，紅桃脖子上常示威性地縮著一條——是她從石家莊帶回來的。杏兒真想買下一條呀，紅桃那條是淺粉的，自己要買就買上一條碧綠的，跟她鬥鬥，看誰的俏、誰的艷——杏兒手裡賣蛋得來的錢有二十來塊呢，買下一條那樣的紗巾不成問題；可想到家裡的情況，想到棗兒下學期的書本費，想到棗兒嘴唇上滋出來的小鬍子，特別是想到為棗兒蓋房子攢下的錢還不夠買磚瓦的數兒，杏兒便強咽著唾沫，離開了那掛著一溜紗巾的櫃檯……杏兒不知不覺地登上了三樓，忽然有人大聲地叱責她：「你怎麼上這兒來啦？下去！」杏兒這才發覺三樓原來是辦公的地方，而且在二樓通往三樓的樓梯那兒立著個木牌子：「顧客止步」。她臉紅耳熱地趕緊轉身返回二樓，讓她不堪忍受的一聲呵斥從她背後傳來：「真不懂事！瞎胡竄！「
杏兒的頭一回入城經歷給她心靈上帶來的不是慰藉而是屈辱。她一邊往家走一邊重整她的自尊心。如果說她爹給予了她一筆可貴的遺產，那麼這遺產就是一種高度的自尊，而同自尊相聯繫的便是一種甘願為比自己弱小的人提供援助的豪爽。她想那粗暴斥責她誤上三樓的人才是真正地不懂事——她爹跟她講過，她印象很深，北京有條大街叫王府井，王府井當中有座百貨大樓，百貨大樓從一層到三層都賣貨；準是那關於北京百貨大樓的印象使得她朝三樓走去，只怪這縣裡的「百貨大樓」沒氣派，也是暴露出這縣裡的人沒見識——在北京王府井的百貨大樓，人人自然都一直要逛到三樓的！
當她路過城邊的自由市場時，只見圍了一大群人，她本能地擠過去看，只見當中是一個比娘還老的婦人，在那兒向圍著的人哭訴——她好不容易賣出了兩隻活雞，得了四塊錢，為的是給老伴買葯，卻不想一出市場，那四塊錢就讓人給掏了……杏兒沒有訴諸理智，她只是被老婦人那隻皺縮得象雞爪子似的手，以及那隻手所擦拭的翻著紅眼瞼的一雙混濁的眼睛所打動，便一下子擠到了最前面，從懷裡取出包錢的手絹包，打開手絹，從自己的那一疊里，取出兩塊錢來，遞到了老婦人手中。她只簡單地說：「大娘，俺給您補上一半。再多俺也不能了。俺娘還等俺送錢回去呢。」旁邊的人嗡嗡地議論起來，杏兒一邊擠出人群一邊高聲地說：「不要臉的賊兒，良心讓狗給叼了！瞅見了嗎？
俺這兒還有錢呢，有種的到俺這兒試試——咱們今兒個算個總賬！「
她揚長而去。人們在背後望著她，以為她會武術；那老婦人千里攥著那兩塊錢，比丟了錢時還發懵，竟忘了追上去向她道謝。
可杏兒走迷了路。越迷她越慌張，畢竟她是頭一回出那麼遠的門。
當太陽漸漸睡進遠山，田原的色彩變得暗淡時，她急得流出了眼淚。
終於，繞了好大一個彎子，她才認準了回村的路。天眼看就要黑下來了，杏兒的心象吊桶一般上上下下。她突然感到她十八年所生活的村落是那麼渺小，離開城市竟有那麼遙遠。她從未有過的那麼一種孤獨感、空虛感襲上了心頭。她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一個趔趄沒立住，摔倒在地，筐子滾得老遠。她爬起來，就勢坐在一個土埂上，爽性哭出了聲來。
就在這時，有一個聲音傳入她的耳中：「郭——杏——！」「杏兒——姐！」
這親切的聲音給了她無限的溫暖，無限的力量，她一下子跳起來，迎著那聲音跑了過去……
當杏兒終於和棗兒匯合到一起時，她見到的是棗兒一張惶急煩怨的臉。當她和棗兒進到家門時，娘二話沒說，伸手就給了她臉上一巴掌。這是多少年來娘頭一回動怒打她，可她覺得這一巴掌是那麼甜蜜，蘊含著那麼多深切的關懷和難以形容的摯愛。她迫不及待地撲進了母親的懷抱，尖著嗓子大叫了一聲：「娘！」
第二天娘原諒了她的一切，包括那捨出兩塊錢的慷慨行為。
八○年麥秋後，他們村實行了包產到戶的責任制，二十歲的杏兒成了家裡名副其實的頂樑柱。棗兒高中畢業，試著考了大學，沒考上——原也沒指望考上，但杏兒一定要棗兒去試試，結果那回他們那個區沒有一個人考上，所以大家都心平氣和。杏兒和棗兒不讓娘再下地幹活，杏兒把地里的活兒包了，由她做主，讓棗兒在家裡養上了鵪鶉。
棗兒有文化，買了養鵪鶉的書，能看懂，能照辦，還能針對當時當地的情況靈活掌握，結果成了村裡的小專家，帶動起五、六戶一塊兒養起鵪鶉來。縣裡的食品公司跟他們訂了合同，他們不但提供鵪鶉蛋，還提供種鵪鶉和肉鵪鶉。娘在家裡專管做飯，還餵了一口豬、十來只雞，那豬喂著為了過年時宰來自家吃，那雞喂著為了自家吃蛋。杏兒家眼見著富裕起來，到杏兒進京之前，她家原有的三間房整修了不算，還給棗兒蓋齊了三間帶廊子的新瓦房。棗兒成了村裡最拔尖的幾個姑娘的爭奪物件，只要他自己下定決心，挑准了人兒，娘和杏兒立時就能給他風風光光地辦妥喜事。
是秋收後一個天高氣爽的日子，娘、杏兒和棗兒坐在院里柳樹下吃飯，杏兒問起棗兒：「你究竟想把誰娶到娘身邊來啊？要是紅玉，俺可彆扭。」紅玉是紅桃的妹子，隨紅桃到石家莊去給幹部當過保姆，杏兒覺得她們姐倆都太張狂，過去一心想嫁個城裡人，如今紅桃嫁了村裡腰包最鼓的張木匠，紅玉一天恨不能往棗兒的鵪鶉窩邊來三趟。
棗兒紅著臉，笑著說：「姐你放心，她是剃頭匠的挑子……」說到這兒，朝杏兒望望，臉更紅了，終於，把憋在肚子里多少天不好意思說出來，可又不能不說的話吐出了口：「姐，不辦完你的事兒，俺的事兒說啥也不能辦。」
娘也望著杏兒，嘆出了一口氣來。
杏兒心裡熱烘烘的。娘早私下跟她盤算過。娘也曾提出來，先把她風風光光地送出去，再把棗兒的媳婦風風光光地接進來。杏兒跟娘表白過：「俺不是還沒戀上哪個人兒嗎？再說，不把棗兒的事從頭到尾操持完了，您說俺能先走嗎？俺走了就是人家家的人了，回來操持礙手礙腳的，哪能象現在這樣甩得開？」娘聽了點頭。就在那種情況下，娘開始提到了荀大爺，提到了荀大爺生下的跟杏兒同年的磊子哥，提到了杏兒她爹跟荀大爺的非同一般的關係，自然也就提到了當年兩個口盟兄弟的 「指腹為婚」。在以往生活貧窘的情況下，娘沒心思提起這些事，偶爾提及，也只作為一種單調生活中的玩笑式的點綴；然而當家裡生活富裕起來以後，娘便覺得原有的差距大大地縮短了，因而那夢幻般的設想，也似乎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近來娘嘴裡常忽然間冒出這類的話來：「你們荀大爺不知道是不是還住在鐘鼓樓那邊？」「你們磊子哥不知道找上個什麼工作？」「荀大嫂不知娶進了兒媳婦沒有？」……
杏兒越來越成為一家之主，她早用不著在娘和棗兒面前害臊，這天棗兒既然當著姐姐面提起了姐姐的婚事，她便爽性給他們一個明確的回答，並提出了自己的計劃：「棗兒的事俺操持，俺的事說實在的也不宜再拖。俺虛歲都上二十四了，咱們村有幾個俺這麼大還沒出閣的？
兩個巴掌都湊不齊了。可你們也知道俺眼皮沈，心氣高。俺要找就得找個可心可意的。俺這輩子還有個心愿，就是進趟北京城。所以俺打算大秋以後去趟北京，一來看望看望荀大爺荀大媽，二來為棗兒置辦點鮮亮的家當，三來呢……也撞撞俺的大運。「
娘和棗兒聽她說一句點一下頭。就這樣，杏兒進京了。她提了老大一個旅行袋，旅行袋裡有十盒鵪鶉蛋。按說她出了火車站該直奔鐘鼓樓那邊去，可是走到公共汽車站一看，站牌上寫著的站名里凈是讓她心蕩神馳的站名：王府井、天安門、中山公園……她不由得自己不直奔天安門。她在天安門前排隊照了兩張像，一張用天安門作背景，另一張用人大會堂作背景。照後一張時，她下意識地想：「這張該是兩個人並排站著照啊……」她提著個大旅行袋逛了中山公園，又拐進了故宮，糊裡糊塗地從東華門鑽了出來，正懊悔自己不該瞎胡竄時，偶然聽到身旁的人談話，才知道王府井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於是她興緻勃勃地走到了王府井，無限激動地走進了百貨大樓，她一口氣登上了三樓，還下意識地在三樓那兒跺了跺光亮如鏡的水磨石地板，內心裡得到了一種極大的滿足。她從三樓往一樓逛，她想起了娘告訴她的話：「你荀大爺喜歡喝酒，你荀大媽最喜歡吃甜的。」於是她在一樓買了四瓶最貴的白酒，想方設法把它們塞在了旅行袋的邊上，又去買了三個裝在漂亮的盒子里的花蛋糕。這樣儘管當她走出百貨大樓成了一副怪樣子——一手裡直提著個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手彎臂提著三盒捆紮在一起的花蛋糕，行走格外累贅，她心裡卻美不可言。她想她這樣走進荀大爺家門時，該可以完全問心無愧了。
