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書面報告都石沉大海,沒有人給我們任何的反饋。果然如王四川說的,雖然我們經歷了一切,但是卻一定不會告知我們真相。
本來,到了這時,我們的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理應把我們抽調回地面上。但是,我們最後拿到的命令卻都是原地待命,這讓我感覺不太對,總覺得有什麼事情在等著我們。
上頭是不會解釋的,我們只能接受。當時倒也沒有什麼怒言,本來就算是犯了錯誤混了過去,也不敢放屁。
我們被安排進了一個衛生連,住在鐵網上臨時搭起的木台上,和其他的地質隊員不在一個區。上頭派了一個校官,給我們開了一個小會,講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我們在這裡經歷的事情被列為了機密,誰也不能提。
在另一邊的隊伍里,也應該公布了紀律,所以沒有人問我們,但所有人看我們的眼神都不一樣了。一支隊伍只有我們四個人活下來,會有各種不同的傳言。有的說我們差點瘋了,因為有人說,我們兩個正因為敵特問題而被特別調查。我也說不清楚,他們的眼神里包含的是恐懼還是憐憫,只是無端端有些可笑。
在衛生連里,我還驚訝地看到了裴青,他的白頭髮更多了,但顯然當時待在倉庫里的他們,反而是最安全的。
我們聊了一會兒,我才知道在我們之前作第一份報告的人,就是他。
他淡淡地告訴我,他那邊有四個人倖存。說的時候,他顯得很冷漠,我看著他的眼睛,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我沒有看到老貓,裴青也不知道他的消息,想到老貓我就覺得沒那麼簡單,這樣的老狐狸不會死在這種地方吧,也許在司令部那邊?不過他是當時跟著老唐離開的那批人之一,很難說結局如何。
在以後一個月時間裡,我們也盡量安分守己,王四川在地質大隊這批人里,有自己的小圈子,一點一點地打聽,逐漸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是,它們並不重要。
我們一天天地混日子,遠遠地看到電焊的火花到處都是,再加上那些被帆布蓋著的蘇聯裝備,我開始確信事情不對勁。
即使對這裡有長期考察的需要,也用不著進行如此緊密的工程修繕,這裡的情況,反倒像在進行某種大型工程。
事情好像並不是要走向結束,而是要開始什麼大型準備工作。
在壓抑潮濕的環境下,這種感覺讓我覺得非常不安。
這種想法後來一次又一次地被強化,到了半個月以後,另一邊的地質勘探隊,開始陸續撤離,而我們這邊配給的伙食,也升級了。我第一次在我們的飯盒裡,看到了整隻的雞腿。
在那個年代,雞腿這種東西的珍稀程度幾乎等同於現在的熊掌。在大型的集體飯里,雞腿這種食物的等級之高是很難想像的。
我那二十多年吃的最高等級的伙食,是在延安一次報功會上,克拉瑪依大捷以後,我作為青年代表作報告,當時的伙食里有大豆和鹹肉,有三塊之多。對於干細糧都沒吃過多少的人來說,三塊肉的味道之鮮美簡直比龍肉都美味,這件事情也成為我最讓人羨慕的談資。
而再以我弟弟為例,他們後來在東北插隊,細糧的配給是一個人一個月半斤,那是什麼概念,大米飯從來不是飯,是當糖吃的。
你可以想像,我看到雞腿時的震驚,我甚至懷疑自己發昏看錯了。等我吃了幾口以後,那種油脂爆炒的香味就讓我發起抖來。
那頓飯我吃了整整一個小時,才算徹底把雞腿吃完,吃完後心裡想的是,我要是回去說給我們局裡的人聽,他們該嫉妒到什麼程度。
王四川倒不在乎,他住在山區,有打獵的習慣,他的手藝那麼好,平常打幾隻野雞很平常,以後的幾頓伙食,雖然再沒出現雞腿,但還是有很多東西,比如說香菇和蝦。
