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底飛到上海,才下飛機,就覺得空氣冰冰薄薄,台北還像初夏,略一跑動就流汗,上海卻不,已經是深秋了。
手上的劇本不曾離開過,讀了又讀念了又念,我向來覺得自己才華不多,只是比較敏感和願意嘗試,因此可以演戲時,我每每都告誡自己一定要用功,常常朋友問我在做什麼,我都答「做功課」,像個小學生,把劇本當課本,戰戰兢兢地念。
演戲很怪,像一個會上情緒魔術的魔術師,一叫哭就哭叫笑就笑,有時對著空氣劍拔弩張,有時深情款款,事後回到屋子再想都好笑,到內地拍電影是第一次,心下也有些緊張,但上影廠將一切招呼好,我也就放心地休息了幾天才開始拍攝。
《我血我情》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我說的有趣並不是指好笑或好玩,而是名值得探討的部分。一個啞巴的女孩因為黨爭而嫁到上海,但丈夫卻不久後離世,她年紀尚輕又清潔單純,和丈夫的弟弟年齡相仿,於是兩人有了一段朦朧的情感。只是弟弟為替哥哥報仇,一夜不辭而別,再過幾年,這家中的長子,也就是她未婚丈夫的大哥央求她嫁他,為感念大哥照顧她的恩情柔義,她便嫁了,卻在結婚當天,弟弟又出現,並且為家中帶來了敵人的殺機,於是家中陷入了情感、義氣和恩怨的漩渦里。
這樣的故事,剛看真是驚心動魄,30年代的上海雖然正是開放的前衛都市,但一個啞巴女孩和三個男人糾纏,而且還是三兄弟,想必現在這麼開放的叨年代聽起來都會咋舌,於是找來導演和製片在飯店討論,問了一堆道德論的問題。對我來說,演戲最快樂就是「尋找角色」的過程,我常會自問「為什麼她這麼做」、「為什麼她這麼選擇」,先問一大堆為什麼,從很抽象的對待角色,再慢慢惜由找到答案的過程進入角色,這個階段有時很像一個心理分析醫師,在「尋找角色」的過程當中,你可以發現人性的善惡強弱,心中全有同情,會有感動,而這些情緒,身後就是表演吐最好的傳達。當然每一部戲和電影的導演都不同語求的也不同,我也試過拍候孝賢導演的《南國再見南國》,完全不做功課,只憑感覺,在現場即興表演,這樣的調整會視情形而定,但真的很有趣,像一個好的香水師,采了千百朵花,最後卻只萃取一滴精華,這種經驗常常會令我覺得人存在是有意義而且有創造生趣的。
導演一一回答了我的問題,他很年輕,長發技在預測,沉思時會用手指頂著下巴和唇,像是大學裡憂心國家的知識青年,當他給了我答案又給我空間自己去發揮後,我就又回到房間里抱著劇本發獃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部電影「BreakAWave」,是1997年坎城影展的參展片,也獲得了獎,我忽然頓悟,劇中的女主角很愛她丈夫,她丈夫卻因為鑽油而受了重傷,腦部受創神智混淆,他常會要她的小妻子去和別的男人發生關係,然後講述給他聽,藉此刺激他的求生意志。我在看片途中泣不成聲,一直罵那個妻子太笨,等到片尾妻子因遇到壞人喪生,丈夫卻活了下來,於是審判長問醫生:「你要怎麼填這個女人的死因?」醫生思考了很久說「善良」。對,死因是善良,在英文叫TOOGOOD我們中文會說濫好人,一個濫好人為了要讓每個人都快樂她可以犧牲自己,但卻反而弄巧成拙越來越糟。對我來說,《我血我情》里的女主角盈盈就是個濫好人,TOOGOOd,善良,當初二哥在黨爭中救了她;她父母懼亡,於是請她到上海,她回首前程茫茫,眼前的人深情款款,她不忍拒絕,也不會拒絕,從小到大她是家人的掌上明珠,家人在包庇地下黨她自己並不知道,直到父母去世,她才驚覺自己只剩一個人了,失去了父母的羽翼遮蓋,她來不及摸索就被二哥信誓旦旦地接到上海,她原想這樣也好,這就是我的一生了,卻沒想到三弟晴光年輕好動卻不知覺感動了她,她甚至純良到不曾察覺這樣的事有何不妥,盈盈沒談過戀愛,她是個小孩子,只是浸在一種增俄的喜悅里,直到二哥出事,三弟晴光跟著離家,她才驚覺,原來,這可能是愛情,但她情何以堪,這些男人走時不通知她,來時也不通知她,只給她愛卻不給有形的呵護,她漸漸的死心,而且成長。
那為什麼嫁大哥呢?對這個一向只有陽剛沒有陰柔的大宅,盈盈無異帶給每一個異性一種美好印象,沾有香氣的衣服、麻花大辮,這都是一直只顧兼代父職及一家之長的大哥想都沒想過的,他知道他們之間的感情,所以沒有表達,但時間一點一點過去,盈盈不再是女孩,他怕歲月回憶都會孩找了她,於是問她「嫁不嫁」?盈盈見?似乎也只能是「嫁吧!哪裡也去不了,而眼前的人對她,真是生生世世的重情」。於是嫁給了他,從此不再多思。當我把這些條理一想明白,心情立即大好,相信會是一部好的電影。
在上海拍戲很快樂,上海電影製片廠的人們待我好得如同手足,吃的喝的從來也不少,知道我想家,也會約我去吃飯聽音樂解悶,三個男主角中以飾晴光的黃亞男在對手戲份上較多,年齡又相仿,我們常在片場抬權打發漫長的等待和寒冷,還有攝影組、燈光組的用心,每上鏡頭都好美,還被吳永林大哥開玩笑說「拍的太漂亮了」。最常在一起的是服裝和化妝,一伙人圍著小火爐吃瓜子、糖炒栗子好像已經是過年的氣氛,這些和我在台灣的經驗是大不相同的,我很珍惜。
快拍完的前幾天,我因入圍1997年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整個劇組就說是他們帶了好運給我要我請吃飯,正好導演也很感謝這次大夥近乎共同創作,一人指揮的配合,就和我一人攤了一半費用請客作東。吃到一半時,周圍人開始敬酒,平常不喝的我也因離情依依喝了起來;又被起鬨叫唱歌,唱完歌后又和大夥一一拍照,每個工作人員的每一張臉,喝的紅彤彤的臉龐,我至今仍一一記在腦海里。
在飛回台北的回程上給劇組打電話,劇組的人還說「飛機不飛了」,要不就說「轉一圈又回上海改」。聽著他們熟悉的聲音,再想下次見面怕又要一段時間,終於感覺離別的不舍,班我來說不論演技,或者人生的路途上,都像多獲了一盤珍寶似的,這些滴滴點點的經驗及回憶都將深植在我心裡,收在我的寶盒中,永遠珍存。