她在熱心的人們指引下，來到了 8 路汽車站，並且恰好遇上了一輛不算太擠的車，又順利地坐到了鼓樓跟前。剩下的事，就是找那條衚衕和那個院門了。
啊，這就是鼓樓。鼓樓比她想像的還大，這讓她高興。在鼓樓後身她發現了一口大鐵鐘。那一定是打鐘樓上取下來的。大鐵鐘也沒個亭子存身，就那麼暴露著，讓她覺著可惜。她看見了鐘樓。她覺得鐘樓真秀氣。不知為什麼，她覺得可以把鐘鼓樓比作一對夫妻，鼓樓是夫，鐘樓就是妻。他們永遠那麼緊挨著，不分離。她經過了一個叫 「一品香」的小煙酒店，問了好幾次路，拐了好幾個彎，才終於找到了荀大爺住的那條衚衕。
當她走進那條衚衕時，她不禁有些驚訝，原來北京不儘是那麼宏偉壯麗，也有這種狹窄、灰暗的地方……她找到了那個院門，院門口站著一群人，其中不少是小孩子，有個孩子用一根竹竿挑著一掛鞭炮，彷彿隨時準備燃放。她很快便看見了大門兩邊貼出的紅喜字。不知怎麼搞的，她的心下意識地一緊，一路上她都沒覺得手裡的東西沈重，剎那間卻頓感胳膊疼痛……怎麼這麼巧，今天磊子哥他——「
「你是賀喜來的吧？」挑著鞭炮的小竹主動跟她搭話，「快進去吧，新娘子這就快到啦！」
這時薛紀躍的大姑一家早已到達，並站在了等候迎親小轎車的人群中。那大姑看出來這位姑娘不象城裡人，而且薛家親朋中並無這樣一個角色，便走攏前去問她：「姑娘，你找誰呀？」
杏兒回過神來，對她說：「俺找荀家，荀興旺是俺大爺……」
「啊，你是荀師傅的侄女呀？對對對，是這個院，你進門往右邊拐，你大爺就住右邊那個小偏院。」
杏兒便進院去了。她仍未從誤會中解脫出來，但她已經恢復了自尊。她想她一定不能透露出半絲不自然的神情，她一定要大大方方、誠心誠意地給磊子哥賀喜，並且她決心給磊子哥補上一份厚禮。
在那古老的門洞里，兩隻毫無用處但又捨不得毅然扔掉的藤椅吊在上方，在那個位置上，今天早晨里院北屋纖秀的大學生張秀藻曾經有過短暫的停留，併產生過劇烈的感情波動；此刻卻又是另一個姑娘——從幾百公里外的鄉村來到的粗壯的郭杏兒，右手提著沈甸甸的旅行袋，左手拎著三盒捆在一起的花蛋糕，止步凝神，心頭掀動著鳳風雨雨……
劈劈啪啪，門外猛地響起鞭炮聲，迎親的小轎車到了。
13
婚宴上來了一位不尋常的食客。你知道當年北京的 「丐幫「嗎？
北京市民的嫁娶風俗，到了一九八二年，還是薛紀躍、潘秀婭式的居多。「旅行結婚」主要還是流行於幹部和知識份子子女之中，「集體婚禮」雖經報上一再宣傳提倡，參加者在嫁娶的總人數中所佔比例究竟寥寥。當然，正象每棵柳樹都不僅不同於楊樹、桑樹、榆樹……
它們與別的柳樹又有所不同，薛紀躍潘秀婭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驟：一、小轎車迎親。車到男方門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紙屑。門口自然要貼紅喜字。二、在男家成親。主要招待男方的親友，其中主要的親友要留下吃飯。女方家如離得遠，一般只有女方的送親人員（一般是嫂子、姑姑、姨之類人物）到場，女方的父母及其他親友該天一般並不到場。三、當天或第二天男方隨女方「回門」，「回門」一般就不坐小轎車而改為騎自行車或乘公共電汽車了。女方家裡招待女方的親友，其中主要的親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飯，但排場花費一般都遜於男方家中。四、一般在一周後，兩對親家和一對新人，加上最直系的親屬，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也有匯聚到女方家中的。
到此，嫁娶活動也便「曲終奏雅」了。
在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對各個環節的不同處理方式：有的迎親時絕不滿足於一輛小轎車而要搞成一個「車隊」——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車而是動用公車，一般是一至二輛小轎車，外加二至三輛 「小麵包」或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裡擺宴而是到飯館包席，以這種辦法行事時，一般男女雙方的家長和雙方的至親好友都同時到場，「回門」的環節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請來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採取這種方式時，在飯館包飯的花費雙方家長都要負擔，當然，一般男方要出大頭。
薛紀躍成親這天，不算擔負迎親任務的嫂子孟昭英，頭一個到達的親友竟是盧寶桑，這實在是一種不祥之兆。
薛紀躍看見盧寶桑不僅掃興，而且厭惡，但他無可奈何，只好強顏歡笑，從五斗櫥邊走開，招呼盧寶桑說：「你呀！坐吧！吃糖！」
盧寶桑不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鬍子拉碴，毫不掩飾他對主人尊嚴的漠視，一屁股歪坐在新沙發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甩著嗓門說：「誰他媽吃你這破糖！送我包煙是正經。」
薛紀躍扔給他一包過濾嘴的「禮花」，他接到手裡一看，撇撇嘴，把那整包煙往茶几上一撂，伸直脖子抗議：「就他媽給我抽這個？去去去，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來，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他媽不給我抽留著給誰抽？」
薛紀躍確實有幾包三五牌的英國煙，是潘秀婭的娘家人搗騰外匯兌換券買來的，可他實在不願意拿出來招待盧寶桑，便沈下臉說：「你別嘴裡不乾不凈的好不好？就這個，不愛抽你別抽！」
盧寶桑瞪了薛紀躍一眼，「噗哧」一聲樂了，歪頭又從茶几上抓過那包「禮花」煙來，打開取出一支，從兜里掏出個打火機來，「吧噠」
打出老高的火苗兒，點燃了那支煙，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發上，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來。薛紀躍注意到他手裡玩弄著的那隻打火機，是只外國造、超薄型的，也不知鍍了種什麼合金，表面光滑錚亮。這隻高級打火機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裝，在薛紀躍眼裡不但並不顯得矛盾，而且，薛紀躍感到兩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體現出盧寶桑之為盧寶桑。
盧寶桑那麼大模大樣、心安理得地坐在沙發上，帶著最佳競技狀態的食慾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腸胃，準備在婚宴上大吃一頓，在他自己來說，也實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資格。
