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歌的審美向度到中晚唐已蔚為大觀,五言如「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韋應物),再如「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溫庭筠);七言如「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劉禹錫),又如「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白居易)。尤其是白居易的詩,有著這個帝國最龐大的熱愛者。如果他開微博的話,粉絲必然是超過李白、杜甫的,李商隱也不在話下。
除奇聞怪談外,《酉陽雜俎》中還有大量的唐朝社會新聞,段成式以別樣的視角,記載了白居易受歡迎的程度:「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嘗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記。反手指其札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鎖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晚唐時,荊州有市民叫葛清,是白居易的狂熱粉絲。狂熱到什麼地步?在他身上,自脖子以下刺了三十多首白居易的詩,同時還配有插圖,最終促成「體無完膚」這個成語的誕生。如在「不是此花偏愛菊」一句旁刺了幅畫,畫上有人手持酒杯,站在菊叢前;又刺有詩句「黃夾纈林寒有葉」,所配插圖是棵古樹,葉如彩色絲帛,繪工精繁,令人叫絕。類似的詩畫,在全身上有三十多處。段成式居荊州,與朋友夜宴,曾親自找來此人,現場觀看了身上那些詩畫刺青,大家稱之為「白舍人行詩圖」。
這則來自唐朝的新聞神奇如此。放到現在,必然是報紙社會新聞版的頭條。
新聞中除道出葛清如此迷戀白居易的詩歌外,還傳達出另一個信息:作為唐朝城市裡的流行時尚,刺青在生活中是多麼普及。
刺青,或稱文身,作為一種民間習俗,古來有之。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古越國,其民「斷髮文身」。作為一種圖騰文化,刺青最初跟自然崇拜有關,被認為具有避邪的功能。再後來,功能漸漸具體,成為一種刑罰,即「黥刑」。直到西晉時,法律還規定:「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段成式的三從兄,唐德宗貞元年間出行,隨從在地上拾了數片顱骨,欲以其為藥引,其中一片上就寫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蹤入骨也」。
刺青的民間化開始於唐朝,不但流氓喜歡,而且文人也喜歡,技術水平也越來越高,成為被欣賞的藝術妝飾。所刺內容,主要為動物、人物、花樹、佛像、文字。到北宋,作為刑罰的刺青依舊存在,宋江哥哥和殺人狂武松,犯案後臉上不就被刺了字嗎?雖然是文學作品中的角色,但並不影響對所處時代風尚的反映。同時,妝飾功能更加突出了。史進、燕青、魯智深身上莫不有精美的刺青。李師師看完燕青背上的刺青後愛慕不已,當時就有了私奔的念頭,由此可見刺青之魅力。南宋後,刺青漸漸淡出生活的視野。再到後來,刺青者被習慣性地認為是黑道人物的標誌,成為審美文化中的禁忌。當然,現在又當別論了。
《酉陽雜俎》中,不僅僅記載了葛清的故事,還有其他令人叫絕的,不妨摘引如下: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札,備眾物形狀,持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部,三千餘人,悉杖煞,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太寧坊力者張斡,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可胸腹為山亭院,池榭、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長安市井多惡少,喜歡刺青,一人名叫張斡,左右胳膊所刺的字樣確實酷。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札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系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成都小將韋少卿,不愛讀書愛刺青,胸前刺一棵大樹,枝上落著數十隻鳥;樹上垂下一面鏡子,鏡鼻上系有一根繩子,其繩引至一側為人所牽。人問其意,答:沒讀過玄宗時宰相、燕國公張說的詩么?其中一句叫「挽鏡寒鴉集」!宰相張若天上有知,當感動得再死一次了。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豆脫杖捷如膠焉,後為黔南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優伶等即大叫毀而為痛狀,以此為戲樂。
