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面鋪上的呼嚕讓我難以入睡,電視畫面上帕維爾特和米拉達的一遍遍重複打鬥讓我覺得滑稽,空調停了,燈光下細看玫瑰的花露竟然是假的,連那花朵也是模擬。嵌金絲的靠背是化纖質地,與皮膚接觸,十分的不舒服。米黃的地毯亦是化纖,不知哪位在上面留下了茶跡和煙洞。雜誌上的車模美女笑得有些曖昧,火車雜誌登汽車廣告,難免有跨行賺錢的嫌疑。將電視換了幾個頻道,不是沒來由的武打就是騎著掃帚滿天飛的虛無,讓人煩亂。
我回憶自己的心情是什麼時候開始發生變化的,過了羅敷,大概是潼關,是火車即將離開陝西的時候,為什麼變的,是因為某位老陝,在隔壁包廂里哼唱「有為王打坐在長安地面」,那唱實在不高明,粗曠沙啞,完全是依著性情的胡咧咧,讓人聽了忍俊不禁。真希望他繼續唱下去,卻沒了聲音。我想,今後再聽不到這樣隨性而起的秦腔了,也難見文聯那些狗皮襪子沒反正的同事們了,更難見掛職九年,周至農村那些火熱的鄉黨了,曾經是文學陝軍中的一員驍將,今日卻不辭而別,做了逃兵。離開的時候我沒告訴任何人,在辦理退休手續的同時,我就買好了z19次火車票。回家,對我來說是歸心似箭,是迫不及待!窗外,關林一閃而過,關公的陵墓,無數次的來過,陝西那些平日司空見慣的大土冢–沉睡著的帝王將相們,我曾無數次地在夕陽中憑弔,在細雨中拜謁,他們帶著我一次次地走進秦、漢、唐的細部,走進歷史的皺褶,在書里躺著的歷史在西安是站起來的。曾經跟他們達成一種寫作的默契,將他們認作巨石般的靠山。如今在靠山們默默的注視下,我竟然頭也不回地毅然離去,有些薄情,有些負義,有些自私和卑鄙。
真正的相知是精神方面的感應,四十多年,我與這片地域已經連成了一體。
雜亂中一陣迷失,有種撕裂的痛。
什麼時候睡著的,不知道。
早晨,過了丰台,火車先駛入一片高聳的樓宇,接著才緩緩進入北京西客站。站台上有接客的,有戴著紅帽拉行李的,與老舊的北京站相比,多了倉促的輝煌,多了霸道的大而無當,我不喜歡這個火車站。試想,這趟火車如果能停靠在老車站,對我將是一個極度的完美,我畢竟是從那個車站出發的。
站台上不會有接我的人,我的目光也從不在那些翹首企盼的男女身上停留,離開北京40多年,沒有一次有人在車站等我。我當然也不有此奢望,在葉家,我是老小……
說從來沒被人接過也有點兒虧心,有過那麼一回,是給北京人藝寫話劇《全家福》,人藝領導讓院里的編劇王梓夫來接站。我沒見過王梓夫,但是讀過他的小說,京腔京韻寫京東的,是個不錯的京味兒作家。想的是我們得設計個接頭「暗號」什麼的,免得錯過了,結果他說不用,他一眼就能把我認出來。那次,王梓夫一直接到了站台上,果然一眼就認出我了,他接過我的行李,我空著手跟在他的後邊走。被人接的感覺真好,如果前頭拽著拉杆箱子的是葉家的兄弟,那我將是一個多麼幸福的老妹妹。想到這兒,眼圈就有點兒紅,偏巧王梓夫一回頭,不解地看著我,我換了副輕鬆的口氣說,我到北京第一次有人接,有回娘家的感覺。
王梓夫說,北京人藝就是你的娘家,就住我們人藝的樓上吧!