盧寶桑的父親叫盧勝七，盧勝七的妹妹嫁給了薛紀躍大姑媽的小叔子，所以盧寶桑也管薛紀躍的大姑媽叫姑媽。依此類推，他管薛紀躍的父親叫大爺，管薛紀躍的母親叫大媽，他跟薛紀徽和薛紀躍也就是平輩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兒個結婚，他難道不該來嗎？
還不光是這麼一層關係，如今他跟薛紀徽、孟昭英在一個單位，所以他又是薛紀躍兄嫂的同事——還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紀躍、潘秀婭置辦傢具時，他這個搬運工可盡了大力，往這屋裡搬那三開大立櫃時，擺放時，都是他吆喝著指揮的。難道他還不夠哥兒們嗎？
盧寶桑今年已經二十九了，還打著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說家族——的那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似乎還沒有哪個社會學研究者，來研究過北京的市民。這裡說的市民不是廣義的市民——從廣義上說，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這裡說的市民是指那些 「土著」，就是起碼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構成了北京「下層社會」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這「下層社會」自然是一個借用的語彙。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北京城的任何一個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並且已不存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層次區分，因此，要準確一點地表述，就應當這樣概括他們的特點：一、就政治地位來說，不屬於幹部範疇；二、就經濟地位來說，屬於低薪範疇；三、就總體文化水平來說，屬於低文化範疇；四、就總體職業特徵來說，大多屬於城市服務性行業，或工業中技術性較差、體力勞動成分較重的範疇；五、就居住區域來說，大多還集中在北京城內那些還未及改造的大小衚衕和大小雜院之中；六、就生活方式來說，相對而言還保留著較多的傳統色彩；七、就其總體狀況的穩定性而言，超過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為不在「官場」所以沒有「宦海浮沈」的戲劇性變化；因為不涉「文壇」一類的「名利場」，所以也沒有多少榮辱明滅的敏銳感覺；他們離政治較遠，既沒有被當作過打擊、批判的重點，也沒有被當作過平反起複、落實政策的物件。文學藝術也很少把他們當作描寫重點。有的人乾脆鄙夷地稱他們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眾生。
但他們的存在及其素質，實在是強有力地影響著北京城的總體社會生態景觀，所以倘全面致力於北京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們、體察他們，從而引導他們、開化他們。請每一個自我感覺是外在於「小市民」的「大市民」考慮一下：你的生活離得開「小市民」嗎？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裡遇見他，在公共電汽車上遇見他，在人行道上遇見他，在公園裡和影劇院里遇見他，在飯館裡和冷飲部里遇見他……一句話，你其實是離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種「大市民」的優越感，恰恰是由於有許許多多的「小市民」在社會上為你以及你引以為同類的人，填補著你以及你引以為同類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補的社會空隙——並且絕非小而無礙的空隙。
人們總是一再抱怨：服務行業的一些服務人員，服務態度怎麼總是不好？工廠的一些青工，「小市民」子弟，怎麼總是那麼粗野、顢頇、放縱？通過思想教育、批評表揚、獎勵懲罰乃至於「嚴肅處理」等等手段，當然也解決了不少問題，然而，人們似乎還需要從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社會屬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結構上，去進行細緻的研究，從而摸索出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教化手段來，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當然，他們當中的情況又人各有異。
盧寶桑是怎麼個情況呢？
盧寶桑的父親和母親，都屬於北京城內世代的城市貧民。
到晚清時候，北京城內最下層的貧民大體上分布在兩個區域：一個區域是內城的鐘鼓樓一帶，所謂丐幫 （乞丐集團），大體上就群集於此，每天白天由此向東、西、南三個方向推進，四處求乞，晚上再返回鐘鼓樓附近的「營盤」（門洞、街檐、穿堂、窩棚）；另一個區域就是外城的天橋一帶，大橋雖然也有乞丐，但其主體卻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他們不大流動，一般就居住在龍鬚溝、儲子營一線往南的雜院破屋中。
盧寶桑還記得他的爺爺，他爺爺一九五七年才得病死去。他記得最清楚的一點，就是爺爺晚上有穿著鞋睡覺的習慣——等他長大了他才知道，那是因為當年一到冬天，乞丐們難以生存，晚上便聚集到 「火房子」中去過夜。所謂 「火房子」，就是搖搖欲墜的頹敗官房 （當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 「執金吾」們碰頭的地方），房中已片物無存。乞丐們在房中挖一個坑，拾一些樹棍點燃一堆火，圍烤之後，便不分男女老幼地胡亂躺下一睡。因為有鞋的乞丐怕無鞋的乞丐將自己的破鞋穿走，所以一概穿著鞋睡覺。據說當時丐幫的幫規是：凡別的乞丐到了手、上了身的東西，其他乞丐如果強奪、偷拿，便要處死；但凡別的乞丐脫了手、離了身的東西，當面撿走、取走卻都名正言順。
盧寶桑的爺爺一度當過「桿頭」，即「花子桿兒」。如今有出京劇《豆汁記》還經常演出，戲裡面那金玉奴的父親金松，便是個 「桿頭」，而且是個好人。所以盧寶桑由《豆汁記》而對京劇好感，又由《豆汁記》而對跟薛大爺他們同院的澹臺智珠好感，並由此又使他那粗糲的靈魂中增添了一點朦朧的溫柔——這且不去說它。
盧寶桑爺爺那一輩的乞丐，是把求乞當作一種職業的，同當年鐘鼓樓的當鋪以苛酷著名一樣，當年鐘鼓樓的乞丐也有「刁民難惹」的聲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壽喜的紅事，丐頭便率先跑去 「祝賀」，門房、帳房倘若不予理睬，甚而驅趕叱罵，那麼過不了多久，在丐頭指揮下，眾乞丐便會輪番跑去騷擾，花樣疊出，直到門外來賓及閘內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門房、帳房散錢施捨，他們方會漸次收兵。