崔承寵官至黔南觀察使,少年時曾在身上刺蟒蛇,蛇頭在右手,經胳膊,在脖子上纏了一圈,往下盤桓於小腹,再向下直至小腿方止。平時會見賓客,往往用衣袖將手上的刺青蓋住,但喝醉後就顧不了那麼多了,常舉手伸腕,抓住表演節目的優伶取樂:「讓我身上的蟒蛇咬你,信不信?」做到黔南觀察使官已是不小了,但身上仍保持刺青,可見唐時這一時尚多麼流行。
賊趙武建,札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上刺葫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奇異的是,二盜賊於臂膀所刺之詩,都被收入《全唐詩》。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鬥,嘗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為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成都無賴趙高性好鬥,曾入獄,因其後背刺有佛教毗沙門天王的畫像,官吏不敢杖打其背。這倒不失為一種躲避杖刑法。不過最後還是挨棍子了。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嫠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他事杖殺典。及大和中,南蠻入寇,偃領眾數萬保邛峽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撻。恃其力,悉眾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槍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
將仇人的名字紋於身上。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妝高髻,月給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妝稍佳,崔怒曰:「汝好妝耶?我為汝妝!」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妝焉。
一個生性嫉妒的女人,不叫身邊的女婢梳高髻,化濃妝,有一新來的婢女不知規矩,化妝稍濃,引得該婦大怒:「你不是好化妝嗎?我給你化!」於是叫人刻其眉,用青顏料填上,又將鎖柱燙熱,用其烤婢女的眼角,後於傷口處敷上朱粉,及至肉痂脫落,傷處一如所化的濃妝。
近代妝尚靨如射月,曰黃星靨。靨鈿之名,蓋自吳孫和鄭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葯,醫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珀太多,及差,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甚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點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唐朝女孩喜歡化一種叫「黃星靨」的妝,即以丹粉點面頰,形似酒窩。此外,女孩還喜歡作「花子」即梅花妝,起自上官婉兒。當時,婉兒因傷及額頭,留下傷疤,乃於傷疤處刺了一朵梅花作掩飾,誰知該妝竟風靡宮廷,傳至民間,中唐時已成女孩化妝的首選。另外,唐代宗大曆年間之前,嫉婦們在家庭生活中一不如意,便喜歡在丫環或小妾臉上作月亮或銅錢狀的刺青,時稱「月點」「錢點」。
唐朝時,長安、成都、荊州是三大刺青地。
這三個地方,段成式都長時間生活過。長安為首都,刺青風尚自然立於潮頭,但工藝最精妙的卻是成都和荊州。成都的刺青在色澤上冠蓋天下,鮮亮明艷得猶如卷畫,段成式曾問其秘訣,有小工答:只不過是用質量最上乘的好墨罷了。從中唐開始,由於市場需要的增加,產生了一個新職業場所:刺青作坊。在荊州,貞元年間,從事刺青的手藝人就研發了一種萬能印,上面有一排排刺針,可隨著魔方般的轉動,任意使用所需要的。
從中唐時代起,一些貴族女孩也開始在肩膀上刺花朵與水果了,比如芍藥,再如牡丹,又如小巧的櫻桃與爆裂的石榴。
關於刺青的故事,該說的都說了。
現在,還是回到開篇的葛清身上,順著所刺的那一首首詩,追尋一下白居易的人生路程吧。為什麼從市井上的葛清,到大明宮裡的皇帝,從日本的留學生,到夜宴的座上賓都狂熱地喜歡著他的詩?如果一個人的作品被高端人士喜歡,那麼很正常;如果一個人的作品被大眾喜歡,更沒什麼奇怪的。但是,假如一個人寫的東西,同時受到高端和大眾的迷戀,那麼這個人就值得研究了。