王梓夫是客氣,但就是幾句應酬,也讓我的心裡充滿暖意,感覺中連北京春天那呼嘯的大風也變得柔順了許多。
現在王梓夫退休了,話劇《全家福》也演出了100場。
再回北京,依舊是獨來獨往,瀟洒得厲害。
對面年輕的夫婦沒打招呼竟自走了,細想想,自始至終他們沒跟我說過一句話。萍水相逢,誰不想簡單,誰不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是也沒跟人家說話嗎?在單元房裡住著,十幾年,鄰居姓字名不是也不知道嗎,社會發展到這一步,大概就是如此。
我最後一個走出了車廂,帶著隨身一個小手提包,其餘大件行李頭幾天已經託運回北京了。手提包是開會發的,上面有「陝西某某會」字樣,樣子有些土,但是實惠。一切都是輕車熟路,出站上電梯過天橋,到馬路對面的「永和豆漿」吃兩根剛出鍋的油條,喝一碗滾燙的豆漿,吃飽喝足朝北步行一站路,到軍事博物館下地鐵,再從東直門鑽出來,做132路汽車回家。
買房、裝修,無數次的往返,已經讓我對這條線路熟悉得如同回我從前的家。
今天的回家有特殊意義,我放棄了地鐵,返回南邊的汽車站,先坐1路,過西單、六部口、天安門、王府井,到東單倒106路無軌,走燈市口,東西、十條、北新橋,都是我小時熟悉的地方,也都是我寫小說演義出故事的地方,我要告訴它們,耗子丫丫回來了!
「耗子丫丫」,是父親的昵稱,本來就叫「丫丫」,小時候饞,愛偷嘴,愛吃零食,別處都可以閑著,嘴不能閑著。有一回,有人送了父親兩斤牛肉乾,母親知道我的毛病,踩著凳子將它們高高地擱在立櫃頂上。這點小伎倆能擋住我嗎,母親轉身出門,我蹬著桌子就上了落地罩。這裡我順帶著給讀者們說說什麼是落地罩,落地罩是房屋間的硬木雕花隔斷,它不是隔扇,隔扇有門,關嚴了是兩間屋子,落地罩是通透的,一個隔斷的象徵而已。我們家的地罩雕的花飾是「松鼠葡萄」,十八隻小松鼠藏匿於結滿葡萄的藤蔓里,「十八隻」,我敢說這個數字只有我知道,因為我一隻一隻仔細找過,數過,連藏在葉子後頭只露一條尾巴的也沒落下,我們家沒有誰有這工夫和閑心,我有,所以我知道。對「松鼠葡萄」熟悉的另一個原因是每當臘月二十四,掃房,清掃落地罩的任務便歸了我,那些雕刻出來的大窟窿小眼睛,只有我的小手指頭裹著抹布才能伸進去,女傭劉媽倒是能幹,她幹不了這個。擦拭落地罩的代價不菲,廚子莫姜得單獨給我做一碗紅燒肘子吃,這肘子只歸我一人所有,別人誰也不許動,老三死乞白賴地跟我要,鼻子都快沾著肘子湯了,我說,去!
他就得乖乖兒地去。
莫姜的肘子燒得好,有御膳房味道,她是她老伴調教出來的。莫姜說過,西太后最愛吃紅燒肘子,要燸而爛,文火煨六個鐘頭,才能綿軟入味。莫姜的肘子夾在西口老劉打的芝麻燒餅里,那是一絕,誰見了誰得投降。今年夏天的時候,故宮博物院請幾個作家到宮裡賞月亮,在御膳房吃的菜肴中有紅燒肘子,作家雷達向我推薦,說好吃。我嘗了一口,果然不錯,老味依然,讓我想起了家廚莫姜的手藝。一塊兒吃飯的莫言說肘子咸了,我說夾燒餅正好。可惜,那天沒有老劉的芝麻燒餅。
回過頭來接著說偷牛肉乾的事,我蹬著「松鼠葡萄」攀得挺高,我們家的大貓黃黃兒伸著腦袋驚異地看著我,它大概奇怪,它那一身輕功什麼時候落到了我身上。我一隻手拽著葡萄藤蔓,騰出一隻手去夠肉乾,一伸手,離櫃頂還差一截子,這早有所料,我取來廚房的鏟子,只那麼一捅,柜上的紙包就破了,剷出三五塊肉乾趕緊下來,見好就收。剛把肉乾填進嘴裡,劉媽就進來了,這個小老媽兒,鬼精,我幹什麼她都盯著我 。嘴裡有肉,我不敢說話也不敢嚼,瞪眼看著她,她也看著我,厲聲問,你幹什麼哪?