當年的乞丐有「軟乞」、「硬乞」、「花乞」、「慘乞」諸種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劇分生、旦、凈、未、丑不同行當的意味，而同一行當中則又分化出不同的門類，如京劇旦行中又有正旦、青衣、花旦、閨門旦、潑辣旦、玩笑旦、武旦、刀馬旦等等，各種行乞行當中又分出許多種不同的求乞花樣。所謂 「軟乞」，多為老弱婦女乞丐，以哀求哭喊達到目的，針對不同的物件，口中數來寶式地吐出諸如此類的話語：「太太給我兩個錢，太太長壽萬萬年。」「烏龜上門來，老闆大發財。」
「老爺大施恩，抱子又抱孫。」…… 「軟乞」中又分 「坐乞」和 「叫街」
兩種，「叫街」在遊動中有時也收起哭腔露出兇相，喊出諸如 「不給財，我不來，你剩下殘錢買棺材！」「你不給，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
一類的怪話，但畢竟還屬於軟磨的範疇，與 「硬乞」不同。「硬乞」的多為青壯年男子，嘴上不一定有那麼多功夫，主要靠動作、行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們的求乞方法稱為 「做街」，如手執兩把長刀或兩塊整磚，不斷拍擊裸露的胸部，使胸部紅腫見血；又如口銜數枚長釘，手持磚頭一塊，當眾把長釘插入頭部一個肉疙瘩中，以磚頭擊砸，釘縫中鮮血迸流，凄厲可怖；再如用一條帶鐵鉤的鐵鏈，將鐵鉤剜入鎖骨之中，拖著鐵鏈行走，鐵鏈尾端往往還綴著一個鐵球，擊地噹噹有聲…… 「花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雜技手段，如舞 「蓮花落」（手執一竹竿，每節挖幾個眼孔，眼孔內貫幾個制錢，邊舞邊乞）、打「玉鼓」（手持一個竹筒，一邊綳著豬尿脬，以手指彈拍出變化的節奏）、「點鳳頭」（在印堂中插一根粗針，針尖頂住一隻粗碗，一面擺動一邊求乞）、耍青蛇、拿大頂……等等。「慘乞」則是指殘廢乞丐的求乞，如 「看照壁」（下肢殘缺，以爛布系著膝蓋、護著臂部，坐在地上移動）、「翻太歲」（手足全殘，在爛泥中翻滾）、「解糧草」（殘廢乞丐倒卧小木車中，兩乞丐伴前挽後）、「馱石頭」（男丐背負殘廢女丐過市）……等等。
同薛家同院的荀興旺師傅，小時候也跟著母親要過飯，但那是農村荒年窮苦農民臨時性的謀生方式，與北京城內當年丐幫的職業性乞討的生活方式，有著質的不同。實際上這兩種人不僅心態不同，所呈現出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區別。
盧寶桑的父親盧勝七，成年以後大體上屬於「硬乞」的行當；北京解放的時候他已經三十六歲，還沒成親，直到一九五○年被政府救濟安置，當了蹬平板三輪車的工人，才算有了個真正能有益於社會的固定職業；一九五二年他奔四十歲去的時候，才娶上了盧寶桑的娘，而她當時也已經三十五歲了。這一對晚婚的夫妻在婚後第二年有了盧寶桑這麼個獨生子。
曾經在北京市內的貨運事業中起過重大作用、並至今仍起著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輪運輸業，長期以來屬於合作社即集體所有制性質，細細考察起來，其中的三輪車工人，經歷純潔的城市分民固然佔一定比重，但也不乏兩股舊社會的沈澱物：一種即是盧勝七式的貧民，貧則貧矣，而又並無勞動資歷，大都是過去的乞丐、混混、破落戶的敗家子弟等號人物；另一種則是解放前下層軍官、警察、幫閑中罪行較輕、民憤不大的那夥人，經過一段審查、教育，或宣布為管制分子，或免予法律處分，因他們與上一類人物一樣，並無一技之長，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輪運輸工人的隊伍之中。這兩種人有著若干共同點：缺乏勞動習慣，精於抽煙喝酒；缺乏自尊自愛，慣於談男說女；貪小利卻又講義氣，善揮霍卻又能吃苦……當然，絕非人人都是這樣，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他們的消化、改造，他們中的多數人也確在不斷地發生著棄糟粕、增精華的可喜蛻變。
但是，把他們完全消化、改造為新人絕非易事，須知改造溥儀、改造戰犯也有他較易入手的一面——他們有文化，可以作哲理性的思考，政治立場一旦轉變，倏忽可成可愛可敬之人；改造社會沈澱物卻有極其艱難的一面——他們沒有文化，卻有著一肚子垃圾，即使他們政治上沒有問題了，他們也還可能散發出可厭可鄙的氣息。
有一回在鼓樓邊煙袋斜街里的鑫園浴池，盧勝七、薛永全、荀興旺仨人恰好遇到了一塊。仨人在最燙的池子里泡夠了身子以後，就都到外頭卧榻上躺著歇息。這時候如果有人注意觀察他們，就會發現他們儘管一眼望去都不屬於幹部、知識份子，而屬於勞動群眾範疇，但各自在體貌、氣質上，又有著明顯的差異。
荀興旺師傅皮膚黧黑、粗糙，但肌肉飽滿、勻實、緊湊，整個體態給人一種粗曠而充實的美感。這主要不是因為他比他們要小上幾歲，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從小從事正常體力勞動的生產者和戰鬥員，開頭是種地，後來是當解放軍，最後當產業工人。
薛永全師傅皮膚白中透黃，體態略偏肥胖，但又處處顯露出艱辛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他把兩塊雪白的大浴巾那麼一圍、一披，再往卧榻上那麼一躺，你就是不知道他當過喇嘛，也能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寺院中的卧佛，那形象很難說美，卻也絕不醜陋，也就是說，望去還是順眼的。
盧勝七的皮膚是一種很難形容的土褐色，腦門上有個畸形的肉疙瘩，那是當年搞「硬乞」時，有意培植起來以供鐵釘插入的；右胸上有個怪模怪樣的傷疤，則是當年在「硬乞」中鉤以鐵鉤的所在……和他的許多蹬平板三輪的同行一樣，他們從三、四十歲才開始從事正常的體力勞動，因此，一方面他們不可能再根本改變早已完成發育的體型，另一方面他們的骨骼、肌肉系統又不得不拚命儘力為適應新的負荷而變形、增生，因此他們的體型大都變得格外古怪。盧永勝就是如此：胸肌並不發達，而腹肌緊湊，上膊精瘦而下膊粗大，腿部青筋暴凸，整體形象令人不禁聯想起一隻螳螂或蜘蛛來。
他們的氣質就更加不同。荀興旺要了壺茶，就用浴池的茶葉，服務員來沖水時，他親切而自然地同服務員搭話；從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他覺得服務員同自己是階級兄弟，現在人家為他服務，另一場合他也許就為人家服務。薛永全也要了壺茶，也買的浴池的茶葉，但他只將袋茶的封口撕開三分之一，倒入壺中一半茶葉，然後將紙袋折好，將另一半茶葉留下，以備帶回家中；當服務員沖水時，他欠身連道 「勞駕您哪」，禮數極為周到，但多少顯得有點世故。盧勝七可大不一樣了。他是自帶的茶葉，用小扁鐵筒裝著——待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後，他才取出那茶葉筒，連連對人家說：「用我這沏吧，用我這沏吧，我這是一塊二一兩的正庄貨……」人家自然辭謝，他便把人家的茶壺端過來，掀開蓋兒看不算，還把鼻子湊攏去聞，呲牙咧嘴地說：「不靈不靈，這五毛錢一兩的色兒不正，味兒不純，喝了拉嗓子眼兒。」評論完了把自己的茶葉筒蓋子打開，硬湊到人家鼻子底下讓人聞：「聞聞我這是什麼味兒！」他高聲吆喝著催叫服務員，讓人家來給他沖茶，人家端來了茶壺，他拉過來從壺蓋檢查到壺嘴，挑出了一大串毛病……當人家往壺裡沖水時，他斜倚著，微閉著眼，分明是在享受著一種伺候……
盧寶桑的父親盧勝七跟薛永全、荀興旺就這麼著大不相同。
盧勝七一九八二年已經六十九歲了。他早已退休。他養了一隻畫眉、一隻蠟嘴，為它們置備了精緻而昂貴的鳥籠、食罐、罩慢等器物，前者養著為聽鳴唱，後者養著為觀銜球。盧寶桑總成不了家，跟父母合住，便把他那間屋的整堵牆排滿了自焊的方形魚缸，養的都是熱帶魚，有神仙、吻嘴、藍曼龍、虎皮、斑馬、玻璃帆船、五彩金鳳……