白居易,字樂天,祖籍山西,唐代宗大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生於河南新鄭,也就是陽曆的2月28日,李白、王維的陽曆生日也是這一天。雙魚座的白居易聰慧而刻苦,細膩而敏感,又有剛直一面。跟成長在「安史之亂」後的唐朝青年一樣,他還有家國的情懷,希望通過努力,重現大唐盛世。不滿二十歲時,白居易去長安漫遊過一次,拜見了老詩人顧況,留下那個著名的典故。顧:「長安米貴,居大不易。」看完白詩後,又言:「有才如此,居又何難!」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八歲,入長安參加科舉考試,因詩賦才華橫溢,一考即中。他被授予的第一個官職是秘書省校書郎,負責在皇家圖書館校對訂正典籍。按仕途慣例,進士在朝廷干過一段時間後要到基層鍛煉,白居易隨後做了長安附近的周至縣縣尉。在周至的日子,白居易筆耕不輟,寫出人生第一首傑作《長恨歌》,一夜之間名滿長安。接下來,陸續做了翰林學士、左拾遺(諫官)、京兆府戶曹參軍(長安財政局長)、太子左善贊大夫(東宮太子的屬官)。做左拾遺時,剛直方正,贏得了名聲,也得罪了人。隨後,就到了對詩人來說極為重要的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這一年夏六月,藩鎮李師道派遣刺客潛入長安,在力主削藩的鐵腕宰相武元衡入朝途中將其刺殺。這是自古以來未有的事件。白居易怒髮衝冠,第一個站出來向皇帝上疏,要求全力捕捉刺客。
在我們看來,不但沒錯,且忠烈可嘉。但官場的規則,白居易忘了;他做諫官時得罪過的人,白居易忘了。所以,有大臣站出來指責白居易:白擔任太子左善贊大夫,是東宮太子屬官,而宰相被刺後,上疏言事的應是朝廷諫官,白居易先於朝廷諫官上疏,破壞了朝廷規矩,也就是說越位了。就在這時候,還有人向白居易砸去更重的石頭,這就是「不孝」的罪名,稱白居易之母因看花落井而死,白在守孝時卻寫下與花、井有關的詩歌……
各種看著白居易彆扭的人暫時團結在一起。這樣一來,憲宗皇帝也騎虎難下,於是貶白居易為江州刺史。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時非常重要,屬中上等州,可以看作皇帝的照顧。但白居易剛出長安,時任中書舍人的王涯(死於「甘露之變」的那位宰相)落井下石,對皇帝說,不孝的人怎麼能做一州刺史?憲宗只好追加了一道命令,再貶白居易為江州司馬。
命運彷彿跟白居易開了個玩笑。他不明白自己錯在哪裡,即使先於諫官上疏,不合朝廷規矩,也罪不至此吧?後來我們看《唐律疏議》發現:這確實不構成罪名,何況上疏的背景是宰相被刺這樣的特殊事件。他更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落井下石。一路行船,白居易陷入巨大的迷惘。還好,途中收到摯友元稹的書信,山水間孤立無援的白居易一時間熱淚盈眶。
此時白居易詩名天下皆知,江州刺史對他非常照顧,所以白居易雖官為司馬,但實際上是非常閑的。他常一人獨上廬山,那裡有著名的東林寺。白居易在山上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別墅。幽谷花樹間,白居易訪僧問道,流連忘返,「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儘是非心」。但實際上,詩人仍意氣難平,在與妻兄《與楊虞卿書》中,他這樣寫道:「(武元衡被刺後)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反憂國之甚也?仆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
轉年秋天的一個傍晚,白居易於江邊送客,蕭瑟秋風撫過,詩人感到一絲人生的寒冷。然後他就看到那傳來凄美琵琶聲的小船,《長恨歌》之外的另一首傑作《琵琶行》由此誕生。在這裡,不想去說詩歌本身的藝術價值,而只想靠近詩人那一夜的心境。對他來說,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兩句說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在這個夜晚,他這樣的士人,與一個流浪的琵琶女,有什麼不同?詩人另一種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經在江州悄悄拉開一角。
貶官前,白居易剛直激切,勇於言事,深得東漢士風;貶官後,趨向於獨善其身,「世事從今口不言」。後來的白居易,在長安與外地的仕途間輾轉,最終在東都洛陽做了閑官,跟裴度、劉禹錫詩酒相酬,野遊夜宴,一心一意地實踐著自己的「中隱」哲學。大隱隱於長安的朝廷,小隱於這個國家的山野,中隱則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閑官。
