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醫院,才知道農場換了一大批人,各車間有問題的全調換來了,這裡真正成了「問題」大本營。經歷相對簡單的青工班解散,柳陽和、趙癟、甚至家在河對岸的孫銀正也調回了西安,我沒得到回城的消息,被留了下來。聽說外調的人回來了,從場部「首長」那諱莫如深的眼光里,我知道一場動蕩正向我襲來,不知什麼樣的命運在前面等待著,心裡充滿了恐怖。這種恐怖是發自內心的,不可遏止的,是被動又不能掌控的,像過山車即將到達頂峰的緊張,也像即將跳入漩渦的莫測,那種滋味兒就好像當今看恐怖片,最可怕的不是妖魔鬼怪的出現,可怕的是它們出現前的渲染,強大的、無形的、致命的、無情的……
開始我想得比較簡單,大不了再回後順溝罷了。後來才知道,讓我回去那是便宜了我,他們要像貓玩老鼠一樣,把我玩個夠……
我的農場「5.7 」青工戰友們再難聚首,頂讓我挂念的就是孫銀正哥哥的病,那副葯,不知可有效果。
從河灘事件以後,我再不吃涼皮,怕見紅白相間的色彩。九十年代到日本留學,一見到日本國旗就不舒服,不是對日本國怎麼的,是嫌棄那反差過大,引人遐想的顏色。九十年代曾經往農場寫過信,被退回來了,說單位已不存在,「5.7」道路已經走完了;也打聽過紹義村的孫家,因屬於三門峽庫區,作為從甘肅遷回的移民,政府重新給安置了,那片地界二十年前就變成了化肥廠。
2009年夏天,看到電視報道,說中國腦外科專家用手術攻破了癲癇病發作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