等許多品種，魚缸里還栽培著玉簪、皇冠、如蓮、香蕉、牛舌、菊花……
等各類水草。由此可見他們父子二人的物質、精神生活，畢竟與祖輩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從丐頭爺爺身上所滲透下來的一種乞丐心態，以及從父親盧勝七身上散發出來的，「硬乞」精神，卻還是不難從盧寶桑身上尋到烙印。
而盧寶桑之所以成為盧寶桑，卻還不僅受熏陶於父系，也受熏陶於母系。
他母親盧黃氏，出身於天橋——即與鐘鼓樓遙相對應的南城貧民集團。據說從敵偽時期到解放前夕，天橋有所謂 「八大怪」，他們當中有：「大金牙」（拉洋片兒的，徒弟叫「小金牙」）；「雲里飛」（唱小戲的，穿戴的是紙糊的行頭）；「蹭油兒」（賣一種去油污的東西，邊唱邊賣）；「管兒張」（用小竹笛放入鼻子里吹，能奏出各種曲調來）；「王半仙」（同閨女一起變戲法，主要的節目是舞白紙條，紙條能在他們父女手裡里外蹦、上下套）；「寶三」（表演中幡、摔跤的）；孫洪亮（賣蟲子葯，邊賣邊唱，後來居然成為一霸，購置了鋪面，欺壓百姓，解放後被鎮壓）；「大兵黃」（曾在軍閥軍隊中當過下級軍官，身板特奘 （北京人把特別健壯稱為「奘」，音？？？a？），他每天在天橋擺一圈凳子，賣點跌打損傷葯，但他既不表演雜耍，也不表演武藝，而是坐在那裡，甩開嗓門大罵，罵時局，罵貪官，罵污吏，因為他罵得有理，罵得痛快，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聽他叫罵。他穿一身陳舊的灰軍裝，山東德州口音，撂著輩兒罵髒話，竟因此得名）。盧寶桑的母親，傳說就是「大兵黃」的女兒，不過人們也只是私下竊議，除了派出所的戶籍警，似乎也沒有人敢去當面問她，而戶籍警對此好象也從未產生過多餘的興趣。不管這傳聞確否，從盧寶桑母系那兒，他確實又熏出了一種敢說敢罵、敢打抱不平的氣概。
且說在薛紀躍辦喜事那天，盧寶桑作為首先到達的親友，一進門就給薛家帶來了諸多不快。他來的最直接的目的是為了大吃大喝一番，他也並不掩飾這一點，所以他邁進了新房，見到薛紀躍並無什麼賀喜的例話，先問薛紀躍索要三五牌香煙；未能遂願後，他只好降格地權抽「禮花」；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他便站起來在屋裡轉悠，最後轉到五斗櫥前，踮著腳尖研究著牆上的結婚照。忽然他「嗤」地樂出了聲來，那是一種陰陽怪氣的悶笑；笑完他挨近薛紀躍身邊，湊攏薛紀躍耳朵問：「怎麼著！沒先玩玩？我看她夠你招呼一氣的！」
薛紀躍臉刷地紅了，氣急敗壞地把他一推：「去你的！胡唚！」
盧寶桑寬容地沖薛紀躍擠了擠眼，便叼著煙捲出了新房。他麻利地拐進了充當臨時廚房的苫棚。
薛大娘見了他，不得不敷衍：「喲，寶桑來啦！你爹你媽怎麼沒一塊兒來呀？」
盧寶桑嬉皮笑臉地說：「薛大媽，給您道喜啦！我爹我媽倒想來呀——可您跟大爺不是沒請他們嗎？」
薛大娘揚著嗓門應付：「喲，咱們兩家還用得著虛禮兒嗎？還用下帖子呀。知道了信兒，自然就該來呀——你們不也沒」隨份子「嗎？
我就不挑這個禮兒，咱們誰跟誰呀，光你幫著搬傢具，那股子牛勁，就頂別人倆仨「份子」哩！「所謂」隨份子「，就是親友們給喜家的小額現金，一般少則兩元多則二十元。薛大娘點到這個問題，讓盧寶桑臉上有點掛不住，他忙假裝參觀廚房中的種種景象，結果自然就同正鋪擺大冷盤的路喜純對上了眼。
路喜純早從聲音聽出是他，四日相遇後，路喜純便微笑著對他說：「你又到這兒足撮（放開胃口吃別人請叫」足撮（？？o）「。）來啦？」
「哥兒們！」盧寶桑沒想到今天薛家請來的大師傅竟是路喜純，他不由「驚呼熱中腸」，一巴掌拍到路喜純的肩膀說，「是你呀！你可得好好地露一手啊。這是我大爺大娘家，我二兄弟辦喜事，看在我面子上，你也不能含糊呀！」
薛大娘不由問：「你們什麼時候認識的呀？」
盧寶桑搶著回答：「他爹原先跟我爹在一塊兒蹬平板三輪。他媽我也見過，兩人前後腳都 」嗝兒屁「（」嗝兒屁「，死的鄙稱。又說成 」嗝屁潮涼「；舊時代北京小市民認為人死時先要打一個嗝，再放一個屁，然後七竅流水（潮），最後全身冰涼。）了。他跟我一樣，還是條光棍兒！」
這話一出來，薛大娘心裡又添了點不自在。經過三個多小時的考察，她本已對路喜純的手藝和做派產生了信任和好感；可盧寶桑一揭「底兒」，原來這路喜純偏是個父母雙亡的光棍漢，真不巧！他那晦氣，該不會通過飯菜，傳到咱薛家來吧？
路喜純微微地搖頭，心裡連連嘆氣。他太了解盧寶桑了，他們倆小學時候還是同學。盧寶桑原來比他高兩個年級，後來蹲班蹲到他在的那個班。他最見不得盧寶桑那既不尊重別人也不自尊的醜態。他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趕上了 「文化大革命」，小學高年級學生也學著中學、大學生的「造反派」揪斗校長、老師，盧寶桑那時候比一般六年級的學生大一歲，個頭已經基本長足，顯得身粗力大，開頭，他也戴個大紅袖章，以「紅五類」自居，那時他似乎確有這個本錢。據說他爸爸盧勝七，在解放後鎮壓鐘鼓樓一帶的惡霸時，幫著行刑的解放軍捆綁惡霸，拖著惡霸拉向法場，表現得非常革命，非常勇敢。所以，在揪斗校長、老師的批鬥會上，他總扮演那揪著人家「坐飛機」的角色。他除了撅人家胳膊、按人家腦袋，還要想出其他各種各樣惡毒而刁鑽的辦法來侮辱人，如猛踩人家腳背啦，揪耳朵讓人家偏仰著臉 「示眾」啦，拿墨水瓶往人家衣領里灌墨水啦……他干這些事時還愛一邊朝台下的「革命師生」扮鬼臉兒。後來，他更把這種虐待狂的勁頭施加到同學身上，他讓那些「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同學用腦門頂著牆上的釘子罰站，用別針把他們的 「認罪書」別到他們的胸脯肉上。可是，過了沒多久，不知怎麼的，盧寶桑的爸爸盧勝七在單位里被揪出來了。
路喜純去看過大字報，當時看不懂，後來才弄明白，原來有人揭發他，解放前夕北京的大學生進行 「反飢餓、反內戰」、抗議國民黨反動政策的示威大遊行時，國民黨的軍警收買了一批流氓打手，讓他們放手衝撞遊行隊伍，打跑一個學生給一個饅頭，被收買的打手中就有盧勝七，他一次就掙了十八個饅頭！這事被揭露出來以後，盧寶桑頓時由「紅五類」變為了 「黑五類」。讓路喜純感到奇怪的是，盧寶桑並沒流露出什麼悲苦憂傷，這倒還罷了——在學校後來那些批批鬥斗的荒誕場面中，盧寶桑竟往往不等別人揪他，便自動站到被批鬥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般，雙臂向後高抬，有一回他還自己當眾打自己的耳光……
回憶起來，最最令路喜純不能容忍的，是正當他在台下默默地同情著盧寶桑時，一瞥之中，盧寶桑卻斜著臉兒朝他吐舌頭出怪相！
長大以後，路喜純常把盧寶桑當作一面鏡子，來檢驗自己的靈魂。
他可以原諒盧寶桑以往的愚昧，他也可以容忍盧寶桑現在未能滌盡的惡習，但他自己卻無論如何要引以為誡，他要永遠尊重別人的人格，更要尊重自己的人格。
路喜純真不樂意盧寶桑出現在這家的婚宴上，他所精心烹制的這些萊餚，肯定要遭到盧寶桑的荼毒！比如這個鋪放美觀精巧的尺二冷盤，當中是土豆泥墊出的兩顆套在一起的心，上面用金糕條鑲嵌出了一個鮮紅閃亮的喜字，周圍用火腿、蝦片、蛋卷絲、豬頭肉、黃瓜盅、番茄花、松花蛋瓣……等等組成了彩色的對稱圖案。這冷盤上了桌子，是應當 「一看」、「二品」，之後才 「三報銷」的，但你怎能保定盧寶桑不一筷子就把它攪個稀巴爛呢？唉！
盧寶桑卻全然不能體察路喜純的心情，他在路喜純面前油然生出一種優越感來——此刻路喜純是伺候人的，而他自己恰是被路喜純所伺候的賓客之一。他油腔滑調地命令著：「你小子可不許在這兒留一手啊！你 」丫挺的「（」丫頭生的「的快讀，即私生子之意，罵人話。）把你的本事全給咱倒騰出來！」