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陽,白居易、裴度、劉禹錫等十五位名士,模仿東晉的蘭亭雅會,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春宴。「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啟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等十五人合宴於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亂」成全了杜甫。但從士人心靈史的角度看,給後世影響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隱」概念的最初闡釋者和實踐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驅。他按自己的意願和方式度過了後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線,堅持著自己的人生意志。在中晚唐綿延四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沒有投入哪一方陣營,哪怕他是「牛黨」主力楊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與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親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黨」一邊,哪怕始終厭惡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詩篇扔掉。當兩黨成員為扳倒對方而紛紛親近專權的宦官時,白居易依舊不為所動地堅持著自己獨立的人格。《新唐書》對他的最終評價是「完節自高」,這非常準確。
唐武宗會昌二年(公元842年),白居易七十歲,以刑部尚書致仕,正式退休。白居易退休那一年,摯友劉禹錫離開了這個世界,密友元稹多年前就不在了。前幾年,同居洛陽的老上級裴度也去世了。看不上自己的李德裕還在,唐武宗即位後深得信賴,回長安做了宰相。在他的鐵腕治理下,不敢說回到盛唐時代,但跟憲宗時的「元和中興」有些相似了。白居易在失落中有些欣慰,那些都是他曾經的夢啊。
朋友們一個個地離開這紛繁險惡的人間,是什麼支撐白居易繼續走下去?「棲心釋梵,浪跡老莊」。
始於儒,中於道,終於釋。
晚年的白居易,經常流連在洛陽的群山中。
看一下唐人康駢筆下晚年的白居易:「白尚書為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勝境,靡不追游。常以詩酒為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侄同游,倚欄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灶,安桐甑而炊,卯角仆烹魚煮茗。溯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嘆,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傅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說的是,工部尚書盧簡辭,在洛陽伊水邊有別墅,此年冬天落雪之際,與家人登亭遠眺,忽見清寒的水上,有小舟一艘,上有一人著白衣,與高僧閑坐,神姿高逸,或烹魚煮茗,或吟詩長嘯,舟過盧家別墅時,簡辭叫人打問是誰,回稟道:是白居易先生,正往香山寺去。
盧簡辭追羨良久,以後逢人就說所見的這一幕。這是現場目擊者眼裡晚年白居易的最真實寫照。
作為一個佛教的接受者,白居易喜佛而不妄佛,只是把佛禪(包括老莊之道)作為自己心靈的補充,在這個過程中去獲得庄、禪悠然自得之樂,從而開闢了兩宋士大夫的心靈之路。中國士人的心靈步伐止於白居易。因為白之後的士人在心靈上沒拿出更新的東西。至於被我們認為的士之完人蘇軾,在內心軌跡上所追尋的也正是白居易之路。
白居易雖閑居洛陽,但在詩壇上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大,全面超過了同時代的其他詩人。無論帝國哪個階層的人,出口都能背誦白居易的詩。作為一個詩人,還有什麼比這更叫人高興的呢?會昌六年(公元846年,此時武宗死,宣宗即位,還沒改年號),七十五歲的白居易病逝於洛陽。朝廷贈尚書右僕射。詩人一去,唐朝詩壇空了半邊。白居易作何想法?還好,為他寫墓志銘的人叫李商隱。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這是白居易的《問劉十九》,一首小令。可是,也許就在這短短的行間,包含了他一生的夢想、痛苦、歡愉和嘆息。唐宣宗即位之初,有意起用閑居洛陽的白居易為宰相。但詔書還沒發出去,白居易去世的消息就傳來了。宣宗傷感不已,提筆寫下《吊白居易》:「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