我朝她做了個鬥雞眼,一個箭步竄出去了。聽見劉媽在後頭說,有病!
劉媽快走了,她是安徽桐城人,其實她安徽的老家沒人了,她回去是投靠外甥,外甥算什麼親戚呢,還不是寄人籬下,所以劉媽的心情就很不好,見了我動輒便訓,好像我是葉家最糟糕、最不算人的一個。劉媽不敢罵老七,見了老七老陪著笑臉,彷彿老七是玉皇大帝的親兒子。老七是我第二個母親生的,劉媽忠於二娘,順帶著也忠於老七,老七要說養她一輩子她準保留下,可惜老七當不了我父母的家,老七連自己的飯轍還沒地方找呢。
牛肉乾三塊五塊地消失,分享者不光是我,還有黃黃兒和巴兒狗阿莉,一段時間它們倆整天跟著我跑,一看見我上桌子爬落地罩,都高興得蹦高。紙包越捅越深,終於有一天,我那把鏟子夠不著了,非但夠不著,連鏟子也拿不下來了。
那天我和黃黃兒們在廚房看莫姜殺鱉,母親來了,問櫃頂的牛肉乾怎沒了,我說八成是黃黃兒乾的,這時黃黃兒用無辜的眼睛看著我,阿莉的尾巴也夾起來了,偷偷想往外溜。母親從背後拿出鏟子說,黃黃兒還會使鏟子嗎?
我無言,莫姜說她的鏟子丟了有些日子了,原來在柜子頂上,莫不是被耗子拉了去?
我說,可不,落地罩上有十八隻耗子哪!
我的狡辯給我招來了一頓撣把子,不是莫姜攔著那根撣子棍非折了不可。看我挨打,劉媽還在旁邊添油加醋,說那天在立櫃跟前看見我翻白眼就料定沒什麼好事……
十八隻耗子偷牛肉乾,讓我落下了「耗子丫丫」的名號,自此葉家人叫我「丫丫」的時候,前邊必定冠以「耗子」稱謂,使我的名字像日本人一樣地冗長。
想起小時候的淘氣,想起耗子丫丫的小名,讓我不自覺地露出了笑意。挨打的溫馨,偷嘴的愜意,釀造成家的溫暖,刻錄成記憶的光碟,拿出來,永遠新鮮如昨,猛然間有人推了我一把,一個男的大聲說,說你哪,多少遍了,裝聽不見,給老太太讓座!
有女的搭茬說,還戴著眼鏡呢,什麼素質?
我扭頭一看,才發現身邊站著個提塑料袋的老太太。老太太無疑是趕早市的,西紅柿、黃瓜之外,還有一張頂著花白頭髮的臉。我惶恐不安地站起來,解釋說在想事情,沒聽見,對不起。花白頭髮坐了,冷冷地應酬性地說了個謝字。男的依舊不依不饒說,想事情,理由多充足啊,真會編,北京的好風氣硬是讓這些外地人給破壞了。
女的戳了男的一下說,二十年前你也是外地人。
男的說,咱覺悟高。
花白頭髮在座位上說,您看滿大街溩漾溩漾的人,都是外地的,過春節都回去了,北京大街上見不著幾個人兒,那才是真正的北京人。
男的說,可不是。
我將手裡「陝西某某會」的提兜字面朝了里。我不知道,這大公交車裡,外地人究竟有幾多?
看那花白頭髮,年紀未必有我大,當然不能問年紀,剛才已經是大失禮,給「外地人」大丟面子了。看來花白頭髮和男的已經結成了同盟,將一腔感激不是給了讓座的我,而是給了讓我起來的男的。可我實在咽不下這口氣,笑著對花白頭髮說,這位大姐,我可是地地道道北京人,我們家從順治那會兒就住在北京了。
花白頭髮說,我們沒說您,您可別多心哪。
犯不著剛下火車就跟北京人置氣,北京的貧老太太還見得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