這時，薛紀躍的大姑一家來了，盧寶桑聞聲出去同薛大娘一起招呼著——原不是生人，且不說薛永全和大姑他們那死去的二弟當年也是乞丐幫的，當年在隆福寺混的大姑父，跟盧寶桑母親家，不也是有過來往的嗎？盧寶桑心裡浮出這七穿八達的親友關係，更覺得他今天在這兒吃香喝辣是名正言順了。
忽然薛永全師傅汗涔涔地提著個鼓鼓囊囊的草包回得家來，大家亂鬨哄地互相招呼著。薛師傅不無焦急地對薛大娘說：「你看這事兒——馬凱餐廳說今兒個運啤酒的車不來了，昨兒個他們剩得不多，一會有兩桌華僑包飯，全得上。咱們的啤酒可就全黃了！」
薛大娘不由嘮叨起來：「你看！我就知道你沒一樣事能辦成！昨幾個我說早點把它買回來擱著，你不幹，說什麼擱屋裡頭酒要壞，擱屋外頭瓶子要裂，還是擱人家餐廳冰箱里最好——你看今兒個怎麼樣？
人家不認帳了吧？……「
薛師傅遂說：「我從馬凱餐廳那兒一路找到地安門，今兒個都沒啤酒，我只好在地安門商場買了十瓶」麥精露「……」
「那玩意兒哪行呀！」盧寶桑激昂地插進去說，「沒有啤酒還辦什麼事兒！小躍子他們兩口子往後能順順溜溜過日子嗎？」
薛大娘心裡象塞了團爛泥。又是一檔子不吉利！北京市民的這種婚禮，三種酒缺一不可也是一種風俗——白酒如果實在弄不到八大名酒之一，至少也得有 「龍鳳酒」，這代表富貴；葡萄酒也不可缺，但必須是三塊五以上一瓶的 「北京紅葡萄酒」，這代表興旺發達；啤酒必須充分供應，這代表和順美滿。現在卻居然出現了「三缺一」的嚴重危機！
正當薛大娘一籌莫展時，盧寶桑宣布說：「我就不信」馬凱「他們那兒真的沒貨！準是他們見大爺面善，就他媽的糊弄大爺。你們等著，我去一趟，我就不信端不來一箱！大爺，給我錢，給我裝酒的家夥，我這就去！」
薛大娘心亂如麻。她跺著腳說：「秀婭怕這就要到了——門口也不知都有誰守著，放鞭炮、撒花紙的孩子別偏這時候沒影兒了。」
大姑便趕緊帶著薛紀躍的表姐、表侄等人往大門外去。
這時薛師傅把二十塊錢和兩個大網兜給了盧寶桑，盧寶桑便一溜煙地出征馬凱餐廳去了。
薛大娘和薛師傅暫且進到他們自己的房中，薛大娘拿起炕笤帚，先把自己的衣服撣掃乾凈，然後又給薛師傅撣掃……
沒過一會兒，門口傳來了響亮的鞭炮聲。薛大娘扽扽衣裳角，莊重地走出自己的住房，又走進新房之中。薛師傅跟在她的後面。
14
新娘子終於被迎到了新房中。有的售貨員為什麼故意冷落顧客？
迎親小轎車的司機很不高興。干這類差事他可不是頭一回，也遇上過不少「格澀」（形容人脾氣古怪，不好相處。）的顧主，但今天這趟可真把他折騰得夠嗆。
潘秀婭家住在一條掛有「此巷不通行」標誌的小衚衕中。那衚衕相當狹窄，小轎車開到衚衕口，自然也就停住了。孟昭英和詹麗穎便下車走進去迎新娘子。
潘秀婭家滿屋子都是人，也來不及細認，但很快孟昭英和詹麗穎也就看出來，這一群人的主心骨是那位潘秀婭叫她「七姑」的乾巴老太太。
七姑是特意從廣安門外趕來，充當女家的「送親姑媽」的。潘秀婭的兩個姐姐出嫁時，都是她充任這個極其重要的角色，這回潘秀婭出閣，她不僅當仁不讓，而且大有戲曲舞台上的名角兒出演 「封箱戲」
的氣派。除了新娘子潘秀婭，人群里就數她穿戴打扮得整齊。她人過六十，臉上的皺紋是無法掩飾的，但她把儘管日漸稀疏、卻還不露頭皮的短髮細心染過，又施以不知多少的頭油，並從上到下弄出一點似有若無的波紋，這樣一來，便頓收奇效——離遠點看，你會以為她不過剛到五十。孟昭英和詹麗穎到達時，她正給新娘子檢查裝束。新娘子潘秀婭這天穿著一身近似蘋果綠的帶隱條的西式女服，是在王府井雷蒙服裝店定做的，上身翻開的斜領里，露出水紅色、大尖領的化纖襯衫，斜領下端插著朱紅的絹花，絹花下綴著燙有「新娘」字樣的燕尾簽。七姑認為那絹花的花瓣張開度不夠，正在細心地一瓣瓣調整。
孟昭英和詹麗穎進屋後，大家鬧嚷嚷地見禮完畢，詹麗穎便大聲感嘆說：「新娘子好漂亮呀！我要是小夥子，都巴不得要娶你！」
七姑聞聲盯了她一眼。心想薛家怎麼找這麼個人來迎親？張嘴就沒個分寸！不過，她暫不動聲色，只是問：「」小轎子「在門口了嗎？」
詹麗穎滿不在乎地說：「晦，你們這條死胡同！汽車開不進來，車在衚衕口外面等著。就走出去上車吧——新娘子，我們可要把你拐跑羅！」說著便伸手去挽潘秀婭胳膊。
七姑把詹麗穎伸出的手給擋了回去。她意識到自己今天的責任格外重大。這位「詹姨」竟如此無禮！什麼「死胡同」、「拐跑」——多不吉利的言辭！再說，迎親的「小轎子」不開到門口，那怎麼能行？
於是，她臉上現出極其嚴肅的表情，語氣堅決地說：「得讓」小轎子「
開到門口來，這衚衕夠寬的，能開進來。「
人們七嘴八舌地議論著。孟昭英說：「開倒能開進來，可衚衕里沒法子掉頭呀！」
七姑堅定不移地說：「就得開進來！能開進來就能開出去！告訴你們說吧，就是拆幾座房子，也得讓它開到門口來！」她囑咐潘秀婭：「秀丫，你坐下候著。我去給張羅去！我就不信他開不進來！」說完便氣度軒昂地朝屋外走去。孟昭英、詹麗穎及潘家的一些人不由得隨她到了衚衕口。
司機本來不肯把車開進衚衕，但七姑一張利嘴，把理、利、情熔為一爐，不由司機不照辦：「我說師傅，你甭強調客觀，你們那章程，當我不知道嗎？你就該開車到戶，要不我找你們領導反映去……你多開幾步對你有啥壞處？不還能多收點錢嗎？你服務到家了，我們給你寫封表揚信寄去，你這月獎金不就穩拿了？……我說小夥子，你怕自個兒還沒辦過事吧？人一輩子就辦這麼一回事兒，到你辦事的時候，你願意含糊嗎？幫襯幫襯我們，趕明兒你辦事的時候，准能逢凶化吉，遇陰轉晴……」當然，在七姑說這篇話時，潘家的人也就給司機遞過去了整包的好煙，司機雖然沒接，但他們把那煙扔到司機座椅邊上的「小斗」中時，司機也便默受了。
最後，司機不但把車開進了衚衕，而且完全採取了七姑的方案：不是開進去倒出來，而是倒進去再開出來。七姑的苦心大家一琢磨也都恍然，不由不對她肅然起敬。唯獨詹麗穎只覺得好玩，還不能同七姑的情緒取得完全的共鳴。
小轎車在潘家和潘家鄰居們的一片歡喧聲中開出了衚衕。車上，詹麗穎坐在司機旁的前座上，後面當中是新娘，新娘左邊是七姑，右邊是孟昭英。
新娘潘秀婭的心情不能用「激動」這個詞來形容，她處在一種平靜的滿足感中。孟昭英雖說握住新娘子一隻手，微笑著，心裡想的卻是自己的女兒小蓮蓬——也不知她現在怎麼樣了？七姑盤算著一會兒該怎麼樣為女家爭得最充分的臉面——只有在這樣的精神活動中，她才能體驗到人生的真正樂趣。
詹麗穎從前座上扭過身子，望著新娘子，照例毫無顧忌地評頭論足：「咳呀，你這身西服剪裁得可真不錯，可就是顏色嘛——跟你裡頭的襯衫太不協調！幹嗎非這麼桃紅柳綠地搭配？該有點中間過渡色的東西點綴點綴，平衡一下才好……」她這人總是想到什麼就幹什麼，車子開到一處地方，她招呼司機說：「師傅師傅，邊上停停，我得辦件急事！」司機以為她要下車方便，只好朝邊上靠去，七姑大吃一驚：「這是怎麼個碴兒？不能停！不能停！」
司機不能不心煩。你們究竟有沒有準主意？究竟聽誰的才對？他車子既然已經靠近馬路邊了，那裡又正好是准停車處，也就不顧七姑的抗議，停了下來。詹麗穎麻利地開門跳了出去，笑嘻嘻地對司機說：「三分鐘！保准回來！」便在人群中消失了。
七姑大聲抱怨起來：「這是怎麼著說的？迎親的」小轎子「怎麼能中間隨便停下？這可有個不好的講頭，可要不得！」她質問孟昭英：「你婆婆是怎麼搞的？找了這麼個著三不著兩的人物來迎親？他們院里就再沒有合適的」全可人「了？」
孟昭英解釋說：「原先請的是澹臺智珠，您聽說過吧？唱京劇的名角兒，可不象她這麼風風火火地沒個穩重勁兒……要不，咱們走吧，甭等她了——她指不定又要興出個什麼怪來呢……」
七姑只是咬著牙嘆氣，心想扔下她也不是個事兒——迎親的半路上撤了個迎親的主兒，那講頭可更不吉利……