蝦是真正的稀缺品,但我卻不如吃雞腿那麼興奮。我出來到處跑賺的工分和糧票幾乎都給了家裡,我的弟弟知道我辛苦,常在溪水裡釣蝦,然後做成蝦干寄給我。我看到蝦的時候想起了家裡,猛然間有點感傷。年少輕狂,這種感覺我很少有,在這種情況下反而又是格外的感觸。
一邊忐忑不安地等待著進一步的消息,我一邊還是偷偷往醫療區跑,想去見袁喜樂一面,即使見不著,能在她帳篷外面待一會兒,感受那種距離,腦子裡想像當時在一起的事情,也總能讓我寬心一笑。
其實在那時候,我可以托王四川找他那個圈子裡的朋友幫忙打聽,但我終究開不了口,原因里摻雜了害羞和顧慮。而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該怎麼開口,我害怕被他們追問。
這種煎熬一直到一周以後才消失,那時候我像往常一樣去醫療區溜達,忽然發現帳篷門口的警衛撤掉了,帳篷的門是敞開的。
我愣了一下,還以為自己走錯了,仔細一看才發現就是這裡,立刻渾身一陣冷戰。
袁喜樂的帳篷也解封了。
這說明什麼?是她和馬在海一樣不治身亡了?還是說她也痊癒了?
我搖了搖腦袋,把不祥的念頭撇去,看著洞開的帳篷忽然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以前來的時候,每次都盼望能進去,現在門打開了,反而又不敢了。
我忽然發現,其實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表情和姿態去面對袁喜樂。
在門口待了半天,我才勉強壓下心頭的悸動,硬著頭皮走了進去,進到帳篷里的那一刻,腦子幾乎已經一片空白了。
可是,我馬上發現,帳篷里沒有人,床上沒有人,被子掀在一邊,吊瓶卻還掛著。
我走了一圈,走到她的床邊,摸了摸她的床鋪,想著她躺在上面的情形,也許她出去放風或者做檢查去了,起初的激動慢慢平靜了下來。
「你在這裡幹什麼?」正發著呆,背後忽然有人說話。
回頭一看,一個中年護士正怒目瞪著我。
我也是傷員之一,她也照顧過我,我立即道:「我來看望袁喜樂同志,她是不是沒事了?」
「她去做檢查了,白天都在其他帳篷里,晚上才回來。」她道,「這裡是女兵帳篷,你要探病得先約時間,找你們領導組織大家一起來。」
我道:「我看見警衛撤走了,以為可以來探望了。」
「一個一個來病人還要不要休息?」她拿了桌上的一隻鐵飯盒往外走,估計要去食堂打飯,「你別在這裡等了,她回來我也不會讓你單獨見的,回去吧,記得把帳篷門拉上,回來以後如果你還在我可就不客氣了。」說著急匆匆地離開了。
我嘆了口氣,忽然有點失望,還以為終於可以看到她了,結果還是看不到。晚上這裡是不允許其他人進入的,我不可能等她回來。
把病床整理了一下,我又看著床鋪發了會兒呆才準備離開,走了幾步,我忽然想給她留點什麼,讓她知道我來過了。
摸遍身上,我只摸到一包煙,瞬間嘆了口氣,想到了當時在避難所里她也要煙抽的情形,不由得有些難過。我抽出其中一根煙,把煙盒子塞到了她的枕下,終於轉身離開。
出了醫療區抽上煙,我忽然覺得心中的各種浮躁稍微平復了些。又想著袁喜樂能不能發現煙盒是我留下的,起了一剎那的錯覺——我正躺在她的枕頭下,等她回來。
之後的幾天我都沒有再去找她,因為從起床開始,我就開始學習各種思想語錄,都是指導員在營地里組織的自發性自學。本來政治覺悟就是我們的弱項,根本學不進去,再加上沒法去看袁喜樂,我更加有了厭煩的感覺。
在這段要命的時間過去後,後來被我們稱為「趕鴨子」的第一次通氣會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