三分鐘過去了，詹麗穎沒有回來。五分鐘過去了，還是沒有影兒，不光司機抱怨，七姑慍怒，孟昭英著急，新娘子潘秀婭也沈不住氣了……到第八分鐘的時候，詹麗穎飄然歸來。她拉開門坐進車中，呼哧帶喘，正當七姑就要衝她發作時，她卻笑吟吟地把一樣東西遞給七姑，解釋說：「我上下班總路過這家百貨商店，早留下了印象——他們賣的這號別針不俗，我看今天新娘子的這身打扮上，還就缺這麼個別針……七姑您有眼力，您給瞧瞧這花樣、手工怎麼樣？您這就給她戴上吧，您能戴得恰到好處……」
司機繼續開車向前，七姑接過了一個漂亮的織錦面小首飾盒，打開一看，裡頭是一個亮閃閃的領針，銀絲彎成的變形葉片上，綴著些琥珀色和藍紫色的假寶石，確實精巧雅緻，遂轉怒為喜，讚歎地說：「喲，敢情您買這個去啦？真不賴呀……」
七姑便把那領針給新娘子別上，孟昭英也誇讚說：「詹姨說得真對，秀婭別上這個，西服跟襯衫就不那麼顯得扎眼了。這別針就是」中間過渡色「吧？單看著似乎不那麼艷麗，往領口這兒一別，呵，電影明星似的！」
潘秀婭便由衷地致謝說：「詹姨，這少說也得好幾塊吧？您不是早就送過禮了嗎？又買這個——真讓人過意不去！」
詹麗穎爽朗地大笑著：「那有什麼！快別說這個！小躍子是我眼瞧著長大的，他跟你辦事，我當姨的有什麼捨不得？我要早想到這個，還能從從容容地給你挑個更好看的哩……」
小轎車裡的氣氛，頓時達到一個喜幸、融洽的高峰。
但是詹麗穎這人既能在一個舉動里讓人對她敬愛有加。也能在一句話上使人對她生煩生厭。
小轎車加速向鐘鼓樓而去。詹麗穎想到剛才的即興採買，發議論說：「算我這回運氣好，進門走攏櫃檯就買上了……可真是千載難逢——以前我去商店買東西，不是遇上售貨員在櫃檯裡頭光顧互相說話，你喊也不搭理你，就是遇上他在那兒來回來去數一疊鈔票、單據，硬不抬頭……真討厭死了！」
潘秀婭低下了頭。不是害臊，而是不快——這詹姨是怎麼回事兒？
她難道忘了，我潘秀婭也是站櫃檯的嘛！
潘秀婭在照相館裡屬於營業組。她並不會照相，也不懂暗房技術，她們營業組就是在櫃檯裡頭接待顧客，或給要照相的顧客開票，或收驗底片、開出沖洗加印的票據，或根據顧客遞上的票據交付洗印好的成品……同時也兼賣一點照相器材和膠捲、相冊什麼的，也兼辦出租相機的手續。比起一般商店，他們每天接待的顧客人次不算太多，工作不算太緊張，可潘秀婭和幾個年齡差不多的營業員，恰好有詹麗穎所指出的兩個習慣——潘秀婭就常常是顧客站攏櫃檯外面，已經開始向她發話，她也明明瞧見了，卻偏要扭過頭去，跟同事用一種在家裡聊天式的語氣，接著剛才的一個什麼話碴兒，當著顧客的面絮絮地說上那麼一會兒，比如議論他們館裡剛散發完的電影票：「……你瞧多缺德！他們暗房組又把好票全拿去了，給咱們的全是後排的邊座兒！我這張更倒楣了，我就知道這座兒緊挨著廁所，味兒著呢！我要跟大老王換，你猜怎麼著，他沖我學貓叫——噁心勁兒的，那麼大歲數了，也不怕寒滲……」顧客這時候必然不耐煩了，或以假咳嗽提醒，或放大嗓門叫喚，有的更乾脆指責起來：「嘿，你們這叫什麼服務態度？怎麼不理人哪？」她這才轉過臉來，懶懶地問：「你要什麼呀？」……點款、點單據，說起來確也有相當的必要性，特別是百貨商場一類地方，每個營業組一天要定時向銀行交一次款，但潘秀婭身在其中，深知可以用點款、點單據大大地怠慢一番顧客——她點款點單據時就專愛站在櫃檯邊上、最接近顧客的地方，顧客來了必然要同她搭話，希望她停下來予以接待。她呢，則越發點得起勁，故意連眼皮也不抬一下。
有的顧客不免就要嚷嚷起來，追究她的服務態度，先是她，後來又必然有其他同事湊攏來，向那顧客理直氣壯地申明：「這是我們的業務，你懂嗎？不清點行嗎？清點的時候就沒必要理你！」有的顧客或者還要質問：「你們既然清點的時候不接待顧客，那幹嗎不到後頭清點去？」
她和同事們照例是反擊曰：「我們愛在哪兒清點就在哪兒清點，你管得著嗎？」……
起碼在北京，櫃檯服務人員的這兩種表現構成了服務態度當中的常見病、多發病和頑症，不知有沒有人從這類表現入手，探察過潘秀婭他們之所以出現這類表現的特殊心態？（這兩種表現又主要集中體現在青年櫃檯服務人員身上。）
倘若有人盯著潘秀婭問，「你怎麼會有這兩種表現呢？」她怕只能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再問：「那你們哪兒學來的呢？」她怕也只能回答說：「沒有人專門教給我，是我看來的——在我沒工作之前，我還在櫃檯外邊當顧客的時候，人家就那麼對待我的。」倘再緊盯著問下去：「那時你不會覺得好受吧？為什麼一旦你站到櫃檯裡頭去了，你就跟著學起這套做派來了呢？」她一定答不出來了，真地答不出來。因為她沒有深入思考一件事的習慣。換句話說，象她這樣的青年，不太具備進行哲理性思維的能力，對於所面臨的這個世界和流逝著的人生，她只有一種高於本能而低於哲理的「淺思維」。
這就又不能不追溯到她的出生教養，以及她本身的生活經歷，還有對她施以有形、無形影響的具體社會環境。
她同薛紀躍一樣，也是出生在一個典型的小市民家庭。而且這曾經是一個經濟上更其拮据的小市民家庭。她的父親早年是在廟會中做小買賣的攤販，他所經營的那些商品現在已經絕跡。如他曾吹制發賣過「吥吥登」——這是一種劣質玻璃做的兒童玩具，呈喇叭形或葫蘆形，兒童把類似瓶口的一頭含入嘴中，一呼一吸地吹氣，因那容器的底部很薄，所以能隨氣流的衝擊「吥吥」作聲；當然，這種玩具很容易吹破，對兒童的呼吸道有弊無利，弄不好還會割破兒童的手，所以早已被淘汰。又如他曾磨製發賣過「香面子」——就是採集各種有香味的植物，焙乾後研磨成細末兒，裝入碎綢縫的荷包，賣給人拴在身上以除汗味、臭味，賣的時候照例吹噓說拌入了麝香，其實除了掛在攤頭以充樣品的荷包中確有一點麝香外，其餘的都全部只是植物香料。
這東西後來也被時代所淘汰。他也還賣過其他一些類似的小東西，直到解放後廟會活動結束。後來他才到洗染店當了店員，去年退了休。
潘秀婭的母親說起來還是下嫁給她父親的。母親家雖說也是在廟會上擺攤賣貨的，但那攤、那貨，都要氣派得多。潘秀婭的姥爺是經營假髮的，每年冬天廟會蕭條期，他就肩上扛個褡褳，到關外去——一直走到圖們江邊，收購婦女髮辮。據說當年以 「鮮族」（即朝鮮族）婦女的頭髮最好，因為他們當時的風俗是婦女不到結婚不剪髮——所以潘秀婭姥爺要跑那兒收購去。開春後，姥爺回來了，便加工收購來的頭髮，製成各種辮兒、髻兒、纂兒……然後拿到廟會上發賣。據說那頭髮要以黑中透黃的才算上品，烏黑的反賣不出價兒，因為頭髮越黑則越脆，不堅牢。這樣一種經營當然是賣「吥吥登」和「香面子」者所不能比擬的，因此，潘秀婭母親嫁過來以後，很長時間都有一種優越感。直到潘秀婭姥爺去世以後，母親除了季節性地賣一陣冰棍，基本上只是個無職業的家庭婦女，家裡主要指靠潘秀婭父親掙工資過日子，這才漸漸消了銳氣。
這樣的一種家庭，文化水平既不高，經濟上又長期不寬裕，家裡人的言談話語中，自然不會有什麼哲理的意味；而且，這樣的小市民在解放前生活雖然動蕩、艱辛，對舊社會一般卻又並無深仇大恨。到了新社會，他們生活安定、溫飽有靠，所以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是感激的、滿意的；不過相對來說，他們又居於城市居民中物質、精神兩方面都較匱乏的層次，所以他們一般也絕無昂奮、敏銳的政治情緒。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氣氛中，他們最關心的，主要還是糧店的糧食會不會漲價、購貨本上所規定的一兩芝麻醬的供應能不能兌現？只要這類生活中最基本的實際利益不被動搖，那麼，無論報紙上在批判誰，或在給誰平反，他們都無所謂。由此可見，「淺思維」是他們這一群體的基本素質，並成之有因。
這批小市民的子女，大多數同他們的父母輩一樣，或沈澱在北京城龐大的服務性行業之中，或成為工交系統中體力勞動成分較重的那部分工作的承擔者。當然，其中也有受惠於我們社會所提供的可能性、得力於自身的發奮努力、而成為幹部和知識份子的，但那實在只是少數。一些幹部和知識份子的子女，雖在「文化大革命」中成批地加入了工、農、兵的行列，其中一部分還加入了服務性行業，但隨著一九七七年以後的社會生活變化，他們又大批地湧進、調入了大學、行政機關、科研機構、文化部門……留在服務性行業中的尤其罕見；即使留下，也大都或進入科室，或從事有關的科研，比如潘秀婭他們那個照相館，唯一留下的一位知識份子子弟，是報上發表過表揚性文章的（表揚其父母支持孩子在服務性行業堅持工作），在照相館中也是從事著修版技術 （特別是「開眼技術」——即在被攝者眼睛閉合的底片上，為被攝者 「開眼」，這是在團體照中常出現的問題，因無法請被攝者重攝，所以必須在底片上施「開眼術」），而絕非象潘秀婭一樣站櫃檯邊「伺候人」。
把握住了這樣一種總體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潘秀婭式的售貨員為何會經常互相交談冷落顧客 （或乾脆扎堆聊天），以及為何會經常在櫃檯上清理貨款、單據而儼然自得了。
這種精神狀態，實際上是他們 「淺思維」中的一種心理反抗方式。
如果我們用「深思維」透視一下的話，便會理解到，他們可以從相互交談不理顧客（或邊熱烈交談，邊冷淡而遲慢地應付顧客）之中，取得一種心理平衡，顯示出他們一群的獨立價值，使顧客意會到不是他們有求於顧客，而是顧客有求於他們，即不是他們該伺候人，而是顧客該為獲得某項服務付出一定的人格代價。同樣的，當著顧客的面來回來去地清點款項與單據，則可以顯示出他們工作的莊重性、嚴肅性以及特別容易被顧客忽略的技術性，從而獲得一種心理補償（誰說我們的工作光是取取拿拿？）……
在社會主義服務性行業中，的確有那樣一些全心全意為顧客服務的先進人物。他們之所以先進，歸根結蒂是他們對自身、對社會，能作一種進入哲理狀態的深入思考，他們把站櫃檯當作獻身一項偉大事業的光榮手段，所以他們絕不會有潘秀婭式的表現。而潘秀婭他們所以總不能由 「淺思維」進入 「深思維」，說到底還是因為文化水平低下。
比如說，潘秀婭就沒有三維空間的概念；她也全然不清楚中國的近代發展史 （且不論近代以前的歷史知識）；看一部電影 《巴黎聖母院》她覺得有趣，但故事究竟發生在哪一國的什麼時代，她弄不清楚；她雖然在照相館工作，但照相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感光材料究竟為什麼有成像的能力，她至今還是稀里糊塗……看來要讓她這樣的市民青年形成社會主義覺悟，樹立共產主義理想，甚至需要從普及天文知識、生物發展史和簡要中國歷史知識入手，因為歸根結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一門科學，也就是說，是一種文化，並且是一種高級的文化。
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文明正在繼續向前推進。在一些科技、生產發達的國家，電腦已經開始走向普及；在我們祖國，許多現代化的重點工程已進入緊張的全面施工階段；北京城也在分秒不停地跑步前進，二環路上的立體交叉橋已經全部竣工，一座座新的建築象春筍般拔地而起……但是，潘秀婭，這北京城裡最平凡的一個社會成員，卻以仍不能進行哲理性思考的靈魂，邁進了她人生中的一個新的階段。
經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思想禁錮，一九七八年才有人公開呼籲在社會生活中給愛情以位置，但一九七九年便有人對愛情提出了很高的哲理性標準：「愛，是不能忘記的。」一九八○年，報刊上、銀幕上出現了一股愛情熱，以至於人們不是擔心愛情找不到它的位置，而是抱怨愛情過多地佔有了位置；一九八一年以後，更出現了五花八門的關於愛情的見解和表現，一些勇敢者甚而開始研討起婚外愛情和愛情的「合理可變性」這類問題來；不少時髦青年在這愈演愈烈的時代潮流中，根據自己的理解選擇著自己信服的理論，並大膽地付諸實踐……
但這一切對於潘秀婭這類的青年市民來說，卻影響甚微。無論作家們的精心結撰還是評論家們的揄揚貶斥，潘秀婭都全然不知，回為她除了電影雜誌，不看別類雜誌，而看電影雜誌時又主要是看圖片；照相館訂的有報紙，她也看，但主要是看電影廣告和漫畫。
對於她來說，自從過了二十二歲，「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 「淺意識」就支配著她積極地行動起來。對於她來說，這件事的意義很簡單：她要在夠得著的範圍內，找一個儘可能好一點的物件。她缺少想像力，更談不到有什麼羅曼蒂克的情緒，她絕不具備那種看了《水晶鞋和玫瑰花》這部英國影片，就在入睡時把自己幻化為「灰姑娘」的氣質。她是非常實際的。二十二歲到二十三歲這兩年里，她覺得自己應當向知識份子這個領域衝擊。儘管就知識份子這方面來說，那時候還呼籲著給他們 「落實政策」，但潘秀婭這樣的姑娘不但早在心目中給他們落實了政策，而且一直企盼著能成為他們圈子中的一員。她曾在照相館的那位專攻「開眼術」的小夥子身上下過功夫，勇敢到在他卧病在床時，提著水果去他家探望；但她不光從那小夥子的態度上看出來，更從小夥子父母的眼神里看出來，她那個打算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她及時地知難而退。她明白了她的兩個姐姐為什麼到頭來都嫁給了工人。進了二十四歲範疇以後，她頻繁地通過介紹人同國營工廠的小夥子見面，有見過一面、兩面、三面……至五、六面的，她看上別人而別人看不上她的不多，大半是別人願意同她搞下去而她及時地剎了車——那幾個小夥子不是個子太矮，便是家裡負擔太重；要麼就是剛進公園便想動手動腳，讓她討厭……接近二十五歲時，她才把選擇範圍降至與她平齊的行業中。她大嫂是百貨公司開 「蹦蹦車」（三輪摩托卡車。）的駕駛員，經常往商場運送化妝品一類的小百貨，因此熟悉了商場賣香皂牙膏的售貨員們，薛紀躍便是其中之一。他總是自覺地幫著卸貨，顯得格外憨厚、質樸。潘秀婭的大嫂再細一打聽，這小夥子父母都是正派人，都拿著退休金，一個哥哥早獨立了，家裡沒有別的雜人，又有房子可供他結婚，家庭條件可算相當不錯；小夥子比潘秀婭大七個月，身高一米七五，臉龐長得相當水靈，跟生人說話時還有點愛臉紅，顯見脾氣也不錯——於是乎她便給小姑子牽上了線。潘秀婭在同薛紀躍逛了三次公園、到薛家去過兩次以後，就明確地表了態：她樂意。
愛情！潘秀婭甚至沒用這個辭彙進行過思維，在她的思維中只有「物件」這個概念；「我愛你」這個簡單的句子，在她同薛紀躍搞物件的過程中，雙方也都沒有使用過，他們只說過：「我樂意。」
她要結婚。她要成家。成家過日子。她的物件既要「拿得出去」，又不至於在外頭瞎胡鬧、在家裡跟她犯彆扭。這樣的物件她找著了。
就象四喇叭的答錄機她置備了一樣，雖然牌子軟點，但畢竟屬於四喇叭一檔的。
今天她正式結婚了。什麼「生活翻開了新的一頁」、「愛情的花兒將結出愛情的果實」、「生活的航船啊，從今你有了兩個並肩的舵手」……這一類的哲理思考和詩意情緒，潘秀婭一點也沒有。
可是坐在小轎車裡，她心裡還是高興的。詹麗穎的某些不恰當的話語固然令她不快，但那浮上來的不快，很容易被迎面而來的喜慶之風吹走。這不是已經開進衚衕了嗎？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及時地響了起來。七姑小聲地叨嘮著：「怎麼就挑著一掛炮？該在大門兩邊一邊一掛才對頭喲！」潘秀婭既感激七姑對她的維護，也滿意婆家的安排，放了鞭炮就好。「牌子軟點，可總是四喇叭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